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5 章
见》。
写好了当然不是用来“藏之名山”或者“束之高阁”，一个人静静地孤芳自赏。
唐代的寒酸文人贾岛“十年磨一剑”，还知道“今日把试君，谁为不平事”？尽管手无缚鸡之力，却豪气干云打算找人试一把。粟裕的“宝剑”自然也得找国家级最佳“陪练”蒋介石试一试，“问天下头颅几许”或者叫“看老夫手段如何”。
如果说战略构想可以“匹夫有责”甚至“越粗代庖”，那么实现战略构想的发号施令，集中中原三军打大仗，就不能“擅自调兵”（1958年粟裕骇人听闻的莫须有“罪状”之一），只好仰仗最高统帅了。
4、一份终于发出的电报（3）
他打算把设想上报máo zé dōng，建议采取忽集忽分的战法，集中兵力打大仗。
但他忽然犹豫了。
第一，他的想法不仅事关全局，甚至关系到未来战局的走向，一着不慎将可能导致满盘皆输，这个世界可没有后悔yào；
第二、máo zé dōng这一时期不主张大规模集中。他再三叮嘱的是不要后方的战略跃进和避免打大仗，就在12月9日，也就是《对今后作战建军之意见》草成的前一天，粟裕还收到他以中央军委的名义指名道姓称“粟裕同志”的电报，指令“华野仍以打中等规模之仗为有利”。电报说：
粟裕同志，并告刘邓： 佳晨电悉。（一）意图及部署很好。（二）目前时期，华野仍以打中等规模之仗为有利。如敌集中强有力兵团向你们攻击，仍宜避开，别求机动。 军 委
佳亥⑥
发还是不发？
这的确是一道两难的选择题：
发，不仅与最高统帅的意图相左，而且从此给自己揽上了一付重担，要负责到底；不发，个人也毫无半点损伤。
这当然不是粟裕的心思，而是现实世界太多的功利教训，带给众多后来人“趋利避害”的思考。粟裕自己怎么想，只有天知道了。
但他是人不是神，也当然有自己的“心病”。
反复权衡后，他采取了格外谨慎的态度，最后没有将电报发出去。他还在不断缜密思考，小心求证。
这一时期，中原发生了几件大事。
第一、进入大别山的刘邓大军，处境更为艰难，不得不在进去3个月后的1947年12月进行了分兵。
邓小平带3个纵队（2、3、6纵）以旅为单位分散活动，与“围剿”的guó mín dǎng军兜起了圈子，重新过起了“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游击生活。刘伯承则率中原局机关及1个纵队（晋冀鲁豫野战军1纵）转出了大别山，移往豫西（一个月后，邓小平也走出大别山，与刘伯承会合）。
蒋介石在1947年12月29日的汉口军事会议上兴奋地说：“现在刘伯承匪部在大别山只留了三个纵队，其他几个纵队，虽已窜逃在我们包围圈外，而其第10纵队窜到柳林附近，遭受国军歼灭xìng的打击，伤亡殆尽，我们此次围剿的计画，可以说已获初步的成功。”
刘伯承、邓小平似乎刚好完成了máo zé dōng所设想的第二个结果：付出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大别山周围打游击（刘邓大军出征时万余人，到走出大别山，全军减员至万余人）。
máo zé dōng在1948年1月27日一份电报中，不无遗憾地说：“现在南线最要紧的战场是大别山，该区是否能站住脚的问题，尚未解决。”蒋介石则在1947年12月29日宣布：“大别山的剿匪军事，初步的工作已经完成。”
刘伯承等人在7个月后的8月10日给中共中央与máo zé dōng的报告中，还在指出：“1、2、3、6纵，对返回大别山几乎是谈虎变色。”
第二、陈毅离开了华东野战军总部。
他“忙里偷闲”，先到华野后方基地朝城检查工作，再到晋冀鲁豫中央局商谈后勤供应，随后又前往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和陕北汇报工作。
