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84 章
天就有取蒋介石而代之的想法,而且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以及guó mín dǎng军队在各个战场上节节败退的局势,使他的这种想法又逐渐化为实际的行动。但他认为与其亮出旗帜大张旗鼓地逼蒋下野,还不如默不做声地坐观其变。当然,他认为最好的结局是蒋介石自己感到实在混不下去了,亲自出面请他上台。因此,他就像当年屈居曹cāo手下刘备一样故意做出一副没有野心的样子,过着表面看来与世无争的平和的生活。
黄绍
沈 醉
1949年2月,蒋介石回到溪口。
而此时的蒋介石确实也感到有些独木难支,他不能不正视无情的现实:东北、平津、徐蚌彻底失败之后,他极有可能在外有美国、内有中共及其解放军的双重压力下,被党政军中的反对派轰下台去。与其不久的将来出现那种悲惨的结局,还不如从现在起就主动下毛毛雨,做到进退有据。因而他也有请李宗仁出山的念头,但他自己亲自出面和吴忠信的游说,都被李宗仁拒绝。
当年被孙权召亲的刘备能够在金陵有所为,是因为在荆州的关云长、张飞、赵云以及军师诸葛亮的努力。而此时的李宗仁能够在南京不动声色,主要也是因为有那位坐镇武汉的桂系大将白崇禧。而白崇禧也真就不负李宗仁所望,给蒋介石造成了不少的麻烦和障碍,最终促成了蒋介石的下野,以致于蒋介石在审定发表元旦文告时破口大骂道:“我并不要离开,只是你们党员要我退职;我之愿下野,不是因为共党,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这句话中的其人,指的就是白崇禧,某一派系指的就是桂系。
“代总统”李宗仁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被迫下野“引退”,就蒋介石而言,“引退”这个字眼用得实在是好,为他日后复出先行埋好了伏笔,而李宗仁则认为只要取得了合乎“宪法”规定的地位,他自己就有办法。事实证明,他的这一想法实在是过于天真了。1月22日,李宗仁就任“代总统”。但李宗仁这个代理总统做得实在窝囊,由于蒋介石下野之初已经做好了全盘人事准备,也就是说蒋介石的人事棋局全部摆好,只留下一个孤零零的“公”位,让李宗仁坐进去。所以李宗仁上台之初,很快发现自己是个“代而无人理”的总统,他发出的命令根本无人服从。例如他先后以“代电”和亲笔信指示参谋总长顾祝同负责释放已被蒋介石囚禁10多年的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顾祝同则把释放张、杨一事推到台湾省主席陈诚和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张群身上,李宗仁只得再打电报给陈诚和张群,让他们负责办理此事。陈诚对李宗仁派去的程思远说:“蒋先生的事你是了解的,像囚禁张学良这类事件,他从来不让别人过问,所以我也就不闻不问,但是,你如果要到新竹去看张学良,我可以派人派车护送你去。”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没有蒋介石的命令,释放张学良根本就没有可能,程思远无奈,只好回去向李宗仁复命。
这个时候的李宗仁实际上就是聋子的耳朵摆设,下台后的蒋介石仍在暗中指挥一切,军事上,蒋介石任命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所有作战和军队调动事宜,汤恩伯都直接听命于蒋介石,根本不买李宗仁的账;行政上,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的对手孙科把持着行政院,事事与李宗仁作对、为难;财政上,蒋介石更下令把储存在南京、上海等地的黄金、白银和所有的外汇,统统运到台湾,弄得南京政府职员工资都成了问题。
