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91 章
的国军开到东北，以致内地空虚，各战场都感到兵力单薄。战略上一经犯了错误，那在战术上是无法补救的，如此，当然失败得更快。”
第六，历史定律失败论。蒋介石为自己的失败找出了一个似乎绝好的理由，他说：“我们中国历史上同一系统的军队，只能完成一个特定任务，当这个任务达成以后，就一定要腐化堕落，终至于失败消灭，这已成为一个历史的定律。”他还列举了太平天国时期，曾国藩的湘军剿灭太平军，但却不能征讨捻军的例子来说明他的论点。他还认为：“抗战胜利以后，我们军队的腐败现象更加显著，在整个军队，都表现出一种虚骄之气；这种军队我早就知道非失败不可。”
第七，军事崩溃是“失败在外jiāo上”。蒋介石认为是苏联的诈术与三人小组的阻挠使军事归于失败。他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称：“从军事方面检讨，首先要知道打仗是求胜利的；而俄帝的诈术，乃使他的敌人不能打仗，yù又使他不能求胜利。”蒋介石还说：抗战胜利后，“我们克敌军事是无往不胜的，国军处于这样优势，本可一鼓作气，勇往直前，而军事调处的三人小组，每在我国军进展之处，总是提出严重的抗议，妨碍阻制，无所不至。因之，每逢我国军前进一步，便要受到进一步阻挠，真使我国军束手挨打，不能不使之功亏一篑。而敌人受了打击之后，不仅还有喘息的时机，反而使之能从容整补，养成其坐大反噬，卒使我们遭到这样最后的崩溃。”“所以我们军事失败，可以说仍然是失败在外jiāo上的。”
除了军事方面的失败外，蒋介石还反省了guó mín dǎng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失败，他的最后结论是：并不是中共有什么强大的力量，而是guó mín dǎng“自己打败了自己”。
相较于前述蒋介石总结的“不当俘虏的秘诀”和对guó mín dǎng军队缺乏战斗意志的指责，蒋介石的这一番反省确有一定见地，一方面确实道出了一番真情，其目的意在接受在大陆失败的教训，为其残兵败将打气，以利其可望而不可即的“反攻大陆”梦想。但另一方面则多属于偏见与谬误，更大的目的是为自己的失败开脱。他的这一想法仅举一例就可知道，如他所说：“抗战胜利以后，我们军队的腐败现象更加显著，在整个军队，都表现出一种虚骄之气；这种军队我早就知道非失败不可。”既然你知道非失败不可，那你蒋介石还发动这场不得人心的内战干什么？难道你蒋介石发动这场内战就是为了得到一个败退台湾的结局吗？
其实，功己过人是蒋介石的一贯做法。作为一个领导人，对于蒋介石的评语，除大公报的“好话为先生说尽，坏事为先生做尽”的评语被一般人认为中肯而恰当外，抗战前夕南京曾经流传过一副对联，上联是“下诏罪人，破格用己”，下联是“励精图乱，发奋为雌”。大部分人一看到这两句话，一定都会认为是排字工人排错了字从来只有“下诏罪己”，没有听到过“下诏罪人”；只有“破格用人”，没有听说过“破格用己”；大家听说过“励精图治”，怎么会有“励精图乱”之理，司马迁的《史记》上有“发愤为天下雄”的话，“发愤”而又“雌伏”就出于常理之外了。可就是这任何人都会觉得不合理的事情，蒋介石就能做出来。蒋介石统治中国二十余年，造成国家深重的内忧外患，但在他的一切文告中，总是责备“国人不自振作”、“国人玩忽”，责备别人没有按照他的话去做，因此把国家弄坏了。甚至于说举国人民都没有“国家观念”，不知道“爱国之道”，总之一切责任都是别人的，从来没有说过一句他自己做错了什么事。对于guó mín dǎng及其政府与军队的种种罪恶及腐败情形，他有时也在某些会议上讲过，有时也讲得似乎很沉痛，但有一个特点，就是一切责任都应由下边的人负担，都是小职员、小干部做错的，从来没有一个字说过他自己应负什么责任、犯了什么错误。解放战争的第一个半年，guó mín dǎng军队被歼灭了45个旅，蒋介石于1947年新年曾发表一个文件，对他自己战略上的错误一字不提，专门责备他的属下将军们没有按照他的指示去做。专制时代的封建王朝皇帝们有时为收拾人心或挽回人心，还要下“罪己诏”装装样子，如成汤就有“万方有罪，罪在一人”的话；而蒋介石却是“一人有罪，罪在万方”。照他的说法，他是“从来没有做错过事情的”。
