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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9 章

  埋怨中共,不及早切实纠正工农运动的过火行为,不约束他们侵

  犯军人家属的行动,以致激成这次的事变。他们批评湖南工农组织虽然庞大,究竟是不堪一

  击的乌合之众。他们不赞成国民政府出而制裁许克祥,以免失去军人的支持。这确是一个关

  键所在,使所谓guó mín dǎng左派暴露出其向右的倾向;他们似觉得除随着代表地主利益的军人们

  走以外,是别无选择的。

  对于鲍罗庭,马日事变无异是一颗正中要害的zhà弹。他十分震惊,而又无可奈何。他向

  中共中央政治局表示,现在事情是弄糟了,许克祥已经占了上风;如果我们发动反攻,这将

  是一场战争;既无胜利的把握,又将增加武汉局势的危机。幸好唐生智还不赞成许克祥的行

  动,许也表示仍然服从唐生智,因此还有转圈的余地。他提议由他会同国民政府的代表,前

  往长沙先行调查,以期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傅能维持武汉的大局。我们的中央在无办法中,

  也就只好接受了鲍罗庭这个建议。

  鲍罗庭大约是在事变发生后的翌日,向国府要人们表示,长沙的事变不过是一个地方事

  件,国府似乎要派大员前往调查,他愿偕同前往,设法平息双方的争执。国府要人们在无办

  法中,认为这是一个差强人意的办法。于是武汉各报大肆宣传,“鲍顾问愿亲往湖南,调查长

  沙事件”,成了安定人心的一帖yào。可是许克祥表示拒绝,使鲍的长沙之行,也无法实现。不

  到几天,武汉政府派往长沙去的调查团谭平山陈公博等,行至岳州,也被许克祥挡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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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克祥这个实干军人,不理武汉政府那一套;以一不干二不休的精神,继续展开他的攻