蒋介石还给李宗仁来了一个“釜底抽薪”,在他的授意下,孙科于2月4日擅自下令将行政院迁往广州办公,身为“代总统”的李宗仁竟对此一无所知。蒋介石不仅策动孙科把行政院迁到广州,还派陈立夫运用经济力量拉拢立法委员前去广州。陈立夫到处活动,许愿立法委员只要愿意去广州的,每人赠送船票一张,美金100元,到广州后,每月还给300元港币的特别津贴。
行政院迁到广州后,李宗仁立时陷入困境。guó mín dǎng政府的存在,立刻成为一个问题。说它在南京,南京只有一个“代总统”,而没有行政机构;说它在广州,广州只有一个行政机关,而没有政府首脑;说它在溪口,溪口只有一个“下野引退”的“总统”,而党政机关都在广州。一时间,中华民国出现了“一国三公”、四分五裂的局面。
最有意思的是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为了应付李宗仁,更是设置了一个记入史册的真假保密局的骗局:他首先提出辞职,让李宗仁看中的徐志道担任局长,然后造了一份只有92人的花名册,让徐志道拿去广州。接下来毛人凤考虑到李宗仁一定会来追查保密局的档案,干脆将保密局在南京洪公祠一号新建的办公大楼浇上汽油,然后纵火焚烧,大火一连烧了三天三夜,变成一片废墟瓦砾。李宗仁追查时毛人凤谎称“失火”,称其中的重要文献、档案“全部烧了”,因此李宗仁只得到了那份92人的花名册,而实际上那些文献、档案早就迁往上海蒲石路一号,把上海作为真保密局的指挥中心,这样guó mín dǎng史书上就有了以毛人凤为首的上海真保密局和徐志道领导的广州假保密局。
4月20日午夜,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百万雄师从东自江yīn,西至芜湖的百公里长的地段,一举突破了guó mín dǎng的长江防线,如入无人之境一般,直扑南京。
战局发展极快,李宗仁惶然不知所措,急忙召集众高级将领开会,希望大家能拿出一个应对的作战方案来。与会的高级将领个个垂头丧气,他们一致认为南京是无法再守下去了,这仗也没法再打了。只有白崇禧一个人对于守武汉和西南半壁河山表现得信心十足,他主张放弃南京和上海,把汤恩伯的主力部队撤退到浙赣线和南浔线,与他所指挥的华中40万大军相配合,互为掎角,阻止解放军向西南地区进军。
徐志道
上图: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攻占南京总统府。
上图:1949年4月,进入南京的解放军一个连驻扎在总统府里。
李宗仁同意白祟禧的计划,何应钦、顾祝同等人也都认为这是目前唯一的出路。但与会诸将领心中都明白,无论再好的军事计划,没有蒋介石的同意,一切皆空,众人一致建议李宗仁前往杭州,看蒋介石的意思如何。
白祟禧自告奋勇,要陪同李宗仁一起前往杭州。他私下里对李宗仁建议说:“德公,今后的局势,如果老蒋再不撒手放权,则断无挽回的余地了。你应乘此机会向老蒋‘摊牌’,在你们二人中只能选择一个人负责领导政府,以期统一事权,而避免在紧要关头拖泥带水:要么请老蒋出来复职,你辞职出洋;要么老蒋出国,把人事权、指挥权和财政权全部jiāo给你。”
李宗仁深表赞同,他说:“健生,这也是我的意思,这一回我们一定要同老蒋说清楚,再也不能这样不明不白、不清不楚地替他当‘挡箭牌’了。”
4月22日,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等人分乘3架飞机前往杭州,蒋介石已提前在杭州笕桥航校等候;飞机降落后,李宗仁等人面色凝重,表情僵硬地走下飞机。他们一走进会议室,李宗仁就以怨愤的语气对蒋介石说:“你当初要我出来,为的是和谈。现在和谈已经决裂,南京马上就要失守,你看怎么办?”
蒋介石虚情假意地安慰李宗仁说:“你继续领导下去好了,无论怎样,我支持你到底,不必灰心!”
随后,蒋介石又避开众人,把李宗仁叫到会议室旁边的一间屋里,单独商谈。李宗仁抱怨说:“你如果要我继续领导下去,我是可以万死不辞的。但是,现在这种政出多门,一国三公的情形,谁也不能做事,我又如何能领导呢?”
不管李宗仁说什么,蒋介石总是回答说:“不论你要怎样做,我总归是支持你的!”
