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0 章
局书记邓小平兼任中原军区政委，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兼任华东军区的政委，东北局书记林彪兼任东北军区政委。
就在4个月前的1月8日，máo zé dōng在《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中还要求：“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除作战方针必须随时报告和请示”外，还要“每两个月要作一次政策xìng的综合报告和请示。”
中央军委和野战军之间的直接指挥关系，也就得到了进一步明确。
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便是华东野战军向máo zé dōng做综合报告的当然首长，后在10月30日还因被máo zé dōng误会“在此问题上失去主动xìng”挨了一顿“狠批”。
中原战场的华野因其身份的“特殊”，原本应由中原军区负责的后勤工作也无需“履职”。
máo zé dōng5月5日规定：“粟裕兵团（即华野西兵团）的供应，由华北、山东两方统筹。”也就是由华北军区和华东军区负责。但实际上，华野的后勤供给主要由华东军区负责。这也是中共中央于1948年2月20日让晋冀鲁豫中央局（后与晋察冀中央局一起组成华北局），借给粟裕和华东野战军一兵团三百万银元，但指出“由华东局归还”的原因。
因此，周恩来在1948年9月13日前起草的《解放战争第三年军事计划》中，提到：“华东（军区）亦于今年部分地支援了在中原作战的华东野战军。”并强调：“野战部队的序列，纵队以上设野战军、野战兵团两级”，“野战部队的番号，由军委统一编排。纵队和师均依西北、中原、华东、东北、华北的次序排列。”
他还再次指出：“一级军区及野战军和直属兵团受军委指挥。”
第二、中原野战军的力量“瘦弱”。
中原地区共有中野、华野两个野战军共13个主力野战纵队，其中刘邓指挥中原野战军4个纵队（1、2、3、6纵）共13个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8个纵队（1、3、4、6、8、10、两广、特种兵纵队与中野11纵）共24个旅，还有他可以指挥的许世友、谭震林山东兵团。
刘伯承、邓小平所部在转战大别山的半年中，遭到不小的削弱，部队减员5万余人，稍微“洋气”一点的家当重武器都被迫全部弃之山林原野，作战能力大不如前。
7、再来一份军令状（4）
邓小平回忆说：“经过大别山斗争，二野（即中原野战军）受到削弱”，“主体四个纵队就削弱了，更新也困难啊，有三个纵队每个纵队仅两个旅，只有一个纵队是三个旅。”
粟裕的华东野战军不仅中原战场的绝对主力，还是立下军令状的主要作战方向，按照“主要方向上的指挥员指挥次要方向上的指挥员，兵员多的指挥员指挥兵员少的指挥员”的惯例，他受兄弟部队指挥似乎不妥，尤其对瞬息万变的作战行动相当不利。
由于以上两点，máo zé dōng也就只好“躬亲自为”、亲自挂帅，不提统一指挥的事了。
但仗照样打得精彩。
6月16日至7月6日，粟裕率华东野战军驰骋中原大地，在中原野战军的配合下，给蒋介石生生挖去了一块心头ròu，打了一个气势恢弘、跌宕起伏的豫东战役。
粟裕构想中的第一个大歼灭战圆满收官。中原guó mín dǎng军9万余人从“委座”的饭碗边无可奈何地烟消云散，其中包括中将兵团司令官区寿年和他曾经威风八面的兵团部。
中原拉锯的僵局就此打破，天平倾向了máo zé dōng一边。
对蒋介石并不理想的财政而言，吃饭的嘴少了许多当然是好事，但替他打仗卖命的人也猛然间少了一大坨，中原战局从此江河日下，他不能不有割ròu之痛。
他的国防部“大佬们”也大为惊讶，此次豫东会战，“共匪”似乎吃了豹子胆，不再和以前一样东躲西藏，“打不赢就走”，而是“表现特异”。他们分析来分析去，得出了3点“特异”之处：
