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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 章

  、销售。

  总之,陈云的指示:“肥水不落外人田”,是政策的主要精神,对中资在香港的发展,设置重重障碍。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有不满情绪,我也不满。中国银行港澳管理处主任蒋文桂问我:“为什么中央开这样的会议?”我回答:“我也不知道缺什么。”整个会议期间,我一直没有发言,保持沉默。

  我想说一段chā曲。八四年我去北京,陈云知道了,要他的秘书朱家穆见我。朱在电话里问我:“你不是要看看陈云同志吗?他最近身体比较好,你要不要见见他?”

  显然,陈云想见我。什么事呢?通电话间不容考虑,我立即回答:“好呀!我好久没有看陈云同志了,很想见他。什么时间,请你安排。”

  他约了时间。那是一个下午。

  陈云住在中南海,位于máo zé dōng曾住过的丰泽园的西北角。那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后,拆掉一部分故宫建筑,新建的宽敞平方。我准时前往,在前厅见到朱家穆,他请我在他办公室坐,说:“陈云同志午睡才起来,请你稍待,我去看看他出来没有。”朱家穆才走进里厅不久,就又出来请我进去,说:“陈云同志在等你。”

  汪东兴新建的平方,设计和北京的四合院相似,整座住房分三或四进,有走廊相同。陈云的住房有几进,当时我心情不在此,无暇估计,我随朱家穆进入客厅,陈云早坐在沙发上等我。我连忙大步上前,问候道:“陈云同志,你好!”

  我前次见到陈云,是五七年,他在江苏无锡蠡园休息。他那时还带着máo zé dōng批评他“右”的帽子,很不得意。我陪他在蠡园画廊里散布,他边走边问我江苏农村情况。他忽然冒出一句:“主席(指máo zé dōng)是民主的,能听得进意见。”那时我仍不懂中央内部的矛盾和斗争,不懂陈云说话是什么意思,茫然地点点头,不知如何“搭腔”。

  陈云见到我,从沙发上站起来,朱家穆忙上前扶了他一把。他面色苍白,看来身体仍很弱。他双手握着我的手,很激动地说:

  “我向你检讨,我向你检讨。”

  我惊吓得不知怎样好,一个劲地说:“请你坐下,请你坐下。”

  陈云坚持着不肯坐,仍然站着,认真地用他带青浦口音的普通话说:“你比我聪敏!我多年想办没有办成的事,你办到了。”

  又加重语气说:“你比我聪敏!”这才坐下去。

  我也坐下,既兴奋,又惶恐,说:“我们都是在你们老一代的带领下成长起来的。现在还是这样。”

  他点点头。

  我说的是真话。我对陈云很尊敬,尊敬他的清廉、正派;他工作认真、一丝不苟。他对党、对人民有感情,耐劳耐怨。我知道他受máo zé dōng多次批评(我当时认为máo zé dōng对他的批评是正确的),但我没有听说过他对máo zé dōng有不满。当然,对他的“右”,我也有抵制。

  他曾经批评过我几件事:

  我在江苏搞“小化肥”设备,那是一种年产八百至两千吨氮肥的设备,是江苏化工研究所自己研究制造的。那时,年产三、四十万吨的化肥设备,基本上需要进口,需要动用外汇,需国家计划批准。而当时,农民已经尝到化肥对粮油增产的甜头。江苏每年用一半以上本省的外汇,进口几十万吨花费,远不能满足需要。有了这个“小化肥”设计,便进行试验。陈云派他的秘书周太和(是部级秘书,比我的级别高)到江宁县、丹阳县(“小化肥”在该两县设厂试验)考察几次,周太和转告我:“陈云同志认为‘小化肥’技术关难过,产量低,投资和大化肥相比,不合算。”不赞成搞“小化肥”。我当面没有表态,仍继续试产,证实有效后,大力推广。后来做到每县一厂。因为设备本省可以制造,投资本县可以自筹,技术本县可以培训满足;与建中型、大型化肥比较,投资小、收效快,特别是地方可以自办,不需要等国家拨款批准。浙江、山东来到江苏参观后,回去也大建起“小化肥”厂。

  增产粮,在“以粮为纲”的年代,是首要大事。在江苏江南太湖地区,我六十年代分管农业时期,大力提倡种双季稻。即一年三季(造),种两造稻,一造麦或油菜。当时,有反对意见,认为种双季稻用种多,用肥多,用工多,实际产量“明增暗减,得不偿失”。确实有些农民反映:“三三得九,不如二五得十”,即种三季(造),每季收三百斤,不如种两季,每季收五百斤核算。事实是,太湖地区,当时对粮油生产精耕细作水平已很高,对粮食作物栽培水平也有独特创造,一年三造,已达年产良一千三、五百斤,还出现了年产一吨(两千斤)的“吨粮田”。社队工业的兴起,更实行“以工补农”,将工业的利润,不同农业的成本和纯种粮食农民的收益,使其不低于,有些高于从事工、企业的农民的收益。

