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7 章
吸引敌二十至三十个旅回防江南。”
他有充分的信心。
这一信心建立在蒋介石“势必”调兵回援的基础上，一旦调走“二十至三十个旅”，兵力不再占优势，中原的僵局自然也就容易打破了。
他还给粟裕指定了渡江南进的路线图：首先“在湖南、江西两省周旋半年至一年之久，沿途兜圈子”，最后“以跃进方式分几个阶段达到闽浙赣（即福建、浙江、江西这些蒋介石的‘后花园’）”。
至于渡江的时机、地点和方法，他出于对自己构想的钟爱，也做了老到、周密的安排，设计了三个方案：
第一、半个月后从湖北宜昌上下游渡江；
第二、3个月内进入伏牛秦岭以南、长江以北、平汉以西地区，然后渡江；
第三、3个月内至伏牛、长江之间作战，5月份全军北返，再休整两个月，秋季渡江。
他分别谈到了这3个方案的优缺点，让粟裕从中挑选一个，“熟筹见复”。他还叮嘱粟裕注意保密，除了几个华东野战军前委委员和叶飞、王必成、陶勇3个即将一同南下的纵队司令员外，“不让他人知道”。
对粟裕而言，似乎已没有选择余地。剩下唯一可以“熟筹”的事情，不是该不该南进，要不要南进，而是怎么南进的问题了。
陈毅为亲身参与这一“稳渡长江”的中共中央重大决策而兴奋。这一天前后，他又兴致勃勃作诗一首，以纪念这即将彪炳青史的历史xìng一刻：
小住杨沟一月长，评衡左右费思量。
弯弓盘马故不发，只缘擒贼要擒王。
北国摧枯势若狂，中原逐鹿更当行。
五年胜利今日卜，稳渡长江遣粟郎（粟裕）。
他与máo zé dōng一样，也以诗人的情怀，描绘了粟裕挥师南去后，中原逐鹿捷报频传的蓝图。
很明显，对于改变中原以至全国战局，如何导演一幕惊天动地的活剧，中共的最高统帅与高级将领们出现了两个不同的声音：
一个是：分兵渡江南进（居强势）；
一个是：集中兵力在中原打大歼灭战（居弱势）。
粟裕的“子养电”曾给了máo zé dōng一个不小的意外；现在，máo zé dōng又给了他一个更大的意外，两人算是“扯平”了。
历史没有留下粟裕接到máo zé dōng电令后表情神态的资料，但可以想见，他的惊讶之状必定很复杂：几个月来构想的“子养电”，最高统帅做了“冷处理”，只有一纸意图与之大相径庭的分兵南进命令。
军令如山！粟裕只有执行。
但他与老乡máo zé dōng一样，也有湖南人的“霸蛮”，并没有垂头丧气，“一蹶不振”，放弃自己的设想。
5、诗人的浪漫（4）
他一面思考如何渡江的种种事宜，诸如指令参谋处在平汉路的漯河、临颍突击翻印湖南、湖北两省五万分之一地图，一面也依然“一心二用”，研究他的“子养电”。他在反复比较，哪一种设想更切合中原战场的实际，更能迅速取得全国战争的胜利。
3天后，粟裕就南进方案复电máo zé dōng，提出了合适的渡江时机、地点和方法。他也设计了3条渡江路线：
一是武汉以西；二是江西湖口、当涂之间；三是直接从南京与江yīn之间，“采正面的分路与分梯队的偷渡”。
粟裕对这些路线的优缺点一一做了详尽的分析。这无疑说明，他对máo zé dōng渡江决策的执行并非敷衍行事，而是认真对待与审慎思考的。
但他“耍”了一点小小“花招”。
在讲述渡江时机和渡江地点及方法的文字之间，他很巧妙地chā了一段话，重申他在“子养电”中的观点与建议，提请máo zé dōng注意。
他再次认为，如果在最近一段时间，将中原的刘邓、陈粟，陈谢三军集中起来，统一指挥，打几个大歼灭战，必定能够改变中原的战局。他说：
“在军事上，如能于最近打几个歼灭战，敌情当有变化。因此于最近时期，将三个野战军由刘邓统一指挥，采取忽集忽分(要有突然xìng)的战法，于三个地区辗转寻机歼敌(华野除叶王陶外可以三至四个纵队参战)，是可能于短期内取得较大胜利的。”
