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5 章
，因推行这一战略而陷入困境的典型就是拉丁美洲以及南亚诸国。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哥lún比亚等国以高通胀、高失业率、高度腐败、严重的收入两极分化和累累外债为代价，虽然换得了GNP的高速增长，但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如贫穷、人口激增、资源短缺、分配恶化、政局不稳等却使这些国家陷入了苦难的深渊。南亚的巴基斯但到了1958年，由于大规模的腐败与经济、社会和政治矛盾而导致了“民变”。这些国家共同的特征是：民众只是政治的对象而不是政治的主体，政府亦不能有效地通过法律和民主手段来进行利益整合，官僚、商人、内阁部长等组成了一个个剥削民众的联盟，这些带垄断xìng的恶xìng分利集团，垄断了国家的经济，影响政策制定，cāo纵舆论，向政府寻租，其结果是经济增长的好处广大民众没有享受到，相反却流向富裕阶层，种种社会病反过来又严重阻滞了社会发展。先增长后分配的发展战略因此也就成了没有发展的增长战略，到了60年代后期受到了严重挑战。
这一战略在我国实践的结果一方面是本书提到的种种社会不良反应，另一方面在经济上也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如果将这种仅仅在经济领域内推进的改革历程梳理一下，对自1978年开始的这场改革在经济发展中的表现，可以做出如下概括：经济发展仍未摆脱“膨胀－紧缩－萧条－再膨胀－再紧缩－再萧条”这种一热一冷反复jiāo替的不良循环。
政府的改革思路仍然未跳出“只有国有大中型企业才能救中国”的框框。这种思路注定企业改革只能沿着放权让利的路子走下去。而10多年改革实践告诉我们，放权让利救不活国营企业。由于国有企业在我国经济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国有企业的改革因此也就会成为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一个相当危险的瓶颈口。
在调校“需求过热”病症之后，中国现在正面临着有效需求不足的痛苦。从实际情况分析，贫富差距过大，民众整体购买力不足是有效需求不足的真正根源。承认这一现实，就会发现目前通过刺激消费来启动市场的政策目标有可能无法达成。
如何看待上述问题，是一个亟待厘清的理论问题。只要对中国历史稍有认识的人，都不会认为上述问题是改革带来的。正如本书所一再强调的那样，上述问题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体制根源，只不过是在改革进程中集中暴露而已，是改革还不够深入全面的具体表现。要想解决这些矛盾，使中国真正走上富强之路，唯一的出路是深化改革和继续加大改革力度。
如因为改革进程暴露了种种问题而否定改革，无异于因噎废食，这种“倒洗澡水时连浴盆里的婴儿一起倒掉”的做法，必将使我们再度陷入深重的灾难之中。但是对改革中出现的上述问题，尤其是腐败对改革侵蚀的严重xìng估计不足，甚至视而不见，那种权钱jiāo易、以破坏法律制度和社会公德达到互利目的的社会xìng腐败必将使改革夭折。基于此，我们需要对前十几年的改革进行真。正的反思。首先一定要放弃那种没有发展、以效率优先为目标的经济增长战略，重新选择具有社会内容的发展战略。对改革的认同不应只认同“名”，还要注意其实质内容。
我们应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战略为克服传统经济增长战略的缺陷，发达国家学者提出了一种新的发展现，认为发展应以民族、历史、环境、资源等条件为基础，具体来说，发展是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科技水平提高、文化价值观念变迁、社会转型、自然协调生态平衡等多方面因素的总和。这种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应该成为我国下一阶段的政策选择。
强调“效率优先”、只注重经济发展的经济增长战略由于自身的缺陷而受到了挑战，世界各国都根据自己的国情进行战略xìng调整，相继为发展战略引进了“公平”这一社会因素。
