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2 章
请单位和主管部门对聘请专家的名单必须经过领导会议认真审查和主要负责同志审查签字。"
第五部分 14.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苏联专家(…
6月17日,针对根据《中苏共同进行和苏联帮助中国进行重大科学技术研究协定》来华工作的苏联科技专家,国家科委和外专局又联合制定了分工管理办法,并下发全国。除规定应严格按有关手续办理聘请和邀请事项外,文件还确定由国家科委和外专局分别负责督促和检查各部门聘请专家前的准备工作以及专家来华后发挥作用的情况。
可见,在个人接触中向专家散布对苏联的不满情绪的情况是有的,但作为政府行为,从以上政府文件中可以看出,有意为难专家或轻视专家的事情是不存在的,从常理上分析,也是不大可能的。指出下面一个事实也许可以说明问题:在1960年夏天之前,苏联领导人在苏共中央和书记处的所有讲话中,没有一次提及有关苏联专家在华工作的问题,尽管此前从中国不断地传出消息说:专家们的建议没有得到重视,普遍存在不遵守苏联生产技术规则的现象,以及对苏联的技术和经验提出了怀疑。这表明,以全面撤退专家来迫使中国低头是1960年夏天才想到的手段,而中国在专家工作中的缺陷和问题只是一个借口。
苏联政府在撤退专家的照会中还提出了一个理由,即中国官员在苏联专家中散发反对苏共的宣传材料,似乎正在把他们作为反苏的工具使用。后来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在一次报告中也强调说,"自1960年春天起,中国当局开始'劝诱'苏联专家,鼓动他们反对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这种情况的出现是有一个发展和变化的过程的。
前文提到,中国政府经常要求各部门和单位向专家介绍中国国情。开始只是为了更好地发挥专家作用,到"大跃进"运动兴起时,便增加了向苏联专家灌输中国有关经济建设看法和观点的意图。但至少到1959年下半年,中国官方在这方面还是十分谨慎的,尽量避免向苏联专家透露中苏分歧的情况,特别不允许与之发生争论。如1959年9月15日外专局向国务院报告,今年以来为北京地区苏联专家组织的15次报告会,效果良好,苏联方面的专家组织也希望加强这项工作。外专局借此提出了改进意见,一是强调在介绍情况时应当根据总路线对专家进行"务虚",即重点报告大跃进、文化革命、人民公社等方面的情况;二是降低了报告内容的等级,过去可以向专家传达厅局级甚至部级的文件,现在限制为"向我们自己一般干部传达的报告内容",并特别强调不能涉及对苏联的批评;三是强调对给专家的报告稿事先需加以审查。这些要求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取得专家对中国形势的理解,一方面也是避免将中共中央对中苏分歧的看法扩散到专家当中去。
到1960年初,情况的确有所变化。自1959年10月的争吵以后,中苏之间在具体方针和政策上的分歧需要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给以解释,中苏双方都开始强调各自方针、政策在理论上的正确xìng。大约从那时起,在苏联出版的《苏中友好》杂志上开始转载《真理报》《消息报》和苏联其他报纸上的一些社论和文章,而其中阐述的观点明显地是与中共立场相矛盾的。与中国出版的《中苏友好》杂志相同,《苏中友好》杂志也是分别以俄文和中文相应地在苏联和中国发行。中国也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
第五部分 15.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苏联专家(…
苏联照会及苏斯洛夫报告所讲,主要是指《列宁主义万岁》一文发表后向专家发送相关材料的情况。笔者看到《内部参考》报道了北京一些单位苏联专家对《列宁主义万岁》一文的反应的情况,如中苏友谊医院同位素专家聂仁列斯卡娅和舞蹈学校专家助手鲁勉采娃,曾与翻译人员谈起她对《列宁主义万岁》中一些观点的不同看法,认为"和平共处列宁也提过,今天就有可能,但要进行思想斗争","现在可以用和平的方式进行革命","革命可以通过议会,只要人民信任共产党,在议会中就可以得胜"等等。从报道的内容看,向专家发送材料的情况应是属实的,而且中共的宣传的确对专家发生了影响。正在中国培训导弹部队的苏联专家萨韦利耶夫上校回忆说:"苏联与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之间的最初的分歧,我们是在纪念列宁诞辰的集会上感觉到的。报告人所讲的令人难以置信——一切与我党的方针都是背道而驰的。