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24 章
中国革命能迅速发展，
对苏俄的外jiāo形势有利；因而竟天真的要求蒋介石到北方去发挥不平凡的作用。苏俄这些土
包子军人在鲍罗庭走后，一下要担起折衷的重任，政治手腕过于笨拙，以致引起了蒋氏的反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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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第二是汪蒋间权力的冲突。据在广州的中共同志们的观察，汪蒋在guó mín dǎng内的地位，因
历史籍贯以及人事关系等等因素影响，显然是各成一格的。汪自接替廖仲恺任黄埔党代表后，
有时要与闻黄埔的事务，这就触犯了蒋氏独揽军权的大忌；加之鲍罗庭走后，在对俄顾问的
立场方面、对国共关系、和处理军事财政事务方面，他们间的歧见渐深。这些事在旁观者看
来，固然各有是非；但其主因，仍在军政两雄之不能并立所致。
第三是国共关系的恶化。上面我已说过，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在黄埔内彼此
对抗，双方磨擦有增无已，据中共广东区委会的检讨，认为孙文主义学会的幼稚和偏见，固
毋待论；但青年军人联合会工作上也发生了不少的左倾蛮干的偏差。不过蒋氏心目中并不相
信一向支持他的中共和青年军人联合会对他会有什么异动，可是他对中共军队在各地guó mín dǎng
部和在工农群众中的势力日渐膨胀一点，不免侧目。而且中共自成一组织，在军中的党员并
不绝对听从蒋氏的支配，尤使他大为不安。中共同志们觉得蒋氏这次行动所要反对的主要对
象即使并非中共；事实上中共却成了代罪羔羊。
三月二十日事变由于上述的原因，如此这般的发生了；使广州的政局大为震动，汪系的
人物认为蒋氏的行动是违反孙先生的既定政策，破坏国民政府纪纲的；因而要求抑蒋以便使
汪能继任艰巨。当时国民革命军的六个军，除第一军以外，对蒋似有或多或少的不满。客籍
的第二第三第六军有些将领，觉得如果失去了汪的领导，他们更不能获得与第一军平等的待
遇。实力较雄厚的第四军原系粤军系统一脉相传下来的，更有“浙江人外江佬排挤广东人”
的反感。一般说来，受到打击的汪氏是获得较广泛的同情；但因汪已不露面，群龙无首，支
持汪的人多意存观望，仅仅发发牢骚而已。
在广州的中共同志们，对这一事变更是愤慨良多。不少人要求联络各方势力，予蒋氏以
反击。也有人责备广东区委专支持蒋介石，视黄埔为军事建设的中心，忽略了各军的平均发
展，以致酿成今日的局面；当时在广州的máo zé dōng就有这种看法。恽代英等更认为这一事变证
明中共在guó mín dǎng内合作的政策，已宣告破产；亟应改弦更张。但一谈到目前应如何做的时候，
同志中则多觉得现在并无足以领导反蒋的人，也没有可以挺身而出的实力者。如果要中共采
取主动来抑制蒋，则不特力有未逮，对国民革命的前途也并不是合算的。
而且在广州的苏俄军事顾问们事实上已对蒋采取了让步政策；为蒋氏所不满的季山嘉已
离开广州。据熟悉内情的周恩来和张太雷告诉我，俄顾问们是要等鲍罗庭回广州来设法亡羊
补牢；当时俄共派来广州考察的依文洛夫斯基等十余人也于三月二十四日离粤回国，他们行
前曾向蒋氏表示继续合作的意向。留驻广州的俄顾问们对蒋更表示恭顺，似是顺水推舟，促
成蒋氏成为中国的拿破仑。
在这动dàng不定的局面中，我只有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法，提出一个简明的方针来应付。在
中共广东区委会紧急会议上，我曾报告中共中央根据全国政治形势，决定采取妥协的政策；
要求同志们一致遵行。对蒋应表示让步，同志们对外的言论和行动不可再有参差。我的这种
建议获得了他们一致的支持。
接着，我由周恩来陪同去看蒋介石将军（时间约在我抵广州后的第三天），与他直接谈判。
黄埔是我多次到过的地方，也在那里向学生们讲演过。这次旧地重游，有点今非昔比之感。
蒋氏很客气的接待我；我们一面谈话，一面共进午餐。
我首先告诉蒋氏，我是代表中共中央特来看望他的。说明中共始终支持他，希望彼此仍