一、敢集中主力作大规模之会战决战；
二、敢攻袭大据点（开战以来，关内首次丢失省城开封）；
三、对战场要点敢作顽强固守，反复争夺。
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国防部的“大佬们”鲜衣美食，出车食鱼，高高在上，“无论魏晋，更不知有汉”，当然不知道粟裕的军令状，也不知道粟裕开始“痛下杀手”，志在改变中原战局了。
他们甚至不知道华东野战军的实际指挥者是粟裕。
居庙堂之高的朝廷“大佬”们如此，处江湖之远，和粟裕当面对阵“过招”的guó mín dǎng将领，也并不十分了然。
整编11师师长胡琏就一直以为华东野战军是陈毅在指挥（包括粟裕向máo zé dōng检讨的南麻、临朐战役），一年后还在说：“盖刘伯承、陈毅两人以次的共军指挥官，如粟裕、陈士榘、许世友、杨勇、陈锡联、陈再道、王必成、叶飞等，数年来皆与我对战多次，根据体认，他们并非杰出之才。”
举国兵败如山倒之际，他甚至向他的蒋校长信誓旦旦拍胸脯，踌躇满志地认为，“刘伯承、陈毅如不能亲临战阵，彼等必败无疑。”
两千多年前的孙子早就告诫后世的“孙子”们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胡琏和他的兄弟们却忽略了。
他们连对手都没搞明白，仅仅从中共统帅部和华东野战军一些公开的文电署名，就武断地将野战军级统帅粟裕和他麾下的兵团级将领们混为一谈，结果稀里糊涂、莫名其妙挨打。
其实，粟裕1948年5月后全盘掌管了华东野战军，也并非4A级的“机密”，毫无“蛛丝马迹”可寻。
华东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钟期光后来回忆，中央军委配备的华野领导班子，比较精干、团结、高效、有力。
这个班子成员组成，他介绍说：“当时陈毅同志去了中野，主要领导由7 人组成，即代司令员代政委粟裕、副政委谭震林、参谋长陈士榘、副参谋长张震、政治部主任唐亮、副主任钟期光、后勤司令兼政委刘瑞龙。”
7、再来一份军令状（5）
这时华东野战军总部各类文告的署名情况如何呢？
钟期光说：“上通下达的综合xìng电文署‘粟谭陈唐张钟刘’或‘华野前委’；属军事工作方面的电文署‘粟陈张’。”
有一段时间，副政委谭震林随山东兵团行动，政治部主任唐亮也未在华野总部，政治工作具体便由钟期光负责，因此，“这方面的电文署‘粟钟’或‘野政’；属后勤工作方面的电文署‘粟刘’。”
钟期光对挂帅华东野战军的粟裕很钦佩，多年后还说：“粟裕同志主持全盘工作，统筹一切。他既善于独立思考问题，又有民主作风，重大问题深思熟虑，具体工作大胆放手，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但如此公开的“秘密”，胡琏们竟然一无所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也是可以止小儿夜啼、鼎鼎有名的“军统”、“中统”干将们的严重“失职”。
胡琏的清醒是在晚年。
他远离军界赋闲后，以文学与历史自娱。1974年还附读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专攻宋史和现代史。
他这个“老学生”的大学算没白念，研究也小有收获。最大的成果是，他终于从众多资料里弄明白，当年的华东共军实际军事主帅是粟裕。
他的儿子胡之光回忆说：家父在台湾著书立说，史料存世不少，其间就是不敢提粟裕。去世前，胡琏长叹说：“土木不及一粟（裕）。”
但这自然为时已晚。
对máo zé dōng和中共而言，这似乎又是一个相当成功的战略欺骗。
这一招，三国名将吕蒙也用了一回。当年镇守荆州的关羽关大侠准备攻打曹cāo的襄樊，最担心的是东吴的吕蒙乘虚袭击荆州。
吕蒙很能“体贴”关老将军，便投其所好，假装生病辞职，让rǔ臭未干的“青年团员”陆逊接任。
