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 章
长期战争中发现、培养、鉴赏、破格重用的优秀、杰出的战区‘统帅’”。说的也正是máo zé dōng对粟裕的器重。
中国工农红军筚路蓝缕初创的早期，máo zé dōng曾“偏师借重黄公略”；如今，陕北“甚为困难”的化解、中原逐鹿的捷报飞来，一切也同样要借重分兵后的华东野战军5个主力纵队和粟裕了。
果真如此，许多共和国开国风云榜上“星光”灿烂的“牛人”，诸如陈毅、谭震林、许世友、王必成的履历表，便将大段大段改写；一些惊魂摄魄、脍炙人口活剧的舞台上，也将遗憾地勾去不少熟悉的姓名。
粟裕改写了这段历史。
他考虑到全国主战场已由山东转到中原，“华野今后主要作战方向和指挥重心在外线”，为“人事关系及指挥便利”计，特意向máo zé dōng建言，除了增加一支主力部队王必成的第6纵队西去外，陈毅也应该和他一道到外线指挥。
至于留在山东的内线部队指挥，粟裕也斟酌再三，考虑妥帖，给出了一个合适的方案。他说：“另组山东兵团司令部，以谭（震林）为司令，许世友为副司令，黎（玉）兼政委，统一2、7、9各纵的指挥。”这便是后来华东野战军东兵团及山东兵团的由来。
粟裕这两个考虑，将华东野战军总部的落脚点由东到西调换了一下，其中蕴含有相当深奥的智慧。
1946年10月15日后，粟裕奉中央军委与máo zé dōng“战役指挥jiāo粟负责”的明令，拥有了华东野战军全军的战役指挥权，成为事实上的野战军军事主管。正如张震所说：从此，“粟裕挑起了华东战区的指挥重担。”
但粟裕到底只是副司令员，并无司令员“发飙”时可以“斩马谡”的人事权。
陈毅一旦同行就不一样了，不仅能有如当年曹cāo的“奉天子以令诸侯”，也就是粟裕所说的“人事关系”，更重要的是，已十分成熟的华东野战军总部指挥机关，也将避免一分为二，的确有利于华野主力的经略中原。
粟裕的作战参谋秦叔瑾后来回忆时，也证实了这一点。
他说，粟裕建议陈毅“一同西去”，是因为他要将华东野战军一整套指挥机关带去鲁西南，使“指挥便利”。也就是陈毅同去后，总部指挥机关便可全部前往，这对于指挥作战将带来大大的便利。
秦叔谨长期担任华中野战军、华东野战军（三野）司令部作战参谋、股长，经常列席华东野战军前委作战会议，肩负起草作战命令、方案、计划之责，十分熟悉粟裕的思维方式。
他认为，粟裕之举细致入微，是为着能够方便指挥，赢得作战胜利的目的。
华东野战军总部指挥机关，主要由粟裕指挥过“七战七捷”的原华中野战军指挥部构成。
华中野战军1947年1月与陈毅指挥的山东野战军正式合并为华东野战军。粟裕和陈毅等人一起曾报告中央军委与máo zé dōng，两军组成华东野战军后，“以华（中）野指挥部为基础，加上山野指挥部部，组成华东野战军指挥部”。
这一计划当即得到了máo zé dōng的批准。
秦叔瑾回忆说，山东野战军指挥部的机构不够健全，人员和山东军区有jiāo叉，分工也不大明确，有些科室连科长都没有配备。而华中野战军指挥部各业务部门机构比较健全，参谋人员的素质较高，业务能力也较强。因此，华东野战军指挥部机构便在原华中野战军指挥部基础上设立。
这是有20年实兵指挥经验的粟裕，十分重视指挥机关重要xìng的结果。
早在抗战时期的1940年4月，他就比较系统地阐述过，从有军队以来，指挥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一是“兵对兵，将对将”的冷兵器时代“司令时期”。通常由军队的主将，以口语或旌旗、鼙鼓之类的信号传达命令，进行指挥。
二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拿破仑时期”，这时有了参谋处的雏形。