能精诚无间的合作；使广东局面更加稳定，进而达成统一全国的革命愿望。蒋氏也表示了类
似的意向。我进而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外间都希望他能与汪继续合作，不知他对此有何意见；
二是黄埔同学中的中共党员一向是爱戴和服从他的，他们犯有错误，不知道他将如何教导他
们。蒋氏对第一个问题，没有具体的表示；对于第二个问题则说：“黄埔学生中的中共党员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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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的好学生，我素来爱护他们，一定要重用他们的。”我们的谈话在轻松气氛中结束。
我向蒋氏所提出的两个问题，原系广东区委会上所共同决定的。蒋氏素不愿意多说话，
总是保持着一种好像身负重任的严肃态度。他那次谈话，至少明白表示了并无彻底排斥中共
的意向。至于他对汪精卫的态度，原系guó mín dǎng内部事务，我们觉得对汪有一种道义上的责任，
要向蒋公开提出来；但也预料他不会有具体的答复。
我对蒋氏这次亲善访问，使彼此间的关系趋于和缓。在那次谈话后，他下令在黄埔内组
织一个高级训练班，收容前此被调离职守的五十多个在军中任职的中共党员，并委周恩来为
班主任。当时周恩来的地位是很尴尬的，他被免除了黄埔政治部主任的职务，声望大受损失；
但仍要在黄埔工作，日与蒋氏周旋；而且他的中共同志们对他也多所责难；认为三月二十日
事变的造成，他要负相当责任。但这种处境，使他第一次历练了他的忍耐力，也表现了他的
处事手腕。对于已往的一切，他从不加解释和答辩；他根据我们的决定，若无其事的在黄埔
实施训练，并处处表现尊重蒋氏的意见。
当时广东的领导陷入真空状态，一切隐隐然似都得看蒋氏的颜色行事。但蒋氏究竟要做
些什么，做到什么地步，似是任何人所不能确切了解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任国民政府代主
席的谭延氏充当沟通各方意见的角色。他似不受国民政府日常事务的拘束，大部分时间都
在与各政要人物周旋。他的这种活动确曾对时局产生了稳定作用。
谭延氏与我经常保持接触。我们假鲍罗庭的办公处为会面地点，张太雷代任主人。谭
的政治手腕老练圆滑，他常滔滔不绝的安坐漫谈，除斤斤以大局为重外，不大接触实际政治
问题，但就在他这种谈笑风生的谈话中，产生了调协作用。
那时谭延与蒋氏过往甚密，他常花几个钟头水程，到虎门去看蒋。有一次他一清早就
去了，直到晚间才如约赶回来和我晤面。他显得很疲劳，向我说他在蒋氏住所待了大半天，
竟没有看见什么人去找蒋。如果不是他去聊天，告诉蒋一些各方实际情况，将不知道蒋又要
胡思乱想到什么地步。这些话出自深沉老练的谭延之口，其中自然包含了耐人寻味的内幕。
我和谭氏多次的接触，谈论的问题牵涉很广。我们曾谈到联俄这一基本政策。谭曾指出
广东如得不到苏俄军火的援助，国民革命将成空谈。蒋氏之不会放弃联俄政策，我们似也不
难从谭的这句话中获知梗概。谭氏还进而说到鲍罗庭是善于处理这一问题的，各方都在等候
鲍的到来。谭氏对于联俄政策所具多方面的意义，有淋漓尽致的发挥，我也曾向他表示，相
信鲍罗庭对蒋的友谊是不会改变的。我们这种相互的阐明，似澄清了当时人们在这个问题上
的一些猜测。
我们谈到国共关系问题时，我曾向谭表示不希望孙先生所定的联共政策会走样子。谭氏
似乎要安慰我，说蒋氏在这个问题上，已在回心转意。他又坦率的说到也许中共和guó mín dǎng左
派不免要吃一点亏；例如中共党员甚至左派人物不好再在第一军中工作，但仍旧可在其他各
军中工作。各军均缺乏精干人员，一定会欢迎原在第一军的工作者来参加。他并向我保证，
他所统率的第二军就能这样办。其他如党部工作，他认为如果蒋氏要换几个新人进来，也是
没有关系的。因为中共和左派所领导的民众运动没有人能够代替。
谭氏在这个问题上，似也不愿多负责任。他用轻描淡写的口吻说：“张静江是唯一能为蒋
氏出主意的人，不妨找他谈谈。”但我为了尊重谭氏，并未照他的话去做。我们相约要求一般