山高路远，关山阻隔，他一去近5个月，后来在第二年4月才返回华野总部驻地。
“老大”不在，“老二”粟裕自然责无旁贷，开始党政军三副担子一肩挑，全盘负责陈粟大军的工作。
第三、在粟裕的建议下，máo zé dōng决定陈粟大军和陈谢大军联合行动，发起平汉路战役。
4、一份终于发出的电报（4）
他还于12月20日授权粟裕统一指挥两军，电令说：“由粟亲率（1、3、4、6等4个纵队）南下与陈谢会合，并归粟统一指挥，沿平汉向南直迫武汉”。
这一战役，彷佛久旱逢甘雨，粟裕指挥陈粟、陈谢两路大军旗开得胜，打了一个久违的漂亮歼灭战，吃掉蒋介石万余人。máo zé dōng于1948年1月10日致电粟裕予以嘉奖，庆祝陈粟大军“全军12月各役共歼敌3万余人的大胜利”。
这无疑证明，在中原打大仗不是乌托邦的空想或者“小资”的狂热，而是完全可以做到。
粟裕终于下决心了！
1948年1月22日，在问世40余天后，他将心血之作《对今后作战建军之意见》郑重上报máo zé dōng。
电报中，他首先指出了中原战局不容乐观，已成拉锯战的僵局：
“目前敌人虽已被迫作全面防御，但尚有一定兵力，作为其攻势防御之机动使用。观其目的，不仅在破坏我建设新解放区，而且企图争取时间，以待其新军之训练，或政治yīn谋之从容布置。
因此，目前江北(中原，鄂豫陕及豫皖苏)敌我是处在反复的拉锯形势中。”
接下来，他分析了形成这种拉锯战，打不到大仗的原因：
这种形势，本给我们以有利而且多的运动战机会，但由于新区反动势力未完全打倒，反动武装未肃清和新区群众尚未完全发动，故使我们难以保密和及时捕捉战机。而敌人则多采取避实击虚的战法，我兵力分散时则进犯，我集中兵力时则后缩，敌我兵力相等则与我纠缠，不让我安定休整。
在上述情况下，我一个战略区之兵力对当面之敌作战，则难取全胜；如待三个战略区兵力集中，则又失去战机……
随后，他提出了自己打破这一僵局的主张：
因此，建议三军(刘邓、陈谢和我们)在今后一个时期，采取忽集忽分的作战方式，以求能较彻底地歼灭敌人一路(我们一军如不担负打援，兵力是够用的)。只要邻区能及时协同打援或钳制援敌迟进，歼敌一路是很可能的。在此区歼灭战结束，敌向此区集中，则我又分散或转至邻区，总以何区便于歼敌，即向何区集中。
如此能有两三次歼灭战，则形势可能变化。
这就是著名的“子养电”。
书本永远是死的，真正的智慧从来源于实践！
中共灿若星辰的将领中，只有一张“青山大学”文凭的粟裕，却有一笔宝贵的财富：从来不曾离开过作战一线，有20年不间断实兵指挥经验。
这笔财富，无论是中国的将军摇篮保定军校或者黄埔军校，还是打造“海龟”的日本士官学校里的“闭关修炼”、刻苦攻读，都难以猝然获取。
他依靠这笔财富，在对中原和全国战局全面分析后，及时给最高统帅部提供了一个战略构想：发展战略进攻、改变中原战局。
缓缓走来的历史老人即将证明，这是一个科学而高明的构想，是那个时代出类拔萃的创造xìng思维与军事智慧的结晶，在军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解放军出版出版的《当代中国军事思想精要》一书指出：“粟裕关于南线作战要歼敌主力于长江以北的思想，是有一个产生和发展过程的。1948年1月22日，他向中央军委建议三支大军采取忽集忽分的战法，就是想把敌人主力尽可能多地歼灭在长江以北。”
中原三军集中起来打大仗，由谁来统一指挥，协调行动呢？
这时的中原地区，máo zé dōng分别划归晋冀鲁豫和中原两个中央局管辖，前者实际负责的代理书记是薄一波，后者的书记是邓小平（1947年5月16日就任）。
4、一份终于发出的电报（5）
陈粟大军所在的豫皖苏地区原属于华中局和新四军，此时归晋冀鲁豫中央局管辖（粟裕“子养电”发出4天后的1月26日，被划归华东局所属的华中分局，随后又在3月30日划归新扩大组建的中原局），刘邓的大别山区（鄂豫皖）、陈谢的豫陕鄂则均属于中原局。
