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3 章
说“扫黄”都扫不到她们的坐镇之地。
贩dú、卖yín、暴力集团的商业活动,无一不是违法的行为,在其中产生了大量的地下经济。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地上经济和地下经济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两个范畴。如上述贩dú、卖yín所得的收入如用之于购买公寓、汽车、时装等,那么地下经济又可以转化为地上经济。
由于中国目前不少人的收入处于不透明状态,无法断定地下经济所产生的收益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到底占了多大份额。但从消费的最终需求看,有不少还是转化成了地上经济。可以说,中国目前的体制上有许多罅隙可乘,在地下经济和地上经济这两个范畴之间,金钱来往自如,穿梭不息。
危及正常经济的伪币制造活动
近几年来,中国货币市场受到制造伪币者的严重扰乱。各种传媒不断报道伪造货币者受到惩处的消息。就在1996年2月6日,不少传媒都登载了一桩到当时为止的最大走私伪造货币案,走私总额达2700余万元。台湾在1996年侦破的一个伪造人民币集团,几年来竟伪造了5~6亿人民币,而这些假人民币,绝大多数都通过走私流入了中国大陆。印制伪钞,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叫做“地下资金生产”。这些伪钞主要都用于非法经济活动,如前一案中的伪钞,其中的950万元,被以10.5:100和17:100的比价出售给另一伙从事非法经济活动的人。这些伪钞流入市场,严重扰乱了经济秩序,dú化了国民经济。
泛滥成灾的假冒伪劣商品和地下工厂假冒伪劣商品为什么在中国盛行?众说纷坛。有一点却是不容置疑的利益的冲突必须靠法律制衡,刮风式的打假运动其效用不能长久。
泛滥成灾的假冒伪劣商品和地下工厂,严重破坏了中国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使中国市场形成了“坏车市场模型”,对经济发展极为不利。
“发如韭,割复生;头如鸡,割复鸣。”用这句古诗来形容当今中国的假冒伪劣商品和地下工厂真是再贴切不过。大量地下黑工厂是假冒伪劣商品产生的源头,中国各地都有。这些工厂专门生产一些冒牌商品和劣质产品,从yào物、食品、建材到电器产品,无所不包。采取的方式五花八门,如擅自使用与他人特有的商品相同或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演、商标或者标记;擅自使用他人特有的企业名称、字号或姓名;在商品上隐匿依法应当标明的质量、成分、xìng能、用途、产地、生产者、生产日期、有效期限等,或对此做虚假的表示,以及欺骗xìng的价格表示;利用广告等形式对商品或服务的质量、成分、xìng能、用途、产地、生产者作虚假不实或引人误导的宣传,等等,不一而足。
大量伪劣产品充斥市场,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中国政府不得不对产品质量问题表示关心。1991年国家监督抽查产品综合合格率为80%(发达国家为98%),市场抽样的商品合格率仅为55%,这意味着在市场上出售给消费者的商品,有将近一半是不合格的。各地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经常接到各种各样的投诉,从1992年开始,中国政府一直将打假扫劣列为工作重点,开展了“质量万里行”等一系列活动,每次“打假”也都能清除一大批制造伪劣产品的地下工厂,但由于这些地下工厂投入少,获利大,且不用纳税,故此有如韭菜,割了一茬又冒出一茬来,简直有除之不尽之势。据不完全统计,1993和1994这两年,全国就查处标值52亿元的假货,立案21万多起。据中国质协理事会提供的资料,中国近3年产品质量连年滑坡,抽样合格率1992年为73.3%,1993年为70,4%,1994年为69.8%(该数据是抽查4591个企业的6028种产品所得出的)。1995年一季度产品质量合格率更降为65.9%,是历年来抽样合格率最低的一次。国务院的有关领导在一公开场合表示,当前产品的质量状况令人担忧,在国际市场上,我国产品质量、品种、档次缺乏竞争力,质量总体水平大约落后发达国家10~15年;原材料、基础件、元器件质量差,影响最终产品质量;企业生产过程中的不良品(包括废品、次品、返修品)损失浪费惊人,据估计约占工业产值10%,相当于有10%的工厂长期生产废次品;产品适用xìng质量差,滞销产品数量多,1994年库存积压增加1000多亿。