同志少发牢骚，以顾全大局。我向谭氏申述广州市内一切掀风作浪的事，都与中共无涉；中
共党员是能遵守纪律的。谭氏在这些问题上向蒋氏及其他有关方面所作的解释，对于当时误
会的消除，不无相当作用。
国民政府和guó mín dǎng的领导问题，也是我们谈论的另一主题。他曾指出汪蒋再合作是有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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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的；汪既不愿再干下去，旁人也不好强人所难。我也向他说明我们在道义上是支持汪的，
但并无拥汪抑蒋的意向，而且这是guó mín dǎng内部的事，我们也不愿卷入漩涡。
谭氏对此问题十分关切。他坦率的说，广东这出戏，不能是军事独脚戏，总少不了一面
政治招牌；现在有六个军，如果没有一面政治招牌，更是难于统率的；而且广东这个地方，
也不好完全由外省人来掌握一切。他更进而具体说明：汪既不愿再干，有些人知道胡汉民快
要回来了，有意要抬胡出来。提出这种主张的人想到胡是从莫斯科回来，对联俄容共的政策，
自会有深一层的了解。
这是关于国民政府领导人的问题，我不便表示态度，以免惹是生非。我只问谭氏，他个
人对于这些设想的意向如何？他曾指出这要看胡回来后所持的态度来决定。他预料胡系人物
要抬胡再度出山，也是困难重重的。他引证蒋氏最近曾将孙先生生前所给他的信件，公开给
人看，其中有“今之革命委员会……此固非汉民精卫之所宜也……”③一段；这就暗示出蒋
也不满胡。谭氏所说的这些话，也许不过是传达胡派的意见，来试探我。我既不置一词，谭
也就表示：他是局外人，不过谈谈而已。
敏感的谭延氏渐渐觉得蒋氏可能自觉羽毛已丰，要一不做二不休大权独揽。他曾以闲
谈方式说到中国的拿破仑，究竟会做出一些什么来，对国民革命会有一些什么影响，神态中
颇表忧虑之态。任主人的张太雷也从旁说到，一九二三年他陪同蒋氏访俄，参观拿破仑攻俄
的史迹时，蒋无意中曾流露出以拿破仑自况。“蒋介石与拿破仑”一时就成了我们间的有趣话
题。谭延氏对于当时这种形势的发展，自然多少感到不快，但我想他决不会有逆水行舟的
勇气。
今非昔比的蒋氏要扶摇直上的意向，最初似也未为张静江所觉察。张静江这个半身不遂
的中年人，精于计谋，是蒋介石将军结拜金兰的大哥。三月二十日事变后，为蒋氏特别邀请
来到广州，住在蒋氏东山住宅的对面。他虽从未对外露面，却是人所共知的幕后人物。我在
谭延氏要我与他接触之前，曾登门作过一次礼貌上的访问。他曾向我说到第二次代表大会
时，他来到广州。广州朋友向他所说的话，都是一派乐观的看法，使他这个从外省来的人摸
不着头脑。他那时颇有疑虑，不料竟发生了三月二十日的事件。他进而指出，这就证明广州
的领导并没有把事情办好，现在只有让我们从外省来的人，以客观公平的态度，来加以调整；
从根本上来解决一切纠纷。从这些话表现出他颇有自命不凡的气慨，也许他还没有完全体会
到蒋氏所企望于他的真意。
我照例对他表示推崇；并请教他所谓从根本上解决纠纷的方针将从何着手。他避而不答，
像天机不可泄露似的，也许有些事他还没有与蒋氏商妥，不能随便表示；他以身体不好，作
为他闪避答复的藉口。他究竟不是政治上的正式负责者，我也不便多找他。有时只托谭延
氏向他转达我的意向；不用说，大多是毫无下文的。谭氏曾告诉我张静江并不完全明了广东
情形，而且城府很深。他的这些评语，似多少道出当时外间所传张氏乃属老朽之流，并曾受
西山会议派的影响的真确xìng。
一般说来，几频破裂的国共关系终于渐渐缓和下来了。这固然由于fǎn gòng时机尚未成熟，
也由于我这个中共发言人坚守调协政策的立场，和其他中共同志们对外态度的一致，表现出
一种不可轻侮的潜在势力，以及guó mín dǎng内也有一部分人如谭延等因为不愿改变既定政策，
从中疏解之故。三月二十日所造成的险恶局势，因之又现出柳暗花明的迹象。