他的意思很清楚：将蒋介石的部分中原主力调回江南，还不如干脆在中原就地吃掉他们（而且有这个条件）；双方兵力彼消我长，“如是则使敌人机动兵力大为减少，而我军在机动兵力的数量上则将逐渐走向优势。”
他还说，因为战役的胜利，就能过取得较多的休整和提高技术的时间，“如果我军再能在数量上及技术上取得优势，则战局的发展可能急转直下，也将推进政治局势的迅速变化。”
这就不是仅仅打破中原僵局，而是可以迅速夺取全国胜利了。
如果说粟裕是一个罕见的“固执己见”， 敢于向máo zé dōng直谏的人，那么，从这份动足了脑筋，精心构思的电报来看，被周恩来称为“心细如发”的粟裕，还是一个善于提建议的人。
máo zé dōng是最高统帅，但首先也是人，难免有人xìng的弱点，对粟裕的意见，他或许不同意，但感情上容易接受多了。
他自然读懂了粟裕的心思。
他特意把已经打理好行装，打算返回华东野战军的陈毅留了下来，再次商量是否渡江的问题，结果是坚持既定决策。
他们认为，向蒋介石的要害地区也就是江南出击是最有效的。
不过，máo zé dōng对粟裕提出的极有创意的“忽集忽分”战法很感兴趣。
他在2月1日午夜电告粟裕，表示完全赞许他提出的渡江方案之外，还指令暂时留在中原的华东野战军第3兵团陈士榘、唐亮3个纵队，可以按粟裕提出的点子，“集中配合刘邓、陈谢两军，由刘邓统一指挥，采忽集忽分战法，机动歼敌”。
他后来甚至根据粟裕的创意，设想将这三路人马合组为一个野战军，让刘伯承、邓小平“统一指挥三军合组的野战军（共有二十个机动旅）”。
这一新鲜的“忽集忽分”到底怎么打，谁也没有尝试过。
解铃还须系铃人，那就问问粟裕吧。
máo zé dōng专门发了电报，让即将离开中原、长征江南的粟裕，继续讲讲“金点子”。电报说：“请粟裕提出两陈（陈士榘、陈赓）及刘、邓三月上旬作战方针意见。”
最高统帅“不耻下问”，亲自“垂询”良策，粟裕自然不敢“敝帚自珍”有所保留，第二天就献上了3条妙计，上报了刘邓、陈唐、陈谢三军如何作战的3个方案。
2月4日，刘伯承、邓小平给máo zé dōng发来电报，说他们也“可以组织两个有力支队，继粟裕之后渡江南下牵制敌人一部兵力，一支出川湘鄂，一支出湘鄂赣。”
这是对两个月前máo zé dōng指令的一个答复。
máo zé dōng曾于1947年12月4日致电刘伯承、邓小平，拟定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兵团除外）下一年的作战计划：“明年（即1948年）8月以后，为着进一步分散敌力、便于歼灭之目的，依当时长江以北任务完成之程度，决定派主力或派一部渡江，创造湘鄂赣边区根据地。”
但他们提前6个月就提出了“组织两个有力支队”南下，无疑是一种主动“请缨”。
此举对南下的粟裕将是又一个“犄角之势”的支援，也是对中央跃进战略的有力支持，máo zé dōng当然十分高兴，复电他们说：完全同意。
虽然粟裕建议的内容被采纳了不少，但依然还得离开中原，第二次“进谏”又悄无声息无果而终，他是偃旗息鼓，还是再度“斗胆直陈”？
这又是一道两难的选择题。
孙子说：“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意思是，如果听从我的意见，用兵作战就会取胜，我就留下来；如果不从，打仗就会失败，我即离开这里。
粟裕当然不会“离开这里”，甩手不干了。但这时候的他，其实一样很好选择，就是老老实实不折不扣地按máo zé dōng的指令渡江。
如果按自己的设想留在中原，天大的风险便只能独自承担，能逮到“大鱼”打到大仗，改变中原战局倒还罢了。但战争不是都市白领们朝九晚五的悠闲上下班，计划没有变化快，一旦事与愿违，达不到改变中原战局的目的，他个人将成为全党全军第一罪人。
粟裕当然没有这么多“小九九”，只是看多了帝王权谋剧与《职场处世术》的后人，又一番“小人之心”而已。