当时还以为是翻译曲解了。大使契尔沃年科安慰大家:目前出现了一些困难,但一切都会顺利解决的"。"曾经建议我们与中国军人保持密切的关系,而现在这种关系已经变得越来越紧张了。"据当时参加中共中央"秀才班子"的朱庭光回忆,起草这几篇文章时的确采取了"指桑骂槐"的手法,表面上批判南斯拉夫,实际目标就是苏联。李丹慧2000年12月1日采访朱庭光记录。不过,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并无强迫苏联专家接受中国观点的情况,至少中方有关部门在发放材料时没有作出这种要求。因此,鼓动专家反对苏联党和政府的情况应该是莫斯科的臆想。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即所谓苏联专家在中国"受到监视"和跟踪的情况。苏联政府在照会中指出,这说明前来帮助中国建设的专家在中国却得不到"最起码的理解",从而严重伤害了他们的感情。接受凯佩尔教授采访的许多苏联专家也有这样的说法: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专家都不许单独行动,跟踪他们是强制xìng的,即使上厕所也有人跟在旁边,国家安全部门的工作人员甚至搜查他们的住所。有的专家感觉到,"我们在中国就像关进了一所被高墙环绕的监狱"。这的确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试想,援助者在受援国根本得不到信任和尊重,他在那里还有什么停留的必要?所以,笔者专门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结论是,无论苏联政府或专家本人是在何种情况下这样说的,以及他们这样说是出于何种动机,这种描述都是不符合事实的。就目前了解的情况看,到50年代末中苏上层关系紧张以后,中国党和政府的领导机构曾要求在苏联专家身边工作的人员提供专家情况,如在洛阳苏联援建的各企业,翻译人员每隔两个星期必须汇报一次专家的情况。尽管这种情况使得那些翻译们感觉到似乎中苏之间出现了什么问题,但与前述"监视"和"跟踪"毕竟还是两码事。
第五部分 16.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苏联专家(…
笔者在采访中方负责接待苏联专家或与专家共同工作的人员时,对所有人都问了这个同样的问题,而得到的答案全部是否定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在国家安全部门工作的老干部肯定地答复,安全部门从来没有对任何一名苏联专家使用过"手段",因为这是不允许的,根本也不存在这样一种政策。对苏联人采取反间谍手段是70年代的事情,而那时苏联专家离开中国已经很久了。在华苏联专家总顾问阿尔希波夫等人的说法也可以证明这一点。中苏关系恶化以后,赫鲁晓夫曾找了解中国情况的人写反华文章,但阿尔希波夫等人拒绝这样做,并坚决不同意中国人对苏联专家"盯梢"的说法。即使某些专家的感受是真实的,这大概也是由于误会造成的。据了解,对于苏联专家的外出行动,中国方面的确是要求有人陪同的,但这些人只是警卫、向导和翻译。上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的社会治安状况不太稳定,由于在专家住所发生过偷盗现象,甚至有反革命分子或敌特想要杀害苏联专家,所以中方对专家的警卫是很严格的。大约在1953年之前,对苏联专家的保卫工作,都是公安部八局直接负责的,后来才改为由各单位负责。直到1956年6月接待外国专家的会议上才决定,对专家的警卫工作应主要放在驻地的安全保卫方面,一般专家外出可不随身警卫,但对于专家负责人或特殊专家外出,以及在偏僻荒凉地区出差的专家,还是要求随身警卫。如1956年秋天,副市长郑天翔陪同北京市的苏联专家到东陵参观,警卫还需佩带6支短qiāng,4支冲锋qiāng。至于中方派遣向导和翻译跟随,则完全是为了工作方便,大多数苏联专家也认为这是需要的,"因为他们不懂汉语"。原洛阳拖拉机厂协作处副处长戴道先生向笔者讲述了当年陪同专家组组长列布可夫到上海出差的情形,据他说,那时对专家的保卫十分严格,专家夫fù出门,不仅有处长和翻译陪同,警卫员也是必不可少的。甚至专家夫人去游玩,警卫员也不离左右,既负责安全,又是向导。专家对此很满意,并无不快。劳动部专家柯希金在部机关上班,用午餐在北郊专家招待所,按规定每天应有专车和警卫员送他去用餐。但柯希金坚决不要照顾,后来中方同意他徒步往返,不过,为了专家的安全,警卫员还是坚持要派的。在笔者看来,与这位专家朝夕相处的翻译人员的回忆是可靠的。
