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01 章
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上，虽然因这一政策的执行获致可观的成就；但不能证明如果国共合作
改采联合战线方式，成就不会相等或更大。至于国共混合终于招致了革命势力严重的分裂，
使中国陷于内乱和外侮jiāo相煎迫之中，更是铁一般的事实。实行这种政策的国共两党，都陷
入了纠纷的深渊，终由友党转化为势不两立的仇敌。
后来，在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以后，共产国际还以“天子圣明”的态度，强调这加入国
民党政策的正确；并诬指一切错误都出于中共执行之不当。许多记载往往说共产国际主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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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共采取加入guó mín dǎng，夺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使国民革命获得最后的胜利的政策，是绝对正
确的。只因右倾机会主义者的陈独秀在执行加入guó mín dǎng这一政策时，放弃了领导权的夺取，
才使中国革命归于失败。同时也批评我初期反对这政策的主张，是不愿去争夺国民革命的领
导权，犯了左倾的错误。其实，当时所讨论的，是中共应否保持独立的问题，根本没有讨论
到中共要争取国民革命领导权这一问题。
在这里，恕我要批评瞿秋白几句，他有点舞文弄墨的积习，在那次大会中他极力为马林
的主张找理论根据，因而强调中国是宗法社会、革命目的是反封建、阶级分化不明显等等。
瞿氏这种议论发展下去，可能比马林还要右倾，即是说中共根本无存在的基础。可是他在后
来继陈独秀而领导中共时，再也不提他过去有过的主张，断章取义的说他人都错了，都是机
会主义，只有他自己正确，即是他主张国共两党党内合作是为了夺取领导权。其实“国民革
命”和“guó mín dǎng”两个不同的东西。如果两个政党（例如中国guó mín dǎng和中国共产党）互相竞
争，夺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这是说得通的。如果中共作为一个政党加入到guó mín dǎng里面去，
先夺取guó mín dǎng的领导权，作为夺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的先声，这种对盟友的手段在道义上是
说不通的。怪不得当时汪精卫就曾说过，这是孙悟空对付猪精的办法。
加入guó mín dǎng的政策本身，是一切毛病的根源。当时莫斯科对于中共的指导，事实上是很
混乱的。首先是莫斯科对于中国情况缺乏足够的了解，那些共产国际的首脑们只知“国民革
命的重要”和“革命势力必须集中”这两个空泛的原则，不顾国共两党的实情，硬要将它们
混合为一。一九二三年一月共产国际扩大会议的决议，还强调中共的独立xìng，但后来似受着
越飞、马林等人的影响，它的四月训令显然改变了方向，认为中共加入到guó mín dǎng里面去，是
首要的事，保留中共的独立xìng却成为次要的。换句话说，共产国际的四月训令是中共趋向右
倾的起点。
马林个人的见解比共产国际的训令还要右些。他那时想以撮合国共两党合作的要人身
份，在广州长住下来，要求中共中央移设在广州，以便将三次代表大会的决定立即付之实施。
可是他不够幸运，，遇着了重要的障碍。guó mín dǎng方面对他的主张似并不感兴趣；他们所最感
兴趣的，只是获得苏俄的实际援助；尤其是军事援助，至于全体共产党员加入guó mín dǎng一点，
在他们看来，也许并不是当前的急务。陈独秀先生也不完全同意马林的主张，他坚持中共中
央立即返回上海工作，似不愿羁留在广州为guó mín dǎng的附属品；这也不是马林所能任意左右的。
马林的主张虽大体为第三次代表大会所接受，但却从未实现过。在我看来，即使实现了，
也不会有好结果的。guó mín dǎng一般老党员多具有门户之见，他们对党内的后起者也往往抱有轻
视的观念，即使中共党员加入guó mín dǎng后完全放弃原有的共产色彩，循规蹈矩的为guó mín dǎng工作，
也不免要被视为是身家不清白的异端，那里会允许他们在guó mín dǎng内自由活动？而且一般共产
党员多是自命不凡的青年，其中有些还是原具有guó mín dǎng籍而转加入中共的。当他们过去在国