他又如何选择呢？
6、军令状（1）
粟裕的“霸蛮”精神似乎又上来了。
他念兹在兹，依然没有放弃自己的设想：在中原打大仗。这是他对中央军委指挥的一贯态度：坚决执行而不机械呆板，灵活机动而不随心所yù。
他有自己的考虑：不结合实际灵活地执行上级指令，“即使是在正确路线的领导下也是应当加以反对的”。他认为：“古时候就有这样的话，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们只照抄照转上面的命令，这样下去非打败仗不可。”
在灯红酒绿、歌舞升平的和平年间，缺少血与火的生死检验，一切平平淡淡波澜不起，粟裕这种“上司”面前的“特立独行”，或许就是“个人主义”与“骄傲”的根源，很容易遭人诟病，陷入尴尬境地。
但“战争是要死人的（粟裕语）”，稍有不慎便破军杀将、丧师辱地，更可怕者是亡国灭种（譬如古代西域消失的众多国家）。
能做到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敢于承担天大的干系，不做上传下达的简单“传声筒”，无疑是一种对信仰和事业都大有裨益的宝贵品质。
其实，无论战争还是和平，只机械地“上传下达”，不过是一种得过且过、心不在焉的敷衍，与庙里撞钟的小和尚没什么两样。
早在1930年的江西苏区时期，还是一路小小“诸侯”的máo zé dōng就在自己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批评过这种态度。
当然，粟裕“抗命”的前提是能“结合实际”。他觉得自己的设想，还需要进一步结合实际成熟完善，没有十足的把握之前，他还在积极准备渡江的事宜。
2月下旬，他给máo zé dōng献上“忽集忽分”的计策后，率领华东野战军司令部与1纵、4纵、6纵三个纵队进入河南濮阳休整，一面准备南下，一面继续思考自己的设想。
他曾说：打仗就是算数学。数学与单调冰冷的数字打jiāo道，当然枯燥乏味，没有“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潇洒，国色天香的“小乔”们，自然也难得秋波频传或者回眸一笑。
粟裕认为，在制定作战方案时，必须进行精确的计算。要用心在敌我兵力对比、地形条件、解决战斗所需时间等因素方面，加以精确地计算、权衡。
他甚至说，不仅要计算到兵器，还要计算到火力。就是说不但计算武器多少，而且要计算弹yào多少，能支持多少时间。特别是大兵团作战，尤其要重视定量分析。
集中中原三军打大仗，是牵一发而动全局的重大战略，当然更需要如此，来不得半点马虎。
粟裕平生有四大嗜好：qiāng、地图、指南针与望远镜。不过，现在地图成了他依恋的唯一“情人”。他在地图前久久地观察、测算，寻找改变中原战局的最合适方案。
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原作战参谋秦叔谨回忆，他在作战室“目睹粟裕将军凡是收到中央的作战电报，就在地图上反复测量、精心筹划”。
秦叔谨说：“他从敌我力量和战场实际情况出发，结合自己所率部队能否战胜敌人来考虑，并及时向中央军委提出自己的判断和作战方案，对于战略方针xìng的重大意见，则反复思量、斟酌后，才慎重向中央军委提出建议并告友邻领导人。”
“苦行僧”般地打坐、“面壁”之后，粟裕没有像传说里的成龙化凤“破壁”飞去，但过去的设想逐渐更加明朗起来。
粟裕认为，要改变中原战局，最后与其他战场一起打败蒋介石，中原还要同蒋介石进行几次大的较量，打几个大歼灭战，尽可能多地将他的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
6、军令状（2）