在这些伪劣产品中,对社会危害最大的莫过于假yào、假农yào、假酒、伪劣建材了。下列事实虽然零散,但管窥蠡测,从中可以测度到伪劣商品为害之烈:中国年产酒量达2000万吨,其中有不少假酒。“据不完全统计,从1985年到1994年,全国共发生假酒中dú事件20多起,中dú人数为5400多人,其中有200多人死亡。这些假酒的生产者主要是一些产品在市场上无竞争能力的地方酒厂。据北京市卫生检疫局进口食品处一位负责人介绍,福建已出现假洋酒生产线,对高档酒采用”釜底抽薪“法,先用焊qiāng将水晶瓶底烤软,钻一小孔将真酒抽出后,兑入假酒,一瓶真酒通常可胎生100多瓶假酒。
对于中低档酒则用注shè器chā入软木塞抽酒出来后,再兑人假酒。云南电视台1996年8月26日晚在“今日话题”中播出“会泽dú酒案”,案犯李荣平、彭传云从云峰化学工业公司购买甲醇3420公斤,非法勾兑成有dú假酒销售,致使192人中dú,其中35人死亡,6人重伤。
至于假yào更是充斥市场,各地随时都可以查处一大批。曾风靡一时、被列为某运动会“指定保健yào品”的“东方魔液”,就是一大伪劣产品。甘肃文县的党参(文党)有数百年历史,驰名全国,但被一些不法分子以次充好,将一些白条参、黄参等低档次的参掺入文党参中,结果砸了文党参的牌子,使当地yào材业蒙受巨大损失。山东、辽宁、四川等都是全国假yào的集散地,1995年5月卫生部、国家医yào管理局、国家中医yào局等几家单位联合宣布,全国共查处非法医yào经营户6451家,取缔yào品集贸市场36个,查处价值2000多万元的yào品共11309批(件),罚没款230多万元,21人被刑事处罚。这当中,山东查处508处经营户,取缔yào材市场2个;辽宁查处143处经营户,取缔yào材市场5个;四川查处非法经营户1000余处,取缔yào品市场3个。即便是计划生育用yào品,也有伪劣产品,深圳市1995年1~3月共缴获假冒计生yào具100多个品种,计15.7万件。
各地消协接到有关食品的投诉也很多,1994年下半年沈阳市对几十家经销进口食品的单位进行检查,发现在数百个品种中,有131个品种超过保质期,95种无“三期”或“三期”标识不明显的食品仍在销售,有的食品就要过期了,可仓库还有大量库存。一种进口的口香糖已超过保质期达15年之久,却还在柜台上销售。1995年3月在北京农业展览馆举办的“‘95春季生活用品展销会”上,北京市朝阳区技术监督局共检查食品、服装、日用百货等18类107种商品,结果发现其中30%的商品存在质量问题。据近两年各类传媒报道,在展览会上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事全国各地时有发生。
与此同时,假洋货也充斥中国市场。据各地消费者协会1994年的统计,消费者对进口商品的投诉增多,且多集中在彩电、空调、音响、录像机、摄像机、小录音机、电池、服装、皮鞋、食品等19类日常用品上。进口家电的问题最严重,直接危及人的生命与健康。
1994年12月,北京市丰台区一市民家中的25寸彩电因机内线路短路发生bàozhà,在场4人被大面积烧伤。据调查,市场销售的进口电器问题严重,如四川广汉川工贸公司经营销售的180台日本松下TG-2189XR彩电,显像管为深圳赛格日立彩色显示器件有限公司生产,其输出变压器、电子调谐器、开关电源变压器、继电器等关键元件均为中国各有关工厂制造。
云南消费者协会根据广大消费者的投诉反映,曾会同有关部门对昆明市场的进口家电进行了一次突击检查,发现不少商店在没有向有关部门报验的情况下,擅自销售进口家电。在这次检查中,发现有43家商店销售伪劣家电产品,共17个品种,2116件。其中一家国有大商场销售的一批松下彩电,其显像管没有一个是松下公司制造,有的整机铭牌竟是用易拉罐铝皮制成。更为严重的是,这批7个型号的彩电,有两个不符合中国国家标准要求,直接危及到消费者的生命安全。
