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88 章
，甲找不到乙，乙找不到丙，火箭筒全然无法使用，遂使敌坦克得志。更令我军始料不及的是：当天下午，蒋军坦克配合步兵在一点红海滩进行反登陆演习，一辆坦克发生故障，无法开动，停在原地修理。午夜时分，我军第一梯队恰在这一带海滩登陆。最奇怪的是，这辆坏了一夜的坦克在这时居然开动了，M-5A坦克火力很强，一辆单车的火力超过一个装备齐全的步兵连。一个坦克营的火力则超过一个步兵师。它给予我军主攻二四四团以重大杀伤。由于缺乏反坦克兵器，我军战士曾在身上绑上zhàyào向敌坦克猛扑，不果。部队为避其锋，撤入海滩附近的防风草丛中。坦克冲入我军隐藏处做蛇形碾轧。后来，这辆坦克被guó mín dǎng授予“金门之熊”称号。陈诚称：“金门作战，装甲兵居于首功。”
刘天祥
孙玉秀
“金门之熊”
金门之役，登陆点的选择不当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一点红确是金门最适合于登陆的海滩，但我军能想到，敌军自然也能想到，这样就失去了奇袭之效。举世闻名的诺曼底登陆和仁川登陆都是选在最不适合于登陆的地点，反而成功。
金门战役第二年，胡琏在其司令部接受记者采访。
二十二年内战，中国共产党无一地而得天下，guó mín dǎng坐天下而失天下。金门之役前，guó mín dǎng无一役不输，对共产党的心理优势降到最低点，至1949年，更是精神士气土崩瓦解，一败如水。在这种情况下，金门战役犹如一支强心针，注入了guó mín dǎng濒死的肌体，让这个党又活了过来。蒋经国认为：“金门战役是guó mín dǎng的转折点。”胡琏说：“金门战役的胜利既是军事上的，也是政治上的，更是精神上的。”这是当年参加金门一役的勇士们所想不到的。
Chapter 39
第三十九章 苦不堪言的中国农民
在guó mín dǎng统治区，农民的悲惨状况，正如当时的一首民谣所说的那样：“农民头上三把刀，税多、租重、利息高。农民眼前三条路，逃荒、讨米、坐监牢。”同时，还因兵役和差役的苛虐，农村劳动力受到严重的摧残，农民被迫充当pào灰，致使家破人亡，田园荒芜。
一些被俘的guó mín dǎng军军官在解往后方途中，亲眼看到络绎不绝的众多民工推着小车，抬着担架，赶着大车支前，没有军队看押也不逃跑，自动为解放军运送军需物资和伤员，白天飞机zhà扰也不害怕，夜间有时露宿荒郊野外，还把衣服脱下给伤员盖。不禁感慨万分。
guó mín dǎng统治下吃草根树皮的农民
蒋介石在建立了反动政权之后，为了fǎn gòng反人民，消灭异己，创造了一支庞大的中央军，其数量之多超过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军队，也超过当时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常备军。蒋介石就是用这支军队，在1927年到1949年的22年中，不间断地对革命人民和一切异己派系的军阀作战。其战争规模之大，屠杀人民之多，在中国历史上都是空前的。蒋介石政府进行的反革命内战愈频繁，范围愈广，时间持续愈久，军费增加也就愈多，为筹措军费所增加的内外债和税收也就愈多，随之而来的四大家族的军事利润和积累的财富就愈多。这也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对内战“乐此不疲”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仅从蒋介石政府公开发表的数字看，内战军费高居首位，经常占支出的40%以上。实际上远不止此数。那么，蒋介石是怎么筹措到这样庞大的军费的呢？又是如何从中搜刮大量财富的呢？