关羽以为吕蒙“不能亲临战阵”，“其次”的陆逊胆敢动手，当然“必败无疑”，于是乎高枕无忧，放心北去和曹cāo争高下了。
吕蒙就等着这一天。他乘机白衣渡江，一举成功，刘备的半壁江山荆州便开始改姓孙，姓刘的“这种日子不再有”了。
当然，对手不知粟裕的“老底”，并非máo zé dōng一方有意为之，而是客观上与吕蒙当年之举有异曲同工之妙。
蒋介石之痛，便是máo zé dōng之福。
中共中央致电中原前线，高度评价豫东战役：“这一辉煌胜利，正给蒋介石‘肃清中原’的呓语以迎头痛击”。
这个粟裕果然有两下子！打破了揪心已久、日夜悬望的中原僵局，máo zé dōng有难以掩饰的兴奋，说：“解放战争好比爬山，现在爬过了山顶，最困难的时候过去了”
既然粟裕这么快就完成了吃掉“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正规旅”的任务，那么中原的黄百韬（豫东战役中从山东赶到中原）、邱清泉早晚也必定是他砧板上的“肥ròu”了，máo zé dōng又有了新的“胃口”。
这时，华东野战军特纵司令员陈锐霆正被粟裕委派前来西柏坡汇报豫东战况。
máo zé dōng便jiāo代陈锐霆，回到华野后，代他问粟裕好，并转告粟裕：“我把黄百韬、邱清泉记在他名下了。”
街头巷尾的匹夫匹fù尚且“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最高统帅máo zé dōng当然更是“金口玉言”，一言九鼎。
这又是一份沉甸甸的军令状。
黄百韬与邱清泉是蒋介石在中原两根硬邦邦的“骨头”，没了他俩的整编25师和第五军（另外还有整编11师），中原的guó mín dǎng军基本上就是一摊烂泥。
嚼烂泥没意思，啃骨头才有味道。粟裕的胃口正十分好，当然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愉快地接受了军令状。
8、有一个想法叫决战（1）
豫东战役这幕活剧余韵悠长的落幕，máo zé dōng终于口服心也服。
他意识到，在中原黄淮地区的确有大量歼敌的必要和条件，自己当初同意粟裕留在中原，集中兵力打大歼灭战之举是正确的。
他心底的一块沉甸甸的石头落地，不再老“惦记”着催促粟裕渡江南下了。
战后第7天，máo zé dōng便再次调整原定部署，指令粟裕与陈粟大军：“应在现地作战至明年春季或夏季，歼灭五军、18军等部，开辟南进道路，然后南进 (不歼灭五军、18军不走)。”
他最终与粟裕达成“上下同yù”，铁了心要在中原打大仗，和蒋介石大干一场了。电报中特意用括号补充说明，没有在中原吃掉两大王牌第五军和18军（即整编11师），不再提南渡一事。
máo zé dōng的决策无疑又是正确的。
历史已明明白白告诉人们，到“明年春季或夏季”时，淮海战役早已偃旗息鼓，中原大地的“黎明静悄悄”。
粟裕和他麾下65万人马，正在江南大大小小的道路上“宜将剩勇追穷寇”，追亡逐北，攻城略地。蒋介石的都城南京和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都被他慷慨笑纳，尽收囊中了。
máo zé dōng的再次首肯，使粟裕“得寸进尺”，思索又进了一层，形成了江北决战的战略构想。
粟裕后来回忆说，歼灭战不断向更大规模发展是个客观规律，“我军这种大歼灭战发展下去，势将成为同敌人的战略决战。”
他认为，要进行这种大规模的决战，必须考虑时机，还要考虑战场条件和后勤供应条件。
根据战场和后勤的条件，他分析说：“我考虑在长江以北决战比在长江以南决战有利得多；而在长江以北决战，又以在徐蚌地区为最有利。”
他摆出了徐蚌地区最为有利的理由：
一、地形开阔，通道多，适宜于大兵团运动；
二、大部分地区是老解放区和半老解放区，群众条件好；
三、背靠山东和冀鲁豫老根据地，地处华东、中原接合部，距华北也不远，能得到各方面的人力、物力支援；
四、能利用蒋介石与白崇禧桂系之间的矛盾，集中兵力打他的徐州集团。