从当时国共态势来看，要打大规模的歼灭战，分兵渡江南进显然做不到，而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仗的条件却正在成熟。
华东野战军三个主力纵队渡江，无疑将给蒋介石以相当的威胁和牵制，“估计能调动的敌人为25、28、83、63、20师等部及留华南各地之后调旅。”
但是，这依然难以达到预定的战略，特别是调不走蒋介石在中原的四个主力军：整编7师、整编48师、第五军以及刘伯承、邓小平急盼调走的整编11师。
他说：“桂顽（白崇禧的桂系）之7师、48师等部，蒋不至纵虎归山，仍可能留于大别山；5军及11师则因系美械重装备，亦可能留中原。”
蒋介石的四个“骨头”“赖着”不走，中原的事情当然依旧难办。
粟裕认为，这四个军战斗力最强，是蒋介石在中原的骨干，如果华东野战军主力南进仍然调不动，或者不能吃掉其中一、两个，那么，中原僵局将依然如故。
一旦如此，那么既难以减轻老区的负担，也难以在中原得到新的人力物资补充，甚至还会因为华野主力南渡后，解放军在中原的兵力更加分散和减弱，使这一地区遭到残酷地摧残。
如此一来，中原僵局不但不能好转，反而将与初衷背道而驰，“将造成今后更大困难”。
而到了长江以南稻田水网间的华野主力，也并非“江南度假游”的悠闲洒脱，首先面临的将是风餐露宿、千里长征后巨大的非战斗减员。
粟裕做了精确的定量分析，如果以江南沟沟壑壑之间兜圈子中付出的巨大减员，作为在中原打大仗的伤亡，那么，“每一万人的减员，至少可歼灭敌人一个主力师。”
显然，这是和蒋介石“jiāo易”中一笔更划算的“大买卖”，对战争全局有利得多。
实际上，蒋介石是非常“欢迎”máo zé dōng将中原的中共军队分兵过江的。
早在刘伯承、邓小平挺进大别山之初，他便在国防部作战会议上分析：“刘伯承既已狼奔豕突窜入大别山，如果他不顾一切，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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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充分的信心。
这一信心建立在蒋介石“势必”调兵回援的基础上，一旦调走“二十至三十个旅”，兵力不再占优势，中原的僵局自然也就容易打破了。
他还给粟裕指定了渡江南进的路线图：首先“在湖南、江西两省周旋半年至一年之久，沿途兜圈子”，最后“以跃进方式分几个阶段达到闽浙赣（即福建、浙江、江西这些蒋介石的‘后花园’）”。
至于渡江的时机、地点和方法，他出于对自己构想的钟爱，也做了老到、周密的安排，设计了三个方案：
第一、半个月后从湖北宜昌上下游渡江；
第二、3个月内进入伏牛秦岭以南、长江以北、平汉以西地区，然后渡江；
第三、3个月内至伏牛、长江之间作战，5月份全军北返，再休整两个月，秋季渡江。
他分别谈到了这3个方案的优缺点，让粟裕从中挑选一个，“熟筹见复”。他还叮嘱粟裕注意保密，除了几个华东野战军前委委员和叶飞、王必成、陶勇3个即将一同南下的纵队司令员外，“不让他人知道”。
对粟裕而言，似乎已没有选择余地。剩下唯一可以“熟筹”的事情，不是该不该南进，要不要南进，而是怎么南进的问题了。
陈毅为亲身参与这一“稳渡长江”的中共中央重大决策而兴奋。这一天前后，他又兴致勃勃作诗一首，以纪念这即将彪炳青史的历史xìng一刻：
小住杨沟一月长，评衡左右费思量。
弯弓盘马故不发，只缘擒贼要擒王。
北国摧枯势若狂，中原逐鹿更当行。
五年胜利今日卜，稳渡长江遣粟郎（粟裕）。
他与máo zé dōng一样，也以诗人的情怀，描绘了粟裕挥师南去后，中原逐鹿捷报频传的蓝图。
很明显，对于改变中原以至全国战局，如何导演一幕惊天动地的活剧，中共的最高统帅与高级将领们出现了两个不同的声音：
一个是：分兵渡江南进（居强势）；
一个是：集中兵力在中原打大歼灭战（居弱势）。