  《陈云文集》中,六一年关于“加速发展氮肥工业”和“为什么种双季稻,不如种单季稻”两篇文章,实际上都是批评我的。江苏几个老人也反对种双季稻,他们对我坚持种双季稻,在陈云处告了状。还向一部分江苏干部“传达”了陈云对我的批评。江苏省委两次改组,在中央常委做了决定之后,均为几个反对我的老人,凭陈云的“放话”,即指示,推翻重来,他们在陈云处“告状”生效,至少因为在这两件事上,我是没有听陈云的。

  八五年,我去北京述职,顺道又回江苏。在宾馆碰到陈云的老秘书王某,他奉陈云指示,来江苏视察社、队工业(现称乡镇工业)。他告诉陪同他视察的江苏省委办公厅副主任朱通华说,他是再次奉陈云指示来视察社、队工业的。(上次他来,是陈云和我讲话之前。)并说:陈云那次向我“作检讨”,主要是指我对社、队工业的实践。朱通华追问,陈云怎么会“作检讨”,王某便将陈云对我讲的话复述一遍。

  朱通华将话写在记事簿上,并给我看。为我高兴。我们两人同时说:“陈云同志真了不起!”

  我们敬佩他在事实面前,肯认错的态度,特别是能主动向“下级”认错的精神。

  我曾想,陈云和máo zé dōng如果到资本主义世界走走、看看,他们可能对资本主义的看法会不一样,主张会有所改变。根据是,他们对事务,特别是对经济事务的唯物态度。他们政治观念上的保守,限制了他们的行动。máo zé dōng不到西方世界看看,陈云深圳特区、广东都不肯到。

  真是大悲剧!

  面对中资在香港的实际情况,我是不赞同陈云意见的,我主张中资在香港,学习香港商人,用资本主义的一套做生意的。记得我初到香港不久,外贸部长李强出国经过香港,视察华润公司,这是他外贸部的直属机构。我们是同乡、老朋友。他年近七十,身体好,喜欢吃冰糖炖蹄膀,白烧的,一次能吃三至四市斤,真的很吓人。他在江苏时,见面就向我要蹄膀吃。这次到香港,不改旧习,我找江苏来的厨司专门做了,给他解馋。席间闲话,说道香港商人做股票、黄金,赚得满盘满钵,我们只会老办法做生意,不懂得“投机倒把”,国家发不了财。李强神秘地说:“谁说我们不会‘投机倒把’,我就搞过‘投机倒把’!一次炒黄金,为国家赚了六千万!”我们相视哈哈大笑。

  对会议发给大家讨论的文件,与会单位几乎一致有意见,但会议主持人根本听不进。会议结束后,我去见赵紫阳。

  赵紫阳在中南海的家中见我。那是一间约三、四十平方米的“书房”,几重书架,放满了古今书籍。我对赵讲,这个会开得不好,他问为什么?我说:“这个会议对中资在香港的经贸活动,这也不准,那也不行,不是从积极发展出发,而是消极防范,同中央向外发展,利用香港的精神不一致。”赵讲:“你为什么不提意见?”我说:“你们常委在港澳办给中央的报告上,都画了圈,我怎好在会议上公开表示反对呢?我只好向你反映,向你提意见。”

  赵紫阳考虑了一会,问我:“那怎么办?是不是重开一次会,再发一个文件?”

  我理解,他个人不好立即否定这次会议,我则顾虑如不立即纠正,会后就要执行“九不”,损失便大了。我就说:“这样处理恐怕不行,我建议这个会议的文件不要下发,我们回去也不传达了。”

  赵紫阳当时没有表态。我认为他是默许,但不好立即表态,毕竟他还要做常委的工作。

  回香港后,我向参加会议的中资机构负责人打招呼:会议精神暂时不要传达,等文件来了以后再传达、执行。后来这个文件果然没有发下来,会议的“精神”就没有被传播,香港中资的发展避免了这一劫。

  在积极支持各省市、各部委到港设立机构的同时,我还主张各省市、部委负责人应该多来香港参观,拓宽眼界,学习市场经验。当时,我对市场经济的认识肤浅,只是从买方市场、卖方市场的角度来认识:内地基本上是卖方市场,按计划生产;而买方市场要根据消费需要、销售情况,来决定生产。

