第 15 章
伊登斯塔特,然后就跌跌撞撞地开始了在城内废墟上历时三天的群体xìng“xìng捕猎”行动。凡是和他们遭遇的德国女xìng几乎都不可能逃脱被这些“解放者”疯狂蹂躏的命运。根据当地的一位女医生卢茨的回忆,在那三天里光是来她医院就诊的被强jiān致伤的fù女就超过600人,有一个伤号在一夜之间被法国人折磨了上百次,其间昏死过去十多次。根据德国官方的统计,在斯图加特及周边地区被法军士兵强jiān的fù女为1198人,其中年龄最小的14岁,最大的已经74岁。
那么,在“二战”期间对欧洲各国犯下累累罪行的德国军队的xìng犯罪记录又如何呢?
纽lún堡国际军事法庭曾以4条罪行对纳粹德国进行了起诉并定罪,其中有一条是可以包括强jiān行为的“违反人道罪”,但公诉人并未对德军的强jiān罪行提出指控。
战后,世界各国(包括德国本身)对纳粹德国的罪行都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揭露,但德军的大规模强jiān行为从未被涉及到。
德国的哥廷根历史研究会指出:“强jiān风潮在德国军队中从未发生过。少量的个案受到了德国军事法庭的处罚。”
在“二战”中曾亲身受过苏军xìng侵犯的劳申贝克女士在她1993年发表的《从皮卡棱到沙德林斯克》一书中也提到了这一点,她说:“德国军队在苏联的乡村(特别是乌克兰)犯下的大量罪行无可置疑,但强jiān行为是要受到惩罚的。”
在我采访过的德国老兵中,无人承认其所在部队发生过强jiān行为。
柏林的罗迪老先生说:“我在当兵的时侯从来就没有听说士兵强jiān俄罗斯女人的事,这是严格禁止的。”
不来梅的老兵奥克尔回忆说:“对强jiān行为的处理时间很严厉,如果强jiān行为被投诉,肇事的人会立即被押送军事法庭审判。在战事紧张的时侯,这样的人会先被送入缓刑营,然后被送到最危险的前线去作战。我当连长的时侯,一个士兵因为盗窃被判刑,他在监禁期间给我写信,说他宁可回前线来战死。关于军纪要求,我作为连长知道的要比普通士兵多一些,因为在升军官之前我要参加军校培训,在那里我们不仅要掌握武器和战术,还得搞清楚很多规矩。”说着话他拍了拍脑袋,“真不知道这个老东西里怎么能装这么多东西。”
事实果真如此吗?在危险而动dàng的战争环境里,凶悍而阳刚的德国军人真的会在占领区的fù女面前变成了压住yù火的“谦谦君子”吗?更深一步的采访和史料查询帮我解开了这个谜团。
从普鲁士时代起,德国军队就有重视荣誉的传统,侮辱fù女显然是违背这个传统的。
到第三帝国时期,除了传统观念的影响以外,限制军人的强jiān行为还有另外的两层考虑,其一是要杜绝军队发生xìng病,导致战斗力下降;其二是防止“优良”的雅利安血统和其他血统的混合,导致种族异化。据纳粹德国1943年12月14日统计的官方数字,党卫军系统设有固定法院31个,随军队行动的师、旅级法院20个,军团级法院5个,共有法官204人。在国防军方面,1942年10月2日专门成立了一个编号为999的“缓期执行师”,最多时关押了3万名有损“军队荣誉”的军人。这些军内执法单位的主要功能是监督和处罚违令、违纪、背叛和战场脱逃,其中检查违纪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看当事人是否犯有强jiān罪行。
就德军的指挥层而言,士兵对fù女实行xìng侵犯是严格禁止的,这和“二战”期间日军阶段xìng地对士兵实行xìng放纵的做法有着明显区别。但这一点并不说明在德军不存在个体的xìng犯罪行为。战争初期的一连串胜利,使德军的占领区迅速扩大,战线广阔而遥远,军队对士兵的控制力相对变弱。加之纳粹种族主义的宣传作用,很多士兵对东部战线的异国平民的人格采取鄙视态度,一些色大胆也大的军人开始尝试通过武力从占领区平民身上获得xìng满足。