这个思路说明，粟裕已经预见到中原逐鹿的最后决战即将到来。通过对江南和江北的比较，他甚至已得出了徐蚌地区是决战最佳战场的结论。
可以说，豫东战役以后，粟裕已经将未来淮海战役的战场规划妥当了。
他回忆说，打仗像下棋一样，作为一个高级指挥员来说，不能看一步走一步，至少要看两步走一步。“淮海战役，在济南战役前就考虑了。”
当然，这个思路不是和漂亮的林妹妹一样，令人惊喜地从天上掉下来，而是与粟裕“子养”电以来长久的思索一脉相承，也与他4月18日再度“斗胆直陈”，设想第一个歼灭战后“相机攻占济南”，华东野战军主力随即“可进逼徐州，与刘邓会师，寻求第二个歼灭战”的思路完全一致。
那么，下一步怎么走呢？
按粟裕当初不过江建议里的设想，应该是“以一部相机攻占济南”，máo zé dōng也正是如此安排的。
他从7月14日到16日，连发7电，命令许世友、谭震林的华野山东兵团夺取济南，主要目的是分散guó mín dǎng军，保证豫东战役后的华野主力安安稳稳休整。
但计划是死的，人是活的，粟裕的决战思维既已形成，便改变了自己早先的设想。
这时，粟裕已将豫东作战的华东野战军主力部署成犄角之势，休整得到了保证。他认为，如果攻济主要是为了分散敌人，以保证华野主力休整，则不必采取这一行动。
8、有一个想法叫决战（2）
更重要的是，当前的问题是如何推动战局向战略决战方向发展，无论是济南方向作战，还是未来的徐州方向作战，都要同这个战略决战联系起来考虑。
因此，他向máo zé dōng提议，华东野战军全军包括山东兵团先休整一个月，然后“协力攻打济南，并同时打援”。
很明显，由于形势的变化，粟裕这时觉得济南已不只是“以一部相机攻占”，而是务必全力以赴拿下，所以要求华野全军参与（除西兵团、山东兵团外，又加苏北兵团），以便兔子当老虎打，收十拿九稳之效。
他在电报中认为，只要济南能解决，打援方面又取得胜利，“则战局可能迅速向南推移，今冬攻占徐州之计划似有极大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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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4个月前的1月8日，máo zé dōng在《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中还要求：“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除作战方针必须随时报告和请示”外，还要“每两个月要作一次政策xìng的综合报告和请示。”
中央军委和野战军之间的直接指挥关系，也就得到了进一步明确。
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便是华东野战军向máo zé dōng做综合报告的当然首长，后在10月30日还因被máo zé dōng误会“在此问题上失去主动xìng”挨了一顿“狠批”。
中原战场的华野因其身份的“特殊”，原本应由中原军区负责的后勤工作也无需“履职”。
máo zé dōng5月5日规定：“粟裕兵团（即华野西兵团）的供应，由华北、山东两方统筹。”也就是由华北军区和华东军区负责。但实际上，华野的后勤供给主要由华东军区负责。这也是中共中央于1948年2月20日让晋冀鲁豫中央局（后与晋察冀中央局一起组成华北局），借给粟裕和华东野战军一兵团三百万银元，但指出“由华东局归还”的原因。
因此，周恩来在1948年9月13日前起草的《解放战争第三年军事计划》中，提到：“华东（军区）亦于今年部分地支援了在中原作战的华东野战军。”并强调：“野战部队的序列，纵队以上设野战军、野战兵团两级”，“野战部队的番号，由军委统一编排。纵队和师均依西北、中原、华东、东北、华北的次序排列。”
他还再次指出：“一级军区及野战军和直属兵团受军委指挥。”
第二、中原野战军的力量“瘦弱”。