蒋介石曾肄业于保定军官学校，修毕日本士官学校的功课，对军事一门不能说他完全是门外汉，但对其他部门的知识与本领就未必都懂，更难说有所特长。然而他却有“本事”与勇气做各式各样的领导工作，从党务、军事、政治，到文化教育，以及财政经济，无所不能。在“九一八”之前，他是“国府主席”，兼“海陆空军总司令”，谭延死后，他兼“行政院长”，后来因有学潮，又兼“教育部长”。那时有些有关教育文化的公文，文内“案据”之中又是“案据”，是蒋中正呈蒋中正，蒋中正再呈蒋中正；“案奉”之后又是“案奉”，然后则是蒋中正训令蒋中正，蒋中正再训令蒋中正。“九一八”之后到“七七”抗战，他的职务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陆军大学主任校务委员”、“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中央航空学校校长”、“中央政治大学（guó mín dǎng中央党校）校长”、“警官学校校长”、“中国农民银行理事长”；汪精卫遇刺出国后又加“行政院长”、guó mín dǎng“中常会副主席”、“中政会副主席”、“航空委员会委员长”。抗战以后，除上述各学校的校长依旧外，总的方面为“最高国防会议（后改称最高国防委员会）主席”；军事方面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航空委员会委员长”；行政方面为“行政院院长”、“战地党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四川省政府主席”；党务方面为“guó mín dǎng总裁”、“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中央设计局主任委员”、“党政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民意机关方面则为“国民参政会议长”；财政金融方面则为“四行（中央、中国、jiāo通、农民）联合总管理处主任”；教育方面则一度兼任“中央大学校长”。党、政、军、民、财、教等各部门的“最高”职位，都由他一肩挑。有好事者曾经统计过，蒋的各项兼职共计1070个之多。
因为兼职过多，蒋介石还曾闹过一次国际笑话：开罗会议时，罗斯福带的专家与随员400多人，丘吉尔带了900多人，蒋介石则连侍候宋美龄的老妈子在内也不过带了二十几个人，除蒋介石、宋美龄夫fù外，职位最高的就是常随蒋氏夫fù出外的高级副官（陆军中将）黄仁霖。英国的参谋长在布置会议议程时问黄仁霖：“中国出席陆军会议的是谁？”黄答：“委员长。”“海军会议代表是谁？”“委员长。”“空军呢？”“委员长。”“运输问题呢？”“还是委员长。”英国参谋长不禁问：“中国人口有四万万五千万，为什么哪件事都只有一个委员长？”黄仁霖无言以对。
蒋介石24岁在日本高田第十三师团野pào兵第十九联队入伍。
上图：1927年4月，guó mín dǎng政府成立，定都南京。左起蒋介石、萧佛成、邓泽如、吴稚晖、伍朝枢、胡汉民、蔡元培。
上图：1928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改组，谭延（左一）为行政院院长。右一为孙科，右三为胡汉民。
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前排左起：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宋美龄。后排右起：商震、林蔚、萨默维尔、史迪威、阿诺德、约翰迪尔、蒙巴顿、卡顿威亚特。
作为guó mín dǎng的最高统治者和决策人，在22年的漫长执政生涯中始终一手遮天的蒋介石对于guó mín dǎng在短短的3年多时间就在大陆失败，彻底、全面失败的真实原
黄仁霖
