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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十一章 江舟谈玄 6

  王弼的社会观是“名教出于自然”。这是玄学社会观的主流。

  玄学家要自由。可是人人都自由了。庄园里的农奴也自由放达了,庄园生产怎么维护!自由主义者岂不饿死了。自由论者强调个人顺从和利用自然,只研究人性论和世界观的关系,这中间缺失了社会观一环,这使得他最大的缺陷是没有可行的社会观。

  道家的理论家老子在《道德经》中,极力否认社会规律的存在。但是做为道家的实践者,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却并不完全否认社会规律的存在。《慎子》中有《德立》一篇,而道家的行政经典《管子》中有“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这句话出自《论语》或《礼记》。

  玄学在实践中服从自然规律,而且前面说过他的自然规律就和道家的自然规律不同,玄学的自然规律“以无为本”是核心,将对世界的看法当成虚幻。这样他们和儒家的观点显得比道家还格格不入。因此,如何把儒学拉进玄学的马车上,成为早期玄学家需要克服的最大课题。因为孔子的书中从来没有提到过要服从天道。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荀灿提出‘言不尽意论’。他的意思是说,人通过自己的话语不能把自己的意思表达清楚,以此来说明孔子并没有把自己内心中的‘道’表达出来,因此‘六经尽糟粕’。想以此既不否定孔子,又将与玄学相矛盾的儒学著作排除在外。但他这个说法没人同意,如果真个‘言不尽意’,那这帮玄学家也不用著什么书了。这个方法行不通。

  如何将儒学的社会观带入玄学的世界观这是玄学的最大难题!

  王弼去拜访当时清谈界的领袖裴徽。裴徽一见到王弼便特地拿当时清谈的“重要课题”来考验他,问说:“‘无’是万物生成的来源,这已经是大家的共识了,但是,孔子不去说它,而老子则整本书讨论个不停,这是为什么?”

  只有十七岁的王弼说:“孔子知道‘道’是无法完全言表的,因此孔子从不言‘道’。但是他的每一言,每一行都表现出‘道’的最高境界。而老子似懂非懂,才唠叨个没完。”(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无所不足。)

  王弼的说法如晴天一声雷,震惊了整个玄学界,我前面说过,玄学的唯心世界观和人性论很难指导社会大众。所以,在宗教还未显达之前,玄学只有紧抓‘有为’的儒学社会观。因此,如何把孔子的理论为玄学所用,成为当时一个重大的难解课题,这也是玄之所在。

  孔子是只做不说,王弼的说法使玄学家强行攀附上孔子和儒学,使玄学家们激动地热泪盈眶。当时的泰斗级人物裴徽c傅嘏震惊不已。何晏大为称赞,他说:“孔子曾说‘後生可畏!’像王弼这个人啊,年纪轻轻的,却可以谈论‘天人之际’这样的大问题了啊!”

  王弼的说法既肯定了孔子的儒学现实观(社会观),又确定了玄学更高地位,为其的‘名教出于自然’打下基础。其实质就是将玄学的世界观和人性论与儒学的社会观相结合,达到一个完善的社会理论。但是,由于玄学的世界观向玄c向唯心进化,它和儒学的社会观的结合属于一种牵强附会,不得已而为之,一旦宗教到来,它将和儒学说再见。因为玄学和佛学有着近乎相同的世界观,以无为本,紧接着就应该是四大皆空,以有为空,玄学成为向唯心学说靠近的‘过度’学说。

  王弼的社会观是“名教出于自然”。这是玄学社会观的主流。

  名教即儒学,玄学家把儒教改了个名,叫名教,意为正名分之教,只突出了儒学的社会性,不再是最高理论,最高理论让给玄学。儒学只是社会的最高理论,不再是世界和人的最高理论。

  名教出于自然,这句话是把儒学的社会观借来用。玄学最主要的社会观就是‘名教出于自然’,这是向儒学社会观‘妥协’的结果。这个观点最被玄学家重视。后来还有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还有郭象的‘名教即自然’,但不被重视。

  “以无为本”,奠定了玄学的基础。王弼的‘以无为本,以有为末’不是一整套唯心的世界观。前一句唯心,后一句唯物。以有为象,以有为体,玄学家大多不承认。反而承认老子的“无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就是‘无中生有’。