说话间已到了午饭时间,蒋介石邀请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在航校与他共进午餐。蒋经国则邀请程思远、俞济时等人到杭州城内有名的“楼外楼”饭庄吃饭。下午2时左右,蒋经国送程思远回航校时,正碰上白崇禧从航校匆匆走,他把程思远拉到他的军用座机旁,悄声叮嘱说:“我有紧急军务,必须马上离开,否则天黑前就不能赶到汉口了。你要随时提醒德公,今天不要失掉同蒋介石‘摊牌’的机会。”
下午会谈一开始,还没等李宗仁开口说话,蒋介石就拿出一份电稿对他说:“这是一份通电,准备由我们两人联名发出,声明共产党毫无诚意,和谈已经破裂,中国guó mín dǎng政府昭告国内外,将继续与共匪作战到底。”
李宗仁没有料到蒋介石会来这一手,他想了想,转弯抹角地婉拒说:“我是为和谈而来的,如果继续作战,最好还是总裁复职。”
蒋介石见李宗仁不同意,只好说:“今天只研究政策,不谈任何人的进退问题。”
这样,蒋介石既不能强迫李宗仁在联名通电上签字,而李宗仁企望同蒋介石“摊牌”之议也就胎死腹中。事后,白崇禧等人一再抱怨李宗仁没有按照他们事前商量好的计策行事,白白丧失了一次逼迫蒋介石彻底退出政坛的良机。李宗仁向他们解释说:“此时南京已危在旦夕,国之将亡,我们当国者的心境实有说不出的辛酸。在这种情况下,老蒋既然一再说明,全盘由我负责,我如逐条列举要他答应jiāo出权力,反嫌小气。我本人一向是个不为己甚的人,所以也只能轻描淡写地提出。这是我不能破除情面的弱点。不过,当时我纵然破除情面,和老蒋摊牌,他也逐条答应了,还是无用。我和老蒋打了几十年的jiāo道了,深知其久染上海滩十里洋场流氓恶习的个xìng。他说话照例是不算数的,他嘴里说得再好听,做起来他还是不会放手的。”
李宗仁返抵南京的当天晚上,约请程思远、李汉魂、邱昌渭等人商量下一步的行动方针。程思远等人提醒李宗仁说,蒋介石在杭州会谈中以突然袭击的手法提出要成立一个“非常委员会”,这表明他是想借此从幕后走到前台,其用心十分yīn险,我们万万不能接受。李宗仁也是忧心忡忡,他认为在目前这种形势下,如果按照蒋介石的布置,随着国民政府各机构撤退到广州去,必然会再次落入蒋介石的圈套中。他们经过商议,决定次日不去广州,改飞桂林,目的是想让李宗仁在桂林重组政府,继续以和平的名义经营西南,作为亡羊补牢的挽救措施。
李汉魂
计划确定后,程思远马上打电话给空军司令周至柔,要周至柔把原定派给李宗仁的“中美”号专机与何应钦的“追云”号专机互换,因为“中美”号专机
是用四引擎巨型运输机改装的,无法在桂林机场降落。至于为什么换飞机,程思远含含糊糊,并未向周至柔说明:因为李宗仁改飞桂林的计划需要绝对保密,稍有不慎泄露出去,弄不好李宗仁就会被蒋介石派来监视他的特务们强迫劫持去广州。
4月23日凌晨,李宗仁坐着南京市公安局长刘诚之的汽车来到明故宫机场,前来送行的有南京卫戍司令张耀明、副司令覃异之、南京市长滕杰等人。李宗仁临上飞机前,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也乘车匆匆赶来送别。
当天下午,李宗仁乘坐的“追云”号专机在桂林降落后,旋即乘车住进文明路130号私宅。
蒋介石得知李宗仁没有去广州,而是改飞桂林的消息后大吃一惊,他马上打电话给何应钦,吩咐说:“敬之,李德邻跑到桂林去,恐怕会中了共产党的圈套。万一他在西南与共产党搞局部和平,签订和平协议,那我们可就是腹背受敌了,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要不惜一切代价,把李德邻劝回广州。”
蒋介石想了想,接着说:“白崇禧fǎn gòng之志甚坚,他在汉口说过:‘凡再言安抚中共者杀无赦’的话,所以要紧紧抓住白崇禧。李德邻可以不听我的话,但他离开白崇僖就会一事无成。”