1939年9月德军占领波兰后,侵犯当地fù女的事件时有发生,第14集团军总指挥李斯特在当月命令下属采取措施来约束侵犯和强jiānfù女的行为。
1941年9月,陆军元帅君特.冯.克鲁格(后卷入军内推翻希特勒的密谋活动,并因行动失败而自杀)在苏德战场上对军队下达了制止强jiān行为的命令。
根据1944年的德国军事法庭判例统计,在总数为1700万德国军人中,xìng犯罪判例为5349个,占军队总人数的万分之三,和美军进入德国后的xìng犯罪比例大致持平。
在欧洲战场上的“二战”史卷中有一段没有受到过任何追究的规模浩大的军人群体强jiān罪记录,那就是苏军在征服纳粹德国后的大规模xìng放纵行为。
“二战”欧洲战场参战国军队的xìng犯罪记录(2) 德意志的另一行泪 “二战”德国老兵寻访录 收藏本书 字号 -+
由于这些犯罪者属于反击侵略的一方,而受害者属于世界公敌的一方,这一骇人听闻的集体罪行不但没有受到过惩罚,甚至没有引起过国际社会的真正关注和谴责。惟一对人类历史上的这场规模空前的强jiān浪潮怀有刻骨铭心记忆的,就是那一批被蹂躏过的德国fù女。很显然,让她们再去相信这个世界还存在正义和公理已经很难很难。
我曾经试图请一些德国老太太讲述这段历史和个人经历。尽管我的表达非常婉转,但还是没有任何人回应我的请求。对此,我在失望之余也能够给予理解。当年,她们失去了做人的尊严,剩下的惟一价值就是在qiāng口的威胁下听由胜利者泄yù。如此的遭遇她们宁愿忘记,怎么会在一个外人面前自揭伤疤,旧事重提呢?我只有另辟蹊径去寻找历史见证人留下的文字记述,以展现那段对中国人来说几乎是完全陌生的历史。
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了一篇较为详细的强jiān受害人自己写下的受害回忆。
老人名叫希尔德伽特克利斯托夫,在她1997年去世后,她的女儿把母亲生前口述的一些情况在一本名为《每天都是战争》的文集上发表了。老太太在战前曾住在西普鲁士的小城逊朗克(今波兰的特辛卡),战后被驱赶到巴伐利亚州定居。下面是老人的回忆摘要:
1944年末的冬天艰苦异常。东线的战场一天天接近我们。我们的丈夫、父亲、兄弟、儿子全在前线。我们从来没有想过1945年的1月会有什么样的命运降临。1月27日,是前德国威廉皇帝的生日,就在这一天,俄国人的坦克开进了我们的小城逊朗克。俄国人穿得非常厚实,长军装,大皮靴。他们冲进民房,抢走首饰和手表。任何反抗都是徒劳的。遇到反抗,他们就开qiāng。
第一夜,我们几家邻居集中到雷曼啤酒作坊,藏在顶楼上相互壮胆。我的表妹从柏林躲避轰zhà住在我家,她带着一个两岁的孩子。她有一支手qiāng,但子弹很少,还不够我们大家自杀用的。我们在阁楼一夜未眠,听到城里到处都是qiāng声。天亮后大家才敢回到自己的家。俄国士兵到处寻找年轻的女人,只要抓住一个,立刻拖到空房子里,接着就轮jiān。那时我24岁,每天提心吊胆的。
红军掌管了全城的秩序,前6个星期里基本不允许我们出门。一天晚上,俄国人闯进我家抓走了我和表妹。这一点太容易做到了,因为他们禁止所有的居民锁房门。他们用qiāng逼着我们进入一幢空房。那里已经站着一些年轻的女人。接着,集体强jiān开始了,这些野兽扑向我们,一次又一次,持续了整整一个夜晚,直到天开始发亮时才离去。当我们拖着软弱的身子回到家里时,母亲居然非常高兴,因为她看见我们还活着。当时有很多女人被强jiān后就被击毙了。我们小城中有很多人上吊自杀,我们常常要去剪断绳索,埋葬她们。
尽管这座城市有60%的面积是废墟,但还有一些面包房可以使用。俄国人把女人们带去烤面包。我们每天可以得到200克面包。有一天,这些恶棍又把我们带到了一幢空房子里,让我们给他们杀鸡拔毛。全部工作结束后,我们不但得不到一块鸡ròu,反而遭受了新的一轮强jiān!
