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85 章
罗 机
张道藩
白崇禧敷衍道：“那当然，那当然。目前党国正处于危难之际，我们应当齐心合力，同舟共济。”
何应钦话锋一转，说：“可是，李代总统突然飞到桂林，中枢顿失重心，还是请健生兄劝代总统早日来穗，主持大计。”
白崇禧说：“若要德公来穗，须请蒋先生jiāo出所有权力，不再干预政治，凡事都由代总统做主。”
何应钦支支吾吾，不敢明确回答，他劝白崇禧暂时在广州住几天，待他向蒋介石请示后再给他一个答复。
在白崇禧滞留广州期间，4月30日，一个特殊人物突然来到了桂林、这个人就是美国驻华公使克拉克，他是专程来拜访李宗仁的。克拉克的突然到来，令李宗仁感到吃惊。由于不明了克拉克此行的用意，他急忙召集身边的幕僚商讨对策。李宗仁说：“美国人滑头得很，当时对我上台主持革新，美国人表现得很热情，也曾答应鼎力支持我。可是我上台这几个月来，美国人并没有给我多少援助，而且他们的态度也越来越令人不可捉摸了。”
邱昌渭道：“这主要是因为老蒋在背后处处掣肘，美国人感到德公凡事自己不能做主，所以才对我们失去了热情。我听傅泾波说，司徒雷登大使在写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称‘前电余测李宗仁可能成为中国有效之领导者，现余渐改变此项见解’等语句，可见主要还是德公不能摆脱老蒋的cāo纵和影响有关。”
广西省参议会议长李任仁说：“恐怕事情还不止于此。美国人3月18日通过驻美大使顾维钧给我们一个答复，说‘现在中国局势之动摇不定较往日为甚’，还说‘中国局势不明朗’，所以‘不能考虑远大之援华计划’。这表明美国政府另有企图。”
说着，李任仁拿出一张报纸，对众人说：“这是刚刚出版的《中国新闻》，里面有一篇文章，题目叫《从华盛顿看南京》，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我来读给大家听听。”
李任仁展开报纸读道：“美国人的生意经是最现实的，诸如罗斯福执政时的租借法案，与杜鲁门当选后的‘马歇尔方案’等一切的一切，都是为着美国的安全和利益而打的算盘，换句话说，就是美国人对外投了一分资本，则必定有一定的收获，如果光投资而没有收获的生意美国人是不会做的。……现在中国烽火漫天，一片骚乱，中国政府又如此无能，则以美国人的精明当然不愿再在中国这一赘瘤上投下毫无把握的‘DDT’了。”
李宗仁听完后，叹了一口气，说：“美国人已决意袖手旁观，眼看着中国政府垮台。”
众人议了半天，还是不明白克拉克此时到桂林来的用意，也想不出什么应对的良策。李宗仁最后总结说：“无论如何，我们也要争取美国人的支持，即使是从增加与蒋介石、共产党打jiāo道的砝码计，也得和美国人搞好关系。”
当天下午，李宗仁与克拉克进行了密淡。克拉克首先表态说：“美国政府决不会坐视中国被赤化。只要李代总统能继续在华南、西南组织力量与中共决战，我们就有可能在未受共产党控制的区域内，对坚持fǎn gòng的力量提供援助。”
李宗仁感叹道：“中国局势的复杂，与蒋先生背后cāo纵有很大的关系，要在如此危难的情况下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很难啊。”
克拉克鼓动说：“听说李代总统与李济深、黄绍先生是密友，现在李、黄诸先生在香港正热心组织国共两大力量之外的‘第三势力’，李代总统何不与老友多jiāo换看法?美国政府今后是绝不会再援助和支持蒋介石了。如果有第三势力出现，美国政府是乐于出面进行援助的。”
李任仁