这三块地盘上的三路大军也相对独立，都直属中共中央军委和máo zé dōng指挥。
陈赓、谢富治虽然是刘伯承、邓小平多年的老部下，所部也主要由晋冀鲁豫野战军4纵和9纵组成，陈赓还说：“我们吃刘邓的饭”，但他们此前实际一直被máo zé dōng作为一支方面军，担负战略机动任务。
他们先是被指令“受彭（德怀）习（仲勋）指挥”，准备增援陕北。不久，又奉命掉头南下中原的豫西，“归刘邓直接指挥”。
但因为他们与大别山深处的刘伯承、邓小平相距甚远，刘邓的晋冀鲁豫南征野战军正遭到蒋介石33个旅的雄厚兵力以“人海战术”群殴围攻，行军、作战频繁，自顾不暇，许多时候电台都不曾打开，máo zé dōng只好又电令“陈谢暂为军委指挥”。
看“名”当然还得看“实”。
máo zé dōng事实上也的确在直接指挥陈谢大军，前后发给他们各种行动的重要指令达20余份之多。直到刘伯承、邓小平转出大别山后，他还在命令：陈谢集团“仍受我们指挥”。
正因为这些“不凡”经历，陈谢大军的将领们有点“傲”。刘伯承后来在给中共中央和máo zé dōng的报告中批评说：“四纵（即陈谢大军）干部中，有的背了与陈粟、刘邓并列的所谓陈谢大军的包袱，要求单独活动。”也就是不愿“屈居”刘邓大军行列，受刘邓指挥。
陈粟大军也如此。
陈毅、粟裕初到鲁西南的1947年8月11日，máo zé dōng曾命令：“统一归刘邓指挥。”
这是为配合刘邓挺进大别山之举的权宜之策。实际上，刘伯承、邓小平很快一跃千里，率领晋冀鲁豫南征野战军一头扎进了云雾深锁的大别山，陈毅、粟裕也就依然直属中央军委和máo zé dōng指挥。
五天后，为保障战略远征，远离华东“老家”的陈粟大军的供应，máo zé dōng致电不曾南征大别山，主持晋冀鲁豫军区实际工作、职责为“管理本区范围内的动员、训练、兵工生产与负责供给前方”的第二副司令员滕代远，首先说明“我山东主力六个纵队及pào纵均在冀鲁豫及豫皖苏地区作战。”
随后，他指令说：“你们必须以全力援助解决供应问题，即派负责人去聊城、寿张找陈粟商量。”
这年9月22日，为统筹中原三路大军的后勤供给，特别是远离华东大后方的陈粟大军供给，máo zé dōng甚至让陈粟大军改为晋冀鲁豫野战军，归晋冀鲁豫中央局领导（原为华东局领导）。
其主要目的也不是作战，而是在统一建制下，保障陈粟大军的后勤供应，máo zé dōng在同一份电报中强调：“晋冀鲁豫中央局负责三军的供给工作”，并且叮嘱说“由于目前华东地区与渤海隔断及陈粟西兵团（即陈粟大军）执行新战略任务”，“应将供应陈粟野战军工作放在紧要地位”。
陈粟大军的后勤，也就由晋冀鲁豫中央局代理书记薄一波及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滕代远具体负责。
但收录这份电报的《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根据清楚明的历史事实，在注释中准确无误地指出：“陈粟西兵团建制当时没有变，仍属华东野战军”。也就是说这一更改番号的指令，最后并没有实行。兵强马壮的华东野战军也就有惊无险，避免了一次出人意料的分割。
4、一份终于发出的电报（6）
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陈毅传》也指出：“这个电报所作的规定后来有一部分并没有实行”，其中就包括了这次“改名换姓”。
这也是后来华东野战军第九兵团政委郭化若回忆时，说“粟裕最能代表我们整个华东部队”，认为“他从未离开过华东战场”的原因之一。他所称的“华东战场”是一种大而话之的通俗说法，也就是说指的是华东野战军所在的战场。
20余天后的10月15日，中央军委和máo zé dōng再次电示陈毅、粟裕，要求“你们部队对外仍称华东野战军，对内则属晋冀鲁豫建制。”而且又一次强调主要目的是：“以利部队补给及地方工作之统筹。”