因，蒋介石还是心知肚明的，只是这话不能说在明面而已，1949年5月26日，蒋介石在离开上海，乘坐“太康”号军舰前往台湾的途中，曾对其子蒋经国言及他心目中的真正的guó mín dǎng失败的三条原因，他说：“第一，党心不一。我党有史50载，从来没有统一。党心不一，政令不行，互相拆台，拿大家以私小家。第二，干部腐化。共产党骂我们党腐败，不能说他们骂的都是错的。第三，对老百姓笼络不力。凡此三，岂有不败之理？”
客观地说，蒋介石的这三条还真是说到了点上，只可惜他领悟得太晚了。
1950年3月，蒋介石在一次总理纪念周上，在面对近2000名中高级干部演讲时，对guó mín dǎng在大陆的失败作了一次充满感情色彩的检讨，这是他历史上的第一次检讨。他讲话的要点是：要不惜牺牲感情与情面，虚心接受在大陆失败的教训，进行彻底改造；他本人将为“反攻复国”大业鞠躬尽瘁，争取最后胜利。听过蒋介石这次检讨的许多guó mín dǎng干部都落下了眼泪。执政20余年来，作为guó mín dǎng实际上的大独裁者，蒋介石一直以完人自居，一贯板起面孔教训他人，如今能不顾脸面，当众认错，实属不易；况此时大家都亡命海外，同病相怜，蒋介石说一番令人动感情的真心话，的确能起到一定的笼络人心与鼓动作用。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bào发。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武装干涉朝鲜内政，并派第七舰队“防止对台湾的攻击”。重新得到美国保护的蒋介石绝处逢生，成为朝鲜战争最大的受益人，在美国的保护下，避免了灭顶之灾。
1950年7月26日，蒋介石在台北宣布中国guó mín dǎng改造方案，声称：“如不彻底改革，将有亡党危机。”并亲自主持成立中国guó mín dǎng中央改造委员会，主要成员有陈诚、蒋经国、张其昀、张道藩、谷正纲、郑彦芬、连震东、沈昌焕等16人。guó mín dǎng在大陆时期的显赫人物阎锡山、何应钦、孙科、陈立夫、白崇禧等党国要员一个也没有进入党政决策圈，成了有名无实的“中央评议委员”，可谓新秀换旧人。与此同时，蒋介石还加强了对军队的进一步控制，在军队中开始实行军事长官轮换制度，规定军事长官任期3年，期满轮换，此一制度，使guó mín dǎng军队“将不知兵，兵不知将”，高级将领从此再不能在军中培植个人势力。
在四川总理纪念周讲话的蒋介石
上图：逃台后的guó mín dǎng当局通过“改造guó mín dǎng”方案。
上图：guó mín dǎng改造委员会成员宣誓就职，蒋介石监誓。
张其昀
张道藩
连震东
沈昌焕
在农村政策上，为了避免台湾岛发生中共在大陆掀起过的土地革命，蒋介石大慷他人之慨，实行了其在大陆统治22年都未实行的土地改革运动，从1949年末开始，实行“三七五减租”。此前台湾佃农要缴纳高达收获总量的50%～70%给地主。实行“三七五减租”，是“从佃农的收获量中扣除肥料等实际费用的25%，其余则由地主和佃农各分剩75%的平均分配方式。”此举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台湾农村阶级矛盾，提高了农民耕种土地的积极xìng，促进了台湾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而在此前的1926年的大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都曾促使和希望guó mín dǎng政府实行孙中山的“二五减租”政策，但都遭到蒋介石的反对。如今亡命海外，自觉执行，虽然为时已晚，但为了最后的这块栖息之地，解脱如坐在火山口上一般的忧虑，再不愿做的事情，也得硬着头皮去做，何况这时的台湾地主和guó mín dǎng与guó mín dǎng政要的关系相对而言不像在大陆时期那么紧密了。正如guó mín dǎng的叛逆者孙家麒先生所言：“因为地主都是台湾人，所以guó mín dǎng可以大慷别人之慨，以大刀阔斧的手法，毫无顾忌地认真推行。假如当时百甲（一甲相当于0.97公顷）以上的大地主，有三五个是属于皇亲国戚之流，我想台湾的土地工作，能否顺利地推行成功，恐怕是连陈诚先生也不敢作肯定答复的。”