滕 杰
何应钦不敢怠慢,马上按照蒋介石的意思给武汉发电报,邀请白崇禧到广州商淡。然而,何应钦晚了一步,李宗仁抢先于4月28日派程思远到武汉去接白崇禧,邀请他到桂林共商大计。
白崇禧听说李宗仁飞往桂林的消息后,顿足埋怨道:“德公庸而好自用,误了多少事呀!唉,原想德公会有所作为,我们拼命去扶他,没想到他也是一个扶不起来的‘刘阿斗’,现在军情紧急,我不能离开武汉去桂林。”
4月29日上午,白崇禧派他的副官马永芳到德明饭店把程思远接到他的办公室,一见面,白崇禧就yīn沉着脸对程思远说:“德公刚打电话来,说张发奎今天从广州飞桂林,美国驻华公使路易士克拉克也将于明天飞桂林,德公希望我们今天赶回桂林会商。我不准备回去,过去3个月,德公不知误了多少事,事实证明他是一个扶不起来的人。”
经过程思远一番苦劝,白崇禧勉强答应跟他一道飞往桂林。白崇禧拿起电话问汉口第四路空军司令罗机,今天能不能飞桂林。罗机说衡阳一带正在下大雨,桂林的天气也不好。等到下午,天气仍然没有好转,白崇禧十分焦急,命令罗机马上给他准备飞机,他带着程思远和副官离开汉口南飞。下午5时许,白崇禧的座机飞临桂林机场上空,由于大雨滂沱,无法降落,白崇禧只好命令驾驶员改飞广州。
白崇禧“从天而降”,令何应钦喜出望外。他立即登门拜访。谷正鼎、张道藩也陪同何应钦一同前往。何应钦对白崇禧说:“健生兄,你是华南重心所倚,党国安危,眼下就系于一人身上,万望健生兄不避劳怨,与弟等共济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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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绍
沈 醉
1949年2月,蒋介石回到溪口。
而此时的蒋介石确实也感到有些独木难支,他不能不正视无情的现实:东北、平津、徐蚌彻底失败之后,他极有可能在外有美国、内有中共及其解放军的双重压力下,被党政军中的反对派轰下台去。与其不久的将来出现那种悲惨的结局,还不如从现在起就主动下毛毛雨,做到进退有据。因而他也有请李宗仁出山的念头,但他自己亲自出面和吴忠信的游说,都被李宗仁拒绝。
当年被孙权召亲的刘备能够在金陵有所为,是因为在荆州的关云长、张飞、赵云以及军师诸葛亮的努力。而此时的李宗仁能够在南京不动声色,主要也是因为有那位坐镇武汉的桂系大将白崇禧。而白崇禧也真就不负李宗仁所望,给蒋介石造成了不少的麻烦和障碍,最终促成了蒋介石的下野,以致于蒋介石在审定发表元旦文告时破口大骂道:“我并不要离开,只是你们党员要我退职;我之愿下野,不是因为共党,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这句话中的其人,指的就是白崇禧,某一派系指的就是桂系。
“代总统”李宗仁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被迫下野“引退”,就蒋介石而言,“引退”这个字眼用得实在是好,为他日后复出先行埋好了伏笔,而李宗仁则认为只要取得了合乎“宪法”规定的地位,他自己就有办法。事实证明,他的这一想法实在是过于天真了。1月22日,李宗仁就任“代总统”。但李宗仁这个代理总统做得实在窝囊,由于蒋介石下野之初已经做好了全盘人事准备,也就是说蒋介石的人事棋局全部摆好,只留下一个孤零零的“公”位,让李宗仁坐进去。所以李宗仁上台之初,很快发现自己是个“代而无人理”的总统,他发出的命令根本无人服从。