这一更改为晋冀鲁豫军区建制的决定最后依旧未实行，华野西兵团（即陈粟大军）的补给也仍然主要由华东局和华东军区负责。
例如，为保障粟裕率部南渡长江，华东局于1948年2月18日致电中共中央并告粟裕，说“华东局可拨出黄金五千两、白洋（即银元）五百万元、已经印好的华中票十亿元jiāo粟裕”，但“白洋从远处取出并运来，恐时间来不及”。因此，华东局向中央建议：“请邯郸局（即晋冀鲁豫中央局）借白洋五百万元jiāo粟等，由华东局来还。”
同时，不仅陈毅、粟裕两位华东野战军统帅始终称所部为“华野”，即便有此设想的máo zé dōng本人，也随即改变了这一决定，对内对外都依然称华东野战军，并将晋冀鲁豫野战军称为华野的“友军”。
这年11月28日，máo zé dōng致电主持华野总部工作的粟裕，指令华野主力“以今年9月初至明年8月底之一年时间，做到完成土改，消灭敌人两大任务”之后，还jiāo代“将此两大任务明确告知各级一切干部，并领导他们与刘邓、陈谢两军比赛，有步骤地完成任务，不落在友军之后”。
有意思的是，他明确给予华东野战军主力任务的同时，还特意引导、要求粟裕率部与“友军”晋冀鲁豫野战军比赛，内容则是“完成土改”和“消灭敌人”，华东野战军最后以豫皖苏地区各项工作首屈一指而拔得新组建的中原局各区头筹。
2个月后的1948年3月4日，主持华野总部工作的粟裕还奉中央军委和máo zé dōng的指令，以“陈毅、粟裕、谭震林”的名义发出《关于华东野战军编组四个兵团及干部配备的命令》，指出“为适应形势发展和作战指挥便利，奉中央电令，统一华东野战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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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好了当然不是用来“藏之名山”或者“束之高阁”，一个人静静地孤芳自赏。
唐代的寒酸文人贾岛“十年磨一剑”，还知道“今日把试君，谁为不平事”？尽管手无缚鸡之力，却豪气干云打算找人试一把。粟裕的“宝剑”自然也得找国家级最佳“陪练”蒋介石试一试，“问天下头颅几许”或者叫“看老夫手段如何”。
如果说战略构想可以“匹夫有责”甚至“越粗代庖”，那么实现战略构想的发号施令，集中中原三军打大仗，就不能“擅自调兵”（1958年粟裕骇人听闻的莫须有“罪状”之一），只好仰仗最高统帅了。
4、一份终于发出的电报（3）
他打算把设想上报máo zé dōng，建议采取忽集忽分的战法，集中兵力打大仗。
但他忽然犹豫了。
第一，他的想法不仅事关全局，甚至关系到未来战局的走向，一着不慎将可能导致满盘皆输，这个世界可没有后悔yào；
第二、máo zé dōng这一时期不主张大规模集中。他再三叮嘱的是不要后方的战略跃进和避免打大仗，就在12月9日，也就是《对今后作战建军之意见》草成的前一天，粟裕还收到他以中央军委的名义指名道姓称“粟裕同志”的电报，指令“华野仍以打中等规模之仗为有利”。电报说：
粟裕同志，并告刘邓： 佳晨电悉。（一）意图及部署很好。（二）目前时期，华野仍以打中等规模之仗为有利。如敌集中强有力兵团向你们攻击，仍宜避开，别求机动。 军 委
佳亥⑥
发还是不发？
这的确是一道两难的选择题：
发，不仅与最高统帅的意图相左，而且从此给自己揽上了一付重担，要负责到底；不发，个人也毫无半点损伤。
这当然不是粟裕的心思，而是现实世界太多的功利教训，带给众多后来人“趋利避害”的思考。粟裕自己怎么想，只有天知道了。
但他是人不是神，也当然有自己的“心病”。
反复权衡后，他采取了格外谨慎的态度，最后没有将电报发出去。他还在不断缜密思考，小心求证。