发行内债是四大家族搜刮军费发财致富的一个重要手段。1927年至1936年这十年间，guó mín dǎng政府共发行内债26亿元，比北洋政府16年发行的6.1亿还要超出3倍多。如此巨大的公债，既增加了四大家族的财富，又使他们得到了反革命内战的经费，而内债在对人民的剥夺中又起了重大的作用，加重了人民的苦难。因为公债的还本付息，最后都出自于劳动人民的赋税。随着公债的增发，人民所负担的赋税必然日益加重，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却因而日益增加。经营和承购公债可以得到巨额利润，不仅可以得到至少5～6折的回扣，还可以得到利息。这样大的好处，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得到的，主要是四大家族所控制的中国银行、中央银行、jiāo通银行、农民银行所垄断。1935年四行在全国银行中握有公债总数的64%以上。四大家族除了垄断公债利益外，还利用公债来增发不兑换的纸币，在guó mín dǎng政府所有公债发行的条例上，都规定了债券“得为银行之保证的准备金”。这就是说，发行银行可以用公债作为保证的准备而发行纸币。公债发行得越多，纸币也就发行得越多，其结果就是四大家族既发了“公债财”，又发了“纸币财”，人民则既欠guó mín dǎng政府的“内债”，又要以赋税去偿还，而四大家族不花一文钱，就从人民的膏血中得到巨大的利益。
guó mín dǎng政府狂发纸币，纸币贬值，物价飞腾，工人工资居然要用麻袋装钱。
借外债是蒋介石筹措内战经费的又一来源。十年内战期间共借外债14种约2亿元，主要是作内战经费。如1933年的美国棉麦借款，在洽商期间就已由guó mín dǎng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拨至豫、鄂、皖、赣四省，作为“剿赤”军费。
内债和外债都是要靠增加捐税来偿还，增加税收也就自然成为蒋介石政府积累财富的一个重要来源。所以，在蒋介石政府统治下，人民承担的赋税特别苛重。据蒋介石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1934年前后出版的几个省的农村调查记载，农村捐税的名目各省都有几百种。又据天津《大公报》1932年统计，全国捐税的名目有1756种之多。其中鸦片有懒惰捐，大小便有粪溺捐，结婚有新婚捐，死人有棺材捐，扫地有垃圾捐，而且还有过路捐、jiāo通税，五花八门，不一而足，真是“自古未闻屎上税，而今只有屁无捐”。当时人民对guó mín dǎng叫“刮民党”，咒骂“蒋委员长万税”。
抗日战争时期，四大家族在进一步垄断财政金融后，借口战时财政困难，实行通货膨胀政策，乘机大发国难财，给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恶果。1935年的法币政策，使发行银行由30多家集中到四大家族控制的中国银行、中央银行、jiāo通银行、农民银行四家，以纸币代替银币，又为实行通货膨胀的财政政策打开了方便之门。1937年11月，guó mín dǎng财政部长孔祥熙召集政学系的头目张群、吴忠信等人开会，决定了增发纸币缓解财政困难的总方针。从此，法币走上了高速膨胀的阶段。（此前，法币发行增加的速度还不太大，物价虽有上涨的趋势，但涨幅还较缓）至1941年底，法币的总发行量已比1938年底增加六倍半以上。特别是1942年货币发行权集中于中央银行之后，一单元等于20元法币的关金券大量出笼，100元、500元、1000元的大面额法币也像浪潮似的涌入市场，物价的上涨更大大超过货币发行量的增长。到1945年底，法币发行量较1936年6月增加了738倍。这时的法币，2000元才合战前的一元，也就是说人民手中的法币价值只有战前的万分之五。这样做的结果是四大家族不仅通过法币贬值把他们过去大量发行的公债几乎变成了废纸，而且还通过货币贬值把全国人民手中的财富，逐渐变成了他们的财产。这种通货膨胀的财经政策，是一种以全民为对象的最普遍、最残酷的掠夺，因此，有人称其为“人头税xìng质的慢xìng财政没收政策”，和发行公债掠夺人民的办法比起来，既简单方便，还能弄到更多的钱。孔祥熙就说过：“发行公债真麻烦，付息、抽签、还本，又弄不到几个钱，不如印发钞票，简单得多。”