民党时，多对guó mín dǎng的成规表示不满，现在这些中共党员又都加入到guó mín dǎng去，那里会做安
分守己的“小媳fù”?因此，我们很有理由说这一政策在先天上就是主观的幻想。
陈独秀先生的立场不仅与马林保持相当距离，他还始终怀疑中共加入guó mín dǎng这一主要政
策的正确xìng。共产国际指责他右倾，也是不公平的。因为那时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政策比陈所
主张的还要右倾些。陈先生以较现实的观点出发，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力量薄弱，中共在国民
革命中一时不易起领导的作用，这是事实。但他从不以为中共加入了guó mín dǎng就可以增加中共
力量，扩大中共的活动阵地，反之他认为这是中共方面的一种牺牲，而且也常以引起国共两
党的纠纷为虑：他主要为了尊重共产国际的领导，才接受加入guó mín dǎng这一政策。
我和蔡和森等人在西湖会议时，经过争论后，接受了有条件、有限度的加入guó mín dǎng的政
策，视为是实现联合战线的一种方式。基本上，我们始终站在国共两党形成联合战线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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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在第三次大会时，我们虽然同意扩大中共党员加入guó mín dǎng的范围，但坚持中共组织独立，
单独提出中共自己的政治主张，独立领导职工运动，展开在广大农民中的活动等等，这都意
味着是与guó mín dǎng分庭抗礼的。在那段时期中，máo zé dōng大致上和我们少数派的看法一样。
但是中共中央所实行的政策，是国共“混合”，而不是国共“联合”；我们的主张被搁置
了起来，如果当时中共坚持国共联合，相信是会得到孙中山先生首肯的。在我看来，如果实
行国共联合的话，也许可以避免国共间许多不必要的纠纷。两党联合的形式，可以是平行的，
也可以让guó mín dǎng为大股东，中共为小股东。任何一种形式均可避免两党党员在党内争夺地位
与权势。如果发展得好的话，还可以形成正常的多党的民主制度，这样，也许中国的现代史
就会换一种写法了。
① 见邓中夏著：《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九一九一九二六），第一一二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
五三年第二版。
② 例如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二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就曾指出：“……但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不应与
guó mín dǎng合并，无论如何不应在这些运动中，隐藏自己特殊的旗帜。”
③ 到会代表人数也许不只十七人，但有表决权者，我确实记得只有十七人。
④ 胡乔木著《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第九页及第十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一年初版）和胡华
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第四十五页，都有这类似是而非的记载。
第三章 guó mín dǎng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国共关系的争论，迅即蔓延到中共各地组织。也许国共两党混
合为一这种办法的漏洞太多了，无论在中共党内或党外，它一直是争论不清的焦点。中共中
央的负责人员和我自己于第三次大会后，迅即返回上海；不久，马林也由广州赶来了。于是
在我们党内，关于这一问题的纠纷，又在上海展开。
当时我们党内很重视友谊和团结。领导人之间虽有过严重的争论，但既不愿使艰难缔造
的党趋于分裂，也不愿伤损彼此友谊，因此，都有意寻求协调。我自己就为这种心情所支配
着，始则保持沉默，不继续参加争论；继则从事调解；终则出席了guó mín dǎng全国第一次代表大
会，表示我并无根本反对国共合作的意向。
马林却不相同，他不顾一切的企图贯彻他的主张。他回到上海后，力图压制反对意见，
对我继续采取高压手段，他反对中共中央分派我任何工作，并声言如我继续反对第三次大会
