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5 章
袁文才被打死了。王佐大概听到qiāng声，马上冲出去了，永新县城他熟得很，我当时执行的任务是守在城墙门口的城墙上头，袁文才被打死了以后，我们看见王佐往浮桥上跑，部队也让王佐跑，浮桥是用船撑的，中间的船没有了，结果王佐落水被淹死了。”
仅仅过了三天，长沙《大公报》发了一则消息：“彭德怀qiāng毙袁。王两匪：原因疑袁、王有反动行为，捉获守望队长不杀。”
彭德怀说：“我犯了轻听轻信的错误”
袁王事件过去二十九年以后，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以及在此之后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有人跳出来向彭德怀开pào，指责彭德怀当年为吞并袁王部队，不惜杀害袁王。
彭德怀有口说不清。
让我们再回到1930年2月22日的深夜。
特委书记朱昌偕与永新县委书记王怀赶到安福县洲湖红五军驻扎地，直接找到了彭德怀。
朱昌偕和王怀说：“袁文才和王佐要叛变了，在永新县城联席会议上，他们强迫特委决定把边界地方武装归他们改编统率。王佐讲话时，把驳壳qiāng砸在桌上威胁我们。现在永新城内驻的全是袁文才、王佐部队，如果我们不答应他的条件，所有参加会议的边界县以上同志有被一网打尽的可能。事情到了万分危险的地步，请求红五军立即出动挽救这一危局。”。
彭德怀感到疑惑：“去年五六月间，王佐率特务营和五军共同行动打乌县桂东、城口、南雄时还不坏，不算太蛮横，不致如此严重吧！为什么变化这样快呢？”
朱昌偕急得直跺脚：“哎呀，这完全是袁文才从红四军逃回以后挑拨起来的，说来话长，现在来不及细说了，还是请五军的同志快去解围吧。”
彭德怀感到棘手，他见事情突然，时间紧迫，便立即主持召集了军委临时会议。
会议决定，由郭炳生、刘宗义（即张纯清）带领四纵队，立即赶赴永新县城，协助特委平息这场突发的反水事件。
23日晚，红五军第四纵队赶至永新县城，臂缠白布巾，与驻扎在城内的地方武装一道，向袁文才、王佐部队发起了全面进攻。
一桩轰动一时的惨剧，由此酿成。
作为红五军的主要负责人，彭德怀和滕代远是这样看待自己的一念之决。
滕代远说：
“解决袁文才、王佐部队是1930年初。一天，特委书记朱昌偕和永新县委书记王怀来到军部，说：湘赣边界特委在永新开会，袁文才、王佐把qiāng摆在桌子上，要特委把地方武装jiāo给他们指挥。特委没有办法，要求五军支援，把他们解决。我们错误地听一面之词，彭德怀同志当即下了决心，派郭炳生这个纵队到永新去把袁文才、王佐部队解决了。解决袁文才、王佐部队不是预谋的，没有印象。”
彭德怀说：
“朱昌偕同志说，如果红五军不立即去解围，边区党有被一网打尽的危险。我们接受了特委书记这一要求，便采取了行动。即令第四纵队随朱昌偕同志进抵永新城，袁文才首先冲出来被击毙，王佐在永新过浮桥时，跌在桥下淹死；王佐的特务队数十（大约三十人）人逃往井冈山，其余二百人jiāo给边区特委整编了。假设这些合乎当时事实，那么就同1931年，当敌人进行第一次‘围剿’之紧急关头时，总前委在桥头决定解散二十军的情况，大致是相似的。如果朱昌偕同志反映的事实不符，那么，我犯了轻听轻信的严重错误。”
肖克望“洋”兴叹
在袁王被诛杀的当天，他们的部下，也遭到了毁灭xìng的打击，除少部分逃回井冈山外，其余的或被击毙，或被遣散，或被改编。
然而，特委仍不放心，事后，又令红五军第三纵队派出部队上井冈山搜寻袁王的余部。第四大队长李聚奎接受这任务，带领部队上了井冈山。
李聚奎是1928年冬随红五军上井冈山的，初到井冈山，他们受到了井冈山人的热烈欢迎，井冈山失守后，他随部队到了赣南，次年5月随彭德怀重返井冈山，受到了同样的热烈欢迎。
可是，1930年2月，这番上山来，李聚奎感觉到井冈山骤然对他冷淡了许多，部队所到之处，看到的都是冷漠甚至敌意的目光。
特别有一次，让李聚奎震动更大，他们已侦察到袁王余部在一个村子里落脚，但他们赶到时，却连一个人影都不见了。他们问村里的群众有没有看见王佐的反水部队，群众回答：
“我们不知道，我只知道红五军反水了……”
这句话也许有些过激，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在特委的失误下，红五军做了一件错事。