列宁曾经说过：“滥发纸币是一种最坏的强迫xìng公债，它使工人和贫民的生活状况急剧恶化。”事实也正是这样，据guó mín dǎng社会部1942年3月统计，重庆当月的物价较1937年上半年增加了34倍，而同期工人的工资仅增加了5倍，工人生活水平降低了80%以上。1943年成都士兵的待遇仅及战前的6%，大学教授仅及战前的12%，农民的实际收入也降到了1937年的58%，这种恶xìng通货膨胀不仅表明了经济的危机，而且对抗战也是极其有害的，它使guó mín dǎng政府在1944年的实际支出仅为1937年的45%，这显然是大大降低了抗战的实力。但它却对四大家族有利，有利于其大发国难财和积累官僚资本。货币贬值和物价高涨，必然使富者更富，小康之家变穷，穷的更穷。
四大家族通过金融垄断而采取的另一种积聚官僚资本的方式是外汇投机和黄金买卖。1939年9月15日，guó mín dǎng政府宣布黄金由四行联合办事处的“金银收兑处”收兑，民间不得私存黄金。1943年又宣布允许黄金自由买卖。这种时而对民间黄金进行收兑，时而又允许黄金买卖的做法，完全是为了四大家族积累官僚资本的需要。实行“黄金国有的目的是把民间存金集中到他们控制的国库，而恢复黄金自由买卖，则是把国库的黄金，再大部分转入他们的私库”。guó mín dǎng政府的外汇政策使外汇产生黑市，而且黑市的价格与官价越来越大，这就为四大家族利用其垄断外汇的特权攫取暴利创造了条件。例如，据上海《大美周刊》披露的香港来电说：1939年8月，“平准会停止援助法币前，渝某重要部长夫人电某外籍经纪人嘱购入英金4万镑之巨额外汇”。这位部长就是孔祥熙，他利用审批外汇大权，套取大量外汇，高价抛入黑市，以牟取暴利。有人说他老婆宋霭龄仅在抗战初期套取外汇的投机中，就“捞到了800万英镑”。
宋霭龄(左)与孔祥熙
田赋征实是guó mín dǎng政府对农民的最残酷的掠夺方式，主要分为三种，其一是guó mín dǎng政府按照田亩向农民征粮，二是所谓中央征借、征购，三是地方公粮。抗日战争胜利后，guó mín dǎng政府曾经宣布：1945年在恢复区，1946年在大后方，轮流免征田赋一年。但这全是骗人的鬼话，事实完全不是这样，1945年，收复区确实豁免了一年田赋，但其中若干地区敌伪早就已经征收过了，而且蒋介石政府还要强迫各地人民献金、献粮，并征购军粮。1946年7月15日的《文汇报》就曾揭露说：“在收复区虽叨了豁免一年田赋的光，而事实上各县强迫献金献粮，很有许多要超过了这一年豁免的田赋，而且是真不二价的摊派，捉人封产，闹得鸡飞狗上屋”。有的地方虽豁免了1945年的田赋，却要追补前7年的田赋，更有用铡刀追索8年的田赋的。重庆《商务日报》曾报道说：“晋省汾南各县，各种摊派仍继续进行，一向安静之安邑，亦受其影响。县长及国民兵团等尤为横暴，任意抢掠，渠等日前之意图，为追索8年粮赋，现拒绝jiāo纳者已有1人付之铡刀。”guó mín dǎng江苏当局也不得不承认“没有任何东西像他们那样折磨着商人，压迫着人民”。在湖南，为征购军粮160万石，成批的军队开到乡下搜索，美式的机关qiāng架在灾民的门前，捆绑、吊打成为灾民的家常便饭。市价1万元以上的一石谷，征购价格仅为2750元，而且征购数目按田分摊，各地乡、保长从中捣鬼，应征一石的花户，得到通知往往是限期送jiāo五六石甚至于七八石，致使1946年湖南饥民竟高达2000万，他们只能以树皮、蕨根、雷公菌等40多种草、叶、野菜充饥。
至于1946年的大后方，“豁免田赋一年”的话音刚落，guó mín dǎng二中全会就为进行全国xìng的内战，宣布继续征实，guó mín dǎng政府并于6月15日宣布了继续征实的命令。这样，所谓大后方在抗战胜利后第二年豁免田赋的诺言，就完全成了一个骗局。而且税赋奇高，超过抗战时期的负担，是战前税赋的4倍以上。