1963年，美国人率先建立包括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生活等各项指标在内的新的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第一次冲击了以单一的GNP为中心的“发展＝经济”的经济学发展观。也就在此时，罗马俱乐部为批判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观而提出了“增长极限论”，认为经济增长已临近自然生态极限，谴责技术对环境的破坏。虽然罗马俱乐部是从技术xìng角度以人口、工业化资金。粮食、不可再生资源和环境污染5大方面预言经济增长已达到极限，但实质上的深刻含义却是宣告传统经济增长战略在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结束，为人类认识未来和发展开辟了广阔的新视野。
在未来学提出“增长极限论”不久，由欧美一些经济学家组成的“新经济学研究会”
（TOES）提出了生存经济学。这一观点和罗马俱乐部报告有相似之处，他们强调健康的经济发展建立在生态持续能力的基础上，因此他们将自己这一派的论点称之为“持续发展观”。
其要点是重视社会与自然界的协调发展，重视改革社会关系，改革权力结构，提倡社会公正，提倡人民参与。在持续发展观里，实际上已隐含把个人的充分发展当作追求的目标。有人将这一理论观点简单概括为：“发展＝经济＋社会”。但到了80年代，各国学者继续就发展观进行了跨地域、跨学科的研究，形成了一种“综合发展观”，这种发展观以法国学者撰写的《新发展观》为代表，对持续发展观既有继承又有突破，提出了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的新主题。综合发展观认为发展应以民族、历史、环境、资源等条件为基础，具体来说，发展是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科技水平提高、文化价值观念变迁、社会转型。自然协调生态平衡等多方面因素的总和。
到了90年代，世界经济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物质财富空前增多，但是各国的社会紧张程度却在增加。全世界有1/5以上的国家近年来经历过民族冲突，自从1990年以来，全世界发生80多起战争和武装冲突，政变此起彼伏。在财富增加的同时，穷人越来越多，失业队伍日益庞大，各种犯罪案件急剧上升，和平与发展因此也就成了全球关心的话题。在这种情况下，持综合发展观的未来学家们提出了“以满足人的需求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从而将发展的内涵界定为“发展＝社会＋人”。1995年3月在哥本哈根召开的各国首脑会议通过了《宣言》和《行动纲领》，这两个文件阐发了不少重要的理论观点：1、社会发展以人为中心，人民是从事可持续发展的中心课题，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改善和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
2、社会发展与其所发生的文化、生态、经济、政治和精神环境不可分割。
3、社会发展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中心需要和愿望；也是各国政府和民间社会各部门的中心责任。社会发展应当列入当前和跨人第21世纪的最优先事项。
上述观点是对综合发展观和持续发展观的继承和突破。作为国际大家族成员中的重要一员，中国在1994年已经提出过“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表明我们已把握社会发展本质，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在实践中落实这一点。
要落实这一点，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到“公平与效率”这一直古常新的话题上来。
为经济学引回人类关怀公平与效率，是人类文化中带有终极意义的一个基本命题。它的意义，主要在于作为一种理想，根植于社会制度和人们心中，成为人类世世代代追寻的目标。不少中国经济学者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之所以被人评为“既不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事前科学预测，也不是对社会经济现象事后的实际分析”，成为一门严重脱离中国现实的“屠龙术”其原因就在于缺乏人类关怀精神，在对现实经济问题的分析中“见物不见人”，只注重编制数学模型，陷入了数学观点的方法论陷阱。中国经济学家要努力的，就是为经济学引回人类关怀，恢复经济学的本来意义：经济学是文化的而非自然的科学，归属于社会xìng而非技术xìng范畴。