后来我们被送到城外的一座农场去劳动。在那里喂牲畜、挤牛nǎi、做黄油,给俄国人提供食品。俄国人来取食品时,常常要拉我进空房子。每到这时,我的母亲都要挡住俄国人,苦苦解释我已经怀孕……
阿诺特尼登楚博士战时在东普鲁士小城罗塞尔(今波兰的雷谢尔)的一家医院里工作,他以一个内科医生的视角见证了苏军的强jiān狂潮。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俄国人攻占东普鲁士时,我作为约瑟夫医院的主治医师留在了罗塞尔。1945年1月8日,罗塞尔市在经过很微弱的抵抗后被苏军占领,随即开始了占领者在城内的大规模殴打、焚烧、强jiān和杀人。第一天就有60个居民被杀,其中多数是拒绝强jiān的fù女、试图保护fù女和儿童的男子,以及不愿意向俄国人献出手表和烈xìng酒的人。我的医院有一天收下一个肺部被子弹打成重伤的流产孕fù。在一个俄国人意yù对她施暴时,她表示自己是孕fù,那个俄国人大怒,用脚狠踢她的肚子,并对她打了一qiāng。
强jiān很快成为失控的风潮。根据我在医院的了解,我相信在15岁到50岁之间的fù女中能逃避被jiānyín厄运的只有10%左右。俄国人对他们的施暴对象几乎不加选择,被强jiān者包括80岁的老人、10岁的小孩、临产孕fù和产fù。晚上,俄国人从门、窗或屋顶进入平民家庭,一家一家地搜寻女人,有时甚至在白天就扑向她们。他们大多带qiāng,经常把手qiāng塞进女人的嘴里逼迫她们就范。而且常常是几个人按住一个女人,然后轮换着实施jiānyín,结束时把受害者杀掉灭口。有两个我认识的fù女就是这样被杀的。俄国人还常常一边强jiān一边殴打受害人。
我相信,只有很少的俄国人没有参与这些可怕的罪行。在这方面,军官和士兵很少有差别。当一个遭到强jiān的10岁女童因xià tǐ严重受伤被送到医院时,我实在按捺不住了,我通过波兰翻译责问医院的苏军负责人:究竟有没有可能制止这种行为?!对方答道:“最开始被允许了,现在禁止它就很困难。”当时也发生过把个别罪犯押送到苏军指挥部的事情,但这些人被关押几个小时后就被放掉了。
被强暴者发生xìng病的情况越来越多,特别是年纪小的受害者。治疗的医yào奇缺,yào房都被俄国人抢空了。医院里每天要做25例以上的xìng病处理。很多女孩开始尝试和一个施暴者把xìng关系固定下来借以保护自己。
当苏、德两军的战线终于被推入德国境内时,德国平民开始为苏军的巨大牺牲作出补偿。在军方高层的默许之下,蜂拥而至的苏军把积压已久的怒火和yù火不加克制地喷泻在他们遭遇的德国女人身上。
苏联军队在征服纳粹德国的过程中大量地使用了“解放”这个词,但是,让德国民众认同这样的“解放”观是很困难的。至少对于无数德国fù女来说,俄国人的到来无异于天塌地陷般的灾难。男人被囚,女人遭jiān,一个民族末日的最凄惨景象莫过于此。
关于苏军强jiān德国fù女的史实,迄今为止调查最为深入全面的是两位德国女权主义知识分子--作家兼电影制片人桑德和作家焦尔博士。这两位在童年时期见证过“二战”的女士开展的调查工作持续了整整5年。很多受害人拒绝接受她们的调查,在愿意接受采访的受害人当中,大多数人只同意谈话而拒绝在摄影镜头前露面。桑德尔和焦尔不仅采访了大量受害女xìng,还想方设法接触了一些当年的苏军士兵。除此之外,她们还查询了大量日记、传记、文献以及医院档案。
在这个基础上,两位女权主义者给出了一组比较有说服力的数字结论:在苏军进军柏林期间,约190万fù女遭受了苏军士兵的强jiān,其中140万人受害于在德国东部的逃亡途中,50万人受害于后来的苏军占领区。苏军攻占柏林后,共计10万柏林fù女遭到了强jiān,其中40%的人被多次强jiān,近一万人被强jiān致死。
把以上数字加在一起,被苏军强jiān的德国fù女合计约200万人。这个数字被联邦档案馆和柏林市档案馆的历史统计资料所证实,美国历史学家奈马克教授在《俄国人在德国》一书中也给出了相同的结论。至于在苏台德地区、奥地利以及东南欧地区的德意志族居住区里总共有多少德意志fù女遭受了强jiān,至今没有权威xìng的统计数字。
根据桑德和焦尔两人的调查,在大柏林地区的多数受害者是在1945年4月27日到5月4日之间遭受强jiān的。也就是说,在柏林战役的后期和战斗结束后的最初几天里,苏军在整个柏林掀起了一阵强jiān狂潮。
“二战”欧洲战场参战国军队的xìng犯罪记录(3) 德意志的另一行泪 “二战”德国老兵寻访录 收藏本书 字号 -+
德国《明星》周刊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写道:有时士兵们是排着队强jiān一人的,据目击者反映,轮jiān的秩序通常良好,只是有的人会拽一拽正在做事的士兵的腰带说:“结束吧,该我了。”很多受害者被摧残致死的事实,使柏林城内开始弥漫起了恐慌气氛,很多家长都尝试着把女儿藏进屋顶或杂物堆里,有的则把女儿扮成老fù,但因为这种伎俩因过于老套和普及,往往会被苏军大兵轻而易举地识破,能借此躲过劫难的人很少。
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是,战后能够在这方面展开深入调查的学者多为女xìng。我想,其原因不仅在于受害fù女在同xìng面前打开这充满耻辱的记忆之门的障碍较小,还在于女xìng的学者对当事人的痛苦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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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二战”期间对欧洲各国犯下累累罪行的德国军队的xìng犯罪记录又如何呢?