对于“收复区”，1946年本来是不“免”田赋的，guó mín dǎng政府当然更不会放过，6月初，财粮会议通过的《关于田赋粮食之紧急措施》规定：“上年明令免赋各省份（指收复区），本年度田赋仍一律征收实物，并为适应军食及地方需要仍酌办征借”。据1946年7月26日上海《文汇报》报道：“江浙田赋最重要的区域，战前每亩连各种附税在内，大都约在⒈4元左右，合当时米价，也不过征到每亩⒈5至2斗而已，现在连带征公粮积谷等种种在内，每亩须要征到6斗以上，这种变相的加赋，其所加的数量，不但超过了田租的收入（海宁嘉兴一带许多田亩所收租米只有三四斗），并且要超过农夫从事一年的牛马生活所得到的实益（每亩收获量平均不过⒈5石，除去征实的谷，所余的，不够肥料人工的开支）。”但从全国来看，这并不是最高的，真可以说是“地皮有尽刮无尽”。甘肃省抗战前田赋实际征收每年总额约12万石，抗战胜利后，则增至200万石以上。1946年6月，河南在征粮榜上被填写为420万石，除省县级公粮外，征实280万石，征借140万石。这样庞大的数目，千疮百痍的河南，纵使人民全都变成不吃不喝的神仙也难凑足，据大约的估计，就是河南当年的麦收全部上jiāo，也抵不上这个数目的一半。在这种情况下，1946年的河南征粮的名目就有8种，即：征实、征借、征购、省县公粮、代购、暂借、筹购、抢购。
为了加紧从农村中搜刮粮食，guó mín dǎng政府在1947年初召开全国粮食会议，决定催缴产粮征实，组织所谓“督征团”分赴各地农村“督征”并下令“嗣后因征粮而扣押人民，不受法律限制”。于是，各地均有农户被扣押吊打，横加勒索。而且guó mín dǎng政府粮食部还决定，凡无力缴纳田赋的农户，即将其不动产查封拍卖，或由政府“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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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天祥
孙玉秀
“金门之熊”
金门之役，登陆点的选择不当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一点红确是金门最适合于登陆的海滩，但我军能想到，敌军自然也能想到，这样就失去了奇袭之效。举世闻名的诺曼底登陆和仁川登陆都是选在最不适合于登陆的地点，反而成功。
金门战役第二年，胡琏在其司令部接受记者采访。
二十二年内战，中国共产党无一地而得天下，guó mín dǎng坐天下而失天下。金门之役前，guó mín dǎng无一役不输，对共产党的心理优势降到最低点，至1949年，更是精神士气土崩瓦解，一败如水。在这种情况下，金门战役犹如一支强心针，注入了guó mín dǎng濒死的肌体，让这个党又活了过来。蒋经国认为：“金门战役是guó mín dǎng的转折点。”胡琏说：“金门战役的胜利既是军事上的，也是政治上的，更是精神上的。”这是当年参加金门一役的勇士们所想不到的。
Chapter 39
第三十九章 苦不堪言的中国农民
在guó mín dǎng统治区，农民的悲惨状况，正如当时的一首民谣所说的那样：“农民头上三把刀，税多、租重、利息高。农民眼前三条路，逃荒、讨米、坐监牢。”同时，还因兵役和差役的苛虐，农村劳动力受到严重的摧残，农民被迫充当pào灰，致使家破人亡，田园荒芜。
一些被俘的guó mín dǎng军军官在解往后方途中，亲眼看到络绎不绝的众多民工推着小车，抬着担架，赶着大车支前，没有军队看押也不逃跑，自动为解放军运送军需物资和伤员，白天飞机zhà扰也不害怕，夜间有时露宿荒郊野外，还把衣服脱下给伤员盖。不禁感慨万分。