台湾推进土地改革，实行“耕者有其田”政策，得到耕地的农fù笑逐颜开。
继土地改革之后，蒋介石又实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政策，在“以农业培养工业，以工业促进农业”的方针下，努力发展以耐用消费品生产为中心的代替进口工业。经过10年的代替进口工业发展，台湾的消费品工业发展迅速，省内需要基本得以满足，有些产品还进入国际市场。20世纪60年代，台湾当局又在50年代经济建设发展基础上，采取了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主的发展策略，其经济增长率连年以两位数字高速增长，持续之久，不仅在亚洲地区少有，在世界范围内也不多见。这在相当程度上应当归功于蒋介石政权在主观因素上吸取了在大陆失败的教训，采取了正确的发展策略。
蒋介石参观公民营工业产品展。
在台湾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蒋介石一直高喊的“反攻大陆”却始终是一句空话。而且他所领导的作为地区xìng政权的台湾政府的国际地位也在不断下降。1971年联合国大会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并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中日邦jiāo实现正常化等等，对年事日高的蒋介石都是精神上的重大打击。
从1972年元月起，蒋介石的健康状况明显下降，先是得了前列腺炎，后又遇到一次车祸，接着又因感冒引起肺炎。1975年1月9日夜间，蒋介石在睡眠中发生心肌缺氧症，经急救转危为安，但病情不见缓解。1975年4月5日晚11时50分，蒋介石在台北阳明山官邸因病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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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历史定律失败论。蒋介石为自己的失败找出了一个似乎绝好的理由，他说：“我们中国历史上同一系统的军队，只能完成一个特定任务，当这个任务达成以后，就一定要腐化堕落，终至于失败消灭，这已成为一个历史的定律。”他还列举了太平天国时期，曾国藩的湘军剿灭太平军，但却不能征讨捻军的例子来说明他的论点。他还认为：“抗战胜利以后，我们军队的腐败现象更加显著，在整个军队，都表现出一种虚骄之气；这种军队我早就知道非失败不可。”
第七，军事崩溃是“失败在外jiāo上”。蒋介石认为是苏联的诈术与三人小组的阻挠使军事归于失败。他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称：“从军事方面检讨，首先要知道打仗是求胜利的；而俄帝的诈术，乃使他的敌人不能打仗，yù又使他不能求胜利。”蒋介石还说：抗战胜利后，“我们克敌军事是无往不胜的，国军处于这样优势，本可一鼓作气，勇往直前，而军事调处的三人小组，每在我国军进展之处，总是提出严重的抗议，妨碍阻制，无所不至。因之，每逢我国军前进一步，便要受到进一步阻挠，真使我国军束手挨打，不能不使之功亏一篑。而敌人受了打击之后，不仅还有喘息的时机，反而使之能从容整补，养成其坐大反噬，卒使我们遭到这样最后的崩溃。”“所以我们军事失败，可以说仍然是失败在外jiāo上的。”
除了军事方面的失败外，蒋介石还反省了guó mín dǎng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失败，他的最后结论是：并不是中共有什么强大的力量，而是guó mín dǎng“自己打败了自己”。