公平与效率，在经济学、哲学等一切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都是一个带有终极意义的基本命题。它的意义，不仅仅只在于它能否为地球村的全体居民在现实中寻求到公平和正义，更重要的是在于它作为一种理想，根植于社会制度和人们心中，成为人类世世代代追寻的目标。可以说，本世纪共产主义运动就是人类寻求公平的大规模实践。我们从巴贝夫的《平等共和国》、圣西门的《实业制度》、傅立叶的《和谐制度》这些19世纪杰出思想家的著作，以及本世纪不少杰出学者的著作，如哈耶克《通向奴役的道路》、冈纳。缨尔达尔的《世界贫困的挑战》《亚洲的戏剧》等，都能清晰地看到他们对“社会公正”这一人类理想的张扬和追求。尤其是冈纳。缪尔达尔对平等的看法值得我们深思。他在考察了南亚11国的政治经济状况以后，明确地提出，“研究这些国家的经济问题而不将腐败作为严重问题来对待的理由是不恰当的，显然是浅薄的或干脆是错误的”、在这些国家，社会不平等是经济不平等的一个主要原因，同时经济不平等又加剧了社会不平等，最终使一个国家很难摆脱贫困。
公平与效率在经济学中到底占有什么位置？这只要看看中国经济学的遭遇和难题，就知道丧失了对公平的追求，一门学科会堕入什么境地。
人类历史上至今为止已有过四种“显学”：原始社会中巫术至高无上，中世纪神学称雄，到近代哲学一跃成为众学科之王，而降及现代，经济学则成了学术“皇冠上的一颗明珠”。与学科尊荣相适应的是，这几门“显学”的大师级人物都分别是各时代天空中闪烁的明星。神学（后来演变为神权）的威势更非其它学科所能望其项背，连赫赫王权都曾被迫对它低下高贵的头颅。
近几年来中国经济学也日渐成为“显学”，不过这种“显耀”还仅仅只体现在传媒的渲染和部分经济学家的自我感觉上，并非体现在社会评价上。面对“时代呼唤大经济学家”的焦的和急切，中伺经济学界陷入了一种相当难堪和痛苦的境地。
可以说，中国经济学界的痛苦由来已久。只是如今这“痛苦”的来由和改革以前并不一样，改革以前是受外部条件约束而无法展示智慧与才能，因而生出“智慧的痛苦”，而现在则十足是一种难堪和失落。试想，西方的同行们莫不“出将人相”，上结权贵，下jiāo商界。
从政者可以入阁，成为部长、总理和大臣；经商者可以成功地在股票、期货、资本市场上纵横驰骋，腰缠万贯。尤其是那些在行内熬出了名气的经济学家，即便人在学府，也照常可以用自己的思想影响政府决策，对金融界、商界颐指气使，那风光，那得意，真是让中国的同行看了以后不自禁要从心底里生出几许羡慕之情。
反观中国，经济学家的风光大有不同。一些据说曾轰动一时的中国经济学家，在纸上纵马驰骋之时游刃有余，而一将理论用之于实践则一触即溃，凡“下海”者大多铩羽而归，偏偏是那些未人流的准文盲在商海中如鱼得水。长此以往，经济学莫说成为中国学术“皇冠上的明珠”，就连以何为本立足于众学科之林都成问题。当笔者到南方一所建校数十年的大学去教了一学期书以后，这感觉便不由得又深了三分：无怪乎我们的“经济学家”要谦虚地声明“经济学家只教人家怎样赚钱，自己并不赚钱”；无怪这个省及省会城市的政府领导并不请这些“经济学家”去为政府筹谋擘画，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这些常在深墙大院里处于半幽闭状态的经济学教授、副教授们，长期以来就凭着一两本经典和数本东抄西凑的教科书“
治天下“，对中国这10多年改革到底是如何进行都不甚了了。既然连了解都谈不上，又怎能指望他们对现实经济问题”望、闻、问、切“地进行诊断？这情景确实令人难堪。要知道，经济学在它的发源地一直就是一门学以致用的实用学科，但”淮桔“最后易地竟成了”枳“，到了中国后被”创造xìng地发展“成了一门只是在纸上奢谈的”屠龙术“。此情此境，又怎能指望时时刻刻需要在现实中”cāo刀作手术“的政府和商界倚重这样空有”屠龙之术“的”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呢？
为什么会如此？关键在于我国的经济学家这些年来在对现实经济的分析中见物不见人，只注重编制数学模型，陷入了数学观点的方法论陷饼，整个社会制度差不多不在他们考虑的视野之内。有学者形象地概括了这一现实：“（目前）经济论文中充满大量的数学公式，以数学推导代替了经济机理分析，特别是把经济生活中活生生的人客体化，然后再抽象化为符号，建模、输机，而制度问题不见了，人消失了，这样的数学模型必然失去可cāo作xìng。”有部分学者甚至还公开声称“历史从来就是靠不公平推进的”，“在中国目前这种状况下，根本不能考虑公平”，“不要反对行骗，要骗出一个新体制来”。我国不少经济学者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之所以被人讥为“既不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事前科学预测，更不是对社会经济现象事后的实际分析”，成为一门严重脱离现实的“屠龙术”，其原因就在于此。