guó mín dǎng统治下吃草根树皮的农民
蒋介石在建立了反动政权之后，为了fǎn gòng反人民，消灭异己，创造了一支庞大的中央军，其数量之多超过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军队，也超过当时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常备军。蒋介石就是用这支军队，在1927年到1949年的22年中，不间断地对革命人民和一切异己派系的军阀作战。其战争规模之大，屠杀人民之多，在中国历史上都是空前的。蒋介石政府进行的反革命内战愈频繁，范围愈广，时间持续愈久，军费增加也就愈多，为筹措军费所增加的内外债和税收也就愈多，随之而来的四大家族的军事利润和积累的财富就愈多。这也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对内战“乐此不疲”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仅从蒋介石政府公开发表的数字看，内战军费高居首位，经常占支出的40%以上。实际上远不止此数。那么，蒋介石是怎么筹措到这样庞大的军费的呢？又是如何从中搜刮大量财富的呢？
发行内债是四大家族搜刮军费发财致富的一个重要手段。1927年至1936年这十年间，guó mín dǎng政府共发行内债26亿元，比北洋政府16年发行的6.1亿还要超出3倍多。如此巨大的公债，既增加了四大家族的财富，又使他们得到了反革命内战的经费，而内债在对人民的剥夺中又起了重大的作用，加重了人民的苦难。因为公债的还本付息，最后都出自于劳动人民的赋税。随着公债的增发，人民所负担的赋税必然日益加重，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却因而日益增加。经营和承购公债可以得到巨额利润，不仅可以得到至少5～6折的回扣，还可以得到利息。这样大的好处，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得到的，主要是四大家族所控制的中国银行、中央银行、jiāo通银行、农民银行所垄断。1935年四行在全国银行中握有公债总数的64%以上。四大家族除了垄断公债利益外，还利用公债来增发不兑换的纸币，在guó mín dǎng政府所有公债发行的条例上，都规定了债券“得为银行之保证的准备金”。这就是说，发行银行可以用公债作为保证的准备而发行纸币。公债发行得越多，纸币也就发行得越多，其结果就是四大家族既发了“公债财”，又发了“纸币财”，人民则既欠guó mín dǎng政府的“内债”，又要以赋税去偿还，而四大家族不花一文钱，就从人民的膏血中得到巨大的利益。
guó mín dǎng政府狂发纸币，纸币贬值，物价飞腾，工人工资居然要用麻袋装钱。
借外债是蒋介石筹措内战经费的又一来源。十年内战期间共借外债14种约2亿元，主要是作内战经费。如1933年的美国棉麦借款，在洽商期间就已由guó mín dǎng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拨至豫、鄂、皖、赣四省，作为“剿赤”军费。
内债和外债都是要靠增加捐税来偿还，增加税收也就自然成为蒋介石政府积累财富的一个重要来源。所以，在蒋介石政府统治下，人民承担的赋税特别苛重。据蒋介石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1934年前后出版的几个省的农村调查记载，农村捐税的名目各省都有几百种。又据天津《大公报》1932年统计，全国捐税的名目有1756种之多。其中鸦片有懒惰捐，大小便有粪溺捐，结婚有新婚捐，死人有棺材捐，扫地有垃圾捐，而且还有过路捐、jiāo通税，五花八门，不一而足，真是“自古未闻屎上税，而今只有屁无捐”。当时人民对guó mín dǎng叫“刮民党”，咒骂“蒋委员长万税”。