听了克拉克的话，李宗仁才明白他此行的目的。对于组织第三势力，李宗仁确实没有过多的考虑。现在应该如何行动，他也没有最后拿定主意，他要等待白崇禧到来后，与他进行商量，才能作出决定。所以，他对克拉克的建议不置可否，没有表明自己的态度，5月2日，白崇禧自广州飞临桂林，与他同行的还有蒋介石派来的“劝驾”大员居正、阎锡山和李文范。当天晚上，李宗仁在文明路私邸，邀请白崇禧、黄旭初、李品仙、程思远、邱昌渭、韦永成、黄雪村、韦贽唐等人举行会议。李宗仁说：“蒋介石派居正、阎锡山和李文范三个人来桂林，想劝我回广州去，所以我今天草拟好一份书面材料，姑且定名为‘备忘录’吧，准备jiāo给居正、阎锡山和李文范，由他们转送给蒋介石，算是我对他们三人此行的一个答复。”
说着，李宗仁拿出一份材料，让程思远宣读给众人听。李宗仁的这份“备忘录”有个前言，自述3个月来他在南京不能有所作为的关键原因是蒋介石在幕后把持一切；声称如果蒋介石仍然不肯放手，还不如请他复职，以免彼此牵制，互相抵消。最后，李宗仁提出如果蒋介石不愿复职，仍让他来担任“代总统”，就必须答应他的下列要求：
“第一，关于指挥权者：力求扭转军事颓势，国防部应有完整之指挥权，蒋先生不得在幕后指挥；
第二，关于人事权者：全国官吏任免，由总统暨行政院长依据宪法执行之，蒋先生不得从幕后干预；
第三，关于财政金融者：中央金融、企业等机构，概由行政院主管部会监督，任何人不得从中cāo纵，中央银行运台贮存之银元、金钞，须一律jiāo出，支付军政费用，移存台湾的美援军火，应由政府运回大陆，分发各部队使用；
黄旭初
阎锡山
居 正
第四，关于行政范围者：各级政府须依据宪法规定，向总统及行政院长分层负责，不得听受任何个人指导，在穗之政府机关，应率先奉行；
第五，关于党政者：guó mín dǎng只能依普通政党规定，协助指导从政党员，不得干涉政务，控制政府；
第六，关于蒋先生今后出处：希望蒋先生暂时出国赴欧美访问，免碍军政改革，并设法争取外援。”
白崇禧听后，首先表示完全同意。他说：“同老蒋摊牌，本来就是我的一贯主张。但是现在政府在广州，如果德公长期留在桂林，则中央失去了领导重心，恐怕影响是很大的。”言外之意，是劝李宗仁即使同蒋介石争权，也要到广州去。对此，李宗仁没有立即表态。当晚的会议，只是讨论李宗仁的“备忘录”。众人议论一番，认为没有什么不妥之处。于是，李宗仁第二天便把这份“备忘录”jiāo给了居正等人，请他们带回广州，转送给蒋介石。但居正、阎锡山、李文范不同意使用“备忘录”这个名称，他们建议改为“李代总统同居正、阎锡山、李文范三委员谈话记录”。李宗仁表示同意，当天下午，李宗仁将这份“谈话录”分抄三份，一份jiāo李文范转送guó mín dǎng中常会；一份jiāo阎锡山转何应钦和蒋介石；一份请居正转jiāo给张发奎。当居、阎、李三人问李宗仁何时去广州时，李宗仁回答说，要等蒋介石作出答复后才能决定。
5月4日上午，张发奎自广州打电话告诉李宗仁说“谈话记录已由何应钦备函jiāo给中央秘书处派专人飞往上海送jiāo给蒋介石了。”
正在上海指挥汤恩伯做最后顽抗的蒋介石，看到李宗仁的这份“谈话记录”后十分恼火，下面是蒋经国对于此事的描述：
当此风雨飘摇，人心浮动，而忠贞之士正力挽危局之时，李宗仁突由桂林致函父亲，谈人事、军权、财政等条件。他要索取已经运到台湾的库存黄金，并且要父亲不要再过问国事，建议最好“早日出国”。父亲内心痛楚之余，因李代总统之误会与猜疑，如此其深，乃函复何院长，请转达李代总统及中央诸同志、函中首请李代总统立即莅临广州，领导政府，次说明其本人无复职之意。最后对于李氏六项要求之前五项，作如下答复：
