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6 章
。人文道义评价不在于它能否在短期内改变社会现实,使“人皆为尧舜”,而在于它为世人高张了公平和正义的旗帜,昭示了什么是值得人类为之追求和努力的目标。在人类历史上,从来就没有道德理想国的存在,但道德理想却赋予了人类以生存意义与追求目标,一些民族对其不懈的追求,终使自己的生存环境变得较为理想;而另一些奉行功利主义的民族却受到了惩罚,如南亚和南美诸国,他们的短视行为最终使自己的生存环境变得恶劣不堪,其结果是没有任何人在那种制度下感到生活愉快。
没有人类关怀精神的博大,中国的部分经济学者们才会忽视了“分配”的公平规则,忽视了“腐败”在资源分配中的巨大作用,而一再强调“腐败是消解旧体制力量的最佳选择,成本最小,效益最大”,才会对中国正在进行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视而不见。对社会转型期问题的关注缺乏终极关怀,就不愿意去正视权力市场化的恶劣结果:分配法则早已被扭曲为凭权力、人情关系和投机进行分配。中国当代的资本原始积累就是在这种分配法则下完成的!
现实对中国经济学界的惩罚已经够多了:忽视地下经济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根据并不包括地下经济在内的统计数据对中国经济所作出的种种分析预测,因为其失去准确xìng而陷入空论,进而使人们开始质疑“经济学家”的存在价值。回避国有企业对职工的历史债务,去谈压在国有企业头上的“三座大山”如企业办社会、冗员过多等问题,永远使国有企业的问题无法得到真正解决。不去正视腐败已成为中国经济运行的润滑油,就使经济学者对现实的许多解释成为一纸虚文,最后使经济学在社会公众心目中丧失信誉。而要让公众信服,就必须以公平原则为价值取向来进行制度安排,中国经济学家所要努力的,就是将经济学重新引回到道德的、政治的道路,为经济学引回人类关怀。
向政治之癌宣战深刻反思改革中的全部难点问题,就会发现成为改革最大阻力的因素就是权力市场化。
正是权力市场化造成了大面积的社会分配不公、社会腐败和高通胀率,阻碍了改革的深化进行。
现实表明,在中国进行的经济改革,如果不考虑中国现存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只是生吞活剥地照搬西方经济理论,抛开制度特点去谈市场功能,往往会出现权力市场化的情况,从而导致不少改革措施出现“淮桔成枳”的局面。中国这18年改革最大的教训就在这里。
深刻反思改革中的全部难点问题就会发现,成为改革最大阻力的因素就是权力市场化。
追寻18年改革的轨迹,权力寻租活动领域总是随着改革重点的变化而变化的:商品的价格双轨制生产要素双轨制(股票jiāo易和土地的批租)买卖中小国有企业。几乎在每一个阶段,都可以看到权力这只严重变形的手在cāo纵着利益的分配。越到后来,这种权力寻租活动越明显,越肆无忌惮。大量俯拾即是的事实表明,正是权力市场化造成了大面积的社会分配不公、社会腐败和高通胀率。可以毫不夸张他说,权力市场化阻碍了改革的深化进行,并为改革埋下了许多隐患,这些隐患一旦bào发,其后果不堪设想。中国的现实告诉我们,不谈公平、仅以效率为中心的“经济学”已无力指导中国的改革实践。我们必须从墨西哥危机中总结经验,从南美国家软政权化和分利集团化所造成的农业调敝、通货膨胀、全社会高度腐败、政治不稳和突发事件频繁等问题中认真吸取教训,既要避免墨西哥式的危机在中国出现,也要避免近百年来不断重复的“中国特色”的社会危机再一次出现。
廓清人们对腐败在社会转型期中所起作用的错误见解,已成了中国时下的当务之急。
腐败消解旧体制付出的社会成本真是最小吗用腐败消解旧体制“成本最小效益最大”之说可以休矣。这种观点本身就是价值理xìng被严重扭曲的表现之一。任由现阶段被严重扭曲的价值理xìng发展下去,只会使中国经济陷入过度投机的旋涡中,造咸一种恶xìng经济环境。
就在《现代化的陷阱》一书杀青之际,从一些朋友那里得知,北京有一些经济学者和其它学科的学者还在发表他们持之已久的看法:用“腐败”来消解旧体制,成本最小,效益最大。
我不明白要用腐败来“消解”的体制到底是极左体制,还是目前新旧并存的“转轨期体制”?亦或是我们民族那奄奄一息的公平正义?因为事实表明,作为“腐败代价”的牺牲品不是极左体制,正是公平与正义。