抗日战争时期，四大家族在进一步垄断财政金融后，借口战时财政困难，实行通货膨胀政策，乘机大发国难财，给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恶果。1935年的法币政策，使发行银行由30多家集中到四大家族控制的中国银行、中央银行、jiāo通银行、农民银行四家，以纸币代替银币，又为实行通货膨胀的财政政策打开了方便之门。1937年11月，guó mín dǎng财政部长孔祥熙召集政学系的头目张群、吴忠信等人开会，决定了增发纸币缓解财政困难的总方针。从此，法币走上了高速膨胀的阶段。（此前，法币发行增加的速度还不太大，物价虽有上涨的趋势，但涨幅还较缓）至1941年底，法币的总发行量已比1938年底增加六倍半以上。特别是1942年货币发行权集中于中央银行之后，一单元等于20元法币的关金券大量出笼，100元、500元、1000元的大面额法币也像浪潮似的涌入市场，物价的上涨更大大超过货币发行量的增长。到1945年底，法币发行量较1936年6月增加了738倍。这时的法币，2000元才合战前的一元，也就是说人民手中的法币价值只有战前的万分之五。这样做的结果是四大家族不仅通过法币贬值把他们过去大量发行的公债几乎变成了废纸，而且还通过货币贬值把全国人民手中的财富，逐渐变成了他们的财产。这种通货膨胀的财经政策，是一种以全民为对象的最普遍、最残酷的掠夺，因此，有人称其为“人头税xìng质的慢xìng财政没收政策”，和发行公债掠夺人民的办法比起来，既简单方便，还能弄到更多的钱。孔祥熙就说过：“发行公债真麻烦，付息、抽签、还本，又弄不到几个钱，不如印发钞票，简单得多。”
列宁曾经说过：“滥发纸币是一种最坏的强迫xìng公债，它使工人和贫民的生活状况急剧恶化。”事实也正是这样，据guó mín dǎng社会部1942年3月统计，重庆当月的物价较1937年上半年增加了34倍，而同期工人的工资仅增加了5倍，工人生活水平降低了80%以上。1943年成都士兵的待遇仅及战前的6%，大学教授仅及战前的12%，农民的实际收入也降到了1937年的58%，这种恶xìng通货膨胀不仅表明了经济的危机，而且对抗战也是极其有害的，它使guó mín dǎng政府在1944年的实际支出仅为1937年的45%，这显然是大大降低了抗战的实力。但它却对四大家族有利，有利于其大发国难财和积累官僚资本。货币贬值和物价高涨，必然使富者更富，小康之家变穷，穷的更穷。
四大家族通过金融垄断而采取的另一种积聚官僚资本的方式是外汇投机和黄金买卖。1939年9月15日，guó mín dǎng政府宣布黄金由四行联合办事处的“金银收兑处”收兑，民间不得私存黄金。1943年又宣布允许黄金自由买卖。这种时而对民间黄金进行收兑，时而又允许黄金买卖的做法，完全是为了四大家族积累官僚资本的需要。实行“黄金国有的目的是把民间存金集中到他们控制的国库，而恢复黄金自由买卖，则是把国库的黄金，再大部分转入他们的私库”。guó mín dǎng政府的外汇政策使外汇产生黑市，而且黑市的价格与官价越来越大，这就为四大家族利用其垄断外汇的特权攫取暴利创造了条件。例如，据上海《大美周刊》披露的香港来电说：1939年8月，“平准会停止援助法币前，渝某重要部长夫人电某外籍经纪人嘱购入英金4万镑之巨额外汇”。这位部长就是孔祥熙，他利用审批外汇大权，套取大量外汇，高价抛入黑市，以牟取暴利。有人说他老婆宋霭龄仅在抗战初期套取外汇的投机中，就“捞到了800万英镑”。
宋霭龄(左)与孔祥熙