例如他先后以“代电”和亲笔信指示参谋总长顾祝同负责释放已被蒋介石囚禁10多年的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顾祝同则把释放张、杨一事推到台湾省主席陈诚和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张群身上,李宗仁只得再打电报给陈诚和张群,让他们负责办理此事。陈诚对李宗仁派去的程思远说:“蒋先生的事你是了解的,像囚禁张学良这类事件,他从来不让别人过问,所以我也就不闻不问,但是,你如果要到新竹去看张学良,我可以派人派车护送你去。”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没有蒋介石的命令,释放张学良根本就没有可能,程思远无奈,只好回去向李宗仁复命。
这个时候的李宗仁实际上就是聋子的耳朵摆设,下台后的蒋介石仍在暗中指挥一切,军事上,蒋介石任命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所有作战和军队调动事宜,汤恩伯都直接听命于蒋介石,根本不买李宗仁的账;行政上,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的对手孙科把持着行政院,事事与李宗仁作对、为难;财政上,蒋介石更下令把储存在南京、上海等地的黄金、白银和所有的外汇,统统运到台湾,弄得南京政府职员工资都成了问题。
蒋介石还给李宗仁来了一个“釜底抽薪”,在他的授意下,孙科于2月4日擅自下令将行政院迁往广州办公,身为“代总统”的李宗仁竟对此一无所知。蒋介石不仅策动孙科把行政院迁到广州,还派陈立夫运用经济力量拉拢立法委员前去广州。陈立夫到处活动,许愿立法委员只要愿意去广州的,每人赠送船票一张,美金100元,到广州后,每月还给300元港币的特别津贴。
行政院迁到广州后,李宗仁立时陷入困境。guó mín dǎng政府的存在,立刻成为一个问题。说它在南京,南京只有一个“代总统”,而没有行政机构;说它在广州,广州只有一个行政机关,而没有政府首脑;说它在溪口,溪口只有一个“下野引退”的“总统”,而党政机关都在广州。一时间,中华民国出现了“一国三公”、四分五裂的局面。
最有意思的是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为了应付李宗仁,更是设置了一个记入史册的真假保密局的骗局:他首先提出辞职,让李宗仁看中的徐志道担任局长,然后造了一份只有92人的花名册,让徐志道拿去广州。接下来毛人凤考虑到李宗仁一定会来追查保密局的档案,干脆将保密局在南京洪公祠一号新建的办公大楼浇上汽油,然后纵火焚烧,大火一连烧了三天三夜,变成一片废墟瓦砾。李宗仁追查时毛人凤谎称“失火”,称其中的重要文献、档案“全部烧了”,因此李宗仁只得到了那份92人的花名册,而实际上那些文献、档案早就迁往上海蒲石路一号,把上海作为真保密局的指挥中心,这样guó mín dǎng史书上就有了以毛人凤为首的上海真保密局和徐志道领导的广州假保密局。
4月20日午夜,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百万雄师从东自江yīn,西至芜湖的百公里长的地段,一举突破了guó mín dǎng的长江防线,如入无人之境一般,直扑南京。
战局发展极快,李宗仁惶然不知所措,急忙召集众高级将领开会,希望大家能拿出一个应对的作战方案来。与会的高级将领个个垂头丧气,他们一致认为南京是无法再守下去了,这仗也没法再打了。只有白崇禧一个人对于守武汉和西南半壁河山表现得信心十足,他主张放弃南京和上海,把汤恩伯的主力部队撤退到浙赣线和南浔线,与他所指挥的华中40万大军相配合,互为掎角,阻止解放军向西南地区进军。