一、总统职权既由李氏行使，则关于军政人事，代总统依据宪法有自由调整之权，任何人不能违反。
二、前在职时，为使国家财富免于共党之劫持，曾下令将国库所存金银转移安全地点；引退之后，未尝再行与闻。一切出纳收支皆依常规进行，财政部及中央银行簿册俱在，尽可稽考。任何人亦不能无理干涉，妄支分文。
三、美援军械之存储及分配，为国防部之职责，引退之后，无权过问，部册罗列，亦可查核。至于qiāng械由台运回，此乃政府之权限，应由政府自行处理。
四、国家军队由国防部指挥调遣，凡违反命令者应受国法之惩处，皆为当然之事。
五、非常委员会之设立，为四月二十二日杭州会谈所决定，当时李代总统曾经参与，且共同商讨其大纲，迄未表示反对之意。令李既yù打消原议，彼自可请中常会复议。唯民主政治为政党政治，党员对党负有遵守决议之责任；党对党员之政治主张有约束之权利，此乃政党政治之常轨，与训政时期以党御政者，自不可混为一谈。
最后，父亲对李代总统请其出国一事，答复如下：若谓中不复职即应出国，殊有重加商榷之必要。中许身革命四十余年，只要中国尚有一片自由之领土，不信中竟无立足之地。
在溪口时，曾对礼卿兄言：“前次他们要我下野，我自可下野，现在若复迫我出国亡命，我不能忍受此悲惨境遇。”今日所怀，仍复如此。
且在过去，彼等主和，乃指我妨碍和平，要求下野，今日和谈失败，又要以我牵制政府之罪，强我出国，并赋我以对外求援之责。如果将来求援不至，中又将负妨害外jiāo，牵制政府之咎。国内既不能立足，国外亦无法容身。中为一自由国民，不意国尚未亡，而置身无所，至于此极!
中自引退以来，政治责任已各解除，而对革命责任仍自觉其无可逃避；故德邻兄凡有垂询，无不竭诚以答：但决不敢有任何逾越分际干涉政治之行动。
今日国难益急，而德邻兄对中隔膜至此，诚非始料之所及。而过去之协助政府者，已被认为牵制政府，故中唯有遁世远引，对于政治一切不复闻问。
5月5日，蒋介石的上述答复由专机从上海送到了广州。第二天，guó mín dǎng中常会召开临时会议，推举阎锡山、朱家骅、陈济棠三人携带蒋介石的答复和何应钦的信函前往桂林，迎接李宗仁回广州。李宗仁看了蒋介石的答复后，对白崇禧说：“蒋介石的答复满纸官话，并没有实际内容，而且话中有话，抱怨我的所作所为。”
白崇禧则认为，蒋介石并非不想重新复职出山，因此他竭力鼓动李宗仁到广州去主持政务，以便同蒋介石争权。到了这个时候，李宗仁进退失据，完全听从白崇禧的摆布，只好答应与阎锡山一道前往广州。
对于李宗仁的这一决定，他的许多部下均表示反对。程思远认为，李宗仁已受到白崇禧的挟持，到广州后又必将被蒋介石玩弄于股掌之上，所以他找了个借口，没有与李宗仁同行。程思远始终认为：“李宗仁于和谈破裂后，不坚决引退，实为失策；既不引退，而又去广州，更为识者所惋惜。”
李宗仁以前的老友章士钊、邵力子听说李宗仁去广州的消息后，也于5月18日给他写了一封信，批评他说：“公不以鄙言为可采，并不胜主战分子之胁迫利诱，竟亦翩然莅粤，同流合污，阳冠僚采，yīn侪傀儡，不知公有何把握，作何打算，犹岸然以国家存亡民主祸福为张皇工具，伤哉!伤哉！”
朱家骅
5月8日上午，李宗仁在阎锡山、朱家骅、陈济棠及具随员的陪同下，乘“追云”号和“自强”号两架专机飞抵广州。
蒋介石引退以前，曾作过周密部署，有一整套的应变计划，其核心内容是：经营台湾，作为其最后的根据地；守住东南沿海岛屿，与台湾相呼应；控制川滇，yù在西南留下一个fǎn gòng基地；收拾两广，彻底消灭桂系势力。如果李宗仁留在桂林，那就非蒋介石所能控制的，所以他才三番五次地派人到桂林“劝驾”，最后终于说服李宗仁离开了自己的老家，去了广州。