  七九年,我访问澳大利亚,途径香港,一些香港的资本家向我介绍如何做生意,讲怎样去适合市场需要,怎样按优胜劣败的规律来参与竞争。他们说,企业不仅是讲生产、管理,首先要讲经营。产品生产再多,如果卖不出去,只好积压,企业就拖垮了。

  回到北京,我向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华国锋汇报,强调国内工厂只讲管理,不讲经营的做法不行。华国锋同意我的看法,在一次讲话中,提出企业的经营问题。

  到香港工作后,更深感内地领导人应该到香港来看看香港人是怎么做生意的。我竭力主张放宽到香港参观考察的审查尺度。我前文也曾提过,港澳办过去一直控制很严,我几次建议放宽,他们都不加理会。直至八六年,中央把到香港参观、出差的审批权,下放给港澳工委,名义上是国务院委托港澳工委代批,才真正解决问题。我叮嘱新华社主管部门,尽量放宽尺度,让内地更多的人到香港参观学习。发展最快的是广东、福建两省,特别是广东,他们是“近水楼台”。中资机构在此一阶段,也得到了比较大的发展。

  中国国内的改革开放,使香港原有的几家“老字号”中资机构,也有了如何适应新形势的问题。中资业务怎样改进或改革以适应国内的需要,是他们面临的新课题。这方面做得比较出色的,是招商局的袁庚。

  袁庚在深圳蛇口建立了一个新区,虽是深圳的一部分,一开始走的路子,就同深圳不同。深圳偏重旅游、服务业、房地产,而蛇口着重小工业,发展同深圳不相上下。

  在行政上,蛇口属深圳市的一个区,但他是独立的,干部都由招商局自己调配。袁庚很善于用人,也采取一些新的管理办法。他经常召集一些内地的学者、专家探讨经济改革的问题,后来发生著名的“蛇口事件”,就是在蛇口举行的一场“青年教育专家和蛇口青年座谈会”上,提出了一些新问题,触犯了北京一些老人,在中央常委会上,有人点了袁庚的名,批评他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虽然中央没有正式通知我,但有人告诉了我,常委会上,胡耀邦、赵紫阳实际上保护了袁庚,没有让这件事发展下去。我对袁庚“打招呼”:改革要搞,但要注意一点,免得有人找麻烦。

  蛇口发展很快,招商局本身发展也快,袁庚采取资本主义世界的经营方法,招商局海轮运输吨位发展很快,各方面的业务也蒸蒸日上,jiāo通部很满意,当时的部长叶飞,对袁庚更是欣赏。

  华润在形势的逼迫下,业务也开始多元化。以前,做为经贸部在香港主要的对外贸易机构,华润实际上垄断了中国在香港的对外贸易;现在,各省市自己开始经营,华润的垄断地位逐步消失,不得不从多元化着手,改善经营,董事长张建华改革意识很强,所取得的成绩也比较大。他们不仅在香港发展,而且向外扩展业务,在美国、欧洲都设有分支机构。华润集团已成为香港有影响力的一大企业。

  即使原来比较保守的中银集团,也有了改进。我初到香港,听到不少反映,讲中银放款太谨慎,对大项目不积极,反而南洋商业银行董事长庄世平声誉颇佳,认为他生意做得很活。我向中银蒋文桂、黄涤岩求证,他们同社会上看法不一致,认为庄世平的胆子大,但放款烂帐多,我还是建议他们对外界反应多做考虑。

  中银负责人熟悉业务,不断扩展、改进他们的业务,在香港金融事业、经济发展、支持内地改革,尤其团结香港华人资产者的工作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中资在香港的发展,曾引起一些当地华人资本家的疑虑。首先是国货批发商的疑虑,过去中国主要通过华润统管外贸,华润再通过本地批发商来销售。改革开放后,外贸体制逐步改革,经贸部允许一部分商品,由各部委、各省市自己来经营,各地纷纷重新寻找自己商品的经营者、代理商,损害了原国货批发商的利益。这种情况,应该说,要改革,就避免不了。对港商来讲,原来的批发商受了影响;但香港另一部分新的代理商得益了,因为各省市、各部委仍是通过香港的市场来经营的,因此,从香港总体来讲,只是有失有得的问题,这种情况无法完全避免。

  工委内部针对这个现象讨论,确定尽可能照顾原批发商,例如介绍他们同各省市、部委接触,获得一些新的货源,也要华润注意用新的业务,进行一些补偿等等。

  中资业务的开展是多样化的。本来港人担心中资机构拿的是国家资金,不管赚钱蚀本都会硬搞下去,香港人竞争不过。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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