粟裕的“子养电”曾给了máo zé dōng一个不小的意外；现在，máo zé dōng又给了他一个更大的意外，两人算是“扯平”了。
历史没有留下粟裕接到máo zé dōng电令后表情神态的资料，但可以想见，他的惊讶之状必定很复杂：几个月来构想的“子养电”，最高统帅做了“冷处理”，只有一纸意图与之大相径庭的分兵南进命令。
军令如山！粟裕只有执行。
但他与老乡máo zé dōng一样，也有湖南人的“霸蛮”，并没有垂头丧气，“一蹶不振”，放弃自己的设想。
5、诗人的浪漫（4）
他一面思考如何渡江的种种事宜，诸如指令参谋处在平汉路的漯河、临颍突击翻印湖南、湖北两省五万分之一地图，一面也依然“一心二用”，研究他的“子养电”。他在反复比较，哪一种设想更切合中原战场的实际，更能迅速取得全国战争的胜利。
3天后，粟裕就南进方案复电máo zé dōng，提出了合适的渡江时机、地点和方法。他也设计了3条渡江路线：
一是武汉以西；二是江西湖口、当涂之间；三是直接从南京与江yīn之间，“采正面的分路与分梯队的偷渡”。
粟裕对这些路线的优缺点一一做了详尽的分析。这无疑说明，他对máo zé dōng渡江决策的执行并非敷衍行事，而是认真对待与审慎思考的。
但他“耍”了一点小小“花招”。
在讲述渡江时机和渡江地点及方法的文字之间，他很巧妙地chā了一段话，重申他在“子养电”中的观点与建议，提请máo zé dōng注意。
他再次认为，如果在最近一段时间，将中原的刘邓、陈粟，陈谢三军集中起来，统一指挥，打几个大歼灭战，必定能够改变中原的战局。他说：
“在军事上，如能于最近打几个歼灭战，敌情当有变化。因此于最近时期，将三个野战军由刘邓统一指挥，采取忽集忽分(要有突然xìng)的战法，于三个地区辗转寻机歼敌(华野除叶王陶外可以三至四个纵队参战)，是可能于短期内取得较大胜利的。”
他的意思很清楚：将蒋介石的部分中原主力调回江南，还不如干脆在中原就地吃掉他们（而且有这个条件）；双方兵力彼消我长，“如是则使敌人机动兵力大为减少，而我军在机动兵力的数量上则将逐渐走向优势。”
他还说，因为战役的胜利，就能过取得较多的休整和提高技术的时间，“如果我军再能在数量上及技术上取得优势，则战局的发展可能急转直下，也将推进政治局势的迅速变化。”
这就不是仅仅打破中原僵局，而是可以迅速夺取全国胜利了。
如果说粟裕是一个罕见的“固执己见”， 敢于向máo zé dōng直谏的人，那么，从这份动足了脑筋，精心构思的电报来看，被周恩来称为“心细如发”的粟裕，还是一个善于提建议的人。
máo zé dōng是最高统帅，但首先也是人，难免有人xìng的弱点，对粟裕的意见，他或许不同意，但感情上容易接受多了。
他自然读懂了粟裕的心思。
他特意把已经打理好行装，打算返回华东野战军的陈毅留了下来，再次商量是否渡江的问题，结果是坚持既定决策。
他们认为，向蒋介石的要害地区也就是江南出击是最有效的。
不过，máo zé dōng对粟裕提出的极有创意的“忽集忽分”战法很感兴趣。
他在2月1日午夜电告粟裕，表示完全赞许他提出的渡江方案之外，还指令暂时留在中原的华东野战军第3兵团陈士榘、唐亮3个纵队，可以按粟裕提出的点子，“集中配合刘邓、陈谢两军，由刘邓统一指挥，采忽集忽分战法，机动歼敌”。
他后来甚至根据粟裕的创意，设想将这三路人马合组为一个野战军，让刘伯承、邓小平“统一指挥三军合组的野战军（共有二十个机动旅）”。
这一新鲜的“忽集忽分”到底怎么打，谁也没有尝试过。
解铃还须系铃人，那就问问粟裕吧。
máo zé dōng专门发了电报，让即将离开中原、长征江南的粟裕，继续讲讲“金点子”。电报说：“请粟裕提出两陈（陈士榘、陈赓）及刘、邓三月上旬作战方针意见。”
最高统帅“不耻下问”，亲自“垂询”良策，粟裕自然不敢“敝帚自珍”有所保留，第二天就献上了3条妙计，上报了刘邓、陈唐、陈谢三军如何作战的3个方案。