李宗仁一到广州，guó mín dǎng顽固派就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向李宗仁施加压力，首先是暴露李宗仁的fǎn gòng面貌，其次是对他掣肘，使他在政治上再也没有回旋余地。李宗仁5月8日到广州后，就被逼迫着发表了一个书面谈话，声称“中共破坏和谈，一意孤行，政府只有作战到底。”但顽固派仍认为他的fǎn gòng态度不够坚决，5月16日，广州guó mín dǎng中央政治会议决议：请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令全体党员，请国民政府通令各级文武官员和全国民众，如再提倡“和平”运动，中途妥协，或妄自发表求和言论者，应视同“党国”叛逆，予以党纪同法之处分。并逼迫着李宗仁照此意思，以“代总统”的身份于5月21日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
看到李宗仁的上述表现，蒋介石终于松了一口气，他对蒋经国说：“桂系的和平梦呓终究是做到头了，绝了桂系的和平之念，总算去了我心头一大患矣！”
李宗仁到广州后很快就发现，“广州此时的情况较南京尤为艰难”。他要行政院长何应钦请蒋介石实践他所提出的“德邻兄凡有垂询，无不竭诚以答”的诺言，从台湾运来一些黄金白银，以应急需。为此，何应钦曾两度派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飞往台湾，向蒋介石请示。朱家骅第二次一见蒋介石的面，蒋介石就不耐烦地训斥道：“你又来干什么?是不是李德邻又派你来向我要钱要qiāng?”
朱家骅期期艾艾地说：“总裁，广州的情形很不好，李代总统一再逼迫何院长向你要黄金和军械，说是要总裁实践诺言。何院长被他逼得没有办法，只好派我来向总裁请示。”
蒋介石冷笑一声说：“李德邻打的如意小算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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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道藩
白崇禧敷衍道：“那当然，那当然。目前党国正处于危难之际，我们应当齐心合力，同舟共济。”
何应钦话锋一转，说：“可是，李代总统突然飞到桂林，中枢顿失重心，还是请健生兄劝代总统早日来穗，主持大计。”
白崇禧说：“若要德公来穗，须请蒋先生jiāo出所有权力，不再干预政治，凡事都由代总统做主。”
何应钦支支吾吾，不敢明确回答，他劝白崇禧暂时在广州住几天，待他向蒋介石请示后再给他一个答复。
在白崇禧滞留广州期间，4月30日，一个特殊人物突然来到了桂林、这个人就是美国驻华公使克拉克，他是专程来拜访李宗仁的。克拉克的突然到来，令李宗仁感到吃惊。由于不明了克拉克此行的用意，他急忙召集身边的幕僚商讨对策。李宗仁说：“美国人滑头得很，当时对我上台主持革新，美国人表现得很热情，也曾答应鼎力支持我。可是我上台这几个月来，美国人并没有给我多少援助，而且他们的态度也越来越令人不可捉摸了。”
邱昌渭道：“这主要是因为老蒋在背后处处掣肘，美国人感到德公凡事自己不能做主，所以才对我们失去了热情。我听傅泾波说，司徒雷登大使在写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称‘前电余测李宗仁可能成为中国有效之领导者，现余渐改变此项见解’等语句，可见主要还是德公不能摆脱老蒋的cāo纵和影响有关。”