既定的政策，即以纪律制裁，甚至以开除党籍相威胁，其用意无非是针对中共党内一团和气
的气氛，防止中共中央对我有所让步。
可是，马林很快的就离开中国回莫斯科去了。他所以离去，似乎因为他掀起了中共党内
的大风波，共产国际有些不放心了，因而调他回去；后来并解除他原任的职务。他在中共第
三次代表大会所采取的立场，显然并未为共产国际所接受。从此，他再没有来过中国，我也
再没有见过他。
回到了上海的中共中央，在国共合作问题上也面临着不少的难题。第三次代表大会时，
陈独秀先生和多数代表的主张曾得到大多数广东党员的支持，声势颇壮。可是到了上海，情
势显然不同，上海、北京、湖南、湖北等主要地区的多数党员，对于第三次大会的决议却表
示怀疑和责难。不少的党员批评共产国际不懂中国情况，硬要将中共融化到guó mín dǎng里面去；
而且指斥马林胡闹，并且发出要求共产国际撤换他的呼声。
中共中央为说服这些反对意见，真是煞费气力。譬如一向以崇拜陈独秀先生著称的杨明
斋，就曾指斥加入guó mín dǎng的政策，无异是将中共出卖给guó mín dǎng，为此与陈大闹一场，并声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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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愿与陈再见面。这个xìng情耿直的山东人，自请调往甘肃工作，因为那里国共两党均尚无组
织，自然不发生合作问题。中央无法说服他，只有允许他的要求。杨明斋与陈先生大闹的举
动，事前我并无所闻；事后，他曾为我慷慨而言。我虽勉以团结的大义，也无法改变他的初
衷。此后，我再就没有听见有关他的消息。
我在上海闲居了一个多月，一直保持沉默，是我参加中共以来从所未有过的清闲。我对
全面加入guó mín dǎng的政策，在第三次大会上有过保留自己意见的声明，因为我对自己主张的正
确有强烈的自信，不愿依照中共中央的希望，改作积极赞成的表示。同时我也遵守服从多数
的诺言，不继续表示反对的意见；这就只有沉默了。虽然那时传说纷纭，说我反对共产国际，
反对guó mín dǎng，反对国共合作，我也不予答辩。我不愿让我与中共中央间的关系恶化下去；我
也不相信马林的主张能够始终贯彻，我在等待陈独秀先生等人意向的转变。
八月底，蔡和森代表中共中央来看我，他正式通知我马林已被调回莫斯科去了；陈独秀
先生一直不赞成马林那种排斥反对者的态度，而且他也受着党内反对意见的压力，在逐渐改
变原有的主张。他还说到中央和不少同志都以党内团结问题为虑，希望能由中央分派我一项
重要工作，而我又能欣然接受，这样就是证明我和中央之间并无不可消除的芥蒂。我向他表
示，我愿意服从中央的决定，无论分派我那一项工作，我都会接受，但仍保留我原有的意见，
遇有适当时机，再行提出讨论。
由于我和蔡和森谈话的结果，不几天我被邀参加一次中共中央的会议。陈独秀先生以亲
切的态度接待我，表示希望我到北京去担任铁路工会的领导工作，从速建立起一个全国铁路
总工会。我接受这个指派。这样，我们就恢复了已往的和谐。
一九二三年九月初，我又回到北京。那边四十几位同志极大多数都支持我在第三次代表
大会中的主张，也同情我现在的处境。李大钊先生虽然在政见上与我略有不同，但对我仍十
分友善。他遇事多和我jiāo换意见，他告诉我，国共两党都希望他在北方发展guó mín dǎng的组织，
他已接受了这个任务，正在策划进行的方针。我表示赞成他这样做；认为他是国共合作的一
位适当主角。我自己则致力于铁路工会方面的工作，进行倒也顺手。
在北京按期举行的党员大会，每次仍为了国共合作问题而争辩不休。到会者有的表示中
共全体党员加入guó mín dǎng为党员，是犯了原则上的错误；有的强调中共的独立，不愿做guó mín dǎng
的附庸，有的批评中央轻视职工运动；每次都由任主席的李大钊为中央的现行政策略加辩解，
结果多是将这些不同的意见，呈报中央要求解释。我在这些辩论中，要完全置身事外是不容
易的。我只有在会议上宣称：同志们都已知道我的意见，但称应遵守服从多数决定的诺言，
不便继续发表反对意见。
我既是人所共知的中共党内反对派的首脑，代表着强大的反对意见；北京的苏俄人员似
很想知道我的动向和意见。华俄通讯北京分社社长的斯雷拍克，便与我保持经常的接触。他
曾在共产国际工作过，担任威金斯基的助手，与我原是相识的。这次重逢，他夫fù俩对舞显
得特别亲切。我也常到他们家中闲谈。他们虽从未对中共现行政策表示意见，但神情中似乎
相当同情我的见解，我所表示出的意向，也似曾由他反映到共产国际去。
