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0 章

  的优势。但民主是潮流，在“理”上无法反对，在“势”上无法阻挡，他们相当时间处于苦闷、彷徨中，在草拟基本法过程中，他们之中有人产生依靠中国，以应对香港民主潮流的思想和行动。

  英资财团的大资本家，同华人大资本家立场类似。嘉道理赞成和支持我“本子风波”的讲话；“六四”之后，又当面向我表示，支持商界罗康瑞等人所提的中间方案。西门凯瑟两次向我表示，对香港民主激进派的主张不满。

  他们认为，香港是靠稳定起家的，实行民主过快，可能会引起动dàng，产生投资信心问题。

  中国从港英政府发表《绿皮书》开始，逐步认识英国“偷步”、“抢步”推行代议制的策略，于是制定代议制须与基本法“衔接”的策略，以制约英国政改步伐，即须“按本子办事”。

  在一个没有民主传统的社会，多数人对民主无思想准备，不能适应，特别是社会上层不能适应，心有忧虑。但推行民主既已成现实，只得退而求其次，考虑其推行速度，就顺理成章了。

  基本法草拟过后，政制争执的焦点，在于民主“快”“慢”，与“多”“少”之争。我在广州基本法草委全会期间，答复香港记者关于民主派、保守派问题时说：香港在民主问题上的分页，是激进民主和缓进民主之分，不存在民主、保守的问题（原话记不起来了，大意如此）。但这种争议，确实形成中英之间、中港之间相互jiāo叉混合、错综复杂的争议局面，扑朔迷离，使人不易看清真面目。

  中国按照邓小平“普选”“要一步一步走”的思想，设计香港政体改革步骤。后来英国基本上接受了。卫奕信公开用词是“循序渐进”，邓小平立即公开表示赞同。“循序渐进”就代替了“一步一步走”的提法。

  民主激进派人士多属中间（中产）阶层的中层和中下层，他们要求在政治、经济与人的价值上平等向上发展。这样的要求无可厚非，理应在政体设计上，有这样民主xìng质的架构；基本法应该考虑他们的要求。民主缓进派多位社会的上层和部分中上层，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原是不赞成民主政制的，后来见民主既不可免，只得逆来顺受，转而担心民主过多过快。起草基本法过程中，又引发新的期望；通过民主以维护既得利益，甚至争取政治、经济、人的价值上更大的利益、更新的享受。“一步一步走”或“循序渐进”实施民主政体的方针，是估计民主激进和民主缓进双方，谋求妥协的方针，也是为了减少动dàng因素。

  社会各阶层组织动员程度不一，也是问题。

  香港当时的情况是：社会的上层、中层、基层中的某些人，虽已有民主从政、参政的愿望，但多数人还没有组织起来。而中下层组织的“压力团体”已具雏型。在中英谈判过程中，社会上各种力量，主要是中间阶层的中下层纷纷组织各种新的社会团体，并逐步走上合流。

  我当时在内部分析：这种情况就好像内地抗日战争初期的形势，各种力量纷纷起来组织游击队，几条qiāng就可以当“司令”，一时“司令如牛毛”。在游击队发展过程中，大吃小，强吞弱，逐步合并，成为大游击队，以至“正规”部队；香港这些团体的发展，也可能走类似过程，向政党发展。

  可是，资产阶级上层多数没有觉悟，社会中下层已经行动起来了，社会缺少有组织的制衡力量。

  李后所提议的香港未来特区实行“三权分立”，在西方国家，多以政党政治为基础，经多党精选，多数党执政。政府在国会有多数党支持，因而能保证政令通过。香港没有政党，而大中资产阶级基本上还未组织起来，即使组织起来，短期内也很难成气候。而代表社会中下层的民主激进派，已有组织雏型（经过“六四”，民主激进势力果然进一步膨胀，并以政党形态出现）。当时估计，这样发展下去，很可能九七之前，立法会出现一党独大形势，九七后就可能出现行政长官、行政部门与立法会对立，致使任何议案得不到通过或通过困难，造成香港政府原有的高效率dàng然无存，引起政治、社会，以及政府内部的动dàng。所以“三权分立”方案不符合香港实际情况。不久，八七年四月十六日，邓小平在会见香港草委时公开表示，不同意“三权分立”，表明李后他们的设想也不符合中央精神。

  当时李后、鲁平还公开讲不赞成香港出现政党。这也不符合邓小平的想法，不符合香港现实。记者就李后、鲁平的说法问我，我只能表示，“这是他们个人的意见。”