当时蒋介石将军在黄埔所发表的演说④，除指斥任黄埔主任政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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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苏俄的外jiāo形势有利；因而竟天真的要求蒋介石到北方去发挥不平凡的作用。苏俄这些土
包子军人在鲍罗庭走后，一下要担起折衷的重任，政治手腕过于笨拙，以致引起了蒋氏的反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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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汪蒋间权力的冲突。据在广州的中共同志们的观察，汪蒋在guó mín dǎng内的地位，因
历史籍贯以及人事关系等等因素影响，显然是各成一格的。汪自接替廖仲恺任黄埔党代表后，
有时要与闻黄埔的事务，这就触犯了蒋氏独揽军权的大忌；加之鲍罗庭走后，在对俄顾问的
立场方面、对国共关系、和处理军事财政事务方面，他们间的歧见渐深。这些事在旁观者看
来，固然各有是非；但其主因，仍在军政两雄之不能并立所致。
第三是国共关系的恶化。上面我已说过，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在黄埔内彼此
对抗，双方磨擦有增无已，据中共广东区委会的检讨，认为孙文主义学会的幼稚和偏见，固
毋待论；但青年军人联合会工作上也发生了不少的左倾蛮干的偏差。不过蒋氏心目中并不相
信一向支持他的中共和青年军人联合会对他会有什么异动，可是他对中共军队在各地guó mín dǎng
部和在工农群众中的势力日渐膨胀一点，不免侧目。而且中共自成一组织，在军中的党员并
不绝对听从蒋氏的支配，尤使他大为不安。中共同志们觉得蒋氏这次行动所要反对的主要对
象即使并非中共；事实上中共却成了代罪羔羊。
三月二十日事变由于上述的原因，如此这般的发生了；使广州的政局大为震动，汪系的
人物认为蒋氏的行动是违反孙先生的既定政策，破坏国民政府纪纲的；因而要求抑蒋以便使
汪能继任艰巨。当时国民革命军的六个军，除第一军以外，对蒋似有或多或少的不满。客籍
的第二第三第六军有些将领，觉得如果失去了汪的领导，他们更不能获得与第一军平等的待
遇。实力较雄厚的第四军原系粤军系统一脉相传下来的，更有“浙江人外江佬排挤广东人”
的反感。一般说来，受到打击的汪氏是获得较广泛的同情；但因汪已不露面，群龙无首，支
持汪的人多意存观望，仅仅发发牢骚而已。
在广州的中共同志们，对这一事变更是愤慨良多。不少人要求联络各方势力，予蒋氏以
反击。也有人责备广东区委专支持蒋介石，视黄埔为军事建设的中心，忽略了各军的平均发
展，以致酿成今日的局面；当时在广州的máo zé dōng就有这种看法。恽代英等更认为这一事变证
明中共在guó mín dǎng内合作的政策，已宣告破产；亟应改弦更张。但一谈到目前应如何做的时候，
同志中则多觉得现在并无足以领导反蒋的人，也没有可以挺身而出的实力者。如果要中共采
取主动来抑制蒋，则不特力有未逮，对国民革命的前途也并不是合算的。
而且在广州的苏俄军事顾问们事实上已对蒋采取了让步政策；为蒋氏所不满的季山嘉已
离开广州。据熟悉内情的周恩来和张太雷告诉我，俄顾问们是要等鲍罗庭回广州来设法亡羊
补牢；当时俄共派来广州考察的依文洛夫斯基等十余人也于三月二十四日离粤回国，他们行
前曾向蒋氏表示继续合作的意向。留驻广州的俄顾问们对蒋更表示恭顺，似是顺水推舟，促
成蒋氏成为中国的拿破仑。
在这动dàng不定的局面中，我只有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法，提出一个简明的方针来应付。在
中共广东区委会紧急会议上，我曾报告中共中央根据全国政治形势，决定采取妥协的政策；
要求同志们一致遵行。对蒋应表示让步，同志们对外的言论和行动不可再有参差。我的这种
建议获得了他们一致的支持。
接着，我由周恩来陪同去看蒋介石将军（时间约在我抵广州后的第三天），与他直接谈判。
黄埔是我多次到过的地方，也在那里向学生们讲演过。这次旧地重游，有点今非昔比之感。
蒋氏很客气的接待我；我们一面谈话，一面共进午餐。