九月底，著名的鲍罗庭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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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采联合战线方式，成就不会相等或更大。至于国共混合终于招致了革命势力严重的分裂，
使中国陷于内乱和外侮jiāo相煎迫之中，更是铁一般的事实。实行这种政策的国共两党，都陷
入了纠纷的深渊，终由友党转化为势不两立的仇敌。
后来，在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以后，共产国际还以“天子圣明”的态度，强调这加入国
民党政策的正确；并诬指一切错误都出于中共执行之不当。许多记载往往说共产国际主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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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采取加入guó mín dǎng，夺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使国民革命获得最后的胜利的政策，是绝对正
确的。只因右倾机会主义者的陈独秀在执行加入guó mín dǎng这一政策时，放弃了领导权的夺取，
才使中国革命归于失败。同时也批评我初期反对这政策的主张，是不愿去争夺国民革命的领
导权，犯了左倾的错误。其实，当时所讨论的，是中共应否保持独立的问题，根本没有讨论
到中共要争取国民革命领导权这一问题。
在这里，恕我要批评瞿秋白几句，他有点舞文弄墨的积习，在那次大会中他极力为马林
的主张找理论根据，因而强调中国是宗法社会、革命目的是反封建、阶级分化不明显等等。
瞿氏这种议论发展下去，可能比马林还要右倾，即是说中共根本无存在的基础。可是他在后
来继陈独秀而领导中共时，再也不提他过去有过的主张，断章取义的说他人都错了，都是机
会主义，只有他自己正确，即是他主张国共两党党内合作是为了夺取领导权。其实“国民革
命”和“guó mín dǎng”两个不同的东西。如果两个政党（例如中国guó mín dǎng和中国共产党）互相竞
争，夺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这是说得通的。如果中共作为一个政党加入到guó mín dǎng里面去，
先夺取guó mín dǎng的领导权，作为夺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的先声，这种对盟友的手段在道义上是
说不通的。怪不得当时汪精卫就曾说过，这是孙悟空对付猪精的办法。
加入guó mín dǎng的政策本身，是一切毛病的根源。当时莫斯科对于中共的指导，事实上是很
混乱的。首先是莫斯科对于中国情况缺乏足够的了解，那些共产国际的首脑们只知“国民革
命的重要”和“革命势力必须集中”这两个空泛的原则，不顾国共两党的实情，硬要将它们
混合为一。一九二三年一月共产国际扩大会议的决议，还强调中共的独立xìng，但后来似受着
越飞、马林等人的影响，它的四月训令显然改变了方向，认为中共加入到guó mín dǎng里面去，是
首要的事，保留中共的独立xìng却成为次要的。换句话说，共产国际的四月训令是中共趋向右
倾的起点。
马林个人的见解比共产国际的训令还要右些。他那时想以撮合国共两党合作的要人身
份，在广州长住下来，要求中共中央移设在广州，以便将三次代表大会的决定立即付之实施。
可是他不够幸运，，遇着了重要的障碍。guó mín dǎng方面对他的主张似并不感兴趣；他们所最感
兴趣的，只是获得苏俄的实际援助；尤其是军事援助，至于全体共产党员加入guó mín dǎng一点，
在他们看来，也许并不是当前的急务。陈独秀先生也不完全同意马林的主张，他坚持中共中
央立即返回上海工作，似不愿羁留在广州为guó mín dǎng的附属品；这也不是马林所能任意左右的。
马林的主张虽大体为第三次代表大会所接受，但却从未实现过。在我看来，即使实现了，
也不会有好结果的。guó mín dǎng一般老党员多具有门户之见，他们对党内的后起者也往往抱有轻
视的观念，即使中共党员加入guó mín dǎng后完全放弃原有的共产色彩，循规蹈矩的为guó mín dǎng工作，
也不免要被视为是身家不清白的异端，那里会允许他们在guó mín dǎng内自由活动？而且一般共产
党员多是自命不凡的青年，其中有些还是原具有guó mín dǎng籍而转加入中共的。当他们过去在国
民党时，多对guó mín dǎng的成规表示不满，现在这些中共党员又都加入到guó mín dǎng去，那里会做安