这一时期，中原发生了几件大事。
第一、进入大别山的刘邓大军，处境更为艰难，不得不在进去3个月后的1947年12月进行了分兵。
邓小平带3个纵队（2、3、6纵）以旅为单位分散活动，与“围剿”的guó mín dǎng军兜起了圈子，重新过起了“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游击生活。刘伯承则率中原局机关及1个纵队（晋冀鲁豫野战军1纵）转出了大别山，移往豫西（一个月后，邓小平也走出大别山，与刘伯承会合）。
蒋介石在1947年12月29日的汉口军事会议上兴奋地说：“现在刘伯承匪部在大别山只留了三个纵队，其他几个纵队，虽已窜逃在我们包围圈外，而其第10纵队窜到柳林附近，遭受国军歼灭xìng的打击，伤亡殆尽，我们此次围剿的计画，可以说已获初步的成功。”
刘伯承、邓小平似乎刚好完成了máo zé dōng所设想的第二个结果：付出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大别山周围打游击（刘邓大军出征时万余人，到走出大别山，全军减员至万余人）。
máo zé dōng在1948年1月27日一份电报中，不无遗憾地说：“现在南线最要紧的战场是大别山，该区是否能站住脚的问题，尚未解决。”蒋介石则在1947年12月29日宣布：“大别山的剿匪军事，初步的工作已经完成。”
刘伯承等人在7个月后的8月10日给中共中央与máo zé dōng的报告中，还在指出：“1、2、3、6纵，对返回大别山几乎是谈虎变色。”
第二、陈毅离开了华东野战军总部。
他“忙里偷闲”，先到华野后方基地朝城检查工作，再到晋冀鲁豫中央局商谈后勤供应，随后又前往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和陕北汇报工作。
山高路远，关山阻隔，他一去近5个月，后来在第二年4月才返回华野总部驻地。
“老大”不在，“老二”粟裕自然责无旁贷，开始党政军三副担子一肩挑，全盘负责陈粟大军的工作。
第三、在粟裕的建议下，máo zé dōng决定陈粟大军和陈谢大军联合行动，发起平汉路战役。
4、一份终于发出的电报（4）
他还于12月20日授权粟裕统一指挥两军，电令说：“由粟亲率（1、3、4、6等4个纵队）南下与陈谢会合，并归粟统一指挥，沿平汉向南直迫武汉”。
这一战役，彷佛久旱逢甘雨，粟裕指挥陈粟、陈谢两路大军旗开得胜，打了一个久违的漂亮歼灭战，吃掉蒋介石万余人。máo zé dōng于1948年1月10日致电粟裕予以嘉奖，庆祝陈粟大军“全军12月各役共歼敌3万余人的大胜利”。
这无疑证明，在中原打大仗不是乌托邦的空想或者“小资”的狂热，而是完全可以做到。
粟裕终于下决心了！
1948年1月22日，在问世40余天后，他将心血之作《对今后作战建军之意见》郑重上报máo zé dōng。
电报中，他首先指出了中原战局不容乐观，已成拉锯战的僵局：
“目前敌人虽已被迫作全面防御，但尚有一定兵力，作为其攻势防御之机动使用。观其目的，不仅在破坏我建设新解放区，而且企图争取时间，以待其新军之训练，或政治yīn谋之从容布置。
因此，目前江北(中原，鄂豫陕及豫皖苏)敌我是处在反复的拉锯形势中。”
接下来，他分析了形成这种拉锯战，打不到大仗的原因：
这种形势，本给我们以有利而且多的运动战机会，但由于新区反动势力未完全打倒，反动武装未肃清和新区群众尚未完全发动，故使我们难以保密和及时捕捉战机。而敌人则多采取避实击虚的战法，我兵力分散时则进犯，我集中兵力时则后缩，敌我兵力相等则与我纠缠，不让我安定休整。
在上述情况下，我一个战略区之兵力对当面之敌作战，则难取全胜；如待三个战略区兵力集中，则又失去战机……
随后，他提出了自己打破这一僵局的主张：