  来港前，廖承志对我讲，要把香港工商界像日本“经团连”那样组织起来。日本“经团连”是日本大资产阶级的组织，它是执政党自民党的后台老板，通过执政党来影响政府。

  七八年，国务院组织政府访日代表团，团长为副总理谷牧，我为副团长，在日本会见了前后三任首相，和几大财团首脑。在会见号称“经营之神”的松下幸之助时，老人以自傲口吻说：“我们把一流人才留在企业，自己使用；第二流人才，才输送给政府。”显示日本大资产阶级，对日本政府的影响。

  廖承志还告诉我，邓小平也有此想法。这说明了中央考虑的是：一、香港的政权主要让资产阶级起影响，二、要有政党，不是个别资产阶级而是组织起来的资产阶级。廖承志吩咐我要支持某巨商组党活动。说明中央领导层是主张组织政党的。某巨商当时想组织一个政党，还想了一个类似英国保守党的名字。后来发展有困难，转而支持另一个社团。我在香港的活动中，曾经对一些上、中层人物讲过，主张要“组织起来”，组织政党，我对杨森、罗康瑞、司徒华都谈过，也对包玉刚、李嘉诚谈过。可是上层积极xìng都不太高，我设想以港澳国际投资公司为雏型，把华人大资本家特别是各种势力的大资本家组织到一起，结果，他们都没有合作的愿望，只得“散伙”。

  有人批评我保守，倾向资产阶级。我认为香港的特殊情况是：政治上它确实是不平等的资本主义政权，政权目前仍掌握在英国手中，而港英政府主要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但在经济上，它采取的路线和政策都比较让人有“公平”发展的机会。因此草拟基本法，要维持让现在香港政府不干预、少干预，经济上充分自由的政策能够保持基本不变，政治上的“公平”发展，即民主进程采循序渐进原则，一步一步走。让香港政治体制的发展适应“组织起来”，适应港人对民主的认识和实践的过程，不致影响香港政治稳定、经济繁荣。香港经济如果“垮了”，对谁都没有好处。

  围绕民主进程的争论异乎寻常地激烈，从各界频繁提出的各种方案可见一斑。从工商界提出五十七人方案，民主激进派反弹推出十九人方案开始，政治方案的对立就形成了。不久，中间派又推出三十八人方案。五十七人方案，演变成八十九人方案；十九人方案发展成“一九零”方案，英国推动的“两局共识”；加上“双查”、“双罗”、“四、四二”等等，到“六四”以后并列的方案很多。[注]

  因为政治方案的妥协，以及基本法的通过都是“六四”以后的事情，不能不受到“六四”事件的影响，为了便于叙述，这些问题我将在后文“中英关系的新低潮”一章中再做jiāo代。

  注：基本法起草阶段，港人对政制问题意见纷纷，争论焦点主要是围绕民主发展的速度，也就是立法机构中各阶层人士的议席比例，及直选议席发展的速度问题；另外的争论是行政和立法的关系、行政长官应如何产生的问题。基本法草拟初期，社会上把不同意见者主要分为“民主派”、“工商派”及“中间派”等。所谓“一九零方案”就是指当时社会上一百九十个团体或个人连署支援的政制方案，这派意见代表当时“民主派”人士的想法，主要是要求政制设计，包括选举立法会议员、行政长官，要朝一人一票全面普选的方向发展。

  至于“工商界八十九人方案”是指当时咨委会的工商及专业界咨委支持的政制建议，最后定案时有八十九名咨委支持，所以就称为“八十九人方案”，建议重点是成立由各界人士组成的“大选举团”，由大选举团选出行政长官及部分立法会议员，大选举团内以工商专业界人士占多数。

  “三十八人方案”就是三十八名咨委支持的构想，他们综合各派特点，协调各派意见。例如行政长官提名，由提名团负责，再经一人一票选出，而立法机关议席比例也是中间落墨，在“民主派”及“工商派”提议中提出折衷。

  这些方案内容在起草过程中不断变化，后来也冒出更多方案，但总的来说，都是在议席比例、直选进度上做文章。

  第七章 短暂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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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中英关于香港的联合声明，经两国政府首脑正式签字，标志中英进入合作、协商、处理有关香港问题的时期。

  这一时期中英双方的合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在草拟香港基本法方面，中方尊重，并尽量接纳英方建议。当然，有争论，但以合作、妥协为主。