2月4日，刘伯承、邓小平给máo zé dōng发来电报，说他们也“可以组织两个有力支队，继粟裕之后渡江南下牵制敌人一部兵力，一支出川湘鄂，一支出湘鄂赣。”
这是对两个月前máo zé dōng指令的一个答复。
máo zé dōng曾于1947年12月4日致电刘伯承、邓小平，拟定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兵团除外）下一年的作战计划：“明年（即1948年）8月以后，为着进一步分散敌力、便于歼灭之目的，依当时长江以北任务完成之程度，决定派主力或派一部渡江，创造湘鄂赣边区根据地。”
但他们提前6个月就提出了“组织两个有力支队”南下，无疑是一种主动“请缨”。
此举对南下的粟裕将是又一个“犄角之势”的支援，也是对中央跃进战略的有力支持，máo zé dōng当然十分高兴，复电他们说：完全同意。
虽然粟裕建议的内容被采纳了不少，但依然还得离开中原，第二次“进谏”又悄无声息无果而终，他是偃旗息鼓，还是再度“斗胆直陈”？
这又是一道两难的选择题。
孙子说：“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意思是，如果听从我的意见，用兵作战就会取胜，我就留下来；如果不从，打仗就会失败，我即离开这里。
粟裕当然不会“离开这里”，甩手不干了。但这时候的他，其实一样很好选择，就是老老实实不折不扣地按máo zé dōng的指令渡江。
如果按自己的设想留在中原，天大的风险便只能独自承担，能逮到“大鱼”打到大仗，改变中原战局倒还罢了。但战争不是都市白领们朝九晚五的悠闲上下班，计划没有变化快，一旦事与愿违，达不到改变中原战局的目的，他个人将成为全党全军第一罪人。
粟裕当然没有这么多“小九九”，只是看多了帝王权谋剧与《职场处世术》的后人，又一番“小人之心”而已。
他又如何选择呢？
6、军令状（1）
粟裕的“霸蛮”精神似乎又上来了。
他念兹在兹，依然没有放弃自己的设想：在中原打大仗。这是他对中央军委指挥的一贯态度：坚决执行而不机械呆板，灵活机动而不随心所yù。
他有自己的考虑：不结合实际灵活地执行上级指令，“即使是在正确路线的领导下也是应当加以反对的”。他认为：“古时候就有这样的话，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们只照抄照转上面的命令，这样下去非打败仗不可。”
在灯红酒绿、歌舞升平的和平年间，缺少血与火的生死检验，一切平平淡淡波澜不起，粟裕这种“上司”面前的“特立独行”，或许就是“个人主义”与“骄傲”的根源，很容易遭人诟病，陷入尴尬境地。
但“战争是要死人的（粟裕语）”，稍有不慎便破军杀将、丧师辱地，更可怕者是亡国灭种（譬如古代西域消失的众多国家）。
能做到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敢于承担天大的干系，不做上传下达的简单“传声筒”，无疑是一种对信仰和事业都大有裨益的宝贵品质。
其实，无论战争还是和平，只机械地“上传下达”，不过是一种得过且过、心不在焉的敷衍，与庙里撞钟的小和尚没什么两样。
早在1930年的江西苏区时期，还是一路小小“诸侯”的máo zé dōng就在自己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批评过这种态度。
当然，粟裕“抗命”的前提是能“结合实际”。他觉得自己的设想，还需要进一步结合实际成熟完善，没有十足的把握之前，他还在积极准备渡江的事宜。
2月下旬，他给máo zé dōng献上“忽集忽分”的计策后，率领华东野战军司令部与1纵、4纵、6纵三个纵队进入河南濮阳休整，一面准备南下，一面继续思考自己的设想。