广西省参议会议长李任仁说：“恐怕事情还不止于此。美国人3月18日通过驻美大使顾维钧给我们一个答复，说‘现在中国局势之动摇不定较往日为甚’，还说‘中国局势不明朗’，所以‘不能考虑远大之援华计划’。这表明美国政府另有企图。”
说着，李任仁拿出一张报纸，对众人说：“这是刚刚出版的《中国新闻》，里面有一篇文章，题目叫《从华盛顿看南京》，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我来读给大家听听。”
李任仁展开报纸读道：“美国人的生意经是最现实的，诸如罗斯福执政时的租借法案，与杜鲁门当选后的‘马歇尔方案’等一切的一切，都是为着美国的安全和利益而打的算盘，换句话说，就是美国人对外投了一分资本，则必定有一定的收获，如果光投资而没有收获的生意美国人是不会做的。……现在中国烽火漫天，一片骚乱，中国政府又如此无能，则以美国人的精明当然不愿再在中国这一赘瘤上投下毫无把握的‘DDT’了。”
李宗仁听完后，叹了一口气，说：“美国人已决意袖手旁观，眼看着中国政府垮台。”
众人议了半天，还是不明白克拉克此时到桂林来的用意，也想不出什么应对的良策。李宗仁最后总结说：“无论如何，我们也要争取美国人的支持，即使是从增加与蒋介石、共产党打jiāo道的砝码计，也得和美国人搞好关系。”
当天下午，李宗仁与克拉克进行了密淡。克拉克首先表态说：“美国政府决不会坐视中国被赤化。只要李代总统能继续在华南、西南组织力量与中共决战，我们就有可能在未受共产党控制的区域内，对坚持fǎn gòng的力量提供援助。”
李宗仁感叹道：“中国局势的复杂，与蒋先生背后cāo纵有很大的关系，要在如此危难的情况下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很难啊。”
克拉克鼓动说：“听说李代总统与李济深、黄绍先生是密友，现在李、黄诸先生在香港正热心组织国共两大力量之外的‘第三势力’，李代总统何不与老友多jiāo换看法?美国政府今后是绝不会再援助和支持蒋介石了。如果有第三势力出现，美国政府是乐于出面进行援助的。”
李任仁
听了克拉克的话，李宗仁才明白他此行的目的。对于组织第三势力，李宗仁确实没有过多的考虑。现在应该如何行动，他也没有最后拿定主意，他要等待白崇禧到来后，与他进行商量，才能作出决定。所以，他对克拉克的建议不置可否，没有表明自己的态度，5月2日，白崇禧自广州飞临桂林，与他同行的还有蒋介石派来的“劝驾”大员居正、阎锡山和李文范。当天晚上，李宗仁在文明路私邸，邀请白崇禧、黄旭初、李品仙、程思远、邱昌渭、韦永成、黄雪村、韦贽唐等人举行会议。李宗仁说：“蒋介石派居正、阎锡山和李文范三个人来桂林，想劝我回广州去，所以我今天草拟好一份书面材料，姑且定名为‘备忘录’吧，准备jiāo给居正、阎锡山和李文范，由他们转送给蒋介石，算是我对他们三人此行的一个答复。”
说着，李宗仁拿出一份材料，让程思远宣读给众人听。李宗仁的这份“备忘录”有个前言，自述3个月来他在南京不能有所作为的关键原因是蒋介石在幕后把持一切；声称如果蒋介石仍然不肯放手，还不如请他复职，以免彼此牵制，互相抵消。最后，李宗仁提出如果蒋介石不愿复职，仍让他来担任“代总统”，就必须答应他的下列要求：
“第一，关于指挥权者：力求扭转军事颓势，国防部应有完整之指挥权，蒋先生不得在幕后指挥；
第二，关于人事权者：全国官吏任免，由总统暨行政院长依据宪法执行之，蒋先生不得从幕后干预；
第三，关于财政金融者：中央金融、企业等机构，概由行政院主管部会监督，任何人不得从中cāo纵，中央银行运台贮存之银元、金钞，须一律jiāo出，支付军政费用，移存台湾的美援军火，应由政府运回大陆，分发各部队使用；