中原地区共有中野、华野两个野战军共13个主力野战纵队，其中刘邓指挥中原野战军4个纵队（1、2、3、6纵）共13个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8个纵队（1、3、4、6、8、10、两广、特种兵纵队与中野11纵）共24个旅，还有他可以指挥的许世友、谭震林山东兵团。
刘伯承、邓小平所部在转战大别山的半年中，遭到不小的削弱，部队减员5万余人，稍微“洋气”一点的家当重武器都被迫全部弃之山林原野，作战能力大不如前。
7、再来一份军令状（4）
邓小平回忆说：“经过大别山斗争，二野（即中原野战军）受到削弱”，“主体四个纵队就削弱了，更新也困难啊，有三个纵队每个纵队仅两个旅，只有一个纵队是三个旅。”
粟裕的华东野战军不仅中原战场的绝对主力，还是立下军令状的主要作战方向，按照“主要方向上的指挥员指挥次要方向上的指挥员，兵员多的指挥员指挥兵员少的指挥员”的惯例，他受兄弟部队指挥似乎不妥，尤其对瞬息万变的作战行动相当不利。
由于以上两点，máo zé dōng也就只好“躬亲自为”、亲自挂帅，不提统一指挥的事了。
但仗照样打得精彩。
6月16日至7月6日，粟裕率华东野战军驰骋中原大地，在中原野战军的配合下，给蒋介石生生挖去了一块心头ròu，打了一个气势恢弘、跌宕起伏的豫东战役。
粟裕构想中的第一个大歼灭战圆满收官。中原guó mín dǎng军9万余人从“委座”的饭碗边无可奈何地烟消云散，其中包括中将兵团司令官区寿年和他曾经威风八面的兵团部。
中原拉锯的僵局就此打破，天平倾向了máo zé dōng一边。
对蒋介石并不理想的财政而言，吃饭的嘴少了许多当然是好事，但替他打仗卖命的人也猛然间少了一大坨，中原战局从此江河日下，他不能不有割ròu之痛。
他的国防部“大佬们”也大为惊讶，此次豫东会战，“共匪”似乎吃了豹子胆，不再和以前一样东躲西藏，“打不赢就走”，而是“表现特异”。他们分析来分析去，得出了3点“特异”之处：
一、敢集中主力作大规模之会战决战；
二、敢攻袭大据点（开战以来，关内首次丢失省城开封）；
三、对战场要点敢作顽强固守，反复争夺。
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国防部的“大佬们”鲜衣美食，出车食鱼，高高在上，“无论魏晋，更不知有汉”，当然不知道粟裕的军令状，也不知道粟裕开始“痛下杀手”，志在改变中原战局了。
他们甚至不知道华东野战军的实际指挥者是粟裕。
居庙堂之高的朝廷“大佬”们如此，处江湖之远，和粟裕当面对阵“过招”的guó mín dǎng将领，也并不十分了然。
整编11师师长胡琏就一直以为华东野战军是陈毅在指挥（包括粟裕向máo zé dōng检讨的南麻、临朐战役），一年后还在说：“盖刘伯承、陈毅两人以次的共军指挥官，如粟裕、陈士榘、许世友、杨勇、陈锡联、陈再道、王必成、叶飞等，数年来皆与我对战多次，根据体认，他们并非杰出之才。”
举国兵败如山倒之际，他甚至向他的蒋校长信誓旦旦拍胸脯，踌躇满志地认为，“刘伯承、陈毅如不能亲临战阵，彼等必败无疑。”
两千多年前的孙子早就告诫后世的“孙子”们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胡琏和他的兄弟们却忽略了。
他们连对手都没搞明白，仅仅从中共统帅部和华东野战军一些公开的文电署名，就武断地将野战军级统帅粟裕和他麾下的兵团级将领们混为一谈，结果稀里糊涂、莫名其妙挨打。
其实，粟裕1948年5月后全盘掌管了华东野战军，也并非4A级的“机密”，毫无“蛛丝马迹”可寻。
华东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钟期光后来回忆，中央军委配备的华野领导班子，比较精干、团结、高效、有力。
这个班子成员组成，他介绍说：“当时陈毅同志去了中野，主要领导由7 人组成，即代司令员代政委粟裕、副政委谭震林、参谋长陈士榘、副参谋长张震、政治部主任唐亮、副主任钟期光、后勤司令兼政委刘瑞龙。”