中国经济学界的现状告诉世人，中国的经济学亟需引回人类关怀，中国的现状也亟需人文道义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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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战略在我国实践的结果一方面是本书提到的种种社会不良反应，另一方面在经济上也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如果将这种仅仅在经济领域内推进的改革历程梳理一下，对自1978年开始的这场改革在经济发展中的表现，可以做出如下概括：经济发展仍未摆脱“膨胀－紧缩－萧条－再膨胀－再紧缩－再萧条”这种一热一冷反复jiāo替的不良循环。
政府的改革思路仍然未跳出“只有国有大中型企业才能救中国”的框框。这种思路注定企业改革只能沿着放权让利的路子走下去。而10多年改革实践告诉我们，放权让利救不活国营企业。由于国有企业在我国经济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国有企业的改革因此也就会成为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一个相当危险的瓶颈口。
在调校“需求过热”病症之后，中国现在正面临着有效需求不足的痛苦。从实际情况分析，贫富差距过大，民众整体购买力不足是有效需求不足的真正根源。承认这一现实，就会发现目前通过刺激消费来启动市场的政策目标有可能无法达成。
如何看待上述问题，是一个亟待厘清的理论问题。只要对中国历史稍有认识的人，都不会认为上述问题是改革带来的。正如本书所一再强调的那样，上述问题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体制根源，只不过是在改革进程中集中暴露而已，是改革还不够深入全面的具体表现。要想解决这些矛盾，使中国真正走上富强之路，唯一的出路是深化改革和继续加大改革力度。
如因为改革进程暴露了种种问题而否定改革，无异于因噎废食，这种“倒洗澡水时连浴盆里的婴儿一起倒掉”的做法，必将使我们再度陷入深重的灾难之中。但是对改革中出现的上述问题，尤其是腐败对改革侵蚀的严重xìng估计不足，甚至视而不见，那种权钱jiāo易、以破坏法律制度和社会公德达到互利目的的社会xìng腐败必将使改革夭折。基于此，我们需要对前十几年的改革进行真。正的反思。首先一定要放弃那种没有发展、以效率优先为目标的经济增长战略，重新选择具有社会内容的发展战略。对改革的认同不应只认同“名”，还要注意其实质内容。
我们应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战略为克服传统经济增长战略的缺陷，发达国家学者提出了一种新的发展现，认为发展应以民族、历史、环境、资源等条件为基础，具体来说，发展是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科技水平提高、文化价值观念变迁、社会转型、自然协调生态平衡等多方面因素的总和。这种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应该成为我国下一阶段的政策选择。
强调“效率优先”、只注重经济发展的经济增长战略由于自身的缺陷而受到了挑战，世界各国都根据自己的国情进行战略xìng调整，相继为发展战略引进了“公平”这一社会因素。
1963年，美国人率先建立包括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生活等各项指标在内的新的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第一次冲击了以单一的GNP为中心的“发展＝经济”的经济学发展观。也就在此时，罗马俱乐部为批判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观而提出了“增长极限论”，认为经济增长已临近自然生态极限，谴责技术对环境的破坏。虽然罗马俱乐部是从技术xìng角度以人口、工业化资金。粮食、不可再生资源和环境污染5大方面预言经济增长已达到极限，但实质上的深刻含义却是宣告传统经济增长战略在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结束，为人类认识未来和发展开辟了广阔的新视野。