实际上,如前所说,早在1960年以前,苏联在向中国派遣专家的问题上就已经实行了紧缩政策。虽然双方从1958年起都开始采取了比较谨慎的做法,但如前所说,中国并非不需要专家的帮助。相反,在减少或停止聘请管理层面的苏联专家的同时,中国对科学技术专家的需求更迫切了,尤其是在核武器和高新技术方面。然而,恰恰是在这一领域,随着中苏政治关系的紧张和恶化,苏联政府对于派遣专家的限制越来越严格了。到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后,赫鲁晓夫终于决定利用撤退专家的方式,再进一步向中国施加压力。
第五部分 17.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苏联专家(…
根据档案文件判断,苏联部长会议科学技术委员会科技合作管理局是在1960年6月初得知将要作出全面撤退专家的决定的,因为从这时起,科技合作事务局局长АГ波洛任科夫对待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提出的聘请专家的申请,一概采取了回避态度。对中国方面所提出的一切请求,波洛任科夫都是这样答复的:"由于是休假期间,所以,看来,要实现这个请求是不可能的"。1960年6月30日,一机部向国务院报告,苏驻华代表留比莫夫通知,不同意延聘今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的正在船舶局工作的15名专家。同时,航空工业局副局长段子俊也报告,苏方通知,今后航空专家一律不再延聘。对此,航空工业局拟采取如下措施:一、按专家协议,凡需要聘请和延聘者仍然聘请和延聘;二、虚心学习,尽快掌握技术;三、在军事工业的生产建设和发展尖端技术方面,要做好苏方不再延聘或延期派遣以致全部调走的准备。
在这方面,主管国防科技的副总理聂荣臻有更为深切的体会,也提出了应变的措施。7月3日聂荣臻向中共中央和máo zé dōng报告:"在中苏关系的新形势下,有关科学技术上的若干问题,应有新的方针和作法。一年多以来,苏联对我国的科学技术援助与合作,处处卡紧,特别是在国防科学技术上已经封门。国民经济中的新技术,也已尽量控制。虽然有很多是两国签订了协议的,苏方却采取一拖、二推、三不理的手法,就是不给。没有订好协议,或我们新提要求的,就更不用问了。很明显,在中苏政治思想的分歧没有取得一致以前,休想在这方面取得援助。"至于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有些人态度是好的,有些差一些,个别的很坏"。聂荣臻提出,"要贯彻中央所指示的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多做工作的方针,既然请来了,就要充分利用他的长处,尽可能取得一点东西,并在政治上帮助、团结他们。已经满期的专家,好的很难延聘,一般的也不必留。新聘专家,在重要技术方面苏方不肯派来,或者派来的也只作为观察员,加以又有种种限制,很难对我有什么帮助,反而诸多不便,因此也应尽量少提、不提。"报告提出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立足国内的方针,"对苏联,能学的东西还是尽量地学。但是,苏联这条路在今后一个时期内是越来越狭了。因此,要大力开辟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情报工作。"对此,周恩来7月11日批示:"专家问题:一、满期的一般不留,热诚欢送;十分必要而专家本人又好,可提出延聘,如不同意,即不再留。二、未满期的我们一律不退,帮助他们好好工作,他要撤走,留一次,不成,即不再留;如不征求同意即撤走,应表示遗憾。三、新聘的,要少提或不提,十分必要的提出后不同意,即不再提。"
由此可以断言,赫鲁晓夫希望通过全面撤退专家来压服或惩罚中共的想法是在1960年6月产生的,而中国方面也是有心理准备的,只是没想到赫鲁晓夫真会把事情做得如此绝情和不顾信义。
通过不断往来的政府照会,中苏双方一面互相指责,推卸责任,一面强调各自的维护两国团结的立场。不过,在这个过程中,撤退专家的进程却丝毫没有停顿。
第五部分 18.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苏联专家(…
苏联专家撤退前都集中在北京待命,外国专家局便每天在友谊宾馆安排演出歌舞、戏剧,还为他们准备回国时送给亲友的礼品。苏联专家特别喜欢中国的清凉油和鸡毛掸,因需要量大,北京地区脱销,周恩来亲自命令到外地组织货源。周恩来的确与苏联专家有着深厚的感情,因为在外地,他没有赶上陈毅外长为专家举行的欢送宴会,回到北京后,坚持要以他个人的名义再举行一次宴会,并要求在24小时内做好一切准备。8月16日,周恩来在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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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14.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苏联专家(…