据中国消费者协会有关人士介绍,假劣洋货发源地很多,以家电为例,目前中国市场上销售的进口家电不少为进口散件,国内组装;国内产品假冒国外名牌的现象也十分严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近年来国家对家用电器的经营放开,国内市场进货渠道越来越多,一些不符合国家安全质量标准规定的国外产品,通过非正常渠道进入中国市场,其中有一部分是国外厂商未申请中国安全质量许可证书,其产品非法进入中国市场;还有些是国内部分外贸公司违反国家有关法规,通过边境贸易易货进口的国外产品。1994年,据抽查北京、上海、广东等13个省市91家大中型商场的161种型号上述进口商品,有84种型号没有经过商检部门的安全质量检验,加贴商检标志,占彼抽查商品的52.17%。在有些城市,没有加贴商检安全标志的商品占到90%左右。由于这些商品未经中国商检部门检验,安全质量得不到保证,一旦出现质量问题,消费者不仅会蒙受经济损失,人身财产还可能受到严重损失。
本章所述进口商品存在的问题,绝大多数发现于国有大中型商场。中国社会经济调查研究中心等单位,于1994年8月份采取整群分层抽样的方法,对北京市假冒伪劣商品进行调查,得出了令人震惊的调查结果:消费者在国有大中型商场购买过假冒伪劣商品的人数比例非常之高,达23.5%,赶上了个体商店,而且超过了个体摊位。
甚至防伪商品也有假。据中国防伪行业协会统计,全国目前生产激光全息防伪标志的企业已有近200家,且呈不断扩大的趋势。其中不少厂家并无必需的技术和设备力量,从而使大量水平低、易于仿制的劣质防伪产品充斥市场,导致社会产生质量信誉危机。《南方周未》曾组织一次关于假冒伪劣商品的公众调查,结果显示,公众认为假冒伪劣最多的商品是:名牌服装(56.7%)、食品及饮料(50.8%)、保健品补品(47.2%)、音像制品(39%)。也正因如此,在1996年中国工商业企业才会推出以保证商品质量为主要内容的承诺制,这种承诺制的出台,只能说明中国的消费者目前在日常购物中连基本权益都难以保证。
假冒伪劣商品为什么在中国盛行?各方面人士这些年来发表了许多看法,最有代表xìng的看法是认为我国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决定消费。有人统计,国人消费的日用品95%来自于集市贸易,这就很能说明问题。销售“假冒”商品违法,但销售“劣次”商品却不违法,而这些商品往往有其相应的低价格,老百姓愿意接受。如一件衣服,小商品市场上卖的价格往往是大商场的几分之一,同样的使用价值,而且质地相近,选择低价是正常的。
美国经济学家阿克罗夫早在20多年以前就针对上述消费者偏好,提出“坏车市场模型”之说。他认为市场上有好车和坏车,坏车进入市场以后,人们对车有了价格预期,愿意付出的价格降低。好车成本高价格也高,但由于坏车不断进入,导致好车也卖不了高价,最终使好车反而卖不出去。这一现象是由两方面原因决定的:一是坏车市场对好车市场具有外部xìng。坏车影响对好车的评价,影响对产品愿意付出的价格;二是信息不对称,买车的人不知道好车坏车的整体信息,只有当使用后才知道好坏。由此造成相信真品的人少了,愿意为真品付出高价的人少了,最终导致市场失败。
1995年初,广东举行过一次“广东企业与商标研讨会”,数百个与会代表签署了一个类似宣言的特别文件。在那份特别文件上,有这么一段话:“一个国家也好,一个地区也好,如果她的管理者和她的人民容忍甚至纵容商标侵犯行为,那么这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注定只能是第二流的。”这段话,无论如何应当引起人们的深思。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的冲突通常要靠法律制衡,刮风式的打假运动其效用不能长久。在打假方式与打假成本、效率方面,运动式的打假必然比不上法制约束。
黑色经济泛滥的严重后果黑色经济泛滥是对政府和法律尊严的极大蔑视,它使我国统计数据严重失真,打乱了人力、物力资源的分配,极大地嘲弄了以劳动生产率为本位的分配法则,使人们看到另一种以投机或机会为本位的分配法则更有利可图,扭曲了人们的道德观念。dú害了社会心理。更值得警惕的是,我国目前这种黑色经济活动和政府少部分腐败分子有密切关系,这类“官黑结合”的事实说明,走向法治化的现代公民社会与走向“意大利模式”这两种可能xìng在我国现阶段同时存在。