分守己的“小媳fù”?因此，我们很有理由说这一政策在先天上就是主观的幻想。
陈独秀先生的立场不仅与马林保持相当距离，他还始终怀疑中共加入guó mín dǎng这一主要政
策的正确xìng。共产国际指责他右倾，也是不公平的。因为那时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政策比陈所
主张的还要右倾些。陈先生以较现实的观点出发，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力量薄弱，中共在国民
革命中一时不易起领导的作用，这是事实。但他从不以为中共加入了guó mín dǎng就可以增加中共
力量，扩大中共的活动阵地，反之他认为这是中共方面的一种牺牲，而且也常以引起国共两
党的纠纷为虑：他主要为了尊重共产国际的领导，才接受加入guó mín dǎng这一政策。
我和蔡和森等人在西湖会议时，经过争论后，接受了有条件、有限度的加入guó mín dǎng的政
策，视为是实现联合战线的一种方式。基本上，我们始终站在国共两党形成联合战线的立场
119／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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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在第三次大会时，我们虽然同意扩大中共党员加入guó mín dǎng的范围，但坚持中共组织独立，
单独提出中共自己的政治主张，独立领导职工运动，展开在广大农民中的活动等等，这都意
味着是与guó mín dǎng分庭抗礼的。在那段时期中，máo zé dōng大致上和我们少数派的看法一样。
但是中共中央所实行的政策，是国共“混合”，而不是国共“联合”；我们的主张被搁置
了起来，如果当时中共坚持国共联合，相信是会得到孙中山先生首肯的。在我看来，如果实
行国共联合的话，也许可以避免国共间许多不必要的纠纷。两党联合的形式，可以是平行的，
也可以让guó mín dǎng为大股东，中共为小股东。任何一种形式均可避免两党党员在党内争夺地位
与权势。如果发展得好的话，还可以形成正常的多党的民主制度，这样，也许中国的现代史
就会换一种写法了。
① 见邓中夏著：《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九一九一九二六），第一一二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
五三年第二版。
② 例如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二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就曾指出：“……但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不应与
guó mín dǎng合并，无论如何不应在这些运动中，隐藏自己特殊的旗帜。”
③ 到会代表人数也许不只十七人，但有表决权者，我确实记得只有十七人。
④ 胡乔木著《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第九页及第十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一年初版）和胡华
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第四十五页，都有这类似是而非的记载。
第三章 guó mín dǎng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国共关系的争论，迅即蔓延到中共各地组织。也许国共两党混
合为一这种办法的漏洞太多了，无论在中共党内或党外，它一直是争论不清的焦点。中共中
央的负责人员和我自己于第三次大会后，迅即返回上海；不久，马林也由广州赶来了。于是
在我们党内，关于这一问题的纠纷，又在上海展开。
当时我们党内很重视友谊和团结。领导人之间虽有过严重的争论，但既不愿使艰难缔造
的党趋于分裂，也不愿伤损彼此友谊，因此，都有意寻求协调。我自己就为这种心情所支配
着，始则保持沉默，不继续参加争论；继则从事调解；终则出席了guó mín dǎng全国第一次代表大
会，表示我并无根本反对国共合作的意向。
马林却不相同，他不顾一切的企图贯彻他的主张。他回到上海后，力图压制反对意见，
对我继续采取高压手段，他反对中共中央分派我任何工作，并声言如我继续反对第三次大会