6月17日,针对根据《中苏共同进行和苏联帮助中国进行重大科学技术研究协定》来华工作的苏联科技专家,国家科委和外专局又联合制定了分工管理办法,并下发全国。除规定应严格按有关手续办理聘请和邀请事项外,文件还确定由国家科委和外专局分别负责督促和检查各部门聘请专家前的准备工作以及专家来华后发挥作用的情况。
可见,在个人接触中向专家散布对苏联的不满情绪的情况是有的,但作为政府行为,从以上政府文件中可以看出,有意为难专家或轻视专家的事情是不存在的,从常理上分析,也是不大可能的。指出下面一个事实也许可以说明问题:在1960年夏天之前,苏联领导人在苏共中央和书记处的所有讲话中,没有一次提及有关苏联专家在华工作的问题,尽管此前从中国不断地传出消息说:专家们的建议没有得到重视,普遍存在不遵守苏联生产技术规则的现象,以及对苏联的技术和经验提出了怀疑。这表明,以全面撤退专家来迫使中国低头是1960年夏天才想到的手段,而中国在专家工作中的缺陷和问题只是一个借口。
苏联政府在撤退专家的照会中还提出了一个理由,即中国官员在苏联专家中散发反对苏共的宣传材料,似乎正在把他们作为反苏的工具使用。后来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在一次报告中也强调说,"自1960年春天起,中国当局开始'劝诱'苏联专家,鼓动他们反对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这种情况的出现是有一个发展和变化的过程的。
前文提到,中国政府经常要求各部门和单位向专家介绍中国国情。开始只是为了更好地发挥专家作用,到"大跃进"运动兴起时,便增加了向苏联专家灌输中国有关经济建设看法和观点的意图。但至少到1959年下半年,中国官方在这方面还是十分谨慎的,尽量避免向苏联专家透露中苏分歧的情况,特别不允许与之发生争论。如1959年9月15日外专局向国务院报告,今年以来为北京地区苏联专家组织的15次报告会,效果良好,苏联方面的专家组织也希望加强这项工作。外专局借此提出了改进意见,一是强调在介绍情况时应当根据总路线对专家进行"务虚",即重点报告大跃进、文化革命、人民公社等方面的情况;二是降低了报告内容的等级,过去可以向专家传达厅局级甚至部级的文件,现在限制为"向我们自己一般干部传达的报告内容",并特别强调不能涉及对苏联的批评;三是强调对给专家的报告稿事先需加以审查。这些要求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取得专家对中国形势的理解,一方面也是避免将中共中央对中苏分歧的看法扩散到专家当中去。
到1960年初,情况的确有所变化。自1959年10月的争吵以后,中苏之间在具体方针和政策上的分歧需要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给以解释,中苏双方都开始强调各自方针、政策在理论上的正确xìng。大约从那时起,在苏联出版的《苏中友好》杂志上开始转载《真理报》《消息报》和苏联其他报纸上的一些社论和文章,而其中阐述的观点明显地是与中共立场相矛盾的。与中国出版的《中苏友好》杂志相同,《苏中友好》杂志也是分别以俄文和中文相应地在苏联和中国发行。中国也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
第五部分 15.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苏联专家(…
苏联照会及苏斯洛夫报告所讲,主要是指《列宁主义万岁》一文发表后向专家发送相关材料的情况。笔者看到《内部参考》报道了北京一些单位苏联专家对《列宁主义万岁》一文的反应的情况,如中苏友谊医院同位素专家聂仁列斯卡娅和舞蹈学校专家助手鲁勉采娃,曾与翻译人员谈起她对《列宁主义万岁》中一些观点的不同看法,认为"和平共处列宁也提过,今天就有可能,但要进行思想斗争","现在可以用和平的方式进行革命","革命可以通过议会,只要人民信任共产党,在议会中就可以得胜"等等。从报道的内容看,向专家发送材料的情况应是属实的,而且中共的宣传的确对专家发生了影响。正在中国培训导弹部队的苏联专家萨韦利耶夫上校回忆说:"苏联与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之间的最初的分歧,我们是在纪念列宁诞辰的集会上感觉到的。报告人所讲的令人难以置信——一切与我党的方针都是背道而驰的。当时还以为是翻译曲解了。