三是19世纪初叶以后的“组织战斗时期”。
粟裕解释第三个时期的特点是，“作战时，要使各军兵种，在规定的时间和战线上，协同配合，发挥最大威力，取得预定效果，就必须有周密的组织部署。”
也就是说，现代战争已不是凭单qiāng匹马的主将“口令”就能很好地达成战役目标，而是需要一个机构精心“组织战斗”。
有这一至今未曾过时的超前认识，他对运用自如、得心应手的华东野战军总部指挥机关的倚重，也就可以理解了。
máo zé dōng也意识到粟裕建议陈毅一同前往外线的考虑不无道理。
他从善如流，对各项建议又一次欣然照准，只附加了一个小小的条件：“惟陈粟应速西去，愈快愈好。”
1947年9月上旬，粟裕和陈毅统率华东野战军主力在鲁西南会师，随后继续挥师长驱南下，抵达目的地豫皖苏（抗战时属于华中局和新四军，为彭雪枫的新四军四师所开创；陈粟到来前已大部沦陷），占领中原的左后一大块地盘，予以重建与扩大，开始“打中原，定中原，以中原为家（粟裕提出的口号）”。
他们与右后的陈谢兵团，前出的刘邓大军，构成了máo zé dōng运筹良久争夺中原的“品”字型阵势。
这一互为犄角，三足鼎立的排局，从地图上看，背靠华北老区，东慑蒋介石的都城南京，西逼华中重镇武汉，南扼万里长江，北凭九曲黄河，的确气势恢宏，咄咄逼人。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máo zé dōng有理由兴奋。
他的阵势摆开，就等那位多年的“老朋友”蒋介石如何接招了。
3、粟裕的苦恼（1）
蒋介石当然不是吃干饭的傻瓜。
他白手起家，从上海十里洋场做着发财梦的业余投机商人，到guó mín dǎng内的二三流将领，而最终能脱颖而出，不过短短几年工夫，便老母鸡化金凤凰，成为富甲天下的超级“大老板”，自然有他的两把刷子。
他的万里江山，也并非仁慈的上帝慷慨地施舍，是他一刀一qiāng拼着老命，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从许多不可一世的强横人物那里拼来的。其中诸多辛苦艰难，他也算备尝之。
既然来之不易，就没有理由随随便便拱手让给别人，除非他是蒋经国（当然，二公子蒋纬国也行）。
máo zé dōng的中原排局一动，蒋介石就看出了其中的“猫腻”。他发现“刘伯承（即刘邓大军）窜到大别山区，要建立根据地，陈毅一股匪军（即陈粟大军）就不得不窜到津浦路以西平汉路以东，陇海路以北地区，作为掩护”。
尽管他误以为“刘匪（刘伯承）这次窜入大别山，完全是被迫的临时决定的，是9月12日以后，他窜到了准河南岸，将错就错，才决定到大别山来重建根据地的”，但“窜入大别山”带来的严重后果，他有着清醒的认识，在国防部作战会议上说：“刘匪如果真能占据大别山，东可威胁京畿，西可威胁武汉，南可阻碍长江运输，在战略上对于政府是一个很大的顾虑。”
蒋委员长不高兴，后果很严重。
他从最初的手忙脚乱中镇定下来，召集智囊们日夜筹划后，有了自己的全盘打算：尽可能坚守东北，力争华北，调集精锐主力务必“肃清”中原；当然，还要守备和经营好后方基地江南和台湾。
对中原，他左右权衡，精心筹划，做了如下部署：
将徐州顾祝同、九江白崇禧、西安胡宗南3个战略集团37个整编师的精锐主力调到中原，总共有86个旅约66万人马；
除以相当兵力担负8个绥靖区重要点线的防御外（分别为菏泽、信阳、商丘、合肥、南阳、阜阳、襄阳及宜昌），将其余人马组建成6个机动兵团和4个快速纵队，在8个要点之间往返驰援，避实击虚，“痛剿”中原的“共匪”。
他的目标是：
第一、确保中原！
第二、还是确保中原！
他还告诫麾下大大小小的“诸侯”们：“今后军事重点将转到长江、黄河之间”（军事重点原本在山东）。