因此，建议三军(刘邓、陈谢和我们)在今后一个时期，采取忽集忽分的作战方式，以求能较彻底地歼灭敌人一路(我们一军如不担负打援，兵力是够用的)。只要邻区能及时协同打援或钳制援敌迟进，歼敌一路是很可能的。在此区歼灭战结束，敌向此区集中，则我又分散或转至邻区，总以何区便于歼敌，即向何区集中。
如此能有两三次歼灭战，则形势可能变化。
这就是著名的“子养电”。
书本永远是死的，真正的智慧从来源于实践！
中共灿若星辰的将领中，只有一张“青山大学”文凭的粟裕，却有一笔宝贵的财富：从来不曾离开过作战一线，有20年不间断实兵指挥经验。
这笔财富，无论是中国的将军摇篮保定军校或者黄埔军校，还是打造“海龟”的日本士官学校里的“闭关修炼”、刻苦攻读，都难以猝然获取。
他依靠这笔财富，在对中原和全国战局全面分析后，及时给最高统帅部提供了一个战略构想：发展战略进攻、改变中原战局。
缓缓走来的历史老人即将证明，这是一个科学而高明的构想，是那个时代出类拔萃的创造xìng思维与军事智慧的结晶，在军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解放军出版出版的《当代中国军事思想精要》一书指出：“粟裕关于南线作战要歼敌主力于长江以北的思想，是有一个产生和发展过程的。1948年1月22日，他向中央军委建议三支大军采取忽集忽分的战法，就是想把敌人主力尽可能多地歼灭在长江以北。”
中原三军集中起来打大仗，由谁来统一指挥，协调行动呢？
这时的中原地区，máo zé dōng分别划归晋冀鲁豫和中原两个中央局管辖，前者实际负责的代理书记是薄一波，后者的书记是邓小平（1947年5月16日就任）。
4、一份终于发出的电报（5）
陈粟大军所在的豫皖苏地区原属于华中局和新四军，此时归晋冀鲁豫中央局管辖（粟裕“子养电”发出4天后的1月26日，被划归华东局所属的华中分局，随后又在3月30日划归新扩大组建的中原局），刘邓的大别山区（鄂豫皖）、陈谢的豫陕鄂则均属于中原局。
这三块地盘上的三路大军也相对独立，都直属中共中央军委和máo zé dōng指挥。
陈赓、谢富治虽然是刘伯承、邓小平多年的老部下，所部也主要由晋冀鲁豫野战军4纵和9纵组成，陈赓还说：“我们吃刘邓的饭”，但他们此前实际一直被máo zé dōng作为一支方面军，担负战略机动任务。
他们先是被指令“受彭（德怀）习（仲勋）指挥”，准备增援陕北。不久，又奉命掉头南下中原的豫西，“归刘邓直接指挥”。
但因为他们与大别山深处的刘伯承、邓小平相距甚远，刘邓的晋冀鲁豫南征野战军正遭到蒋介石33个旅的雄厚兵力以“人海战术”群殴围攻，行军、作战频繁，自顾不暇，许多时候电台都不曾打开，máo zé dōng只好又电令“陈谢暂为军委指挥”。
看“名”当然还得看“实”。
máo zé dōng事实上也的确在直接指挥陈谢大军，前后发给他们各种行动的重要指令达20余份之多。直到刘伯承、邓小平转出大别山后，他还在命令：陈谢集团“仍受我们指挥”。
正因为这些“不凡”经历，陈谢大军的将领们有点“傲”。刘伯承后来在给中共中央和máo zé dōng的报告中批评说：“四纵（即陈谢大军）干部中，有的背了与陈粟、刘邓并列的所谓陈谢大军的包袱，要求单独活动。”也就是不愿“屈居”刘邓大军行列，受刘邓指挥。
陈粟大军也如此。
陈毅、粟裕初到鲁西南的1947年8月11日，máo zé dōng曾命令：“统一归刘邓指挥。”
这是为配合刘邓挺进大别山之举的权宜之策。实际上，刘伯承、邓小平很快一跃千里，率领晋冀鲁豫南征野战军一头扎进了云雾深锁的大别山，陈毅、粟裕也就依然直属中央军委和máo zé dōng指挥。
五天后，为保障战略远征，远离华东“老家”的陈粟大军的供应，máo zé dōng致电不曾南征大别山，主持晋冀鲁豫军区实际工作、职责为“管理本区范围内的动员、训练、兵工生产与负责供给前方”的第二副司令员滕代远，首先说明“我山东主力六个纵队及pào纵均在冀鲁豫及豫皖苏地区作战。”