田赋征实是guó mín dǎng政府对农民的最残酷的掠夺方式，主要分为三种，其一是guó mín dǎng政府按照田亩向农民征粮，二是所谓中央征借、征购，三是地方公粮。抗日战争胜利后，guó mín dǎng政府曾经宣布：1945年在恢复区，1946年在大后方，轮流免征田赋一年。但这全是骗人的鬼话，事实完全不是这样，1945年，收复区确实豁免了一年田赋，但其中若干地区敌伪早就已经征收过了，而且蒋介石政府还要强迫各地人民献金、献粮，并征购军粮。1946年7月15日的《文汇报》就曾揭露说：“在收复区虽叨了豁免一年田赋的光，而事实上各县强迫献金献粮，很有许多要超过了这一年豁免的田赋，而且是真不二价的摊派，捉人封产，闹得鸡飞狗上屋”。有的地方虽豁免了1945年的田赋，却要追补前7年的田赋，更有用铡刀追索8年的田赋的。重庆《商务日报》曾报道说：“晋省汾南各县，各种摊派仍继续进行，一向安静之安邑，亦受其影响。县长及国民兵团等尤为横暴，任意抢掠，渠等日前之意图，为追索8年粮赋，现拒绝jiāo纳者已有1人付之铡刀。”guó mín dǎng江苏当局也不得不承认“没有任何东西像他们那样折磨着商人，压迫着人民”。在湖南，为征购军粮160万石，成批的军队开到乡下搜索，美式的机关qiāng架在灾民的门前，捆绑、吊打成为灾民的家常便饭。市价1万元以上的一石谷，征购价格仅为2750元，而且征购数目按田分摊，各地乡、保长从中捣鬼，应征一石的花户，得到通知往往是限期送jiāo五六石甚至于七八石，致使1946年湖南饥民竟高达2000万，他们只能以树皮、蕨根、雷公菌等40多种草、叶、野菜充饥。
至于1946年的大后方，“豁免田赋一年”的话音刚落，guó mín dǎng二中全会就为进行全国xìng的内战，宣布继续征实，guó mín dǎng政府并于6月15日宣布了继续征实的命令。这样，所谓大后方在抗战胜利后第二年豁免田赋的诺言，就完全成了一个骗局。而且税赋奇高，超过抗战时期的负担，是战前税赋的4倍以上。
对于“收复区”，1946年本来是不“免”田赋的，guó mín dǎng政府当然更不会放过，6月初，财粮会议通过的《关于田赋粮食之紧急措施》规定：“上年明令免赋各省份（指收复区），本年度田赋仍一律征收实物，并为适应军食及地方需要仍酌办征借”。据1946年7月26日上海《文汇报》报道：“江浙田赋最重要的区域，战前每亩连各种附税在内，大都约在⒈4元左右，合当时米价，也不过征到每亩⒈5至2斗而已，现在连带征公粮积谷等种种在内，每亩须要征到6斗以上，这种变相的加赋，其所加的数量，不但超过了田租的收入（海宁嘉兴一带许多田亩所收租米只有三四斗），并且要超过农夫从事一年的牛马生活所得到的实益（每亩收获量平均不过⒈5石，除去征实的谷，所余的，不够肥料人工的开支）。”但从全国来看，这并不是最高的，真可以说是“地皮有尽刮无尽”。甘肃省抗战前田赋实际征收每年总额约12万石，抗战胜利后，则增至200万石以上。1946年6月，河南在征粮榜上被填写为420万石，除省县级公粮外，征实280万石，征借140万石。这样庞大的数目，千疮百痍的河南，纵使人民全都变成不吃不喝的神仙也难凑足，据大约的估计，就是河南当年的麦收全部上jiāo，也抵不上这个数目的一半。在这种情况下，1946年的河南征粮的名目就有8种，即：征实、征借、征购、省县公粮、代购、暂借、筹购、抢购。
为了加紧从农村中搜刮粮食，guó mín dǎng政府在1947年初召开全国粮食会议，决定催缴产粮征实，组织所谓“督征团”分赴各地农村“督征”并下令“嗣后因征粮而扣押人民，不受法律限制”。于是，各地均有农户被扣押吊打，横加勒索。而且guó mín dǎng政府粮食部还决定，凡无力缴纳田赋的农户，即将其不动产查封拍卖，或由政府“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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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一十六章 邀请剑神之剑弑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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