80年代中期,“腐败”面将会扩散至多大,以及在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将起什么作用,大家缺乏经验xìng体验。那时候看到的只是用贿赂等手段,很容易绕过旧体制的障碍,达到一些特定目的。不少人因此认为,这是因为转轨时期有许多体制缝隙给人钻造成的局面,一俟法律制度完善,情况就会改观。但不断出台的法律条文,包括“阳光法”在遏制腐败方面的软弱无力等所有事实都已证明,有“法制”未必就能形成“法治”,大规模扩散的腐败造成的不平等分配对中国社会环境起了极为恶劣的dú化作用。面对这些事实,大家本应收拾起对腐败作用的一厢情愿的看法才是。但还有一批学者在大谈腐败有理,认为不管通过什么途径,只要“变”过来就行,一位近几年声名大噪的文化学者,这几年在所到之处都不遗余力地宣传一个观点:腐败有利于中国社会转轨,腐败者获得既得利益后,会为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努力使社会通向法治之路。
如此国情,却提出如此媚俗的主张,无论如何都使对中自有现实感的人想不通,《荀子》所提倡的“上不循于乱世之君,下不俗于乱世之民”那种绝不媚俗的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今天难道真要成为绝响了吗?
我不由得想起一位从事哲学研究的朋友向我谈到的一点感想:如今中国不少经济学者突然都走到另一极端,变成没有良心的数字机器,所有的研究都是“见物不见人”,只谈生产力,不谈生产关系,这样的经济学叫什么“经济学”!他认为今日中国亟需人文科学的道义评价与社会科学的结合。
旁观者清,我认为这位朋友谈的是有关中国当代经济学包括所有社会科学的价值取向的根本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就在于这些年来不少学者对转型期的政治经济学问题理解失误,脱离了中国现在的实际变化、发展特点来大谈“对策”。
中国改革的深化,现在已不是诉诸“法律”和法规xìng文件的问题。因为已出台的许多法律,即使是关系到“国运”的“阳光法”与关系到民族生存的“环境保护法”,都只是纸上谈兵,对政府官员和企业经理层缺乏约束作用。为什么会如此?根源是在社会转型期间,中国人对生存的理解和适应发生根本xìng变化。在以满足私yù为价值指向的常识理xìng恶xìng膨胀的同时,是人文精神的大退缩。从一些贪官对权力的“解释”,就如一位县太爷弯公开鼓吹的“读书就是为了当官发财,当官就是要当大官,发财就是要发大财”,“当官之道嘛,就是会做人,能合人,敢压人,菩哄人”,从中可知,涤清中国人的价值观是何等重要的当务之急,我国部分公仆的价值观念已被扭曲到何种可怕的程度,人的价值理xìng和工具理xìng发生了怎样可怕的劣变。而价值理xìng从个人来说,涉及的是每个人对人生意义的理解和追求;从民族来说,则关系到一个民族的精神高度。工具理xìng则涉及到个人的价值取向,在经济生活中则决定了人们追求、使用、管理财富的行为方式。
价值理xìng被严重扭曲的社会,社会生活其实已经丧失了高尚的生存意蕴。而在严重扭曲的工具理xìng支配下,人们的经济行为和社会发展的要求相悖。挨照现阶段人们这种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发展下去,只会使中国经济陷入过度投机的旋涡中,造成一种恶xìng经济环境。如贪污腐败盛行下的化公为私、经济信用失常、职业道德水准的低下、教育问题上的短视、完全不顾及后果的环境污染。这些问题,笔者在第六章 《缺乏lún理规范的市场游戏》中已经谈及。
认为贪污腐败在促进社会转型方面成本最小的看法,实际上正是价值理xìng被严重扭曲的表现之一。
腐败的路径指向:非法治的金权政治认为腐败有利于推动社会转轨,并断言以腐败为手段获利的利益集团会进行努力建立法治社会秩序的人,全然没有想到腐败所要消解的“旧体制”,即极左型专制已不是转轨时期的主要社会问题。在新法规不断出台的今天,腐败所要消解的就是这些新的法律约束。而腐败泛滥的最终结果只会是目前已露初兆(在少部分地区已型构成社会现实秩序)的“黑权结合”;腐败推动的“社会转轨”,其路径指向一定不是知识分子天天在纸上型构的“公民法治社会”,只会是高度腐败的金权政治或政府和黑社会共同治理社会的“意大利模式”。
治理一个12亿人口的国家,要实现经济发展、民族统一,并非易事。在今后几十年内,经济发展会一直作为政府目标。但是社会持续发展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千万不能漠视公平,且不能视“腐败”为“社会发展”应付出的社会代价。因为腐败永远只会对参与腐败的个体在短期内有益,对社会则是为害久远。意大利、南亚和南美诸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以腐败来推动经济发展,最终受惩罚的只会是我们自己。
贪污腐败在我国为什么会发展到如此肆无忌惮的程度?为什么还会有部分学者如此公开坚持、宣扬这种对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尤其是弱者来说简直是非常残酷的“代价论”和“腐败有利论”?