中原大地这横空出世的6大机动兵团，由此成为蒋介石手中6把寒光闪闪的利剑，担负着“捉拿”刘邓、陈粟、陈谢等“巨匪”，“肃清”中原，中兴“党国”的“光荣而神圣”的历史使命。
他们分别是：
邱清泉兵团（也称整编第5军，辖有整编第5师、第70师）；
胡琏兵团（也称整编第18军，辖有整编第11、第3师）；
孙元良兵团（也称整编第47军，辖有整编第41、第47、第38师）；
张轸兵团（辖有整编第10、第20、第58、第85师）；
裴昌会兵团（辖有整编第1、第30、第65、第36师，青年军第206师）；
张淦兵团（辖有整编第7、第48师）。
这几乎是蒋介石长城以内最精锐的家当了，其中就有他倚为“长城”的两大嫡系王牌：五大主力之二的整编第5师（即第五军）与整编第11师（即18军）。
绰号“邱疯子”的师长邱清泉和号称“老狐狸”的师长胡琏带着他们，从山东莽莽苍苍的山岭平原间不辞辛苦，追踪陈毅、粟裕的足迹，辗转远道而来。
他们的老大哥，有“御林军”雅号的五大主力之首整编74师（即74军）及其师长张灵甫，很有些不幸，已遭粟裕处心积虑的“暗算”，惨烈“殉国”。
3、粟裕的苦恼（2）
这一令74军的老军长王耀武“有如丧父之痛”的“悲剧”，很有些“惨不忍睹”：上自师长，下至马夫一个不剩，都消失在山东孟良崮的崇山峻岭奇峰怪石之间。蒋介石后来“揩干眼泪”重建74军，只能另起炉灶，东拆西补，伤透了脑筋。
五大主力另外两个老哥们孙立人的新一军、廖耀湘的新六军倒还“别来无恙”，正在东北“戎马倥偬”，勤于“国事”，和中共另一员悍将林彪的“匪军”角逐于辽阔无垠的黑土地，争夺又一块油水直流的“肥ròu”。
蒋介石到底在日本军校喝过洋墨水，挎过大洋刀，烫金的文凭不是钱钟书《围城》里的“克莱登大学”也就是“野鸡大学”买来的。
他虽然最后沉沦下流，与众多不幸的亡国之君为伍，却和陈叔宝、李后主一类斗鸡走狗、声色犬马的主儿不同。他在中原的这一接招，不能不说动了点脑子，也颇有立竿见影的成效。
他似乎找准了máo zé dōng的“命门”：兵力还远远不足。正如他在国防部作战会议上所说：“他（中共）的兵力有限，不仅黄河以北没有正规匪军，国军可以随时进剿，而且陇海路以南，淮河以北地区，仍旧是空虚的，陈毅和刘伯承两股匪军，仍旧是脱节而不能联络。”
这6个硬扎扎的机动兵团在中原一摆，让máo zé dōng当即彷佛吃鱼卡了根骨头，很有些不爽。
刘邓、陈粟、陈谢三路“诸侯”，虽有三足鼎立之势，却也暂时仅仅是“势”，未能形成能给蒋介石致命的大气候，也就是蒋介石所庆幸的“陈毅和刘伯承两股匪军，仍旧是脱节而不能联络”。
他们各处一方分兵作战，如果只由一路人马对当面的蒋介石军队作战，则“本小利微”，很难获得全胜；如果等三路人马长距离奔驰集中，又往往失去看好的战机，只能“吃个半饱”，打一些中小规模的歼灭战。
因为蒋介石的军队抱成一团，似乎终于将“委座”“精诚团结”的训示刻进了心窝里，“誓死”不分开，又是最“尖端”、“时尚”的快速机动兵团，动作敏捷，增援迅速，有时连“零敲碎打”的中小规模战役，也只能从眼睛发亮的计划里忍痛割爱。
什么是歼灭战？
歼灭战，就是像孟良崮战役那种“老少通吃”、一锅全端的痛痛快快作战，全部或大部搞定对方。
“搞定”当然不等同于“杀死”。
máo zé dōng解释说，消灭敌人，“就是解除敌人的武装，也就是所谓‘剥夺敌人的抵抗力’，不是完全消灭其ròu体”。
这种作战的好处是，消灭一个团，对方的团就少了一个，消灭两个团，对方的团就少了一双。
这无疑是两军对阵最合算的盈利模式。
蒋“大老板”的家底再丰厚，又经得住几次这样“残忍”的连根拔起，寸草不留？
máo zé dōng老早看出了一点：“所谓蒋政权，也就是表现在他的军队上”，“大观园里贾宝玉的命根是系在颈上的一块石头，guó mín dǎng的命根是它的军队。”
这是一语中的的精辟之言。