黄旭初
阎锡山
居 正
第四，关于行政范围者：各级政府须依据宪法规定，向总统及行政院长分层负责，不得听受任何个人指导，在穗之政府机关，应率先奉行；
第五，关于党政者：guó mín dǎng只能依普通政党规定，协助指导从政党员，不得干涉政务，控制政府；
第六，关于蒋先生今后出处：希望蒋先生暂时出国赴欧美访问，免碍军政改革，并设法争取外援。”
白崇禧听后，首先表示完全同意。他说：“同老蒋摊牌，本来就是我的一贯主张。但是现在政府在广州，如果德公长期留在桂林，则中央失去了领导重心，恐怕影响是很大的。”言外之意，是劝李宗仁即使同蒋介石争权，也要到广州去。对此，李宗仁没有立即表态。当晚的会议，只是讨论李宗仁的“备忘录”。众人议论一番，认为没有什么不妥之处。于是，李宗仁第二天便把这份“备忘录”jiāo给了居正等人，请他们带回广州，转送给蒋介石。但居正、阎锡山、李文范不同意使用“备忘录”这个名称，他们建议改为“李代总统同居正、阎锡山、李文范三委员谈话记录”。李宗仁表示同意，当天下午，李宗仁将这份“谈话录”分抄三份，一份jiāo李文范转送guó mín dǎng中常会；一份jiāo阎锡山转何应钦和蒋介石；一份请居正转jiāo给张发奎。当居、阎、李三人问李宗仁何时去广州时，李宗仁回答说，要等蒋介石作出答复后才能决定。
5月4日上午，张发奎自广州打电话告诉李宗仁说“谈话记录已由何应钦备函jiāo给中央秘书处派专人飞往上海送jiāo给蒋介石了。”
正在上海指挥汤恩伯做最后顽抗的蒋介石，看到李宗仁的这份“谈话记录”后十分恼火，下面是蒋经国对于此事的描述：
当此风雨飘摇，人心浮动，而忠贞之士正力挽危局之时，李宗仁突由桂林致函父亲，谈人事、军权、财政等条件。他要索取已经运到台湾的库存黄金，并且要父亲不要再过问国事，建议最好“早日出国”。父亲内心痛楚之余，因李代总统之误会与猜疑，如此其深，乃函复何院长，请转达李代总统及中央诸同志、函中首请李代总统立即莅临广州，领导政府，次说明其本人无复职之意。最后对于李氏六项要求之前五项，作如下答复：
一、总统职权既由李氏行使，则关于军政人事，代总统依据宪法有自由调整之权，任何人不能违反。
二、前在职时，为使国家财富免于共党之劫持，曾下令将国库所存金银转移安全地点；引退之后，未尝再行与闻。一切出纳收支皆依常规进行，财政部及中央银行簿册俱在，尽可稽考。任何人亦不能无理干涉，妄支分文。
三、美援军械之存储及分配，为国防部之职责，引退之后，无权过问，部册罗列，亦可查核。至于qiāng械由台运回，此乃政府之权限，应由政府自行处理。
四、国家军队由国防部指挥调遣，凡违反命令者应受国法之惩处，皆为当然之事。
五、非常委员会之设立，为四月二十二日杭州会谈所决定，当时李代总统曾经参与，且共同商讨其大纲，迄未表示反对之意。令李既yù打消原议，彼自可请中常会复议。唯民主政治为政党政治，党员对党负有遵守决议之责任；党对党员之政治主张有约束之权利，此乃政党政治之常轨，与训政时期以党御政者，自不可混为一谈。
最后，父亲对李代总统请其出国一事，答复如下：若谓中不复职即应出国，殊有重加商榷之必要。中许身革命四十余年，只要中国尚有一片自由之领土，不信中竟无立足之地。
在溪口时，曾对礼卿兄言：“前次他们要我下野，我自可下野，现在若复迫我出国亡命，我不能忍受此悲惨境遇。”今日所怀，仍复如此。
且在过去，彼等主和，乃指我妨碍和平，要求下野，今日和谈失败，又要以我牵制政府之罪，强我出国，并赋我以对外求援之责。如果将来求援不至，中又将负妨害外jiāo，牵制政府之咎。国内既不能立足，国外亦无法容身。中为一自由国民，不意国尚未亡，而置身无所，至于此极!