相较于前述蒋介石总结的“不当俘虏的秘诀”和对guó mín dǎng军队缺乏战斗意志的指责，蒋介石的这一番反省确有一定见地，一方面确实道出了一番真情，其目的意在接受在大陆失败的教训，为其残兵败将打气，以利其可望而不可即的“反攻大陆”梦想。但另一方面则多属于偏见与谬误，更大的目的是为自己的失败开脱。他的这一想法仅举一例就可知道，如他所说：“抗战胜利以后，我们军队的腐败现象更加显著，在整个军队，都表现出一种虚骄之气；这种军队我早就知道非失败不可。”既然你知道非失败不可，那你蒋介石还发动这场不得人心的内战干什么？难道你蒋介石发动这场内战就是为了得到一个败退台湾的结局吗？
其实，功己过人是蒋介石的一贯做法。作为一个领导人，对于蒋介石的评语，除大公报的“好话为先生说尽，坏事为先生做尽”的评语被一般人认为中肯而恰当外，抗战前夕南京曾经流传过一副对联，上联是“下诏罪人，破格用己”，下联是“励精图乱，发奋为雌”。大部分人一看到这两句话，一定都会认为是排字工人排错了字从来只有“下诏罪己”，没有听到过“下诏罪人”；只有“破格用人”，没有听说过“破格用己”；大家听说过“励精图治”，怎么会有“励精图乱”之理，司马迁的《史记》上有“发愤为天下雄”的话，“发愤”而又“雌伏”就出于常理之外了。可就是这任何人都会觉得不合理的事情，蒋介石就能做出来。蒋介石统治中国二十余年，造成国家深重的内忧外患，但在他的一切文告中，总是责备“国人不自振作”、“国人玩忽”，责备别人没有按照他的话去做，因此把国家弄坏了。甚至于说举国人民都没有“国家观念”，不知道“爱国之道”，总之一切责任都是别人的，从来没有说过一句他自己做错了什么事。对于guó mín dǎng及其政府与军队的种种罪恶及腐败情形，他有时也在某些会议上讲过，有时也讲得似乎很沉痛，但有一个特点，就是一切责任都应由下边的人负担，都是小职员、小干部做错的，从来没有一个字说过他自己应负什么责任、犯了什么错误。解放战争的第一个半年，guó mín dǎng军队被歼灭了45个旅，蒋介石于1947年新年曾发表一个文件，对他自己战略上的错误一字不提，专门责备他的属下将军们没有按照他的指示去做。专制时代的封建王朝皇帝们有时为收拾人心或挽回人心，还要下“罪己诏”装装样子，如成汤就有“万方有罪，罪在一人”的话；而蒋介石却是“一人有罪，罪在万方”。照他的说法，他是“从来没有做错过事情的”。
蒋介石曾肄业于保定军官学校，修毕日本士官学校的功课，对军事一门不能说他完全是门外汉，但对其他部门的知识与本领就未必都懂，更难说有所特长。然而他却有“本事”与勇气做各式各样的领导工作，从党务、军事、政治，到文化教育，以及财政经济，无所不能。在“九一八”之前，他是“国府主席”，兼“海陆空军总司令”，谭延死后，他兼“行政院长”，后来因有学潮，又兼“教育部长”。那时有些有关教育文化的公文，文内“案据”之中又是“案据”，是蒋中正呈蒋中正，蒋中正再呈蒋中正；“案奉”之后又是“案奉”，然后则是蒋中正训令蒋中正，蒋中正再训令蒋中正。“九一八”之后到“七七”抗战，他的职务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陆军大学主任校务委员”、“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中央航空学校校长”、“中央政治大学（guó mín dǎng中央党校）校长”、“警官学校校长”、“中国农民银行理事长”；汪精卫遇刺出国后又加“行政院长”、guó mín dǎng“中常会副主席”、“中政会副主席”、“航空委员会委员长”。抗战以后，除上述各学校的校长依旧外，总的方面为“最高国防会议（后改称最高国防委员会）主席”；军事方面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航空委员会委员长”；行政方面为“行政院院长”、“战地党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四川省政府主席”；党务方面为“guó mín dǎng总裁”、“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中央设计局主任委员”、“党政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民意机关方面则为“国民参政会议长”；财政金融方面则为“四行（中央、中国、jiāo通、农民）联合总管理处主任”；教育方面则一度兼任“中央大学校长”。党、政、军、民、财、教等各部门的“最高”职位，都由他一肩挑。有好事者曾经统计过，蒋的各项兼职共计1070个之多。