qiāng杆子锃亮的几百万军队，的确是蒋介石的命根子；没有了这一命根，他也就和村头街上晒太阳侃大山的张大爷李大伯没啥两样，神气不起来了。
但如果打不成歼灭战，搞不定对方，只有得不偿失的击溃战或者消耗战，就基本上等于白干活（比年终农民工拿不到工资还要惨），最多是和对手真刀真qiāng、“明火执仗”玩了一把“野战”的游戏。
3、粟裕的苦恼（3）
máo zé dōng认为，这种击溃战，“对于雄厚之敌不是基本上决定胜负的东西”。这当然要敬而远之，尽可能避免。
他念念不忘的是歼灭战，说它“对任何敌人都立即起了重大的影响。”
他因此强调，对于一个人，砍伤他十根手指，不如砍断他一根手指；而“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
máo zé dōng是一生不带qiāng的“白面书生”，却比两把板斧“排儿似地砍杀”，大喊“痛快”“过瘾”的黑旋风李逵之流更狠辣。
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战争不是请客吃饭，也不是绣花写文章，而是斗智斗勇、你死我活的生死搏杀，容不得半点“温良恭俭让”，或者宋襄公蠢猪似的“仁义礼信”，因为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
所以雷锋说，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但“对待敌人要像冬天一样残酷无情”。
在中原“玩”击溃战、消耗战的“游戏”，蒋介石兵多将广地盘广阔，还有美国大老板的“友情”赞助，有的是雄厚“资金”，玩得起也耗得起；máo zé dōng“本钱”有限，却陪不起。
他麾下的几路中原大军，打不成歼灭战还在其次，更糟糕的一个问题是，刘伯承、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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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真如此，许多共和国开国风云榜上“星光”灿烂的“牛人”，诸如陈毅、谭震林、许世友、王必成的履历表，便将大段大段改写；一些惊魂摄魄、脍炙人口活剧的舞台上，也将遗憾地勾去不少熟悉的姓名。
粟裕改写了这段历史。
他考虑到全国主战场已由山东转到中原，“华野今后主要作战方向和指挥重心在外线”，为“人事关系及指挥便利”计，特意向máo zé dōng建言，除了增加一支主力部队王必成的第6纵队西去外，陈毅也应该和他一道到外线指挥。
至于留在山东的内线部队指挥，粟裕也斟酌再三，考虑妥帖，给出了一个合适的方案。他说：“另组山东兵团司令部，以谭（震林）为司令，许世友为副司令，黎（玉）兼政委，统一2、7、9各纵的指挥。”这便是后来华东野战军东兵团及山东兵团的由来。
粟裕这两个考虑，将华东野战军总部的落脚点由东到西调换了一下，其中蕴含有相当深奥的智慧。
1946年10月15日后，粟裕奉中央军委与máo zé dōng“战役指挥jiāo粟负责”的明令，拥有了华东野战军全军的战役指挥权，成为事实上的野战军军事主管。正如张震所说：从此，“粟裕挑起了华东战区的指挥重担。”
但粟裕到底只是副司令员，并无司令员“发飙”时可以“斩马谡”的人事权。
陈毅一旦同行就不一样了，不仅能有如当年曹cāo的“奉天子以令诸侯”，也就是粟裕所说的“人事关系”，更重要的是，已十分成熟的华东野战军总部指挥机关，也将避免一分为二，的确有利于华野主力的经略中原。
粟裕的作战参谋秦叔瑾后来回忆时，也证实了这一点。