王佐坠入东关潭几天之后，面目全非的肿胀尸体，被王佐的部下给运回井冈山大井。王佐的哥哥王云隆从王佐的手腕上捋下那只跟随王佐多年的玉镯套到自己的手上，面对群山，双膝跪下，恨恨不已，然后将罗克绍放回湖南茶陵，罗克绍代王云隆和袁文才都的副营长谢角铭在衡阳的报纸上通电fǎn gòng。王佐的余部在王云隆的带领下集体反水，投到了遂川民团肖家壁的旗下。
后来，红军几次派部队攻打井冈山，均半途而返。有一次，肖克率领红十七师甚至攻到了黄洋界的山脚下，然而肖克也只能望着熟悉的黄洋界，望“洋”兴叹。
历史冤案在1950年得到了定论
1930年10月，在红军最后一次攻打吉安时，原湘赣边界特委副书记陈正人向máo zé dōng汇报了袁文才和王佐的被杀经过，máo zé dōng闻之，顿足长叹：“这两个人杀错了。”
máo zé dōng已经知道，短期内红军想重返井冈山是不可能了。而事情也正如他所料。
1937年，在陕北高原的古城延安，máo zé dōng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昏暗的油灯下促膝长谈，máo zé dōng再一次充满感情地忆起了当年井冈山的战友：“王佐这个人，我在井冈山时期，他就是忠实的共产党人，是执行党的命令的。”
同一年，同一个地方，当年井冈山的军长，后来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也满怀依恋地对另一位美国记者说：“王佐是个好同志，他是当地农民的领袖。”
1949年，沉沦多年的井冈山终于重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1950年，陈正人出任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任书记，他在向máo zé dōng汇报江西的工作情况时，再次提到了袁王的事情，máo zé dōng则重复了当年的那一句话：“杀袁王杀错了。”
也就在这一年，1950年，当井冈山的映山红又像火一般燃遍山山岭岭时，多年的历史冤案，终于有了应有的定论：江西省人民政府追认袁文才、王佐为革命烈士。
1965年5月，又是一年杜鹃花红，máo zé dōng踏上了通往井冈山的路途，重访三十八年前的故地。在井冈山宾馆，máo zé dōng特地接见了王佐和袁文才的妻子。一见面，máo zé dōng便紧紧地握住两位老人的手，亲切地称呼她们“王嫂子”、“袁嫂子”，一如当年。
máo zé dōng还专门与两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合影留念，并安慰她们说：“你们的亲人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是有功劳的，他们为中国的革命是作出了贡献的。”
鲜艳的杜鹃还似当年的火红，平静的东关潭依然平静。九泉之下屈死的英魂，可以瞑目了。
后记
当又一个不眠之夜过去，我们轻轻地搁下了笔。但井冈山斗争的硝烟却好像仍在我们的眼前盘旋、盘旋……挥之不去。
笔者都是土生土长的井冈山人，在这块浸染了先烈鲜血的红土地上长大，chéng rén。孩童时期，父辈、祖辈就以故事的形式将有关井冈山的历史片言碎语地灌入我们的脑海，那些并不系统的历史给我们的印象和影响太深太深，这也许是我们撰写本书的最早冲动吧。
后来，从事了这段历史的研究工作，井冈山在我们的心中渐渐丰满、高大起来，特别是一些历史教科书以外的东西，让我们感慨、激动、惊奇，有时，还有些许的悲愤。经过一段时期的准备，我们走访了大批当年井冈山斗争的当事人，其中包括老将军、老红军、老赤卫队员，以及当年叱咤一时，后来却默默无闻，甚至反遭诽谤和迫害的人。他们的回忆成了这本书最原始的素材。
就在本书行将付梓之际，我们再一次来到井冈山大井máo zé dōng旧居，当年máo zé dōng的房东和邻居跟我们聊了很久。有一位老人说：“井冈山失守时，我被迫流亡外地，后来回来重建家园，在屋后的菜园里翻土时，在不到半亩的菜地上，就挖出了十三具骸骨。这个地方，正是当年红军医务所的遗址。”老人唏嘘着说：“那个年代，孩子是吓大的，老人是饿老的。”
另一位老人说：当年白狗子窜进大井，焚烧了大井的房屋，毛主席的旧居被烧得只剩了一堵弹痕累累的残墙。白狗子走后，当地的老乡用蓑衣、斗笠将这堵断墙小心翼翼地遮起来，他们说，毛委员总有一天会回来的。
听着老人的话，笔者记录的笔已颤抖得写不下去了。