徐志道
上图: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攻占南京总统府。
上图:1949年4月,进入南京的解放军一个连驻扎在总统府里。
李宗仁同意白祟禧的计划,何应钦、顾祝同等人也都认为这是目前唯一的出路。但与会诸将领心中都明白,无论再好的军事计划,没有蒋介石的同意,一切皆空,众人一致建议李宗仁前往杭州,看蒋介石的意思如何。
白祟禧自告奋勇,要陪同李宗仁一起前往杭州。他私下里对李宗仁建议说:“德公,今后的局势,如果老蒋再不撒手放权,则断无挽回的余地了。你应乘此机会向老蒋‘摊牌’,在你们二人中只能选择一个人负责领导政府,以期统一事权,而避免在紧要关头拖泥带水:要么请老蒋出来复职,你辞职出洋;要么老蒋出国,把人事权、指挥权和财政权全部jiāo给你。”
李宗仁深表赞同,他说:“健生,这也是我的意思,这一回我们一定要同老蒋说清楚,再也不能这样不明不白、不清不楚地替他当‘挡箭牌’了。”
4月22日,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等人分乘3架飞机前往杭州,蒋介石已提前在杭州笕桥航校等候;飞机降落后,李宗仁等人面色凝重,表情僵硬地走下飞机。他们一走进会议室,李宗仁就以怨愤的语气对蒋介石说:“你当初要我出来,为的是和谈。现在和谈已经决裂,南京马上就要失守,你看怎么办?”
蒋介石虚情假意地安慰李宗仁说:“你继续领导下去好了,无论怎样,我支持你到底,不必灰心!”
随后,蒋介石又避开众人,把李宗仁叫到会议室旁边的一间屋里,单独商谈。李宗仁抱怨说:“你如果要我继续领导下去,我是可以万死不辞的。但是,现在这种政出多门,一国三公的情形,谁也不能做事,我又如何能领导呢?”
不管李宗仁说什么,蒋介石总是回答说:“不论你要怎样做,我总归是支持你的!”
说话间已到了午饭时间,蒋介石邀请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在航校与他共进午餐。蒋经国则邀请程思远、俞济时等人到杭州城内有名的“楼外楼”饭庄吃饭。下午2时左右,蒋经国送程思远回航校时,正碰上白崇禧从航校匆匆走,他把程思远拉到他的军用座机旁,悄声叮嘱说:“我有紧急军务,必须马上离开,否则天黑前就不能赶到汉口了。你要随时提醒德公,今天不要失掉同蒋介石‘摊牌’的机会。”
下午会谈一开始,还没等李宗仁开口说话,蒋介石就拿出一份电稿对他说:“这是一份通电,准备由我们两人联名发出,声明共产党毫无诚意,和谈已经破裂,中国guó mín dǎng政府昭告国内外,将继续与共匪作战到底。”
李宗仁没有料到蒋介石会来这一手,他想了想,转弯抹角地婉拒说:“我是为和谈而来的,如果继续作战,最好还是总裁复职。”
蒋介石见李宗仁不同意,只好说:“今天只研究政策,不谈任何人的进退问题。”
这样,蒋介石既不能强迫李宗仁在联名通电上签字,而李宗仁企望同蒋介石“摊牌”之议也就胎死腹中。事后,白崇禧等人一再抱怨李宗仁没有按照他们事前商量好的计策行事,白白丧失了一次逼迫蒋介石彻底退出政坛的良机。李宗仁向他们解释说:“此时南京已危在旦夕,国之将亡,我们当国者的心境实有说不出的辛酸。在这种情况下,老蒋既然一再说明,全盘由我负责,我如逐条列举要他答应jiāo出权力,反嫌小气。我本人一向是个不为己甚的人,所以也只能轻描淡写地提出。这是我不能破除情面的弱点。不过,当时我纵然破除情面,和老蒋摊牌,他也逐条答应了,还是无用。我和老蒋打了几十年的jiāo道了,深知其久染上海滩十里洋场流氓恶习的个xìng。他说话照例是不算数的,他嘴里说得再好听,做起来他还是不会放手的。”