黑色经济的泛滥使少数人得利,但是这少数人的得利是建立在社会xìng的牺牲上的。它的危害在世界范围内均引起了重视,我们采取“驼乌政策”回避这一问题,却并不等于这一问题不复存在。倒是正视它还有可能解决问题。经济学家忽视地下经济的存在,其结果是使自己对中国经济状况的分析严重失真,使本应成为当代“显学”的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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贩dú、卖yín、暴力集团的商业活动,无一不是违法的行为,在其中产生了大量的地下经济。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地上经济和地下经济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两个范畴。如上述贩dú、卖yín所得的收入如用之于购买公寓、汽车、时装等,那么地下经济又可以转化为地上经济。
由于中国目前不少人的收入处于不透明状态,无法断定地下经济所产生的收益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到底占了多大份额。但从消费的最终需求看,有不少还是转化成了地上经济。可以说,中国目前的体制上有许多罅隙可乘,在地下经济和地上经济这两个范畴之间,金钱来往自如,穿梭不息。
危及正常经济的伪币制造活动
近几年来,中国货币市场受到制造伪币者的严重扰乱。各种传媒不断报道伪造货币者受到惩处的消息。就在1996年2月6日,不少传媒都登载了一桩到当时为止的最大走私伪造货币案,走私总额达2700余万元。台湾在1996年侦破的一个伪造人民币集团,几年来竟伪造了5~6亿人民币,而这些假人民币,绝大多数都通过走私流入了中国大陆。印制伪钞,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叫做“地下资金生产”。这些伪钞主要都用于非法经济活动,如前一案中的伪钞,其中的950万元,被以10.5:100和17:100的比价出售给另一伙从事非法经济活动的人。这些伪钞流入市场,严重扰乱了经济秩序,dú化了国民经济。
泛滥成灾的假冒伪劣商品和地下工厂假冒伪劣商品为什么在中国盛行?众说纷坛。有一点却是不容置疑的利益的冲突必须靠法律制衡,刮风式的打假运动其效用不能长久。
泛滥成灾的假冒伪劣商品和地下工厂,严重破坏了中国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使中国市场形成了“坏车市场模型”,对经济发展极为不利。
“发如韭,割复生;头如鸡,割复鸣。”用这句古诗来形容当今中国的假冒伪劣商品和地下工厂真是再贴切不过。大量地下黑工厂是假冒伪劣商品产生的源头,中国各地都有。这些工厂专门生产一些冒牌商品和劣质产品,从yào物、食品、建材到电器产品,无所不包。采取的方式五花八门,如擅自使用与他人特有的商品相同或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演、商标或者标记;擅自使用他人特有的企业名称、字号或姓名;在商品上隐匿依法应当标明的质量、成分、xìng能、用途、产地、生产者、生产日期、有效期限等,或对此做虚假的表示,以及欺骗xìng的价格表示;利用广告等形式对商品或服务的质量、成分、xìng能、用途、产地、生产者作虚假不实或引人误导的宣传,等等,不一而足。
大量伪劣产品充斥市场,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中国政府不得不对产品质量问题表示关心。1991年国家监督抽查产品综合合格率为80%(发达国家为98%),市场抽样的商品合格率仅为55%,这意味着在市场上出售给消费者的商品,有将近一半是不合格的。各地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经常接到各种各样的投诉,从1992年开始,中国政府一直将打假扫劣列为工作重点,开展了“质量万里行”等一系列活动,每次“打假”也都能清除一大批制造伪劣产品的地下工厂,但由于这些地下工厂投入少,获利大,且不用纳税,故此有如韭菜,割了一茬又冒出一茬来,简直有除之不尽之势。据不完全统计,1993和1994这两年,全国就查处标值52亿元的假货,立案21万多起。据中国质协理事会提供的资料,中国近3年产品质量连年滑坡,抽样合格率1992年为73.3%,1993年为70,4%,1994年为69.8%(该数据是抽查4591个企业的6028种产品所得出的)。1995年一季度产品质量合格率更降为65.9%,是历年来抽样合格率最低的一次。国务院的有关领导在一公开场合表示,当前产品的质量状况令人担忧,在国际市场上,我国产品质量、品种、档次缺乏竞争力,质量总体水平大约落后发达国家10~15年;原材料、基础件、元器件质量差,影响最终产品质量;企业生产过程中的不良品(包括废品、次品、返修品)损失浪费惊人,据估计约占工业产值10%,相当于有10%的工厂长期生产废次品;产品适用xìng质量差,滞销产品数量多,1994年库存积压增加1000多亿。