不管是何种公共权力,从其诞生之日起,就都存在着否定这种权力的异化力量腐败。不承认公共权力伴生腐败这一现实,愚弄的只会是自己。在建国后不久,我国就产生了两个严重的问题,一是政府中官僚主义泛滥,政府部门为公众服务的意识淡薄;二是贪污腐化问题。在这些问题的困扰下,一向特别相信精神力量的国家领导人máo zé dōng,采取了他习惯采用的非制度xìng方法,就是不断开展政治斗争和群众运动,以抑制腐败。1950年的整风运动,1951~1952年的“三反”运动、“五反”运动,1954年及1957年的“整党”运动,1963年的“四清”运动,实质上都是máo zé dōng对党内腐败分子和反对派进行的清洗。但他认为用这些方式清洗并没有到位,于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máo zé dōng的晚年悲剧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和他本人对制度与精神二者作用的认识有关:人的精神力量作用于人和自然的关系之上,可以改天换地,那么在社会生活中,人的自律精神自然应该比制度约束更起作用。所以他一直强调用“整党整风”这类方式解决腐败问题,从来就未想到建章立制。应该说,在máo zé dōng领导中国的那几十年中,反腐败、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一直没有间断,然而他使用的非制度化手段如极其残酷的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群众运动等对中国社会却十分有害,其结果是将中国拖人了动乱的深渊当中被“极左”梦魔的余悸缠绕,就是一些学者主张用“腐败”来消解旧体制的缘由所在。
改革要变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为地方和部门分权的市场经济体制,这就必然要重新进行资源配置,所以在掌握资源配置权力的部门和一些行政执法部门,腐败现象丛生。政府也一直为迅速在全社会蔓延的腐败现象深深困扰,采取了以下三方面办法,一是逐步建立和健全立法机构、司法机构和监督机构,近两年还专门成立了反贪局;二是加速立法;三是不断地发动反腐败运动。这些都表明我国经济市场化和法制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党内腐败和政府腐败的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严刑重罚之下,政府和庞大的国有资产还是成为各利益集团的寻租猎物。发展到今天,自上而下,社会各阶层都有腐败的倾向,“有ròu的卖ròu,有灵魂的卖灵魂”。腐败已成为我国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的严重污染源,正在dú化社会环境和民族精神。
从执政党和政府的角度来说,必须反腐败,因为“一个政府的腐败意味着另一个政府的诞生”(詹姆斯。哈林顿语),历史证明,高度腐败的政府从没有不垮台的。从人民来说,也必须反腐败,因为如果生活在一个高度腐败的国度内,一切不能诉诸法律,而必须诉诸金钱,诉诸关系网,那诉求的结果绝不是社会正义和公正,而纯粹成了利益诉求;得胜者亦不代表道义优势,只代表他们对掌权者的贿赂手段到家。可想而知,对无钱无势的弱者来说,这种生存环境绝对不会轻松。本书所有的章节中,都真实地分析了中国人的生存意蕴已经堕落到何种可怕的程度。鼓吹腐败有利,实际上是对既得利益者无耻的献媚取宠。
现在40岁至50岁的知识分子,属于这个共和国的第三代人,其经历无非是文革和后文革两个时期,人生经验中只有反右、阶级斗争、文革等政治运动造成的灾难,由于这些苦难太过深重,以至于其中一些人认为不管用什么手段、通过什么途径,只要能够永远和极左型专制告别就行。
这些主张“代价论”和“腐败有利”论的学者对于腐败的作用只是基于这种一厢情愿的设想:国有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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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类关怀精神的博大,中国的部分经济学者们才会忽视了“分配”的公平规则,忽视了“腐败”在资源分配中的巨大作用,而一再强调“腐败是消解旧体制力量的最佳选择,成本最小,效益最大”,才会对中国正在进行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视而不见。对社会转型期问题的关注缺乏终极关怀,就不愿意去正视权力市场化的恶劣结果:分配法则早已被扭曲为凭权力、人情关系和投机进行分配。中国当代的资本原始积累就是在这种分配法则下完成的!