他说，粟裕建议陈毅“一同西去”，是因为他要将华东野战军一整套指挥机关带去鲁西南，使“指挥便利”。也就是陈毅同去后，总部指挥机关便可全部前往，这对于指挥作战将带来大大的便利。
秦叔谨长期担任华中野战军、华东野战军（三野）司令部作战参谋、股长，经常列席华东野战军前委作战会议，肩负起草作战命令、方案、计划之责，十分熟悉粟裕的思维方式。
他认为，粟裕之举细致入微，是为着能够方便指挥，赢得作战胜利的目的。
华东野战军总部指挥机关，主要由粟裕指挥过“七战七捷”的原华中野战军指挥部构成。
华中野战军1947年1月与陈毅指挥的山东野战军正式合并为华东野战军。粟裕和陈毅等人一起曾报告中央军委与máo zé dōng，两军组成华东野战军后，“以华（中）野指挥部为基础，加上山野指挥部部，组成华东野战军指挥部”。
这一计划当即得到了máo zé dōng的批准。
秦叔瑾回忆说，山东野战军指挥部的机构不够健全，人员和山东军区有jiāo叉，分工也不大明确，有些科室连科长都没有配备。而华中野战军指挥部各业务部门机构比较健全，参谋人员的素质较高，业务能力也较强。因此，华东野战军指挥部机构便在原华中野战军指挥部基础上设立。
这是有20年实兵指挥经验的粟裕，十分重视指挥机关重要xìng的结果。
早在抗战时期的1940年4月，他就比较系统地阐述过，从有军队以来，指挥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一是“兵对兵，将对将”的冷兵器时代“司令时期”。通常由军队的主将，以口语或旌旗、鼙鼓之类的信号传达命令，进行指挥。
二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拿破仑时期”，这时有了参谋处的雏形。
三是19世纪初叶以后的“组织战斗时期”。
粟裕解释第三个时期的特点是，“作战时，要使各军兵种，在规定的时间和战线上，协同配合，发挥最大威力，取得预定效果，就必须有周密的组织部署。”
也就是说，现代战争已不是凭单qiāng匹马的主将“口令”就能很好地达成战役目标，而是需要一个机构精心“组织战斗”。
有这一至今未曾过时的超前认识，他对运用自如、得心应手的华东野战军总部指挥机关的倚重，也就可以理解了。
máo zé dōng也意识到粟裕建议陈毅一同前往外线的考虑不无道理。
他从善如流，对各项建议又一次欣然照准，只附加了一个小小的条件：“惟陈粟应速西去，愈快愈好。”
1947年9月上旬，粟裕和陈毅统率华东野战军主力在鲁西南会师，随后继续挥师长驱南下，抵达目的地豫皖苏（抗战时属于华中局和新四军，为彭雪枫的新四军四师所开创；陈粟到来前已大部沦陷），占领中原的左后一大块地盘，予以重建与扩大，开始“打中原，定中原，以中原为家（粟裕提出的口号）”。
他们与右后的陈谢兵团，前出的刘邓大军，构成了máo zé dōng运筹良久争夺中原的“品”字型阵势。
这一互为犄角，三足鼎立的排局，从地图上看，背靠华北老区，东慑蒋介石的都城南京，西逼华中重镇武汉，南扼万里长江，北凭九曲黄河，的确气势恢宏，咄咄逼人。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máo zé dōng有理由兴奋。
他的阵势摆开，就等那位多年的“老朋友”蒋介石如何接招了。
3、粟裕的苦恼（1）
蒋介石当然不是吃干饭的傻瓜。
他白手起家，从上海十里洋场做着发财梦的业余投机商人，到guó mín dǎng内的二三流将领，而最终能脱颖而出，不过短短几年工夫，便老母鸡化金凤凰，成为富甲天下的超级“大老板”，自然有他的两把刷子。
他的万里江山，也并非仁慈的上帝慷慨地施舍，是他一刀一qiāng拼着老命，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从许多不可一世的强横人物那里拼来的。其中诸多辛苦艰难，他也算备尝之。