大使契尔沃年科安慰大家:目前出现了一些困难,但一切都会顺利解决的"。"曾经建议我们与中国军人保持密切的关系,而现在这种关系已经变得越来越紧张了。"据当时参加中共中央"秀才班子"的朱庭光回忆,起草这几篇文章时的确采取了"指桑骂槐"的手法,表面上批判南斯拉夫,实际目标就是苏联。李丹慧2000年12月1日采访朱庭光记录。不过,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并无强迫苏联专家接受中国观点的情况,至少中方有关部门在发放材料时没有作出这种要求。因此,鼓动专家反对苏联党和政府的情况应该是莫斯科的臆想。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即所谓苏联专家在中国"受到监视"和跟踪的情况。苏联政府在照会中指出,这说明前来帮助中国建设的专家在中国却得不到"最起码的理解",从而严重伤害了他们的感情。接受凯佩尔教授采访的许多苏联专家也有这样的说法: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专家都不许单独行动,跟踪他们是强制xìng的,即使上厕所也有人跟在旁边,国家安全部门的工作人员甚至搜查他们的住所。有的专家感觉到,"我们在中国就像关进了一所被高墙环绕的监狱"。这的确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试想,援助者在受援国根本得不到信任和尊重,他在那里还有什么停留的必要?所以,笔者专门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结论是,无论苏联政府或专家本人是在何种情况下这样说的,以及他们这样说是出于何种动机,这种描述都是不符合事实的。就目前了解的情况看,到50年代末中苏上层关系紧张以后,中国党和政府的领导机构曾要求在苏联专家身边工作的人员提供专家情况,如在洛阳苏联援建的各企业,翻译人员每隔两个星期必须汇报一次专家的情况。尽管这种情况使得那些翻译们感觉到似乎中苏之间出现了什么问题,但与前述"监视"和"跟踪"毕竟还是两码事。
第五部分 16.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苏联专家(…
笔者在采访中方负责接待苏联专家或与专家共同工作的人员时,对所有人都问了这个同样的问题,而得到的答案全部是否定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在国家安全部门工作的老干部肯定地答复,安全部门从来没有对任何一名苏联专家使用过"手段",因为这是不允许的,根本也不存在这样一种政策。对苏联人采取反间谍手段是70年代的事情,而那时苏联专家离开中国已经很久了。在华苏联专家总顾问阿尔希波夫等人的说法也可以证明这一点。中苏关系恶化以后,赫鲁晓夫曾找了解中国情况的人写反华文章,但阿尔希波夫等人拒绝这样做,并坚决不同意中国人对苏联专家"盯梢"的说法。即使某些专家的感受是真实的,这大概也是由于误会造成的。据了解,对于苏联专家的外出行动,中国方面的确是要求有人陪同的,但这些人只是警卫、向导和翻译。上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的社会治安状况不太稳定,由于在专家住所发生过偷盗现象,甚至有反革命分子或敌特想要杀害苏联专家,所以中方对专家的警卫是很严格的。大约在1953年之前,对苏联专家的保卫工作,都是公安部八局直接负责的,后来才改为由各单位负责。直到1956年6月接待外国专家的会议上才决定,对专家的警卫工作应主要放在驻地的安全保卫方面,一般专家外出可不随身警卫,但对于专家负责人或特殊专家外出,以及在偏僻荒凉地区出差的专家,还是要求随身警卫。如1956年秋天,副市长郑天翔陪同北京市的苏联专家到东陵参观,警卫还需佩带6支短qiāng,4支冲锋qiāng。至于中方派遣向导和翻译跟随,则完全是为了工作方便,大多数苏联专家也认为这是需要的,"因为他们不懂汉语"。原洛阳拖拉机厂协作处副处长戴道先生向笔者讲述了当年陪同专家组组长列布可夫到上海出差的情形,据他说,那时对专家的保卫十分严格,专家夫fù出门,不仅有处长和翻译陪同,警卫员也是必不可少的。甚至专家夫人去游玩,警卫员也不离左右,既负责安全,又是向导。专家对此很满意,并无不快。劳动部专家柯希金在部机关上班,用午餐在北郊专家招待所,按规定每天应有专车和警卫员送他去用餐。但柯希金坚决不要照顾,后来中方同意他徒步往返,不过,为了专家的安全,警卫员还是坚持要派的。在笔者看来,与这位专家朝夕相处的翻译人员的回忆是可靠的。