历史的长河不停地滚滚向前，当前来“圣地”旅游参观的人们潮水般地走进那些陈设简单的旧居、旧址，又潮水般地匆匆离去时，他们脑海中的井冈山会是那样丰满吗？
我们的种种努力正是为了弥补这种缺憾。
在我们的写作过程中，曾得到许多人的帮助，特别是江苏人民出版社的花蕾同志自始至终给予我们极大的帮助和热心的指导，在此，我们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作者
1998年元月于井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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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过了三天，长沙《大公报》发了一则消息：“彭德怀qiāng毙袁。王两匪：原因疑袁、王有反动行为，捉获守望队长不杀。”
彭德怀说：“我犯了轻听轻信的错误”
袁王事件过去二十九年以后，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以及在此之后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有人跳出来向彭德怀开pào，指责彭德怀当年为吞并袁王部队，不惜杀害袁王。
彭德怀有口说不清。
让我们再回到1930年2月22日的深夜。
特委书记朱昌偕与永新县委书记王怀赶到安福县洲湖红五军驻扎地，直接找到了彭德怀。
朱昌偕和王怀说：“袁文才和王佐要叛变了，在永新县城联席会议上，他们强迫特委决定把边界地方武装归他们改编统率。王佐讲话时，把驳壳qiāng砸在桌上威胁我们。现在永新城内驻的全是袁文才、王佐部队，如果我们不答应他的条件，所有参加会议的边界县以上同志有被一网打尽的可能。事情到了万分危险的地步，请求红五军立即出动挽救这一危局。”。
彭德怀感到疑惑：“去年五六月间，王佐率特务营和五军共同行动打乌县桂东、城口、南雄时还不坏，不算太蛮横，不致如此严重吧！为什么变化这样快呢？”
朱昌偕急得直跺脚：“哎呀，这完全是袁文才从红四军逃回以后挑拨起来的，说来话长，现在来不及细说了，还是请五军的同志快去解围吧。”
彭德怀感到棘手，他见事情突然，时间紧迫，便立即主持召集了军委临时会议。
会议决定，由郭炳生、刘宗义（即张纯清）带领四纵队，立即赶赴永新县城，协助特委平息这场突发的反水事件。
23日晚，红五军第四纵队赶至永新县城，臂缠白布巾，与驻扎在城内的地方武装一道，向袁文才、王佐部队发起了全面进攻。
一桩轰动一时的惨剧，由此酿成。
作为红五军的主要负责人，彭德怀和滕代远是这样看待自己的一念之决。
滕代远说：
“解决袁文才、王佐部队是1930年初。一天，特委书记朱昌偕和永新县委书记王怀来到军部，说：湘赣边界特委在永新开会，袁文才、王佐把qiāng摆在桌子上，要特委把地方武装jiāo给他们指挥。特委没有办法，要求五军支援，把他们解决。我们错误地听一面之词，彭德怀同志当即下了决心，派郭炳生这个纵队到永新去把袁文才、王佐部队解决了。解决袁文才、王佐部队不是预谋的，没有印象。”
彭德怀说：
“朱昌偕同志说，如果红五军不立即去解围，边区党有被一网打尽的危险。我们接受了特委书记这一要求，便采取了行动。即令第四纵队随朱昌偕同志进抵永新城，袁文才首先冲出来被击毙，王佐在永新过浮桥时，跌在桥下淹死；王佐的特务队数十（大约三十人）人逃往井冈山，其余二百人jiāo给边区特委整编了。假设这些合乎当时事实，那么就同1931年，当敌人进行第一次‘围剿’之紧急关头时，总前委在桥头决定解散二十军的情况，大致是相似的。如果朱昌偕同志反映的事实不符，那么，我犯了轻听轻信的严重错误。”
肖克望“洋”兴叹
在袁王被诛杀的当天，他们的部下，也遭到了毁灭xìng的打击，除少部分逃回井冈山外，其余的或被击毙，或被遣散，或被改编。
然而，特委仍不放心，事后，又令红五军第三纵队派出部队上井冈山搜寻袁王的余部。第四大队长李聚奎接受这任务，带领部队上了井冈山。
李聚奎是1928年冬随红五军上井冈山的，初到井冈山，他们受到了井冈山人的热烈欢迎，井冈山失守后，他随部队到了赣南，次年5月随彭德怀重返井冈山，受到了同样的热烈欢迎。
可是，1930年2月，这番上山来，李聚奎感觉到井冈山骤然对他冷淡了许多，部队所到之处，看到的都是冷漠甚至敌意的目光。