李宗仁返抵南京的当天晚上,约请程思远、李汉魂、邱昌渭等人商量下一步的行动方针。程思远等人提醒李宗仁说,蒋介石在杭州会谈中以突然袭击的手法提出要成立一个“非常委员会”,这表明他是想借此从幕后走到前台,其用心十分yīn险,我们万万不能接受。李宗仁也是忧心忡忡,他认为在目前这种形势下,如果按照蒋介石的布置,随着国民政府各机构撤退到广州去,必然会再次落入蒋介石的圈套中。他们经过商议,决定次日不去广州,改飞桂林,目的是想让李宗仁在桂林重组政府,继续以和平的名义经营西南,作为亡羊补牢的挽救措施。
李汉魂
计划确定后,程思远马上打电话给空军司令周至柔,要周至柔把原定派给李宗仁的“中美”号专机与何应钦的“追云”号专机互换,因为“中美”号专机
是用四引擎巨型运输机改装的,无法在桂林机场降落。至于为什么换飞机,程思远含含糊糊,并未向周至柔说明:因为李宗仁改飞桂林的计划需要绝对保密,稍有不慎泄露出去,弄不好李宗仁就会被蒋介石派来监视他的特务们强迫劫持去广州。
4月23日凌晨,李宗仁坐着南京市公安局长刘诚之的汽车来到明故宫机场,前来送行的有南京卫戍司令张耀明、副司令覃异之、南京市长滕杰等人。李宗仁临上飞机前,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也乘车匆匆赶来送别。
当天下午,李宗仁乘坐的“追云”号专机在桂林降落后,旋即乘车住进文明路130号私宅。
蒋介石得知李宗仁没有去广州,而是改飞桂林的消息后大吃一惊,他马上打电话给何应钦,吩咐说:“敬之,李德邻跑到桂林去,恐怕会中了共产党的圈套。万一他在西南与共产党搞局部和平,签订和平协议,那我们可就是腹背受敌了,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要不惜一切代价,把李德邻劝回广州。”
蒋介石想了想,接着说:“白崇禧fǎn gòng之志甚坚,他在汉口说过:‘凡再言安抚中共者杀无赦’的话,所以要紧紧抓住白崇禧。李德邻可以不听我的话,但他离开白崇僖就会一事无成。”
滕 杰
何应钦不敢怠慢,马上按照蒋介石的意思给武汉发电报,邀请白崇禧到广州商淡。然而,何应钦晚了一步,李宗仁抢先于4月28日派程思远到武汉去接白崇禧,邀请他到桂林共商大计。
白崇禧听说李宗仁飞往桂林的消息后,顿足埋怨道:“德公庸而好自用,误了多少事呀!唉,原想德公会有所作为,我们拼命去扶他,没想到他也是一个扶不起来的‘刘阿斗’,现在军情紧急,我不能离开武汉去桂林。”
4月29日上午,白崇禧派他的副官马永芳到德明饭店把程思远接到他的办公室,一见面,白崇禧就yīn沉着脸对程思远说:“德公刚打电话来,说张发奎今天从广州飞桂林,美国驻华公使路易士克拉克也将于明天飞桂林,德公希望我们今天赶回桂林会商。我不准备回去,过去3个月,德公不知误了多少事,事实证明他是一个扶不起来的人。”
经过程思远一番苦劝,白崇禧勉强答应跟他一道飞往桂林。白崇禧拿起电话问汉口第四路空军司令罗机,今天能不能飞桂林。罗机说衡阳一带正在下大雨,桂林的天气也不好。等到下午,天气仍然没有好转,白崇禧十分焦急,命令罗机马上给他准备飞机,他带着程思远和副官离开汉口南飞。下午5时许,白崇禧的座机飞临桂林机场上空,由于大雨滂沱,无法降落,白崇禧只好命令驾驶员改飞广州。
白崇禧“从天而降”,令何应钦喜出望外。他立即登门拜访。谷正鼎、张道藩也陪同何应钦一同前往。何应钦对白崇禧说:“健生兄,你是华南重心所倚,党国安危,眼下就系于一人身上,万望健生兄不避劳怨,与弟等共济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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