在未来学提出“增长极限论”不久，由欧美一些经济学家组成的“新经济学研究会”
（TOES）提出了生存经济学。这一观点和罗马俱乐部报告有相似之处，他们强调健康的经济发展建立在生态持续能力的基础上，因此他们将自己这一派的论点称之为“持续发展观”。
其要点是重视社会与自然界的协调发展，重视改革社会关系，改革权力结构，提倡社会公正，提倡人民参与。在持续发展观里，实际上已隐含把个人的充分发展当作追求的目标。有人将这一理论观点简单概括为：“发展＝经济＋社会”。但到了80年代，各国学者继续就发展观进行了跨地域、跨学科的研究，形成了一种“综合发展观”，这种发展观以法国学者撰写的《新发展观》为代表，对持续发展观既有继承又有突破，提出了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的新主题。综合发展观认为发展应以民族、历史、环境、资源等条件为基础，具体来说，发展是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科技水平提高、文化价值观念变迁、社会转型。自然协调生态平衡等多方面因素的总和。
到了90年代，世界经济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物质财富空前增多，但是各国的社会紧张程度却在增加。全世界有1/5以上的国家近年来经历过民族冲突，自从1990年以来，全世界发生80多起战争和武装冲突，政变此起彼伏。在财富增加的同时，穷人越来越多，失业队伍日益庞大，各种犯罪案件急剧上升，和平与发展因此也就成了全球关心的话题。在这种情况下，持综合发展观的未来学家们提出了“以满足人的需求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从而将发展的内涵界定为“发展＝社会＋人”。1995年3月在哥本哈根召开的各国首脑会议通过了《宣言》和《行动纲领》，这两个文件阐发了不少重要的理论观点：1、社会发展以人为中心，人民是从事可持续发展的中心课题，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改善和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
2、社会发展与其所发生的文化、生态、经济、政治和精神环境不可分割。
3、社会发展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中心需要和愿望；也是各国政府和民间社会各部门的中心责任。社会发展应当列入当前和跨人第21世纪的最优先事项。
上述观点是对综合发展观和持续发展观的继承和突破。作为国际大家族成员中的重要一员，中国在1994年已经提出过“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表明我们已把握社会发展本质，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在实践中落实这一点。
要落实这一点，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到“公平与效率”这一直古常新的话题上来。
为经济学引回人类关怀公平与效率，是人类文化中带有终极意义的一个基本命题。它的意义，主要在于作为一种理想，根植于社会制度和人们心中，成为人类世世代代追寻的目标。不少中国经济学者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之所以被人评为“既不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事前科学预测，也不是对社会经济现象事后的实际分析”，成为一门严重脱离中国现实的“屠龙术”其原因就在于缺乏人类关怀精神，在对现实经济问题的分析中“见物不见人”，只注重编制数学模型，陷入了数学观点的方法论陷阱。中国经济学家要努力的，就是为经济学引回人类关怀，恢复经济学的本来意义：经济学是文化的而非自然的科学，归属于社会xìng而非技术xìng范畴。