  第二，在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方面，双方是合作的。

  我和两任港督尤德、卫奕信，在这一期间，相处也比较融洽。

  八五年五月一日，尤德应我邀请访问江苏省、上海市。我先一天回到南京，和江苏省长顾秀莲在机场迎接尤德，他下榻南京中山陵五号宾馆。这是“大跃进”期间，为接待máo zé dōng、刘少奇所建造的。一号楼为máo zé dōng专用，二号为刘少奇等中央负责人用，都是一簇配套齐全的平房，坐落在孙中山园陵和明太祖朱元璋园陵“明孝陵”之间，古木参天。中共十三大后，对外开放，用来接待贵宾与外商。

  江苏省政府的负责人陪尤德参观游览南京市的风景、工厂，介绍了江苏省的情况。

  尤德是旧地重游。四十年代末、guó mín dǎng政府时代，尤德是英国驻华大使馆的参赞。据我们所知，他还是资深的英国情报人员。四九年四月廿一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廿三日攻占南京等大中城市，控制了长江下游出口江yīn要塞，当时，英国“紫石英”号等四艘军舰正在南京附近江面，为guó mín dǎng助威，刘伯承、邓小平下令全面封锁长江，不让紫石英号等英国军舰“逃逸”。情报为尤德获知。英国大使馆令他设法通知该舰廿二日夜冒险图为。尤德为此立功受奖。

  当时，我是解放军二十九军八十八师政治委员，率一个先锋营，廿一日夜乘木船在渡江战役的战线东端，江yīn县的长山强攻登陆，廿二日夜正向无锡市挺进，忽然听到身后江yīn方面pào声大作，数十里长的天际，给pào火染红，延续约一个小时方止。第二天才知，紫石英号被击伤停搁在镇江江面，其余三艘则“逃逸”了。

  在香港时，尤德就和我提及他向往文化古城扬州，过去任职南京时，未能去成，引以为憾。此行便特地安排他去扬州访问，给他欣赏了扬州博物馆珍藏的明清两代著名画家“扬州八怪”的艺术珍品，而后在镇江渡江，到了无锡，住在太湖边的蠡园别墅，相传这是战国时代越国大夫范蠡住过的地方。

  尤德访问江苏时，正值长江鲥鱼当市。鲥鱼在柳絮纷飞的清明时节，从长江出海口沿江逆水而上产卵，正值ròu肥味美之际。我在香港邀请尤德访问时，曾允诺届时将请他品尝。我先一天到南京，即jiāo代负责接待的旅游局长，宴会上要有鲥鱼，结果，尤德在南京并未吃到，因为那几年长江受工业污染，加之捕捞过度，鲥鱼逐年减产，市场供应很少。我表示歉意，约定到无锡再作补偿。岂料在无锡也未能如愿。

  到了上海，市长汪道涵在锦江饭店设宴款待尤德，席上赫然出现鲥鱼，使我尴尬不已，只好自我解嘲，对汪道涵说：“还是你们上海人有钱、办法多，江苏生产的东西，江苏找不到，上海能找到！”大家哈哈大笑。后来我向汪道涵打听，原来他们派了专人直接到江上渔船买来的。

  尤德访问江苏时，英国已在港推行代议制。中英之间已有争议。我在无锡和尤德就此jiāo换意见，各带译员一人，对谈了两个小时左右。

  我首先表示，欣赏港英政府经济政策，和咨询制度的成功。九七年后，特区政府的设计，这些经验很值得参考。要尽量予以保留。由于香港以往没有民主传统，在香港推行民主，尤其是“直选”，要一步一步走，不宜太急。未来特区政府要照顾、平衡各阶层利益。香港大资本所有者最担心的，是搞民主的人改变港府现行的低税、窄税税制。要给大资本家时间，让他们组织起来，参加竞选。

  尤德针对我的话解释说：他们设计的是精英政制，不会专为资本家所有者利益着想。对于“直选”的进度，香港政府做过精密计算，自认有能力“控制”，中国政府可以放心，“我们的态度是很慎重的，”他说。

  我没有评论他的殖民专制、代表英国大资产阶级的精英政制，只说：“希望贵国不要把从其他殖民地撤出的做法，用于香港。”因为，香港的条件、情况，都与其他殖民地不同，特别在经济方面，中英两国保持香港繁荣的愿望相同。而且，英国十一年后才撤走。我们愿和英国共同团结香港各界而努力，避免社会分化，产生负面影响。我用了“希望英方不要犯经验主义”这样的词汇。

  意见虽针锋相对，用意是争取合作，气氛始终保持友好。

  后来，我与新任港督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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