随后，他指令说：“你们必须以全力援助解决供应问题，即派负责人去聊城、寿张找陈粟商量。”
这年9月22日，为统筹中原三路大军的后勤供给，特别是远离华东大后方的陈粟大军供给，máo zé dōng甚至让陈粟大军改为晋冀鲁豫野战军，归晋冀鲁豫中央局领导（原为华东局领导）。
其主要目的也不是作战，而是在统一建制下，保障陈粟大军的后勤供应，máo zé dōng在同一份电报中强调：“晋冀鲁豫中央局负责三军的供给工作”，并且叮嘱说“由于目前华东地区与渤海隔断及陈粟西兵团（即陈粟大军）执行新战略任务”，“应将供应陈粟野战军工作放在紧要地位”。
陈粟大军的后勤，也就由晋冀鲁豫中央局代理书记薄一波及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滕代远具体负责。
但收录这份电报的《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根据清楚明的历史事实，在注释中准确无误地指出：“陈粟西兵团建制当时没有变，仍属华东野战军”。也就是说这一更改番号的指令，最后并没有实行。兵强马壮的华东野战军也就有惊无险，避免了一次出人意料的分割。
4、一份终于发出的电报（6）
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陈毅传》也指出：“这个电报所作的规定后来有一部分并没有实行”，其中就包括了这次“改名换姓”。
这也是后来华东野战军第九兵团政委郭化若回忆时，说“粟裕最能代表我们整个华东部队”，认为“他从未离开过华东战场”的原因之一。他所称的“华东战场”是一种大而话之的通俗说法，也就是说指的是华东野战军所在的战场。
20余天后的10月15日，中央军委和máo zé dōng再次电示陈毅、粟裕，要求“你们部队对外仍称华东野战军，对内则属晋冀鲁豫建制。”而且又一次强调主要目的是：“以利部队补给及地方工作之统筹。”
这一更改为晋冀鲁豫军区建制的决定最后依旧未实行，华野西兵团（即陈粟大军）的补给也仍然主要由华东局和华东军区负责。
例如，为保障粟裕率部南渡长江，华东局于1948年2月18日致电中共中央并告粟裕，说“华东局可拨出黄金五千两、白洋（即银元）五百万元、已经印好的华中票十亿元jiāo粟裕”，但“白洋从远处取出并运来，恐时间来不及”。因此，华东局向中央建议：“请邯郸局（即晋冀鲁豫中央局）借白洋五百万元jiāo粟等，由华东局来还。”
同时，不仅陈毅、粟裕两位华东野战军统帅始终称所部为“华野”，即便有此设想的máo zé dōng本人，也随即改变了这一决定，对内对外都依然称华东野战军，并将晋冀鲁豫野战军称为华野的“友军”。
这年11月28日，máo zé dōng致电主持华野总部工作的粟裕，指令华野主力“以今年9月初至明年8月底之一年时间，做到完成土改，消灭敌人两大任务”之后，还jiāo代“将此两大任务明确告知各级一切干部，并领导他们与刘邓、陈谢两军比赛，有步骤地完成任务，不落在友军之后”。
有意思的是，他明确给予华东野战军主力任务的同时，还特意引导、要求粟裕率部与“友军”晋冀鲁豫野战军比赛，内容则是“完成土改”和“消灭敌人”，华东野战军最后以豫皖苏地区各项工作首屈一指而拔得新组建的中原局各区头筹。
2个月后的1948年3月4日，主持华野总部工作的粟裕还奉中央军委和máo zé dōng的指令，以“陈毅、粟裕、谭震林”的名义发出《关于华东野战军编组四个兵团及干部配备的命令》，指出“为适应形势发展和作战指挥便利，奉中央电令，统一华东野战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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