7、再来一份军令状（5）
这时华东野战军总部各类文告的署名情况如何呢？
钟期光说：“上通下达的综合xìng电文署‘粟谭陈唐张钟刘’或‘华野前委’；属军事工作方面的电文署‘粟陈张’。”
有一段时间，副政委谭震林随山东兵团行动，政治部主任唐亮也未在华野总部，政治工作具体便由钟期光负责，因此，“这方面的电文署‘粟钟’或‘野政’；属后勤工作方面的电文署‘粟刘’。”
钟期光对挂帅华东野战军的粟裕很钦佩，多年后还说：“粟裕同志主持全盘工作，统筹一切。他既善于独立思考问题，又有民主作风，重大问题深思熟虑，具体工作大胆放手，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但如此公开的“秘密”，胡琏们竟然一无所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也是可以止小儿夜啼、鼎鼎有名的“军统”、“中统”干将们的严重“失职”。
胡琏的清醒是在晚年。
他远离军界赋闲后，以文学与历史自娱。1974年还附读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专攻宋史和现代史。
他这个“老学生”的大学算没白念，研究也小有收获。最大的成果是，他终于从众多资料里弄明白，当年的华东共军实际军事主帅是粟裕。
他的儿子胡之光回忆说：家父在台湾著书立说，史料存世不少，其间就是不敢提粟裕。去世前，胡琏长叹说：“土木不及一粟（裕）。”
但这自然为时已晚。
对máo zé dōng和中共而言，这似乎又是一个相当成功的战略欺骗。
这一招，三国名将吕蒙也用了一回。当年镇守荆州的关羽关大侠准备攻打曹cāo的襄樊，最担心的是东吴的吕蒙乘虚袭击荆州。
吕蒙很能“体贴”关老将军，便投其所好，假装生病辞职，让rǔ臭未干的“青年团员”陆逊接任。
关羽以为吕蒙“不能亲临战阵”，“其次”的陆逊胆敢动手，当然“必败无疑”，于是乎高枕无忧，放心北去和曹cāo争高下了。
吕蒙就等着这一天。他乘机白衣渡江，一举成功，刘备的半壁江山荆州便开始改姓孙，姓刘的“这种日子不再有”了。
当然，对手不知粟裕的“老底”，并非máo zé dōng一方有意为之，而是客观上与吕蒙当年之举有异曲同工之妙。
蒋介石之痛，便是máo zé dōng之福。
中共中央致电中原前线，高度评价豫东战役：“这一辉煌胜利，正给蒋介石‘肃清中原’的呓语以迎头痛击”。
这个粟裕果然有两下子！打破了揪心已久、日夜悬望的中原僵局，máo zé dōng有难以掩饰的兴奋，说：“解放战争好比爬山，现在爬过了山顶，最困难的时候过去了”
既然粟裕这么快就完成了吃掉“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正规旅”的任务，那么中原的黄百韬（豫东战役中从山东赶到中原）、邱清泉早晚也必定是他砧板上的“肥ròu”了，máo zé dōng又有了新的“胃口”。
这时，华东野战军特纵司令员陈锐霆正被粟裕委派前来西柏坡汇报豫东战况。
máo zé dōng便jiāo代陈锐霆，回到华野后，代他问粟裕好，并转告粟裕：“我把黄百韬、邱清泉记在他名下了。”
街头巷尾的匹夫匹fù尚且“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最高统帅máo zé dōng当然更是“金口玉言”，一言九鼎。
这又是一份沉甸甸的军令状。
黄百韬与邱清泉是蒋介石在中原两根硬邦邦的“骨头”，没了他俩的整编25师和第五军（另外还有整编11师），中原的guó mín dǎng军基本上就是一摊烂泥。
嚼烂泥没意思，啃骨头才有味道。粟裕的胃口正十分好，当然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愉快地接受了军令状。
8、有一个想法叫决战（1）
豫东战役这幕活剧余韵悠长的落幕，máo zé dōng终于口服心也服。
他意识到，在中原黄淮地区的确有大量歼敌的必要和条件，自己当初同意粟裕留在中原，集中兵力打大歼灭战之举是正确的。
