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3 章

  大会堂为即将回国的苏联专家举行了告别宴会，并巡回各桌，向每一位专家祝了酒，对他们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的巨大贡献表示诚挚的感谢。他回顾了中苏两党、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动情地说："我们分开了，但相信两国、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永恒的。"在座的苏联专家深受感动，有些人还流下了眼泪。

  不过，苏联军事专家在公开场合要拘谨得多。7月31日出席建军节招待会的苏联军事专家表现与平常完全不同，"拘谨、冷淡、沉默"，尽量避免谈话，很少喝酒，也不主动敬酒。8月1日晚，中方在军事博物馆举行联欢晚会，邀请苏联军事专家参加，但到会的只有20余人，其中将军只有一人，情况并不热烈。8月3日国务院再次组织友谊联欢晚会，军事专家及其夫人、小孩都全部出席，情绪稍好。但军事专家组组长П巴托夫却很少笑容，既不多说话，也不主动敬酒，宴会后不打招呼就走了。

  说到人民之间的感情，周恩来所谈绝非妄言，那确实是真挚的，动人的。尽管在政治运动中的确存在一些对苏联专家不尊重、不友好的表现，但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对苏联专家的感情是深厚的，态度是诚恳的，评价也是公正的。接受笔者采访的所有当事人，几乎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了这一点。很多老干部和老工人回想中苏合作时的情景，都认为"那时中苏团结一心，生产蒸蒸日上，真是一个辉煌的时期啊"，他们表示特别怀念那段日子。而接受凯佩尔教授采访的大多数苏联专家也同样认为"实际工作中两国关系是真诚的"，他们"对中国人的工作感到满意"，也欣赏中华民族的质朴风格。苏联专家撤离时的动人场面可以说明这一点。

  大连造船厂的专家撤退前，没有按照苏联政府要求的将全部图纸和资料带走，而是把正在生产制造的导弹潜艇、反潜护卫艇的所有图纸和资料都jiāo给中国技术人员，让他们尽量抄写和记录，说能留多少就留多少，能记多少就记多少，他们不想就这样把图纸、资料带走。在二○二厂负责培训中方核部件研制人员的有30多位苏联专家，他们听到撤离的消息后，很多人向中国技术人员表示，中国需要了解的东西，他们知道什么就告诉什么，能留下多少，就留下多少，绝不保留，他们把这种作法叫"挤牛nǎi"。在海军工作的许多专家临走前表示了依依惜别之情，一位曾得过列宁奖章的苏联战斗英雄还流下了眼泪，甚至有人到了火车站还把一个小纸团塞给送行的中国人员——那是中方曾向他索要的技术资料。

  第五部分 19.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苏联专家（…

  这种情况之普遍，以致国务院专门为此发出通知，对于主动提供技术资料，甚至亲自动手帮助抄录资料的苏联专家，"必须尽一切可能，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以保护，以免造成对他们返国后的不利情况"。《通知》要求：一、各单位不要向专家索取原来属于专家所有的技术资料、工作笔记和教材等，除非专家主动借给或送给。二、对于向专家借来的资料进行抄录或拍照时，应严格保密，注意务使资料保持原状，必须选择政治上绝对可靠的人员去做，并禁止在专家招待所内进行。三、所借资料一定要将原件按时归还，不可拖延时日，以便保护专家。四、切忌对个别专家表示出过分的热情，凡需要避嫌的地方，都不要勉强行事，以免引起不良后果。

  很多专家回国后还与中国朋友保持着密切联系，甚至在一些专家子女与他们的中国小朋友之间也保持着这种纯真的友谊。郭德瑜先生接受采访时激动地向笔者讲述了他与一位二机部专家的孩子沃瓦的友情：分别时他们互赠礼物，还合影留念。沃瓦回国后他们一直用中文和俄文通信，郭先生至今还珍藏着沃瓦寄来的明信片和信件，虽然现在沃瓦已经杳无音信——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迫断绝了与沃瓦的联系。

  据俄国档案记载，在离别之前，军事专家组组长П巴托夫大将与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进行了4个小时的会晤。在友