在这些伪劣产品中,对社会危害最大的莫过于假yào、假农yào、假酒、伪劣建材了。下列事实虽然零散,但管窥蠡测,从中可以测度到伪劣商品为害之烈:中国年产酒量达2000万吨,其中有不少假酒。“据不完全统计,从1985年到1994年,全国共发生假酒中dú事件20多起,中dú人数为5400多人,其中有200多人死亡。这些假酒的生产者主要是一些产品在市场上无竞争能力的地方酒厂。据北京市卫生检疫局进口食品处一位负责人介绍,福建已出现假洋酒生产线,对高档酒采用”釜底抽薪“法,先用焊qiāng将水晶瓶底烤软,钻一小孔将真酒抽出后,兑入假酒,一瓶真酒通常可胎生100多瓶假酒。
对于中低档酒则用注shè器chā入软木塞抽酒出来后,再兑人假酒。云南电视台1996年8月26日晚在“今日话题”中播出“会泽dú酒案”,案犯李荣平、彭传云从云峰化学工业公司购买甲醇3420公斤,非法勾兑成有dú假酒销售,致使192人中dú,其中35人死亡,6人重伤。
至于假yào更是充斥市场,各地随时都可以查处一大批。曾风靡一时、被列为某运动会“指定保健yào品”的“东方魔液”,就是一大伪劣产品。甘肃文县的党参(文党)有数百年历史,驰名全国,但被一些不法分子以次充好,将一些白条参、黄参等低档次的参掺入文党参中,结果砸了文党参的牌子,使当地yào材业蒙受巨大损失。山东、辽宁、四川等都是全国假yào的集散地,1995年5月卫生部、国家医yào管理局、国家中医yào局等几家单位联合宣布,全国共查处非法医yào经营户6451家,取缔yào品集贸市场36个,查处价值2000多万元的yào品共11309批(件),罚没款230多万元,21人被刑事处罚。这当中,山东查处508处经营户,取缔yào材市场2个;辽宁查处143处经营户,取缔yào材市场5个;四川查处非法经营户1000余处,取缔yào品市场3个。即便是计划生育用yào品,也有伪劣产品,深圳市1995年1~3月共缴获假冒计生yào具100多个品种,计15.7万件。
各地消协接到有关食品的投诉也很多,1994年下半年沈阳市对几十家经销进口食品的单位进行检查,发现在数百个品种中,有131个品种超过保质期,95种无“三期”或“三期”标识不明显的食品仍在销售,有的食品就要过期了,可仓库还有大量库存。一种进口的口香糖已超过保质期达15年之久,却还在柜台上销售。1995年3月在北京农业展览馆举办的“‘95春季生活用品展销会”上,北京市朝阳区技术监督局共检查食品、服装、日用百货等18类107种商品,结果发现其中30%的商品存在质量问题。据近两年各类传媒报道,在展览会上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事全国各地时有发生。
与此同时,假洋货也充斥中国市场。据各地消费者协会1994年的统计,消费者对进口商品的投诉增多,且多集中在彩电、空调、音响、录像机、摄像机、小录音机、电池、服装、皮鞋、食品等19类日常用品上。进口家电的问题最严重,直接危及人的生命与健康。
1994年12月,北京市丰台区一市民家中的25寸彩电因机内线路短路发生bàozhà,在场4人被大面积烧伤。据调查,市场销售的进口电器问题严重,如四川广汉川工贸公司经营销售的180台日本松下TG-2189XR彩电,显像管为深圳赛格日立彩色显示器件有限公司生产,其输出变压器、电子调谐器、开关电源变压器、继电器等关键元件均为中国各有关工厂制造。
云南消费者协会根据广大消费者的投诉反映,曾会同有关部门对昆明市场的进口家电进行了一次突击检查,发现不少商店在没有向有关部门报验的情况下,擅自销售进口家电。在这次检查中,发现有43家商店销售伪劣家电产品,共17个品种,2116件。其中一家国有大商场销售的一批松下彩电,其显像管没有一个是松下公司制造,有的整机铭牌竟是用易拉罐铝皮制成。更为严重的是,这批7个型号的彩电,有两个不符合中国国家标准要求,直接危及到消费者的生命安全。