因为兼职过多，蒋介石还曾闹过一次国际笑话：开罗会议时，罗斯福带的专家与随员400多人，丘吉尔带了900多人，蒋介石则连侍候宋美龄的老妈子在内也不过带了二十几个人，除蒋介石、宋美龄夫fù外，职位最高的就是常随蒋氏夫fù出外的高级副官（陆军中将）黄仁霖。英国的参谋长在布置会议议程时问黄仁霖：“中国出席陆军会议的是谁？”黄答：“委员长。”“海军会议代表是谁？”“委员长。”“空军呢？”“委员长。”“运输问题呢？”“还是委员长。”英国参谋长不禁问：“中国人口有四万万五千万，为什么哪件事都只有一个委员长？”黄仁霖无言以对。
蒋介石24岁在日本高田第十三师团野pào兵第十九联队入伍。
上图：1927年4月，guó mín dǎng政府成立，定都南京。左起蒋介石、萧佛成、邓泽如、吴稚晖、伍朝枢、胡汉民、蔡元培。
上图：1928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改组，谭延（左一）为行政院院长。右一为孙科，右三为胡汉民。
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前排左起：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宋美龄。后排右起：商震、林蔚、萨默维尔、史迪威、阿诺德、约翰迪尔、蒙巴顿、卡顿威亚特。
作为guó mín dǎng的最高统治者和决策人，在22年的漫长执政生涯中始终一手遮天的蒋介石对于guó mín dǎng在短短的3年多时间就在大陆失败，彻底、全面失败的真实原
黄仁霖
因，蒋介石还是心知肚明的，只是这话不能说在明面而已，1949年5月26日，蒋介石在离开上海，乘坐“太康”号军舰前往台湾的途中，曾对其子蒋经国言及他心目中的真正的guó mín dǎng失败的三条原因，他说：“第一，党心不一。我党有史50载，从来没有统一。党心不一，政令不行，互相拆台，拿大家以私小家。第二，干部腐化。共产党骂我们党腐败，不能说他们骂的都是错的。第三，对老百姓笼络不力。凡此三，岂有不败之理？”
客观地说，蒋介石的这三条还真是说到了点上，只可惜他领悟得太晚了。
1950年3月，蒋介石在一次总理纪念周上，在面对近2000名中高级干部演讲时，对guó mín dǎng在大陆的失败作了一次充满感情色彩的检讨，这是他历史上的第一次检讨。他讲话的要点是：要不惜牺牲感情与情面，虚心接受在大陆失败的教训，进行彻底改造；他本人将为“反攻复国”大业鞠躬尽瘁，争取最后胜利。听过蒋介石这次检讨的许多guó mín dǎng干部都落下了眼泪。执政20余年来，作为guó mín dǎng实际上的大独裁者，蒋介石一直以完人自居，一贯板起面孔教训他人，如今能不顾脸面，当众认错，实属不易；况此时大家都亡命海外，同病相怜，蒋介石说一番令人动感情的真心话，的确能起到一定的笼络人心与鼓动作用。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bào发。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武装干涉朝鲜内政，并派第七舰队“防止对台湾的攻击”。重新得到美国保护的蒋介石绝处逢生，成为朝鲜战争最大的受益人，在美国的保护下，避免了灭顶之灾。
1950年7月26日，蒋介石在台北宣布中国guó mín dǎng改造方案，声称：“如不彻底改革，将有亡党危机。”并亲自主持成立中国guó mín dǎng中央改造委员会，主要成员有陈诚、蒋经国、张其昀、张道藩、谷正纲、郑彦芬、连震东、沈昌焕等16人。guó mín dǎng在大陆时期的显赫人物阎锡山、何应钦、孙科、陈立夫、白崇禧等党国要员一个也没有进入党政决策圈，成了有名无实的“中央评议委员”，可谓新秀换旧人。与此同时，蒋介石还加强了对军队的进一步控制，在军队中开始实行军事长官轮换制度，规定军事长官任期3年，期满轮换，此一制度，使guó mín dǎng军队“将不知兵，兵不知将”，高级将领从此再不能在军中培植个人势力。