  好的气氛中，巴托夫谈了自己对中国军队在战役、战斗、政治及技术训练方面的意见和建议，特别是坦率地指出了空军和海军工程技术人员培训中存在的问题。罗瑞卿所强调的也是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国际主义友谊，以及苏联专家离开中国不会破坏这种友谊。该文件还提到，中国方面"对苏联专家的欢送特别的热烈，中国同志人山人海地聚集在火车站送行"。

  导弹专家萨韦利耶夫上校也讲述了火车站欢送的场面：局里所有的军官都来给我送行。很多很多的鲜花，还有管乐队演奏。当火车起动的时候，我的翻译哭了，我也非常伤心。一位在教育部工作的专家临走时说："我爱中国像爱我自己的祖国，并准备为她献出我所有的一切。""我一生中的理想就是过几年再来中国，哪怕一个月也好。"

  所以，赫鲁晓夫撤退专家的粗暴行动，本意是借撤退专家打击中国，警告中国领导人，实际上伤害的是中国人民的感情，同时对苏联本身也并无利益。首先认识到这一点的不是别人，而是苏联外jiāo部和驻华使馆。召回专家的想法首先在远东司受到了冷遇。远东司认为这样做会被中国人看做是施加政治压力。于是，他们打算将关于这件事的几页公文束之高阁。一位副司长将照会草稿连同所有与此相关的文件锁进了自己的保险柜，指望过上一段时间领导人就会冷静下来。然而，他们等到的却是上级领导的催问和呵斥，于是保险柜不得不打开。当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接到撤退专家的通知时，也感到非常"震惊"。他向莫斯科发出紧急电报，认为"撤退专家是违反国际公约的"，如果必须结束援助中国的工作，至少也应让专家留下来直到合同期满为止。在苏联国内，也有许多官员认为这是一种在感情冲动下形成的外jiāo政策。曾任驻华总顾问的阿尔希波夫就在国内正式发表意见，反对苏联撤走专家。时任苏联外jiāo部远东司副司长的贾丕才回忆说：一些头脑清醒的活动家曾试图让人们注意，赫鲁晓夫在不久前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曾批评斯大林从南斯拉夫撤回专家，而现在他本人又这样做，这是对我们的一种嘲弄。但是这些意见没有得到重视。

  第五部分 20.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苏联专家（…

  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听到照会后，虽然多数人表示支持政府的做法，但也有不少人对此感到震惊，有人认为中国的照会很有力量，苏联的照会不符合事实，是借题发挥，有人认为突然撤退专家是背信弃义的行为，甚至有人在酒后对赫鲁晓夫破口大骂。当时在昆明冶金和陶瓷研究所工作的化学家米?科罗契柯回忆说："作为1960年被突然地令人吃惊地命令回国的人员之一，我可以证明，对这一行动感到气愤的并不仅仅是中国人。我所认识的在中国工作的科学家和专家，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对合同未到期就被要求回国感到十分不安。驻北京的苏联代表说，当听说命令我们回国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我们对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感到不满时，其他人和我一样，几乎无法掩饰自己的吃惊。实际上，我们中很少有人在其一生中能过得像在中国这样好。我们的中国同事更是迷惑不解。他们一再追问我们为什么要走，追问有什么办法可以使我们不走。"