  势。他乘势联络了留驻湖南的五个团,一致fǎn gòng。他进而占领guó mín dǎng湖南省党部,另行组织

  了一个“护党委员会”,实行清共③;其做法与蒋介石在上海等地的行动如出一辙。他指派大

  批土豪劣绅为清乡委员,协同军队,分赴各县,实行清乡,用比农民协会对付土劣还较残酷

  的手段,来实行报复。

  中共湖南区委在马日事变后,曾通令各县农民协会率领农民武装,向长沙反攻,声讨许

  克祥;后因接到中共中央“应由国民政府和平解决”的命令,临时又发出停止进攻的指示。

  平江浏阳一带的农民队伍因没有接到停止进攻的命令,依原计划向长沙逼进;但因步调不一

  致,致被许克祥部所击溃。这件事后来成为中共内部的一个大争论。湖南区委说他们原持坚

  决斗争的原则,但为中共的命令所阻止。而中央有些同志则指摘湖南区委书记李维汉等,没

  有事先防范马日事变,是机会主义的表现。

  五月二十九日,唐生智公开发表了转变态度的通电。他表示fǎn gòng,电文中指出“湘省党

  务悉为跨党暴徒及本党不良分子所cāo纵”。他一改向来容忍中共在湖南活动的态度,表面上是

  受部属要求的压力和马日事变既成事实的影响;实际上似是大势所趋,他个人蕴藏于内心的

  真意,到了可以表面化的时候。他仍希望捧着汪精卫反蒋,他的fǎn gòng态度的表明,是否事先

  得到汪的同意固是疑问;但汪从此采取向右转的态度,则是明显的事实。武汉整个局势的转

  变,也以此为标志。唐生智再不是鲍罗庭的支持者,而是汪精卫门下“被夹攻中”的健将了。

  正当中共遭受到严重的打击陷于被围攻的时候,共产国际的一份有名的电令,于六月一

  日到达武汉了。这个电报是根据斯大林的意旨,打给鲁易和鲍罗庭的。其内容是:一、实行

  土地革命,从下而上又从上而下的来没收和分配土地,但不要侵犯军官的土地;二、由党的

  权力机关,纠正工农运动的过火;三、消灭现有的不可靠的将领,武装两万共产党员,和从

  两湖挑选出来的五万工农分子,组织新军队;四、将新的工农分子安排到guó mín dǎng中央委员会,

  去代替原有的委员;五、组织革命法庭,由一位著名的guó mín dǎng员任主席,来审判反动官吏④。

  这份电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宣读的时候,所有到会者都有啼笑皆非之感;一致觉

  得这是无法执行的。有的表示莫斯科太不懂武汉的情形了;现在如何谈得上制裁不可靠的将

  领和武装工农?有的表示要实现这个电令中所说各节,那就非中共单独干起苏维埃不可。可

  是莫斯科仍希望guó mín dǎng左派和国民政府能干这些事。有的表示这个电报是太迟了,是在“放

  马后pào”,为推卸共产国际的责任预留余地,其实,莫斯科对于湖南农民正在流血一事是应当

  知道了的。我也曾表示现在武汉局势整个在右倾,国共合作的政策快要完蛋了,还幻想武汉

  政府能干出这些伟迹出来,真是海外奇谈。鲍罗庭和威金斯基都曾确切表示,这个指示一时

  无法执行。鲁易也在这个会议上表示了难于实现的看法。因此,会议一致决议,回电莫斯科,

  告以无法立即付诸实施。

  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想法,大致是依据共产国际维持与guó mín dǎng左派合作的政策之下,

  企图挽救已经笼罩着武汉的右倾危机。唐生智那时还采取两面派的态度,一面通电fǎn gòng,一

  面又向武汉国共两党要人表示不满许克祥的越轨行为;他自己要继续遵守孙总理的三大政策。

  冯玉祥的态度还没有明朗化,我们还希望冯玉祥能支持武汉的左倾路线,汪精卫等人似也还

  未完全走到fǎn gòng方面去。因此,我们觉得莫斯科的调子唱得不合时宜,现在如果能做到维持

  反蒋阵线,武汉不致公开分共,中共就只有在工农运动不继续受到摧残的条件之下,付出相

  当让步的代价;来维持这个国共合作的局面。否则,只有根本改变这个政策,中共单独干起

  来;不仅反蒋,而且反对武汉的动摇分子。

  不料正在这个紧急关头,鲁易的一个不可理解的行动,使时局更形恶化。他事先没有与

  任何人商议,将共产国际的机密电报,jiāo给汪精卫看;并依汪的要求,送给他一个副本。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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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科这个电报似是没有明了马日事变已使中共处于四面受敌的地位,以为鲍罗庭等还能左右

  时局,所以电令鲁易和鲍罗庭指导中共奋起反击,以夺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不用说,这个

  电报是不能向外公开的。鲁易本人并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个电报,明知已复电暂不执

  行,竟反而将这个电报jiāo汪阅看,使人殊难理解其用意所在。

  究竟鲁易为甚么这样做,当时我们觉得他是太过于“书生”了。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一

  直无法贯彻他的主张,不免使他苦闷。可是汪精卫老是敷衍他,同时汪的诚诚恳恳的外貌和

  慷慨激昂的革命言词又是具有吸引作用的。鲁易本着他贯彻共产国际指示的天真愿望,很可

  能没有看出汪的态度的转变,因而希望在汪的身上创造一些奇迹出来。他似也想在这个单独

  的行动中,证明他主张的正确和鲍罗庭等人看法的错误。

  可是汪精卫的反应却出乎鲁易意料之外。汪曾向他指出这个电报的内容违反当年的“孙

  越宣言”;因为孙越宣言明确指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而这个

  电报却是要中国走向共产。汪并将他所持有的副本,jiāo给他周围的要人们传阅,并表示这证

  明不是guó mín dǎng不联俄容共,而是共产国际违反它的诺言,别具“消灭guó mín dǎng之yīn谋”。

  鲁易这种异动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的时候,我们都非常愤慨。有的责备共产国际,为

  甚么派鲁易这样不懂事的人来指导中国革命。有的指出一切事都被鲁易弄糟了。有的认为鲁

  易这种行动不是极端糊涂,便是有意的叛行。我们觉得如果我们对外为这个电令作辩护,那

  将是猝不及防的决裂;这决不是共产国际所希望发生的事。

  自此事件后,鲁易和威金斯基等人立即在武汉消失了。大概是莫斯科急电他们迅速离开

  武汉,一切jiāo由鲍罗庭应付。可是鲍罗庭也显得垂头丧气,声言要到庐山去休养;并告诉我

  们莫斯科将另派代表来指导中共工作。

  中共中央受到这个打击,实在穷于应付;悲观失望的情绪随着增长起来,莫斯科对于我

  们暂缓执行六月一日电令的要求,并未置答;对于鲁易的异动如何向外解释,也无任何指示;