现实对中国经济学界的惩罚已经够多了:忽视地下经济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根据并不包括地下经济在内的统计数据对中国经济所作出的种种分析预测,因为其失去准确xìng而陷入空论,进而使人们开始质疑“经济学家”的存在价值。回避国有企业对职工的历史债务,去谈压在国有企业头上的“三座大山”如企业办社会、冗员过多等问题,永远使国有企业的问题无法得到真正解决。不去正视腐败已成为中国经济运行的润滑油,就使经济学者对现实的许多解释成为一纸虚文,最后使经济学在社会公众心目中丧失信誉。而要让公众信服,就必须以公平原则为价值取向来进行制度安排,中国经济学家所要努力的,就是将经济学重新引回到道德的、政治的道路,为经济学引回人类关怀。
向政治之癌宣战深刻反思改革中的全部难点问题,就会发现成为改革最大阻力的因素就是权力市场化。
正是权力市场化造成了大面积的社会分配不公、社会腐败和高通胀率,阻碍了改革的深化进行。
现实表明,在中国进行的经济改革,如果不考虑中国现存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只是生吞活剥地照搬西方经济理论,抛开制度特点去谈市场功能,往往会出现权力市场化的情况,从而导致不少改革措施出现“淮桔成枳”的局面。中国这18年改革最大的教训就在这里。
深刻反思改革中的全部难点问题就会发现,成为改革最大阻力的因素就是权力市场化。
追寻18年改革的轨迹,权力寻租活动领域总是随着改革重点的变化而变化的:商品的价格双轨制生产要素双轨制(股票jiāo易和土地的批租)买卖中小国有企业。几乎在每一个阶段,都可以看到权力这只严重变形的手在cāo纵着利益的分配。越到后来,这种权力寻租活动越明显,越肆无忌惮。大量俯拾即是的事实表明,正是权力市场化造成了大面积的社会分配不公、社会腐败和高通胀率。可以毫不夸张他说,权力市场化阻碍了改革的深化进行,并为改革埋下了许多隐患,这些隐患一旦bào发,其后果不堪设想。中国的现实告诉我们,不谈公平、仅以效率为中心的“经济学”已无力指导中国的改革实践。我们必须从墨西哥危机中总结经验,从南美国家软政权化和分利集团化所造成的农业调敝、通货膨胀、全社会高度腐败、政治不稳和突发事件频繁等问题中认真吸取教训,既要避免墨西哥式的危机在中国出现,也要避免近百年来不断重复的“中国特色”的社会危机再一次出现。
廓清人们对腐败在社会转型期中所起作用的错误见解,已成了中国时下的当务之急。
腐败消解旧体制付出的社会成本真是最小吗用腐败消解旧体制“成本最小效益最大”之说可以休矣。这种观点本身就是价值理xìng被严重扭曲的表现之一。任由现阶段被严重扭曲的价值理xìng发展下去,只会使中国经济陷入过度投机的旋涡中,造咸一种恶xìng经济环境。
就在《现代化的陷阱》一书杀青之际,从一些朋友那里得知,北京有一些经济学者和其它学科的学者还在发表他们持之已久的看法:用“腐败”来消解旧体制,成本最小,效益最大。
我不明白要用腐败来“消解”的体制到底是极左体制,还是目前新旧并存的“转轨期体制”?亦或是我们民族那奄奄一息的公平正义?因为事实表明,作为“腐败代价”的牺牲品不是极左体制,正是公平与正义。