他心底的一块沉甸甸的石头落地，不再老“惦记”着催促粟裕渡江南下了。
战后第7天，máo zé dōng便再次调整原定部署，指令粟裕与陈粟大军：“应在现地作战至明年春季或夏季，歼灭五军、18军等部，开辟南进道路，然后南进 (不歼灭五军、18军不走)。”
他最终与粟裕达成“上下同yù”，铁了心要在中原打大仗，和蒋介石大干一场了。电报中特意用括号补充说明，没有在中原吃掉两大王牌第五军和18军（即整编11师），不再提南渡一事。
máo zé dōng的决策无疑又是正确的。
历史已明明白白告诉人们，到“明年春季或夏季”时，淮海战役早已偃旗息鼓，中原大地的“黎明静悄悄”。
粟裕和他麾下65万人马，正在江南大大小小的道路上“宜将剩勇追穷寇”，追亡逐北，攻城略地。蒋介石的都城南京和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都被他慷慨笑纳，尽收囊中了。
máo zé dōng的再次首肯，使粟裕“得寸进尺”，思索又进了一层，形成了江北决战的战略构想。
粟裕后来回忆说，歼灭战不断向更大规模发展是个客观规律，“我军这种大歼灭战发展下去，势将成为同敌人的战略决战。”
他认为，要进行这种大规模的决战，必须考虑时机，还要考虑战场条件和后勤供应条件。
根据战场和后勤的条件，他分析说：“我考虑在长江以北决战比在长江以南决战有利得多；而在长江以北决战，又以在徐蚌地区为最有利。”
他摆出了徐蚌地区最为有利的理由：
一、地形开阔，通道多，适宜于大兵团运动；
二、大部分地区是老解放区和半老解放区，群众条件好；
三、背靠山东和冀鲁豫老根据地，地处华东、中原接合部，距华北也不远，能得到各方面的人力、物力支援；
四、能利用蒋介石与白崇禧桂系之间的矛盾，集中兵力打他的徐州集团。
这个思路说明，粟裕已经预见到中原逐鹿的最后决战即将到来。通过对江南和江北的比较，他甚至已得出了徐蚌地区是决战最佳战场的结论。
可以说，豫东战役以后，粟裕已经将未来淮海战役的战场规划妥当了。
他回忆说，打仗像下棋一样，作为一个高级指挥员来说，不能看一步走一步，至少要看两步走一步。“淮海战役，在济南战役前就考虑了。”
当然，这个思路不是和漂亮的林妹妹一样，令人惊喜地从天上掉下来，而是与粟裕“子养”电以来长久的思索一脉相承，也与他4月18日再度“斗胆直陈”，设想第一个歼灭战后“相机攻占济南”，华东野战军主力随即“可进逼徐州，与刘邓会师，寻求第二个歼灭战”的思路完全一致。
那么，下一步怎么走呢？
按粟裕当初不过江建议里的设想，应该是“以一部相机攻占济南”，máo zé dōng也正是如此安排的。
他从7月14日到16日，连发7电，命令许世友、谭震林的华野山东兵团夺取济南，主要目的是分散guó mín dǎng军，保证豫东战役后的华野主力安安稳稳休整。
但计划是死的，人是活的，粟裕的决战思维既已形成，便改变了自己早先的设想。
这时，粟裕已将豫东作战的华东野战军主力部署成犄角之势，休整得到了保证。他认为，如果攻济主要是为了分散敌人，以保证华野主力休整，则不必采取这一行动。
8、有一个想法叫决战（2）
更重要的是，当前的问题是如何推动战局向战略决战方向发展，无论是济南方向作战，还是未来的徐州方向作战，都要同这个战略决战联系起来考虑。
因此，他向máo zé dōng提议，华东野战军全军包括山东兵团先休整一个月，然后“协力攻打济南，并同时打援”。
很明显，由于形势的变化，粟裕这时觉得济南已不只是“以一部相机攻占”，而是务必全力以赴拿下，所以要求华野全军参与（除西兵团、山东兵团外，又加苏北兵团），以便兔子当老虎打，收十拿九稳之效。
他在电报中认为，只要济南能解决，打援方面又取得胜利，“则战局可能迅速向南推移，今冬攻占徐州之计划似有极大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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