纽lún堡国际军事法庭曾以4条罪行对纳粹德国进行了起诉并定罪,其中有一条是可以包括强jiān行为的“违反人道罪”,但公诉人并未对德军的强jiān罪行提出指控。
战后,世界各国(包括德国本身)对纳粹德国的罪行都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揭露,但德军的大规模强jiān行为从未被涉及到。
德国的哥廷根历史研究会指出:“强jiān风潮在德国军队中从未发生过。少量的个案受到了德国军事法庭的处罚。”
在“二战”中曾亲身受过苏军xìng侵犯的劳申贝克女士在她1993年发表的《从皮卡棱到沙德林斯克》一书中也提到了这一点,她说:“德国军队在苏联的乡村(特别是乌克兰)犯下的大量罪行无可置疑,但强jiān行为是要受到惩罚的。”
在我采访过的德国老兵中,无人承认其所在部队发生过强jiān行为。
柏林的罗迪老先生说:“我在当兵的时侯从来就没有听说士兵强jiān俄罗斯女人的事,这是严格禁止的。”
不来梅的老兵奥克尔回忆说:“对强jiān行为的处理时间很严厉,如果强jiān行为被投诉,肇事的人会立即被押送军事法庭审判。在战事紧张的时侯,这样的人会先被送入缓刑营,然后被送到最危险的前线去作战。我当连长的时侯,一个士兵因为盗窃被判刑,他在监禁期间给我写信,说他宁可回前线来战死。关于军纪要求,我作为连长知道的要比普通士兵多一些,因为在升军官之前我要参加军校培训,在那里我们不仅要掌握武器和战术,还得搞清楚很多规矩。”说着话他拍了拍脑袋,“真不知道这个老东西里怎么能装这么多东西。”
事实果真如此吗?在危险而动dàng的战争环境里,凶悍而阳刚的德国军人真的会在占领区的fù女面前变成了压住yù火的“谦谦君子”吗?更深一步的采访和史料查询帮我解开了这个谜团。
从普鲁士时代起,德国军队就有重视荣誉的传统,侮辱fù女显然是违背这个传统的。
到第三帝国时期,除了传统观念的影响以外,限制军人的强jiān行为还有另外的两层考虑,其一是要杜绝军队发生xìng病,导致战斗力下降;其二是防止“优良”的雅利安血统和其他血统的混合,导致种族异化。据纳粹德国1943年12月14日统计的官方数字,党卫军系统设有固定法院31个,随军队行动的师、旅级法院20个,军团级法院5个,共有法官204人。在国防军方面,1942年10月2日专门成立了一个编号为999的“缓期执行师”,最多时关押了3万名有损“军队荣誉”的军人。这些军内执法单位的主要功能是监督和处罚违令、违纪、背叛和战场脱逃,其中检查违纪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看当事人是否犯有强jiān罪行。
就德军的指挥层而言,士兵对fù女实行xìng侵犯是严格禁止的,这和“二战”期间日军阶段xìng地对士兵实行xìng放纵的做法有着明显区别。但这一点并不说明在德军不存在个体的xìng犯罪行为。战争初期的一连串胜利,使德军的占领区迅速扩大,战线广阔而遥远,军队对士兵的控制力相对变弱。加之纳粹种族主义的宣传作用,很多士兵对东部战线的异国平民的人格采取鄙视态度,一些色大胆也大的军人开始尝试通过武力从占领区平民身上获得xìng满足。
1939年9月德军占领波兰后,侵犯当地fù女的事件时有发生,第14集团军总指挥李斯特在当月命令下属采取措施来约束侵犯和强jiānfù女的行为。
1941年9月,陆军元帅君特.冯.克鲁格(后卷入军内推翻希特勒的密谋活动,并因行动失败而自杀)在苏德战场上对军队下达了制止强jiān行为的命令。
根据1944年的德国军事法庭判例统计,在总数为1700万德国军人中,xìng犯罪判例为5349个,占军队总人数的万分之三,和美军进入德国后的xìng犯罪比例大致持平。
在欧洲战场上的“二战”史卷中有一段没有受到过任何追究的规模浩大的军人群体强jiān罪记录,那就是苏军在征服纳粹德国后的大规模xìng放纵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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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了一篇较为详细的强jiān受害人自己写下的受害回忆。