我首先告诉蒋氏，我是代表中共中央特来看望他的。说明中共始终支持他，希望彼此仍
能精诚无间的合作；使广东局面更加稳定，进而达成统一全国的革命愿望。蒋氏也表示了类
似的意向。我进而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外间都希望他能与汪继续合作，不知他对此有何意见；
二是黄埔同学中的中共党员一向是爱戴和服从他的，他们犯有错误，不知道他将如何教导他
们。蒋氏对第一个问题，没有具体的表示；对于第二个问题则说：“黄埔学生中的中共党员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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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的好学生，我素来爱护他们，一定要重用他们的。”我们的谈话在轻松气氛中结束。
我向蒋氏所提出的两个问题，原系广东区委会上所共同决定的。蒋氏素不愿意多说话，
总是保持着一种好像身负重任的严肃态度。他那次谈话，至少明白表示了并无彻底排斥中共
的意向。至于他对汪精卫的态度，原系guó mín dǎng内部事务，我们觉得对汪有一种道义上的责任，
要向蒋公开提出来；但也预料他不会有具体的答复。
我对蒋氏这次亲善访问，使彼此间的关系趋于和缓。在那次谈话后，他下令在黄埔内组
织一个高级训练班，收容前此被调离职守的五十多个在军中任职的中共党员，并委周恩来为
班主任。当时周恩来的地位是很尴尬的，他被免除了黄埔政治部主任的职务，声望大受损失；
但仍要在黄埔工作，日与蒋氏周旋；而且他的中共同志们对他也多所责难；认为三月二十日
事变的造成，他要负相当责任。但这种处境，使他第一次历练了他的忍耐力，也表现了他的
处事手腕。对于已往的一切，他从不加解释和答辩；他根据我们的决定，若无其事的在黄埔
实施训练，并处处表现尊重蒋氏的意见。
当时广东的领导陷入真空状态，一切隐隐然似都得看蒋氏的颜色行事。但蒋氏究竟要做
些什么，做到什么地步，似是任何人所不能确切了解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任国民政府代主
席的谭延氏充当沟通各方意见的角色。他似不受国民政府日常事务的拘束，大部分时间都
在与各政要人物周旋。他的这种活动确曾对时局产生了稳定作用。
谭延氏与我经常保持接触。我们假鲍罗庭的办公处为会面地点，张太雷代任主人。谭
的政治手腕老练圆滑，他常滔滔不绝的安坐漫谈，除斤斤以大局为重外，不大接触实际政治
问题，但就在他这种谈笑风生的谈话中，产生了调协作用。
那时谭延与蒋氏过往甚密，他常花几个钟头水程，到虎门去看蒋。有一次他一清早就
去了，直到晚间才如约赶回来和我晤面。他显得很疲劳，向我说他在蒋氏住所待了大半天，
竟没有看见什么人去找蒋。如果不是他去聊天，告诉蒋一些各方实际情况，将不知道蒋又要
胡思乱想到什么地步。这些话出自深沉老练的谭延之口，其中自然包含了耐人寻味的内幕。
我和谭氏多次的接触，谈论的问题牵涉很广。我们曾谈到联俄这一基本政策。谭曾指出
广东如得不到苏俄军火的援助，国民革命将成空谈。蒋氏之不会放弃联俄政策，我们似也不
难从谭的这句话中获知梗概。谭氏还进而说到鲍罗庭是善于处理这一问题的，各方都在等候
鲍的到来。谭氏对于联俄政策所具多方面的意义，有淋漓尽致的发挥，我也曾向他表示，相
信鲍罗庭对蒋的友谊是不会改变的。我们这种相互的阐明，似澄清了当时人们在这个问题上
的一些猜测。
我们谈到国共关系问题时，我曾向谭表示不希望孙先生所定的联共政策会走样子。谭氏
似乎要安慰我，说蒋氏在这个问题上，已在回心转意。他又坦率的说到也许中共和guó mín dǎng左
派不免要吃一点亏；例如中共党员甚至左派人物不好再在第一军中工作，但仍旧可在其他各
军中工作。各军均缺乏精干人员，一定会欢迎原在第一军的工作者来参加。他并向我保证，
他所统率的第二军就能这样办。其他如党部工作，他认为如果蒋氏要换几个新人进来，也是
没有关系的。因为中共和左派所领导的民众运动没有人能够代替。
谭氏在这个问题上，似也不愿多负责任。他用轻描淡写的口吻说：“张静江是唯一能为蒋
氏出主意的人，不妨找他谈谈。”但我为了尊重谭氏，并未照他的话去做。我们相约要求一般