既然来之不易，就没有理由随随便便拱手让给别人，除非他是蒋经国（当然，二公子蒋纬国也行）。
máo zé dōng的中原排局一动，蒋介石就看出了其中的“猫腻”。他发现“刘伯承（即刘邓大军）窜到大别山区，要建立根据地，陈毅一股匪军（即陈粟大军）就不得不窜到津浦路以西平汉路以东，陇海路以北地区，作为掩护”。
尽管他误以为“刘匪（刘伯承）这次窜入大别山，完全是被迫的临时决定的，是9月12日以后，他窜到了准河南岸，将错就错，才决定到大别山来重建根据地的”，但“窜入大别山”带来的严重后果，他有着清醒的认识，在国防部作战会议上说：“刘匪如果真能占据大别山，东可威胁京畿，西可威胁武汉，南可阻碍长江运输，在战略上对于政府是一个很大的顾虑。”
蒋委员长不高兴，后果很严重。
他从最初的手忙脚乱中镇定下来，召集智囊们日夜筹划后，有了自己的全盘打算：尽可能坚守东北，力争华北，调集精锐主力务必“肃清”中原；当然，还要守备和经营好后方基地江南和台湾。
对中原，他左右权衡，精心筹划，做了如下部署：
将徐州顾祝同、九江白崇禧、西安胡宗南3个战略集团37个整编师的精锐主力调到中原，总共有86个旅约66万人马；
除以相当兵力担负8个绥靖区重要点线的防御外（分别为菏泽、信阳、商丘、合肥、南阳、阜阳、襄阳及宜昌），将其余人马组建成6个机动兵团和4个快速纵队，在8个要点之间往返驰援，避实击虚，“痛剿”中原的“共匪”。
他的目标是：
第一、确保中原！
第二、还是确保中原！
他还告诫麾下大大小小的“诸侯”们：“今后军事重点将转到长江、黄河之间”（军事重点原本在山东）。
中原大地这横空出世的6大机动兵团，由此成为蒋介石手中6把寒光闪闪的利剑，担负着“捉拿”刘邓、陈粟、陈谢等“巨匪”，“肃清”中原，中兴“党国”的“光荣而神圣”的历史使命。
他们分别是：
邱清泉兵团（也称整编第5军，辖有整编第5师、第70师）；
胡琏兵团（也称整编第18军，辖有整编第11、第3师）；
孙元良兵团（也称整编第47军，辖有整编第41、第47、第38师）；
张轸兵团（辖有整编第10、第20、第58、第85师）；
裴昌会兵团（辖有整编第1、第30、第65、第36师，青年军第206师）；
张淦兵团（辖有整编第7、第48师）。
这几乎是蒋介石长城以内最精锐的家当了，其中就有他倚为“长城”的两大嫡系王牌：五大主力之二的整编第5师（即第五军）与整编第11师（即18军）。
绰号“邱疯子”的师长邱清泉和号称“老狐狸”的师长胡琏带着他们，从山东莽莽苍苍的山岭平原间不辞辛苦，追踪陈毅、粟裕的足迹，辗转远道而来。
他们的老大哥，有“御林军”雅号的五大主力之首整编74师（即74军）及其师长张灵甫，很有些不幸，已遭粟裕处心积虑的“暗算”，惨烈“殉国”。
3、粟裕的苦恼（2）
这一令74军的老军长王耀武“有如丧父之痛”的“悲剧”，很有些“惨不忍睹”：上自师长，下至马夫一个不剩，都消失在山东孟良崮的崇山峻岭奇峰怪石之间。蒋介石后来“揩干眼泪”重建74军，只能另起炉灶，东拆西补，伤透了脑筋。
五大主力另外两个老哥们孙立人的新一军、廖耀湘的新六军倒还“别来无恙”，正在东北“戎马倥偬”，勤于“国事”，和中共另一员悍将林彪的“匪军”角逐于辽阔无垠的黑土地，争夺又一块油水直流的“肥ròu”。
蒋介石到底在日本军校喝过洋墨水，挎过大洋刀，烫金的文凭不是钱钟书《围城》里的“克莱登大学”也就是“野鸡大学”买来的。
他虽然最后沉沦下流，与众多不幸的亡国之君为伍，却和陈叔宝、李后主一类斗鸡走狗、声色犬马的主儿不同。他在中原的这一接招，不能不说动了点脑子，也颇有立竿见影的成效。
他似乎找准了máo zé dōng的“命门”：兵力还远远不足。正如他在国防部作战会议上所说：“他（中共）的兵力有限，不仅黄河以北没有正规匪军，国军可以随时进剿，而且陇海路以南，淮河以北地区，仍旧是空虚的，陈毅和刘伯承两股匪军，仍旧是脱节而不能联络。”