老人名叫希尔德伽特克利斯托夫,在她1997年去世后,她的女儿把母亲生前口述的一些情况在一本名为《每天都是战争》的文集上发表了。老太太在战前曾住在西普鲁士的小城逊朗克(今波兰的特辛卡),战后被驱赶到巴伐利亚州定居。下面是老人的回忆摘要:
1944年末的冬天艰苦异常。东线的战场一天天接近我们。我们的丈夫、父亲、兄弟、儿子全在前线。我们从来没有想过1945年的1月会有什么样的命运降临。1月27日,是前德国威廉皇帝的生日,就在这一天,俄国人的坦克开进了我们的小城逊朗克。俄国人穿得非常厚实,长军装,大皮靴。他们冲进民房,抢走首饰和手表。任何反抗都是徒劳的。遇到反抗,他们就开qiāng。
第一夜,我们几家邻居集中到雷曼啤酒作坊,藏在顶楼上相互壮胆。我的表妹从柏林躲避轰zhà住在我家,她带着一个两岁的孩子。她有一支手qiāng,但子弹很少,还不够我们大家自杀用的。我们在阁楼一夜未眠,听到城里到处都是qiāng声。天亮后大家才敢回到自己的家。俄国士兵到处寻找年轻的女人,只要抓住一个,立刻拖到空房子里,接着就轮jiān。那时我24岁,每天提心吊胆的。
红军掌管了全城的秩序,前6个星期里基本不允许我们出门。一天晚上,俄国人闯进我家抓走了我和表妹。这一点太容易做到了,因为他们禁止所有的居民锁房门。他们用qiāng逼着我们进入一幢空房。那里已经站着一些年轻的女人。接着,集体强jiān开始了,这些野兽扑向我们,一次又一次,持续了整整一个夜晚,直到天开始发亮时才离去。当我们拖着软弱的身子回到家里时,母亲居然非常高兴,因为她看见我们还活着。当时有很多女人被强jiān后就被击毙了。我们小城中有很多人上吊自杀,我们常常要去剪断绳索,埋葬她们。
尽管这座城市有60%的面积是废墟,但还有一些面包房可以使用。俄国人把女人们带去烤面包。我们每天可以得到200克面包。有一天,这些恶棍又把我们带到了一幢空房子里,让我们给他们杀鸡拔毛。全部工作结束后,我们不但得不到一块鸡ròu,反而遭受了新的一轮强jiā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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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诺特尼登楚博士战时在东普鲁士小城罗塞尔(今波兰的雷谢尔)的一家医院里工作,他以一个内科医生的视角见证了苏军的强jiān狂潮。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俄国人攻占东普鲁士时,我作为约瑟夫医院的主治医师留在了罗塞尔。1945年1月8日,罗塞尔市在经过很微弱的抵抗后被苏军占领,随即开始了占领者在城内的大规模殴打、焚烧、强jiān和杀人。第一天就有60个居民被杀,其中多数是拒绝强jiān的fù女、试图保护fù女和儿童的男子,以及不愿意向俄国人献出手表和烈xìng酒的人。我的医院有一天收下一个肺部被子弹打成重伤的流产孕fù。在一个俄国人意yù对她施暴时,她表示自己是孕fù,那个俄国人大怒,用脚狠踢她的肚子,并对她打了一qiāng。
强jiān很快成为失控的风潮。根据我在医院的了解,我相信在15岁到50岁之间的fù女中能逃避被jiānyín厄运的只有10%左右。俄国人对他们的施暴对象几乎不加选择,被强jiān者包括80岁的老人、10岁的小孩、临产孕fù和产fù。晚上,俄国人从门、窗或屋顶进入平民家庭,一家一家地搜寻女人,有时甚至在白天就扑向她们。他们大多带qiāng,经常把手qiāng塞进女人的嘴里逼迫她们就范。而且常常是几个人按住一个女人,然后轮换着实施jiānyín,结束时把受害者杀掉灭口。有两个我认识的fù女就是这样被杀的。俄国人还常常一边强jiān一边殴打受害人。