同志少发牢骚，以顾全大局。我向谭氏申述广州市内一切掀风作浪的事，都与中共无涉；中
共党员是能遵守纪律的。谭氏在这些问题上向蒋氏及其他有关方面所作的解释，对于当时误
会的消除，不无相当作用。
国民政府和guó mín dǎng的领导问题，也是我们谈论的另一主题。他曾指出汪蒋再合作是有困
41／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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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难的；汪既不愿再干下去，旁人也不好强人所难。我也向他说明我们在道义上是支持汪的，
但并无拥汪抑蒋的意向，而且这是guó mín dǎng内部的事，我们也不愿卷入漩涡。
谭氏对此问题十分关切。他坦率的说，广东这出戏，不能是军事独脚戏，总少不了一面
政治招牌；现在有六个军，如果没有一面政治招牌，更是难于统率的；而且广东这个地方，
也不好完全由外省人来掌握一切。他更进而具体说明：汪既不愿再干，有些人知道胡汉民快
要回来了，有意要抬胡出来。提出这种主张的人想到胡是从莫斯科回来，对联俄容共的政策，
自会有深一层的了解。
这是关于国民政府领导人的问题，我不便表示态度，以免惹是生非。我只问谭氏，他个
人对于这些设想的意向如何？他曾指出这要看胡回来后所持的态度来决定。他预料胡系人物
要抬胡再度出山，也是困难重重的。他引证蒋氏最近曾将孙先生生前所给他的信件，公开给
人看，其中有“今之革命委员会……此固非汉民精卫之所宜也……”③一段；这就暗示出蒋
也不满胡。谭氏所说的这些话，也许不过是传达胡派的意见，来试探我。我既不置一词，谭
也就表示：他是局外人，不过谈谈而已。
敏感的谭延氏渐渐觉得蒋氏可能自觉羽毛已丰，要一不做二不休大权独揽。他曾以闲
谈方式说到中国的拿破仑，究竟会做出一些什么来，对国民革命会有一些什么影响，神态中
颇表忧虑之态。任主人的张太雷也从旁说到，一九二三年他陪同蒋氏访俄，参观拿破仑攻俄
的史迹时，蒋无意中曾流露出以拿破仑自况。“蒋介石与拿破仑”一时就成了我们间的有趣话
题。谭延氏对于当时这种形势的发展，自然多少感到不快，但我想他决不会有逆水行舟的
勇气。
今非昔比的蒋氏要扶摇直上的意向，最初似也未为张静江所觉察。张静江这个半身不遂
的中年人，精于计谋，是蒋介石将军结拜金兰的大哥。三月二十日事变后，为蒋氏特别邀请
来到广州，住在蒋氏东山住宅的对面。他虽从未对外露面，却是人所共知的幕后人物。我在
谭延氏要我与他接触之前，曾登门作过一次礼貌上的访问。他曾向我说到第二次代表大会
时，他来到广州。广州朋友向他所说的话，都是一派乐观的看法，使他这个从外省来的人摸
不着头脑。他那时颇有疑虑，不料竟发生了三月二十日的事件。他进而指出，这就证明广州
的领导并没有把事情办好，现在只有让我们从外省来的人，以客观公平的态度，来加以调整；
从根本上来解决一切纠纷。从这些话表现出他颇有自命不凡的气慨，也许他还没有完全体会
到蒋氏所企望于他的真意。
我照例对他表示推崇；并请教他所谓从根本上解决纠纷的方针将从何着手。他避而不答，
像天机不可泄露似的，也许有些事他还没有与蒋氏商妥，不能随便表示；他以身体不好，作
为他闪避答复的藉口。他究竟不是政治上的正式负责者，我也不便多找他。有时只托谭延
氏向他转达我的意向；不用说，大多是毫无下文的。谭氏曾告诉我张静江并不完全明了广东
情形，而且城府很深。他的这些评语，似多少道出当时外间所传张氏乃属老朽之流，并曾受
西山会议派的影响的真确xìng。
一般说来，几频破裂的国共关系终于渐渐缓和下来了。这固然由于fǎn gòng时机尚未成熟，
也由于我这个中共发言人坚守调协政策的立场，和其他中共同志们对外态度的一致，表现出
一种不可轻侮的潜在势力，以及guó mín dǎng内也有一部分人如谭延等因为不愿改变既定政策，
从中疏解之故。三月二十日所造成的险恶局势，因之又现出柳暗花明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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