这6个硬扎扎的机动兵团在中原一摆，让máo zé dōng当即彷佛吃鱼卡了根骨头，很有些不爽。
刘邓、陈粟、陈谢三路“诸侯”，虽有三足鼎立之势，却也暂时仅仅是“势”，未能形成能给蒋介石致命的大气候，也就是蒋介石所庆幸的“陈毅和刘伯承两股匪军，仍旧是脱节而不能联络”。
他们各处一方分兵作战，如果只由一路人马对当面的蒋介石军队作战，则“本小利微”，很难获得全胜；如果等三路人马长距离奔驰集中，又往往失去看好的战机，只能“吃个半饱”，打一些中小规模的歼灭战。
因为蒋介石的军队抱成一团，似乎终于将“委座”“精诚团结”的训示刻进了心窝里，“誓死”不分开，又是最“尖端”、“时尚”的快速机动兵团，动作敏捷，增援迅速，有时连“零敲碎打”的中小规模战役，也只能从眼睛发亮的计划里忍痛割爱。
什么是歼灭战？
歼灭战，就是像孟良崮战役那种“老少通吃”、一锅全端的痛痛快快作战，全部或大部搞定对方。
“搞定”当然不等同于“杀死”。
máo zé dōng解释说，消灭敌人，“就是解除敌人的武装，也就是所谓‘剥夺敌人的抵抗力’，不是完全消灭其ròu体”。
这种作战的好处是，消灭一个团，对方的团就少了一个，消灭两个团，对方的团就少了一双。
这无疑是两军对阵最合算的盈利模式。
蒋“大老板”的家底再丰厚，又经得住几次这样“残忍”的连根拔起，寸草不留？
máo zé dōng老早看出了一点：“所谓蒋政权，也就是表现在他的军队上”，“大观园里贾宝玉的命根是系在颈上的一块石头，guó mín dǎng的命根是它的军队。”
这是一语中的的精辟之言。
qiāng杆子锃亮的几百万军队，的确是蒋介石的命根子；没有了这一命根，他也就和村头街上晒太阳侃大山的张大爷李大伯没啥两样，神气不起来了。
但如果打不成歼灭战，搞不定对方，只有得不偿失的击溃战或者消耗战，就基本上等于白干活（比年终农民工拿不到工资还要惨），最多是和对手真刀真qiāng、“明火执仗”玩了一把“野战”的游戏。
3、粟裕的苦恼（3）
máo zé dōng认为，这种击溃战，“对于雄厚之敌不是基本上决定胜负的东西”。这当然要敬而远之，尽可能避免。
他念念不忘的是歼灭战，说它“对任何敌人都立即起了重大的影响。”
他因此强调，对于一个人，砍伤他十根手指，不如砍断他一根手指；而“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
máo zé dōng是一生不带qiāng的“白面书生”，却比两把板斧“排儿似地砍杀”，大喊“痛快”“过瘾”的黑旋风李逵之流更狠辣。
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战争不是请客吃饭，也不是绣花写文章，而是斗智斗勇、你死我活的生死搏杀，容不得半点“温良恭俭让”，或者宋襄公蠢猪似的“仁义礼信”，因为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
所以雷锋说，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但“对待敌人要像冬天一样残酷无情”。
在中原“玩”击溃战、消耗战的“游戏”，蒋介石兵多将广地盘广阔，还有美国大老板的“友情”赞助，有的是雄厚“资金”，玩得起也耗得起；máo zé dōng“本钱”有限，却陪不起。
他麾下的几路中原大军，打不成歼灭战还在其次，更糟糕的一个问题是，刘伯承、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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