  玄学‘玄’就玄在承认唯心的“以无为本”,却不敢否定“有”(万物)的存在,这是一个矛盾体。

  古代学说的世界观看似提纲挈领,其实他的世界观是为它的社会观服务的。这时候拥有唯心社会观的佛教虽然已经传入中国,但是还没有流传开,在社会上没有取得成功的先例。直到西晋佛学还处于佛经‘翻译’阶段。这样当时成熟且可行的社会道德只有儒家学说,所以玄学当时想附着在儒学之上,就无法否定‘有’,就无法得出以‘无’为本,以‘有’为像(空)的唯心最终结论。

  玄学的世界观与当时可行的儒学社会观产生明显的矛盾。其认为大自然以‘无’为本,但却也不敢否认‘有’的存在性。儒学道德是一个有为的‘社会观’,如果把‘有’仅仅的化作一个影像,就不能和儒学社会观相兼。

  玄学之所以玄,就是因为其核心是以无为本,但却不敢,也不能喊出‘以有为像’。所以玄学的终极观点‘以有为像’没有被玄学家们接受。王弼也说有不可以为像。

  玄学的社会观仍然逃离不了儒学。因为,你无论让国家无为之治,你的家族内部,庄园内部的活动一定是有为的。玄学最主要的社会观就是‘名教出于自然’,就是向儒学社会观‘妥协’的结果。这一过程还非常复杂曲折,最终还是由王弼完成。

  自由派哲学不能成为统治思想形态。因为以他这种‘自我’的世界观无法提炼出可行的社会观。何晏c王弼的思想使统治者更加放肆。以前‘德教’使官员以求贤为最高目标,退而求其次,求虚伪。(虚伪总比裸的抢杀要强的多)。让天下的坏人先变成伪人,世界将更美好。以色列你能不能虚伪点,不要再裸的杀人了。

  王弼死的时候也才二十四岁,他的理论过于偏激了,完全的‘无为’,只代表了最高士族的利益,他的说法不要说寒门不同意,就是士族阶级也不认同。三等的士族还想奋斗成为二等的士族。二等的士族还想成为一等名士。世间万物无时无刻都在动,即使人坐在椅子上相对的静止,其实你的身体也在不停的转动,疯狂的衰老。人必须是“有为”的,三天不吃东西就会真正的静止。

  有人说什么阶级不阶级,思想学术与政治无关,可是王弼的思想是用来指导政治的,所谓“以静制动”c“以静治国”c“无为之治”。

  王弼出身名门高族,其爷爷(继祖父)是建安七子之首的王粲。王粲四十一岁死的时候,曹丕带文武大臣送葬,曹丕在墓前对送葬的大臣们说:“王粲好听驴叫,你们都叫一会儿。”

  于是一片驴叫之音!

  贵族士族大庄园主,大企业家的思想学术的核心一定是‘自我’的自由。首先他有自由自在生活的能力。第二,可以使他们更方便的挣钱,哪里有价差,他们就可以带上资本去哪里。所以贵族士族的思想学术一定以自由为核心。

  而穷苦大众,首先是要生存,别被克扣工钱;辛苦十年,升个小科长的时候,别被有后台的人算计。平民的思想学术以社会公正为核心。

  中国儒学起于战国世袭贵族衰弱之时,成熟于宋之后的小农社会。所以儒学形成了一种“公正”思想。甚至有时还走进极端,如不患贫,而患不均。

  由于我国在魏晋南朝是贵族社会,这一时期出现了自由思想,不被后世小农学者理解。社会变了,怎么理解?小农社会号称‘富不过三代’,怎么理解那个‘一富贵就是十几代的时代!

  这个自由思想以维护贵族利益为主,也波及到劳苦大众。这和明末以王夫之为代表的自由思想是不同的。

  子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

  王弼在后面注上:民之远于仁,甚于远水火也,见有蹈水火死者,未尝蹈仁死者也。

  这表现出王弼作为高级士族的过度自信与张扬。孔子的意思是:我见过掉进水火之中而死的;没见过掉进仁爱之中而淹死的。王弼却展现出极端的讥讽:我见过踩踏水火而死的,没见过践踏‘仁爱’而死的!