我相信,只有很少的俄国人没有参与这些可怕的罪行。在这方面,军官和士兵很少有差别。当一个遭到强jiān的10岁女童因xià tǐ严重受伤被送到医院时,我实在按捺不住了,我通过波兰翻译责问医院的苏军负责人:究竟有没有可能制止这种行为?!对方答道:“最开始被允许了,现在禁止它就很困难。”当时也发生过把个别罪犯押送到苏军指挥部的事情,但这些人被关押几个小时后就被放掉了。
被强暴者发生xìng病的情况越来越多,特别是年纪小的受害者。治疗的医yào奇缺,yào房都被俄国人抢空了。医院里每天要做25例以上的xìng病处理。很多女孩开始尝试和一个施暴者把xìng关系固定下来借以保护自己。
当苏、德两军的战线终于被推入德国境内时,德国平民开始为苏军的巨大牺牲作出补偿。在军方高层的默许之下,蜂拥而至的苏军把积压已久的怒火和yù火不加克制地喷泻在他们遭遇的德国女人身上。
苏联军队在征服纳粹德国的过程中大量地使用了“解放”这个词,但是,让德国民众认同这样的“解放”观是很困难的。至少对于无数德国fù女来说,俄国人的到来无异于天塌地陷般的灾难。男人被囚,女人遭jiān,一个民族末日的最凄惨景象莫过于此。
关于苏军强jiān德国fù女的史实,迄今为止调查最为深入全面的是两位德国女权主义知识分子--作家兼电影制片人桑德和作家焦尔博士。这两位在童年时期见证过“二战”的女士开展的调查工作持续了整整5年。很多受害人拒绝接受她们的调查,在愿意接受采访的受害人当中,大多数人只同意谈话而拒绝在摄影镜头前露面。桑德尔和焦尔不仅采访了大量受害女xìng,还想方设法接触了一些当年的苏军士兵。除此之外,她们还查询了大量日记、传记、文献以及医院档案。
在这个基础上,两位女权主义者给出了一组比较有说服力的数字结论:在苏军进军柏林期间,约190万fù女遭受了苏军士兵的强jiān,其中140万人受害于在德国东部的逃亡途中,50万人受害于后来的苏军占领区。苏军攻占柏林后,共计10万柏林fù女遭到了强jiān,其中40%的人被多次强jiān,近一万人被强jiān致死。
把以上数字加在一起,被苏军强jiān的德国fù女合计约200万人。这个数字被联邦档案馆和柏林市档案馆的历史统计资料所证实,美国历史学家奈马克教授在《俄国人在德国》一书中也给出了相同的结论。至于在苏台德地区、奥地利以及东南欧地区的德意志族居住区里总共有多少德意志fù女遭受了强jiān,至今没有权威xìng的统计数字。
根据桑德和焦尔两人的调查,在大柏林地区的多数受害者是在1945年4月27日到5月4日之间遭受强jiān的。也就是说,在柏林战役的后期和战斗结束后的最初几天里,苏军在整个柏林掀起了一阵强jiān狂潮。
“二战”欧洲战场参战国军队的xìng犯罪记录(3) 德意志的另一行泪 “二战”德国老兵寻访录 收藏本书 字号 -+
德国《明星》周刊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写道:有时士兵们是排着队强jiān一人的,据目击者反映,轮jiān的秩序通常良好,只是有的人会拽一拽正在做事的士兵的腰带说:“结束吧,该我了。”很多受害者被摧残致死的事实,使柏林城内开始弥漫起了恐慌气氛,很多家长都尝试着把女儿藏进屋顶或杂物堆里,有的则把女儿扮成老fù,但因为这种伎俩因过于老套和普及,往往会被苏军大兵轻而易举地识破,能借此躲过劫难的人很少。
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是,战后能够在这方面展开深入调查的学者多为女xìng。我想,其原因不仅在于受害fù女在同xìng面前打开这充满耻辱的记忆之门的障碍较小,还在于女xìng的学者对当事人的痛苦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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