在四川总理纪念周讲话的蒋介石
上图：逃台后的guó mín dǎng当局通过“改造guó mín dǎng”方案。
上图：guó mín dǎng改造委员会成员宣誓就职，蒋介石监誓。
张其昀
张道藩
连震东
沈昌焕
在农村政策上，为了避免台湾岛发生中共在大陆掀起过的土地革命，蒋介石大慷他人之慨，实行了其在大陆统治22年都未实行的土地改革运动，从1949年末开始，实行“三七五减租”。此前台湾佃农要缴纳高达收获总量的50%～70%给地主。实行“三七五减租”，是“从佃农的收获量中扣除肥料等实际费用的25%，其余则由地主和佃农各分剩75%的平均分配方式。”此举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台湾农村阶级矛盾，提高了农民耕种土地的积极xìng，促进了台湾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而在此前的1926年的大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都曾促使和希望guó mín dǎng政府实行孙中山的“二五减租”政策，但都遭到蒋介石的反对。如今亡命海外，自觉执行，虽然为时已晚，但为了最后的这块栖息之地，解脱如坐在火山口上一般的忧虑，再不愿做的事情，也得硬着头皮去做，何况这时的台湾地主和guó mín dǎng与guó mín dǎng政要的关系相对而言不像在大陆时期那么紧密了。正如guó mín dǎng的叛逆者孙家麒先生所言：“因为地主都是台湾人，所以guó mín dǎng可以大慷别人之慨，以大刀阔斧的手法，毫无顾忌地认真推行。假如当时百甲（一甲相当于0.97公顷）以上的大地主，有三五个是属于皇亲国戚之流，我想台湾的土地工作，能否顺利地推行成功，恐怕是连陈诚先生也不敢作肯定答复的。”
台湾推进土地改革，实行“耕者有其田”政策，得到耕地的农fù笑逐颜开。
继土地改革之后，蒋介石又实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政策，在“以农业培养工业，以工业促进农业”的方针下，努力发展以耐用消费品生产为中心的代替进口工业。经过10年的代替进口工业发展，台湾的消费品工业发展迅速，省内需要基本得以满足，有些产品还进入国际市场。20世纪60年代，台湾当局又在50年代经济建设发展基础上，采取了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主的发展策略，其经济增长率连年以两位数字高速增长，持续之久，不仅在亚洲地区少有，在世界范围内也不多见。这在相当程度上应当归功于蒋介石政权在主观因素上吸取了在大陆失败的教训，采取了正确的发展策略。
蒋介石参观公民营工业产品展。
在台湾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蒋介石一直高喊的“反攻大陆”却始终是一句空话。而且他所领导的作为地区xìng政权的台湾政府的国际地位也在不断下降。1971年联合国大会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并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中日邦jiāo实现正常化等等，对年事日高的蒋介石都是精神上的重大打击。
从1972年元月起，蒋介石的健康状况明显下降，先是得了前列腺炎，后又遇到一次车祸，接着又因感冒引起肺炎。1975年1月9日夜间，蒋介石在睡眠中发生心肌缺氧症，经急救转危为安，但病情不见缓解。1975年4月5日晚11时50分，蒋介石在台北阳明山官邸因病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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