  到8月底，在华苏联专家及家属全部撤退完毕。然而，中苏之间关于这一事件的责任由谁来负的争论还未结束。

  1960年9月21日，罗贵波副外长向苏联驻华使馆递jiāo了中国政府的第二个照会。中国政府表示拒绝接受苏联的指责，并列举详细事实反驳了苏方的指责。照会指出，苏联政府说召回专家的决定是根据他们的意愿作出的，但在华专家从未有人向中国政府或有关单位提出过类似的要求，苏联使馆也从未反映过这方面的意见。所以，问题的实质是中方在专家中宣传了同苏共立场相矛盾的观点，而是苏联政府想利用召回专家的做法向中国施加压力。"事实无容置辩地说明，苏联政府对片面破坏协议的行为在法律上、道义上和政治上所负的全部责任，不管大使馆来照如何辩解，都是无法逃避和推脱的"。会见时，苏达利柯夫表示，"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需作仔细研究。使馆全体工作人员都希望我们两国的关系友好。现在邓小平同志率领代表团在莫斯科，可以在更高级水平jiāo换意见"。"我们两国的友谊对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进展有很重要的影响，并将对整个人类共产主义运动起愈来愈大的影响。只要在马列主义的基础上，相互间希望在这方面努力以维护友好关系，那么就没有什么问题。而这种友好关系无疑地会得到维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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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6日，苏联使馆递jiāo了关于撤退专家的第三次照会。照会进一步列举事实重复以前对中国的指责，认为苏联专家是被迫撤离中国的，并希望中国方面对于召回苏联专家的真正原因作出正确的结论，因为"对这个问题采取合理和客观的态度将有助于发展和加强苏中关系"。双方在递jiāo照会的会谈时，继续进行了长时间争论，都谈到这件事伤害了两国的关系和两国人民的感情，但都为自己的政府辩护，要对方对此承担责任。此后，中苏双方均表现出和解的意向，并在莫斯科共产党代表会议期间举行了高层会谈。在这样的背景下，12月10日，外jiāo部向陈毅和周恩来提出了对苏联第三次照会的处理意见。报告说，对苏联照会的复照已报总理审批，尚未发出。"考虑到莫斯科兄弟党会议后出现的新情况"，外jiāo部主张对苏方第三次来照暂时不予答复，将来有必要时再复。"理由是：（1）对苏方第三次来照我代表团在莫斯科兄弟党会议上已经给予了驳斥；（2）如现在再予驳斥和当前两党两国关系的气氛不太吻合；（3）第三次复照主要是谈是非问题和责任问题，估计苏方是不会承认错误和承担这一责任的，如果我们发出第三次复照，苏方还会来第四次照会，如此纠缠下去，在目前亦无必要。至于因撤退专家引起的后果问题可以在将来的谈判中解决。同时，我暂不复照并不等于问题的了结，将来有必要时还可再去复照，主动在我。"

  至此，中苏之间关于撤退专家的争论暂时平息了，直到三年后在中苏政治大论战的高潮中才翻出老账，旧话重提。至于说到苏联全面撤退专家对中国经济建设的负面影响，过去似乎估计过高。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中国官方过分强调了苏联撤退专家在造成1960年代初经济困难中的作用。实际上，如前文已经指出的，从1957年起，在经济援助领域的苏联专家就开始逐渐减少了。如果说专家撤离造成的困难，那么主要也是在军事工业系统，因为第二个五年计划重点发展的是国防工业，在这方面聘请的苏联专家也最多。根据苏联驻华使馆1960年年度工作报告中引用的数字，截至1960年7月1日，在中国的44座城市和34个部委系统中有1292名苏联专家在工作，就经济专家而言，一机部467人，二机部252人，冶金部101人，水电部60人，化工部37人，地质部和地质总局27人。此外，医疗保健系统21人，教育部系统28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从事经济建设的1150名苏联专家当中，80%以上的人在国防企业或与国防工业相关的部委（如一机部、二机部）、企业和科研机构中工作。而在煤炭部、石油部、农业机械制造部、建设部、轻工部、农业部、农垦部以及铁路运输和通讯等部门，都只有1-7名苏联专家工作，在水产部、粮食部、纺织部等系统，则已经没有苏联专家了。所以，对于中国的经济建设来说，苏联专家的撤离是有一定影响，但造成1960年代初经济滑坡和供应紧张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自己的政策失误，而与苏联撤退专家没有直接关系。

  正如有些俄国学者批评的：撤退专家并非是出于需要，而是赫鲁晓夫的毫无理智的行为，这给中苏关系造成了重大的损失，甚至成为中苏分裂的重要原因。著名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麦德维杰夫曾经评论说：赫鲁晓夫撤退专家是一种愚蠢的行为，其理由也是站不住脚和含糊其辞的，而且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使得中苏关系走到了无法恢复的地步。不管怎样，到1960年底，在中国大地上只剩下1名苏联专家了。

  苏联专家在中国的历史就这样结束了，由这些专家维系和传递的中苏友谊也从此消失了，留下来的只是人们的思考和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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