中自引退以来，政治责任已各解除，而对革命责任仍自觉其无可逃避；故德邻兄凡有垂询，无不竭诚以答：但决不敢有任何逾越分际干涉政治之行动。
今日国难益急，而德邻兄对中隔膜至此，诚非始料之所及。而过去之协助政府者，已被认为牵制政府，故中唯有遁世远引，对于政治一切不复闻问。
5月5日，蒋介石的上述答复由专机从上海送到了广州。第二天，guó mín dǎng中常会召开临时会议，推举阎锡山、朱家骅、陈济棠三人携带蒋介石的答复和何应钦的信函前往桂林，迎接李宗仁回广州。李宗仁看了蒋介石的答复后，对白崇禧说：“蒋介石的答复满纸官话，并没有实际内容，而且话中有话，抱怨我的所作所为。”
白崇禧则认为，蒋介石并非不想重新复职出山，因此他竭力鼓动李宗仁到广州去主持政务，以便同蒋介石争权。到了这个时候，李宗仁进退失据，完全听从白崇禧的摆布，只好答应与阎锡山一道前往广州。
对于李宗仁的这一决定，他的许多部下均表示反对。程思远认为，李宗仁已受到白崇禧的挟持，到广州后又必将被蒋介石玩弄于股掌之上，所以他找了个借口，没有与李宗仁同行。程思远始终认为：“李宗仁于和谈破裂后，不坚决引退，实为失策；既不引退，而又去广州，更为识者所惋惜。”
李宗仁以前的老友章士钊、邵力子听说李宗仁去广州的消息后，也于5月18日给他写了一封信，批评他说：“公不以鄙言为可采，并不胜主战分子之胁迫利诱，竟亦翩然莅粤，同流合污，阳冠僚采，yīn侪傀儡，不知公有何把握，作何打算，犹岸然以国家存亡民主祸福为张皇工具，伤哉!伤哉！”
朱家骅
5月8日上午，李宗仁在阎锡山、朱家骅、陈济棠及具随员的陪同下，乘“追云”号和“自强”号两架专机飞抵广州。
蒋介石引退以前，曾作过周密部署，有一整套的应变计划，其核心内容是：经营台湾，作为其最后的根据地；守住东南沿海岛屿，与台湾相呼应；控制川滇，yù在西南留下一个fǎn gòng基地；收拾两广，彻底消灭桂系势力。如果李宗仁留在桂林，那就非蒋介石所能控制的，所以他才三番五次地派人到桂林“劝驾”，最后终于说服李宗仁离开了自己的老家，去了广州。
李宗仁一到广州，guó mín dǎng顽固派就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向李宗仁施加压力，首先是暴露李宗仁的fǎn gòng面貌，其次是对他掣肘，使他在政治上再也没有回旋余地。李宗仁5月8日到广州后，就被逼迫着发表了一个书面谈话，声称“中共破坏和谈，一意孤行，政府只有作战到底。”但顽固派仍认为他的fǎn gòng态度不够坚决，5月16日，广州guó mín dǎng中央政治会议决议：请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令全体党员，请国民政府通令各级文武官员和全国民众，如再提倡“和平”运动，中途妥协，或妄自发表求和言论者，应视同“党国”叛逆，予以党纪同法之处分。并逼迫着李宗仁照此意思，以“代总统”的身份于5月21日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
看到李宗仁的上述表现，蒋介石终于松了一口气，他对蒋经国说：“桂系的和平梦呓终究是做到头了，绝了桂系的和平之念，总算去了我心头一大患矣！”
李宗仁到广州后很快就发现，“广州此时的情况较南京尤为艰难”。他要行政院长何应钦请蒋介石实践他所提出的“德邻兄凡有垂询，无不竭诚以答”的诺言，从台湾运来一些黄金白银，以应急需。为此，何应钦曾两度派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飞往台湾，向蒋介石请示。朱家骅第二次一见蒋介石的面，蒋介石就不耐烦地训斥道：“你又来干什么?是不是李德邻又派你来向我要钱要qiāng?”
朱家骅期期艾艾地说：“总裁，广州的情形很不好，李代总统一再逼迫何院长向你要黄金和军械，说是要总裁实践诺言。何院长被他逼得没有办法，只好派我来向总裁请示。”
蒋介石冷笑一声说：“李德邻打的如意小算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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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一十六章 邀请剑神之剑弑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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