特别有一次，让李聚奎震动更大，他们已侦察到袁王余部在一个村子里落脚，但他们赶到时，却连一个人影都不见了。他们问村里的群众有没有看见王佐的反水部队，群众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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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也许有些过激，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在特委的失误下，红五军做了一件错事。
王佐坠入东关潭几天之后，面目全非的肿胀尸体，被王佐的部下给运回井冈山大井。王佐的哥哥王云隆从王佐的手腕上捋下那只跟随王佐多年的玉镯套到自己的手上，面对群山，双膝跪下，恨恨不已，然后将罗克绍放回湖南茶陵，罗克绍代王云隆和袁文才都的副营长谢角铭在衡阳的报纸上通电fǎn gòng。王佐的余部在王云隆的带领下集体反水，投到了遂川民团肖家壁的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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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冤案在1950年得到了定论
1930年10月，在红军最后一次攻打吉安时，原湘赣边界特委副书记陈正人向máo zé dōng汇报了袁文才和王佐的被杀经过，máo zé dōng闻之，顿足长叹：“这两个人杀错了。”
máo zé dōng已经知道，短期内红军想重返井冈山是不可能了。而事情也正如他所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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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年，同一个地方，当年井冈山的军长，后来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也满怀依恋地对另一位美国记者说：“王佐是个好同志，他是当地农民的领袖。”
1949年，沉沦多年的井冈山终于重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1950年，陈正人出任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任书记，他在向máo zé dōng汇报江西的工作情况时，再次提到了袁王的事情，máo zé dōng则重复了当年的那一句话：“杀袁王杀错了。”
也就在这一年，1950年，当井冈山的映山红又像火一般燃遍山山岭岭时，多年的历史冤案，终于有了应有的定论：江西省人民政府追认袁文才、王佐为革命烈士。
1965年5月，又是一年杜鹃花红，máo zé dōng踏上了通往井冈山的路途，重访三十八年前的故地。在井冈山宾馆，máo zé dōng特地接见了王佐和袁文才的妻子。一见面，máo zé dōng便紧紧地握住两位老人的手，亲切地称呼她们“王嫂子”、“袁嫂子”，一如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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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老人说：当年白狗子窜进大井，焚烧了大井的房屋，毛主席的旧居被烧得只剩了一堵弹痕累累的残墙。白狗子走后，当地的老乡用蓑衣、斗笠将这堵断墙小心翼翼地遮起来，他们说，毛委员总有一天会回来的。
听着老人的话，笔者记录的笔已颤抖得写不下去了。
历史的长河不停地滚滚向前，当前来“圣地”旅游参观的人们潮水般地走进那些陈设简单的旧居、旧址，又潮水般地匆匆离去时，他们脑海中的井冈山会是那样丰满吗？
我们的种种努力正是为了弥补这种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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