他曾说：打仗就是算数学。数学与单调冰冷的数字打jiāo道，当然枯燥乏味，没有“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潇洒，国色天香的“小乔”们，自然也难得秋波频传或者回眸一笑。
粟裕认为，在制定作战方案时，必须进行精确的计算。要用心在敌我兵力对比、地形条件、解决战斗所需时间等因素方面，加以精确地计算、权衡。
他甚至说，不仅要计算到兵器，还要计算到火力。就是说不但计算武器多少，而且要计算弹yào多少，能支持多少时间。特别是大兵团作战，尤其要重视定量分析。
集中中原三军打大仗，是牵一发而动全局的重大战略，当然更需要如此，来不得半点马虎。
粟裕平生有四大嗜好：qiāng、地图、指南针与望远镜。不过，现在地图成了他依恋的唯一“情人”。他在地图前久久地观察、测算，寻找改变中原战局的最合适方案。
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原作战参谋秦叔谨回忆，他在作战室“目睹粟裕将军凡是收到中央的作战电报，就在地图上反复测量、精心筹划”。
秦叔谨说：“他从敌我力量和战场实际情况出发，结合自己所率部队能否战胜敌人来考虑，并及时向中央军委提出自己的判断和作战方案，对于战略方针xìng的重大意见，则反复思量、斟酌后，才慎重向中央军委提出建议并告友邻领导人。”
“苦行僧”般地打坐、“面壁”之后，粟裕没有像传说里的成龙化凤“破壁”飞去，但过去的设想逐渐更加明朗起来。
粟裕认为，要改变中原战局，最后与其他战场一起打败蒋介石，中原还要同蒋介石进行几次大的较量，打几个大歼灭战，尽可能多地将他的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
6、军令状（2）
从当时国共态势来看，要打大规模的歼灭战，分兵渡江南进显然做不到，而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仗的条件却正在成熟。
华东野战军三个主力纵队渡江，无疑将给蒋介石以相当的威胁和牵制，“估计能调动的敌人为25、28、83、63、20师等部及留华南各地之后调旅。”
但是，这依然难以达到预定的战略，特别是调不走蒋介石在中原的四个主力军：整编7师、整编48师、第五军以及刘伯承、邓小平急盼调走的整编11师。
他说：“桂顽（白崇禧的桂系）之7师、48师等部，蒋不至纵虎归山，仍可能留于大别山；5军及11师则因系美械重装备，亦可能留中原。”
蒋介石的四个“骨头”“赖着”不走，中原的事情当然依旧难办。
粟裕认为，这四个军战斗力最强，是蒋介石在中原的骨干，如果华东野战军主力南进仍然调不动，或者不能吃掉其中一、两个，那么，中原僵局将依然如故。
一旦如此，那么既难以减轻老区的负担，也难以在中原得到新的人力物资补充，甚至还会因为华野主力南渡后，解放军在中原的兵力更加分散和减弱，使这一地区遭到残酷地摧残。
如此一来，中原僵局不但不能好转，反而将与初衷背道而驰，“将造成今后更大困难”。
而到了长江以南稻田水网间的华野主力，也并非“江南度假游”的悠闲洒脱，首先面临的将是风餐露宿、千里长征后巨大的非战斗减员。
粟裕做了精确的定量分析，如果以江南沟沟壑壑之间兜圈子中付出的巨大减员，作为在中原打大仗的伤亡，那么，“每一万人的减员，至少可歼灭敌人一个主力师。”
显然，这是和蒋介石“jiāo易”中一笔更划算的“大买卖”，对战争全局有利得多。
实际上，蒋介石是非常“欢迎”máo zé dōng将中原的中共军队分兵过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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