  历史就这样和王弼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恰恰他自己就是那个踩踏‘仁爱’而死的一位。王弼依附曹爽,常仗着年轻气盛,能言善辩而欺辱士大夫。司马氏政变成功后,先把他这一伙人革职,打发回家。然后再一个一个的杀,形势再明朗不过。可是还没轮到他,二十三周岁的王弼就先被吓死了。

  您有没有被他人的不道德行为伤害过,他们应该在您面前讲道德。所以除了您一个人外,所有人都该讲道德!任何可行的思想学说都要向社会‘道德’妥协。

  自由是人的需求,必须由社会维护。道德是人对人类社会的妥协。他人的不道德行为一定会干扰你的自由。

  悲催的是,他人的自由行为也可能干扰到您的自由。你的儿子逃学,女儿早恋,媳妇出·轨。不得不说,这也算人家的自由。

  道德是人对人类社会的妥协,道德保障了您的自由。道德是人对文明的认知。我的说法和康德不同,康德认为道德是人内心深处的东西。我认为道德是对他人自由的妥协,最终用来保障自己的权益。

  王弼的“以无为本”,支持治国‘清静无为’的观点;而“名教出于自然”的社会观又不否定庄园生产的‘有为’。这被士族广泛认可。因为这维护了士族的利益。政府只需收税,民众由士族庄园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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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王弼的‘名教出于自然’是玄学社会观的主流。但是玄学还有一左一右两个观点。

  左的是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指人性的自然放达是超越儒学的,大胆否定儒学社会观。

  玄学第二个观点是“越名教而任自然;审贵贱而通物情”。这个观点是说:不把世俗观念放在心上,就能顺应本性,超脱自然。通情达理,所想不拘泥于,便能看透富贵贫贱。

  一个贫苦人,家中没了粮食,老婆在闹,三个孩子在哭,你让他去那里‘守静去燥’。个人主义者的的理论是用来指导精英的。那其他人怎么办,其他人跟着精英走就行啦。

  嵇康当然也知道,所以他在这句话前面加了一个限制词‘夫君子者’。就是说君子才能这样。小人不行,你还要在农田里拼命。其实就是贵族可以放达,别人不行。

  这个观点是向士庶天隔,人分等级又大胆的迈进一步。(士庶天隔这一名词正式提出,是在士族没落之后,刘宋之后)

  这个观点就更加个人主义,甚于否定儒学社会观。在晋朝,儒学最衰微时,仍被人们称为圣教。孔子仍被奉为圣人。王弼讽刺儒学,但还认为孔子是圣人,而老子不是圣人。可是‘越名教而任自然’这一派只崇尚庄子。追求自由,放达,富贵长命。任何一个有生命的思想流派,都不能否定社会道德。这一派否定社会道德,不被大多数士族接受。

  嵇康要求社会‘清静无为’,不要认为他自己就是清静无为的。史书记载,两次客人来访时,嵇康都在灼热的火炉边‘炼铁’。绝不是因为他有这个爱好,这只表示庄园主们对优良铁器的渴求。炼铁是那个时代最尖端,最需要的科技,还是军火。

  提出这个观点的嵇康,幻想了一整套长命百岁的心法,可是他在39岁时被朝廷杀了。过分自由的无政府主义是不被任何社会认可。西方的自由也是以经济自由为核心的。西方自由的基石是1961年的《资本主义与自由》,这里讲的是自由经济,但是他们对外却宣称自由是普世价值。当你若相信之后,他会把你推进教堂,说十字架上的老头才是普世价值。因为西方的社会观来自宗教。(笔者认为真正的普世价值只能是仁爱c正义和一切围绕人的权益。)

  玄学最后一个‘社会观’的观点是郭象提出的‘名教即自然’,指儒学就是玄学这个‘道’。有人说,这个说法使儒玄溶合。其实郭象是在生搬硬套,把玄学往回拉。希望玄学融入儒学。玄学的道是自然规律;儒学的道通常指社会规律。名教即自然,驴头不对马嘴。

  郭象的说法在前期不被人接受,他的说法严重违背玄学的世界观‘以无为本’。可是,永嘉之乱中士族被无情杀戮,使士族看清一心追崇自由,而抛弃责任的危害。‘名教即自然’这一观点开始被看重。后来这一观点影响也不大,因为没多久佛学兴起,佛学社会观相比于儒学的求仁求义,更符合贵族的天命论(士庶天隔)。

  玄学和宗教有极强的互补性,他们之间就像儒与道。我们把理论的探讨放到下一节。这里只简单说一个现象。

  玄学家用玄学的观点指导庄园内成产,让上千部曲和奴隶自由c放达的耕种,显然是搞笑的做法。

  用儒学的仁爱,正义也不好使。庄园主对农奴没有爱;农奴对庄园主也就谈不上义。

  虽然庄园主靠的是权利的鞭子,但是他也要在思想上安抚一下众多的部曲。只有神学最好使,神学可以说“不要羡慕贵人,人家上辈吃过苦,你这辈子好好干,下辈子也当贵人(轮回说)”。或者说:好好干活的死后到西天极乐世界享福,还能上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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