  似乎明白了它所寄望于武汉左派者,无论在理论上或在实践上,都成为笑料;它的代表鲁易

  更幼稚得可怜的授人以柄,以致一切都难于措词了。中共中央既摸不清共产国际作何决定,

  又不好贸然对外作何主张,显然处于动辄得咎的窘境。当时瞿秋白以健康为理由,也表示要

  到庐山去休养。陈独秀先生认为莫斯科把事情弄糟,又无法善后;露出了消极的意向。其他

  委员也有“屋漏偏逢连夜雨”之感。

  至此,国共的分裂似乎只是时间问题了。马日事变和唐生智等人的态度使汪精卫等倾向

  于分共,鲁易的怪行又供给了分共一个很好的借口。那时汪精卫虽尚未喊出分共的口号,但

  文章的路数已是显明了;事实上也在逐步布置。他抓着真凭实据,振振有词;他似乎不是蒋

  介石的尾巴,也不是唐生智的应声虫,而是为了挽救guó mín dǎng而奋斗。

  冯玉祥表明他联蒋fǎn gòng的态度,使武汉政府的地位,更形不利;也逼使武汉的要人们步

  蒋介石的后尘,实行分共。汪所标榜的和平分共和蒋的清共,在作法上与解释上虽有不同,

  但其为fǎn gòng则一。国共关系的破裂,在guó mín dǎng看来,是对中共篡窃guó mín dǎng的一种制裁;在中

  共看来,是guó mín dǎng人违反孙中山先生的遗训,背叛国民革命的行为。无论双方的看法如何,

  一九二四年guó mín dǎng改组后的第一次国共合作,至此是已成尾声了。

  国共关系的全面破裂,紧随着军事形势的演变而发生。这个时候,南京武汉和由陕西出

  动的冯玉祥军三方面对奉联合作战,节节胜利。五月十六日,张发奎部铁军首先在河南上蔡

  击溃奉军的左翼,奉军向黄河以北败退。五月二十七日,冯玉祥部占领洛阳。六月一日,唐

  生智部占领郑州,张发奎部占领开封。六月二日,蒋介石部占领徐州。

  在对奉作战中,武汉的军队唐生智张发奎部出力最多,尤以张发奎的第四军,冲锋陷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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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极大的牺牲,开创出对奉战争胜利的形势。张部中共党员较多,在这次战役中牺牲甚大。

  受张发奎指挥的贺龙部因有中共党员周逸群等从事政治工作的协助,也在这次战役中卖了相

  当的气力。可是,战争果实的收获者,竟出乎鲍罗庭和加仑的预料,不是武汉,而是反武汉

  的蒋介石。

  河南战役的作用主要是将冯玉祥军从潼关接应出来,而冯玉祥这注珐码此后竟然加在蒋

  介石那方面,使宁汉这架天秤更失去了平衡。曾在北京煊赫一时的冯玉祥,原视奉张为寇仇;

  主张革命内部合作,继续北伐,消灭张作霖。等到他已出潼关,握有河南等省地盘;他就觉

  得赤化之嫌,会不利于他的政治前途;军事实力,才是可靠的凭借。因此,他在政治上的选

  择乃偏向于蒋介石,这是意料中事。

  在冯玉祥看来武汉已是一个朝不保夕的穷亲戚。六月一日,四川军阀中实力最雄厚的刘

  湘,宣布就任蒋介石所任命的第五路总指挥之职,以杨森为前敌总指挥,声言出师讨伐武汉;

  并获得贵州军阀周西成等的支持。而武汉方面自夏斗寅叛变后,长江上游的防务已是非常空

  虚,现在又受着刘湘的军事威胁。六月六日,江西的朱培德因蒋介石的压力和汪精卫态度转

  向的影响,实行遣送中共党员出境。在中共影响下的南昌guó mín dǎng市党部、总工会、农民协会、

  学生会等团体均遭军队检查;中共党员主办的南昌《民国日报》亦被封闭。武汉政府和中共

  遭受这些纷至沓来的打击,更使善观风向的冯玉祥觉得,没有为人分担痛苦的必要。

  反之,蒋介石的势力却如日方中。譬如盘据山西多年的阎锡山一向在北方处于举足轻重

  的地位,在北伐军光复武汉以后,他的代表即奔走于宁汉一带,接洽投靠革命的事。六月六

  日,阎锡山接受南京政府的任命,就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职,通电服从三民主义,这自然

  大大增加了蒋的声势。而且阎锡山在冯玉祥看来,是一个最具实力的邻舍,如果他与他的邻

  舍唱起反调,可能会有严重的后果。

  冯玉祥在未出潼关以前,并未表明他的态度,他在武汉和南京都派有代表,一视同仁的

  进行联系。他在武汉的代表是熊斌,在南京的代表是李鸣钟。当时熊斌在武汉就向人表示过:

  “我们同南京要甚么有甚么,可是向武汉要甚么就没有甚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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