既定的政策，即以纪律制裁，甚至以开除党籍相威胁，其用意无非是针对中共党内一团和气
的气氛，防止中共中央对我有所让步。
可是，马林很快的就离开中国回莫斯科去了。他所以离去，似乎因为他掀起了中共党内
的大风波，共产国际有些不放心了，因而调他回去；后来并解除他原任的职务。他在中共第
三次代表大会所采取的立场，显然并未为共产国际所接受。从此，他再没有来过中国，我也
再没有见过他。
回到了上海的中共中央，在国共合作问题上也面临着不少的难题。第三次代表大会时，
陈独秀先生和多数代表的主张曾得到大多数广东党员的支持，声势颇壮。可是到了上海，情
势显然不同，上海、北京、湖南、湖北等主要地区的多数党员，对于第三次大会的决议却表
示怀疑和责难。不少的党员批评共产国际不懂中国情况，硬要将中共融化到guó mín dǎng里面去；
而且指斥马林胡闹，并且发出要求共产国际撤换他的呼声。
中共中央为说服这些反对意见，真是煞费气力。譬如一向以崇拜陈独秀先生著称的杨明
斋，就曾指斥加入guó mín dǎng的政策，无异是将中共出卖给guó mín dǎng，为此与陈大闹一场，并声称
12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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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不愿与陈再见面。这个xìng情耿直的山东人，自请调往甘肃工作，因为那里国共两党均尚无组
织，自然不发生合作问题。中央无法说服他，只有允许他的要求。杨明斋与陈先生大闹的举
动，事前我并无所闻；事后，他曾为我慷慨而言。我虽勉以团结的大义，也无法改变他的初
衷。此后，我再就没有听见有关他的消息。
我在上海闲居了一个多月，一直保持沉默，是我参加中共以来从所未有过的清闲。我对
全面加入guó mín dǎng的政策，在第三次大会上有过保留自己意见的声明，因为我对自己主张的正
确有强烈的自信，不愿依照中共中央的希望，改作积极赞成的表示。同时我也遵守服从多数
的诺言，不继续表示反对的意见；这就只有沉默了。虽然那时传说纷纭，说我反对共产国际，
反对guó mín dǎng，反对国共合作，我也不予答辩。我不愿让我与中共中央间的关系恶化下去；我
也不相信马林的主张能够始终贯彻，我在等待陈独秀先生等人意向的转变。
八月底，蔡和森代表中共中央来看我，他正式通知我马林已被调回莫斯科去了；陈独秀
先生一直不赞成马林那种排斥反对者的态度，而且他也受着党内反对意见的压力，在逐渐改
变原有的主张。他还说到中央和不少同志都以党内团结问题为虑，希望能由中央分派我一项
重要工作，而我又能欣然接受，这样就是证明我和中央之间并无不可消除的芥蒂。我向他表
示，我愿意服从中央的决定，无论分派我那一项工作，我都会接受，但仍保留我原有的意见，
遇有适当时机，再行提出讨论。
由于我和蔡和森谈话的结果，不几天我被邀参加一次中共中央的会议。陈独秀先生以亲
切的态度接待我，表示希望我到北京去担任铁路工会的领导工作，从速建立起一个全国铁路
总工会。我接受这个指派。这样，我们就恢复了已往的和谐。
一九二三年九月初，我又回到北京。那边四十几位同志极大多数都支持我在第三次代表
大会中的主张，也同情我现在的处境。李大钊先生虽然在政见上与我略有不同，但对我仍十
分友善。他遇事多和我jiāo换意见，他告诉我，国共两党都希望他在北方发展guó mín dǎng的组织，
他已接受了这个任务，正在策划进行的方针。我表示赞成他这样做；认为他是国共合作的一
位适当主角。我自己则致力于铁路工会方面的工作，进行倒也顺手。
在北京按期举行的党员大会，每次仍为了国共合作问题而争辩不休。到会者有的表示中
共全体党员加入guó mín dǎng为党员，是犯了原则上的错误；有的强调中共的独立，不愿做guó mín dǎng
的附庸，有的批评中央轻视职工运动；每次都由任主席的李大钊为中央的现行政策略加辩解，
结果多是将这些不同的意见，呈报中央要求解释。我在这些辩论中，要完全置身事外是不容
易的。我只有在会议上宣称：同志们都已知道我的意见，但称应遵守服从多数决定的诺言，
不便继续发表反对意见。
我既是人所共知的中共党内反对派的首脑，代表着强大的反对意见；北京的苏俄人员似
很想知道我的动向和意见。华俄通讯北京分社社长的斯雷拍克，便与我保持经常的接触。他
曾在共产国际工作过，担任威金斯基的助手，与我原是相识的。这次重逢，他夫fù俩对舞显
得特别亲切。我也常到他们家中闲谈。他们虽从未对中共现行政策表示意见，但神情中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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