据中国消费者协会有关人士介绍,假劣洋货发源地很多,以家电为例,目前中国市场上销售的进口家电不少为进口散件,国内组装;国内产品假冒国外名牌的现象也十分严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近年来国家对家用电器的经营放开,国内市场进货渠道越来越多,一些不符合国家安全质量标准规定的国外产品,通过非正常渠道进入中国市场,其中有一部分是国外厂商未申请中国安全质量许可证书,其产品非法进入中国市场;还有些是国内部分外贸公司违反国家有关法规,通过边境贸易易货进口的国外产品。1994年,据抽查北京、上海、广东等13个省市91家大中型商场的161种型号上述进口商品,有84种型号没有经过商检部门的安全质量检验,加贴商检标志,占彼抽查商品的52.17%。在有些城市,没有加贴商检安全标志的商品占到90%左右。由于这些商品未经中国商检部门检验,安全质量得不到保证,一旦出现质量问题,消费者不仅会蒙受经济损失,人身财产还可能受到严重损失。
本章所述进口商品存在的问题,绝大多数发现于国有大中型商场。中国社会经济调查研究中心等单位,于1994年8月份采取整群分层抽样的方法,对北京市假冒伪劣商品进行调查,得出了令人震惊的调查结果:消费者在国有大中型商场购买过假冒伪劣商品的人数比例非常之高,达23.5%,赶上了个体商店,而且超过了个体摊位。
甚至防伪商品也有假。据中国防伪行业协会统计,全国目前生产激光全息防伪标志的企业已有近200家,且呈不断扩大的趋势。其中不少厂家并无必需的技术和设备力量,从而使大量水平低、易于仿制的劣质防伪产品充斥市场,导致社会产生质量信誉危机。《南方周未》曾组织一次关于假冒伪劣商品的公众调查,结果显示,公众认为假冒伪劣最多的商品是:名牌服装(56.7%)、食品及饮料(50.8%)、保健品补品(47.2%)、音像制品(39%)。也正因如此,在1996年中国工商业企业才会推出以保证商品质量为主要内容的承诺制,这种承诺制的出台,只能说明中国的消费者目前在日常购物中连基本权益都难以保证。
假冒伪劣商品为什么在中国盛行?各方面人士这些年来发表了许多看法,最有代表xìng的看法是认为我国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决定消费。有人统计,国人消费的日用品95%来自于集市贸易,这就很能说明问题。销售“假冒”商品违法,但销售“劣次”商品却不违法,而这些商品往往有其相应的低价格,老百姓愿意接受。如一件衣服,小商品市场上卖的价格往往是大商场的几分之一,同样的使用价值,而且质地相近,选择低价是正常的。
美国经济学家阿克罗夫早在20多年以前就针对上述消费者偏好,提出“坏车市场模型”之说。他认为市场上有好车和坏车,坏车进入市场以后,人们对车有了价格预期,愿意付出的价格降低。好车成本高价格也高,但由于坏车不断进入,导致好车也卖不了高价,最终使好车反而卖不出去。这一现象是由两方面原因决定的:一是坏车市场对好车市场具有外部xìng。坏车影响对好车的评价,影响对产品愿意付出的价格;二是信息不对称,买车的人不知道好车坏车的整体信息,只有当使用后才知道好坏。由此造成相信真品的人少了,愿意为真品付出高价的人少了,最终导致市场失败。
1995年初,广东举行过一次“广东企业与商标研讨会”,数百个与会代表签署了一个类似宣言的特别文件。在那份特别文件上,有这么一段话:“一个国家也好,一个地区也好,如果她的管理者和她的人民容忍甚至纵容商标侵犯行为,那么这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注定只能是第二流的。”这段话,无论如何应当引起人们的深思。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的冲突通常要靠法律制衡,刮风式的打假运动其效用不能长久。在打假方式与打假成本、效率方面,运动式的打假必然比不上法制约束。
黑色经济泛滥的严重后果黑色经济泛滥是对政府和法律尊严的极大蔑视,它使我国统计数据严重失真,打乱了人力、物力资源的分配,极大地嘲弄了以劳动生产率为本位的分配法则,使人们看到另一种以投机或机会为本位的分配法则更有利可图,扭曲了人们的道德观念。dú害了社会心理。更值得警惕的是,我国目前这种黑色经济活动和政府少部分腐败分子有密切关系,这类“官黑结合”的事实说明,走向法治化的现代公民社会与走向“意大利模式”这两种可能xìng在我国现阶段同时存在。
黑色经济的泛滥使少数人得利,但是这少数人的得利是建立在社会xìng的牺牲上的。它的危害在世界范围内均引起了重视,我们采取“驼乌政策”回避这一问题,却并不等于这一问题不复存在。倒是正视它还有可能解决问题。经济学家忽视地下经济的存在,其结果是使自己对中国经济状况的分析严重失真,使本应成为当代“显学”的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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