实际上,如前所说,早在1960年以前,苏联在向中国派遣专家的问题上就已经实行了紧缩政策。虽然双方从1958年起都开始采取了比较谨慎的做法,但如前所说,中国并非不需要专家的帮助。相反,在减少或停止聘请管理层面的苏联专家的同时,中国对科学技术专家的需求更迫切了,尤其是在核武器和高新技术方面。然而,恰恰是在这一领域,随着中苏政治关系的紧张和恶化,苏联政府对于派遣专家的限制越来越严格了。到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后,赫鲁晓夫终于决定利用撤退专家的方式,再进一步向中国施加压力。
第五部分 17.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苏联专家(…
根据档案文件判断,苏联部长会议科学技术委员会科技合作管理局是在1960年6月初得知将要作出全面撤退专家的决定的,因为从这时起,科技合作事务局局长АГ波洛任科夫对待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提出的聘请专家的申请,一概采取了回避态度。对中国方面所提出的一切请求,波洛任科夫都是这样答复的:"由于是休假期间,所以,看来,要实现这个请求是不可能的"。1960年6月30日,一机部向国务院报告,苏驻华代表留比莫夫通知,不同意延聘今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的正在船舶局工作的15名专家。同时,航空工业局副局长段子俊也报告,苏方通知,今后航空专家一律不再延聘。对此,航空工业局拟采取如下措施:一、按专家协议,凡需要聘请和延聘者仍然聘请和延聘;二、虚心学习,尽快掌握技术;三、在军事工业的生产建设和发展尖端技术方面,要做好苏方不再延聘或延期派遣以致全部调走的准备。
在这方面,主管国防科技的副总理聂荣臻有更为深切的体会,也提出了应变的措施。7月3日聂荣臻向中共中央和máo zé dōng报告:"在中苏关系的新形势下,有关科学技术上的若干问题,应有新的方针和作法。一年多以来,苏联对我国的科学技术援助与合作,处处卡紧,特别是在国防科学技术上已经封门。国民经济中的新技术,也已尽量控制。虽然有很多是两国签订了协议的,苏方却采取一拖、二推、三不理的手法,就是不给。没有订好协议,或我们新提要求的,就更不用问了。很明显,在中苏政治思想的分歧没有取得一致以前,休想在这方面取得援助。"至于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有些人态度是好的,有些差一些,个别的很坏"。聂荣臻提出,"要贯彻中央所指示的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多做工作的方针,既然请来了,就要充分利用他的长处,尽可能取得一点东西,并在政治上帮助、团结他们。已经满期的专家,好的很难延聘,一般的也不必留。新聘专家,在重要技术方面苏方不肯派来,或者派来的也只作为观察员,加以又有种种限制,很难对我有什么帮助,反而诸多不便,因此也应尽量少提、不提。"报告提出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立足国内的方针,"对苏联,能学的东西还是尽量地学。但是,苏联这条路在今后一个时期内是越来越狭了。因此,要大力开辟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情报工作。"对此,周恩来7月11日批示:"专家问题:一、满期的一般不留,热诚欢送;十分必要而专家本人又好,可提出延聘,如不同意,即不再留。二、未满期的我们一律不退,帮助他们好好工作,他要撤走,留一次,不成,即不再留;如不征求同意即撤走,应表示遗憾。三、新聘的,要少提或不提,十分必要的提出后不同意,即不再提。"
由此可以断言,赫鲁晓夫希望通过全面撤退专家来压服或惩罚中共的想法是在1960年6月产生的,而中国方面也是有心理准备的,只是没想到赫鲁晓夫真会把事情做得如此绝情和不顾信义。
通过不断往来的政府照会,中苏双方一面互相指责,推卸责任,一面强调各自的维护两国团结的立场。不过,在这个过程中,撤退专家的进程却丝毫没有停顿。
第五部分 18.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苏联专家(…
苏联专家撤退前都集中在北京待命,外国专家局便每天在友谊宾馆安排演出歌舞、戏剧,还为他们准备回国时送给亲友的礼品。苏联专家特别喜欢中国的清凉油和鸡毛掸,因需要量大,北京地区脱销,周恩来亲自命令到外地组织货源。周恩来的确与苏联专家有着深厚的感情,因为在外地,他没有赶上陈毅外长为专家举行的欢送宴会,回到北京后,坚持要以他个人的名义再举行一次宴会,并要求在24小时内做好一切准备。8月16日,周恩来在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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