公平与效率，在经济学、哲学等一切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都是一个带有终极意义的基本命题。它的意义，不仅仅只在于它能否为地球村的全体居民在现实中寻求到公平和正义，更重要的是在于它作为一种理想，根植于社会制度和人们心中，成为人类世世代代追寻的目标。可以说，本世纪共产主义运动就是人类寻求公平的大规模实践。我们从巴贝夫的《平等共和国》、圣西门的《实业制度》、傅立叶的《和谐制度》这些19世纪杰出思想家的著作，以及本世纪不少杰出学者的著作，如哈耶克《通向奴役的道路》、冈纳。缨尔达尔的《世界贫困的挑战》《亚洲的戏剧》等，都能清晰地看到他们对“社会公正”这一人类理想的张扬和追求。尤其是冈纳。缪尔达尔对平等的看法值得我们深思。他在考察了南亚11国的政治经济状况以后，明确地提出，“研究这些国家的经济问题而不将腐败作为严重问题来对待的理由是不恰当的，显然是浅薄的或干脆是错误的”、在这些国家，社会不平等是经济不平等的一个主要原因，同时经济不平等又加剧了社会不平等，最终使一个国家很难摆脱贫困。
公平与效率在经济学中到底占有什么位置？这只要看看中国经济学的遭遇和难题，就知道丧失了对公平的追求，一门学科会堕入什么境地。
人类历史上至今为止已有过四种“显学”：原始社会中巫术至高无上，中世纪神学称雄，到近代哲学一跃成为众学科之王，而降及现代，经济学则成了学术“皇冠上的一颗明珠”。与学科尊荣相适应的是，这几门“显学”的大师级人物都分别是各时代天空中闪烁的明星。神学（后来演变为神权）的威势更非其它学科所能望其项背，连赫赫王权都曾被迫对它低下高贵的头颅。
近几年来中国经济学也日渐成为“显学”，不过这种“显耀”还仅仅只体现在传媒的渲染和部分经济学家的自我感觉上，并非体现在社会评价上。面对“时代呼唤大经济学家”的焦的和急切，中伺经济学界陷入了一种相当难堪和痛苦的境地。
可以说，中国经济学界的痛苦由来已久。只是如今这“痛苦”的来由和改革以前并不一样，改革以前是受外部条件约束而无法展示智慧与才能，因而生出“智慧的痛苦”，而现在则十足是一种难堪和失落。试想，西方的同行们莫不“出将人相”，上结权贵，下jiāo商界。
从政者可以入阁，成为部长、总理和大臣；经商者可以成功地在股票、期货、资本市场上纵横驰骋，腰缠万贯。尤其是那些在行内熬出了名气的经济学家，即便人在学府，也照常可以用自己的思想影响政府决策，对金融界、商界颐指气使，那风光，那得意，真是让中国的同行看了以后不自禁要从心底里生出几许羡慕之情。
反观中国，经济学家的风光大有不同。一些据说曾轰动一时的中国经济学家，在纸上纵马驰骋之时游刃有余，而一将理论用之于实践则一触即溃，凡“下海”者大多铩羽而归，偏偏是那些未人流的准文盲在商海中如鱼得水。长此以往，经济学莫说成为中国学术“皇冠上的明珠”，就连以何为本立足于众学科之林都成问题。当笔者到南方一所建校数十年的大学去教了一学期书以后，这感觉便不由得又深了三分：无怪乎我们的“经济学家”要谦虚地声明“经济学家只教人家怎样赚钱，自己并不赚钱”；无怪这个省及省会城市的政府领导并不请这些“经济学家”去为政府筹谋擘画，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这些常在深墙大院里处于半幽闭状态的经济学教授、副教授们，长期以来就凭着一两本经典和数本东抄西凑的教科书“
治天下“，对中国这10多年改革到底是如何进行都不甚了了。既然连了解都谈不上，又怎能指望他们对现实经济问题”望、闻、问、切“地进行诊断？这情景确实令人难堪。要知道，经济学在它的发源地一直就是一门学以致用的实用学科，但”淮桔“最后易地竟成了”枳“，到了中国后被”创造xìng地发展“成了一门只是在纸上奢谈的”屠龙术“。此情此境，又怎能指望时时刻刻需要在现实中”cāo刀作手术“的政府和商界倚重这样空有”屠龙之术“的”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呢？
为什么会如此？关键在于我国的经济学家这些年来在对现实经济的分析中见物不见人，只注重编制数学模型，陷入了数学观点的方法论陷饼，整个社会制度差不多不在他们考虑的视野之内。有学者形象地概括了这一现实：“（目前）经济论文中充满大量的数学公式，以数学推导代替了经济机理分析，特别是把经济生活中活生生的人客体化，然后再抽象化为符号，建模、输机，而制度问题不见了，人消失了，这样的数学模型必然失去可cāo作xìng。”有部分学者甚至还公开声称“历史从来就是靠不公平推进的”，“在中国目前这种状况下，根本不能考虑公平”，“不要反对行骗，要骗出一个新体制来”。我国不少经济学者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之所以被人讥为“既不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事前科学预测，更不是对社会经济现象事后的实际分析”，成为一门严重脱离现实的“屠龙术”，其原因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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