80年代中期,“腐败”面将会扩散至多大,以及在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将起什么作用,大家缺乏经验xìng体验。那时候看到的只是用贿赂等手段,很容易绕过旧体制的障碍,达到一些特定目的。不少人因此认为,这是因为转轨时期有许多体制缝隙给人钻造成的局面,一俟法律制度完善,情况就会改观。但不断出台的法律条文,包括“阳光法”在遏制腐败方面的软弱无力等所有事实都已证明,有“法制”未必就能形成“法治”,大规模扩散的腐败造成的不平等分配对中国社会环境起了极为恶劣的dú化作用。面对这些事实,大家本应收拾起对腐败作用的一厢情愿的看法才是。但还有一批学者在大谈腐败有理,认为不管通过什么途径,只要“变”过来就行,一位近几年声名大噪的文化学者,这几年在所到之处都不遗余力地宣传一个观点:腐败有利于中国社会转轨,腐败者获得既得利益后,会为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努力使社会通向法治之路。
如此国情,却提出如此媚俗的主张,无论如何都使对中自有现实感的人想不通,《荀子》所提倡的“上不循于乱世之君,下不俗于乱世之民”那种绝不媚俗的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今天难道真要成为绝响了吗?
我不由得想起一位从事哲学研究的朋友向我谈到的一点感想:如今中国不少经济学者突然都走到另一极端,变成没有良心的数字机器,所有的研究都是“见物不见人”,只谈生产力,不谈生产关系,这样的经济学叫什么“经济学”!他认为今日中国亟需人文科学的道义评价与社会科学的结合。
旁观者清,我认为这位朋友谈的是有关中国当代经济学包括所有社会科学的价值取向的根本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就在于这些年来不少学者对转型期的政治经济学问题理解失误,脱离了中国现在的实际变化、发展特点来大谈“对策”。
中国改革的深化,现在已不是诉诸“法律”和法规xìng文件的问题。因为已出台的许多法律,即使是关系到“国运”的“阳光法”与关系到民族生存的“环境保护法”,都只是纸上谈兵,对政府官员和企业经理层缺乏约束作用。为什么会如此?根源是在社会转型期间,中国人对生存的理解和适应发生根本xìng变化。在以满足私yù为价值指向的常识理xìng恶xìng膨胀的同时,是人文精神的大退缩。从一些贪官对权力的“解释”,就如一位县太爷弯公开鼓吹的“读书就是为了当官发财,当官就是要当大官,发财就是要发大财”,“当官之道嘛,就是会做人,能合人,敢压人,菩哄人”,从中可知,涤清中国人的价值观是何等重要的当务之急,我国部分公仆的价值观念已被扭曲到何种可怕的程度,人的价值理xìng和工具理xìng发生了怎样可怕的劣变。而价值理xìng从个人来说,涉及的是每个人对人生意义的理解和追求;从民族来说,则关系到一个民族的精神高度。工具理xìng则涉及到个人的价值取向,在经济生活中则决定了人们追求、使用、管理财富的行为方式。
价值理xìng被严重扭曲的社会,社会生活其实已经丧失了高尚的生存意蕴。而在严重扭曲的工具理xìng支配下,人们的经济行为和社会发展的要求相悖。挨照现阶段人们这种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发展下去,只会使中国经济陷入过度投机的旋涡中,造成一种恶xìng经济环境。如贪污腐败盛行下的化公为私、经济信用失常、职业道德水准的低下、教育问题上的短视、完全不顾及后果的环境污染。这些问题,笔者在第六章 《缺乏lún理规范的市场游戏》中已经谈及。
认为贪污腐败在促进社会转型方面成本最小的看法,实际上正是价值理xìng被严重扭曲的表现之一。
腐败的路径指向:非法治的金权政治认为腐败有利于推动社会转轨,并断言以腐败为手段获利的利益集团会进行努力建立法治社会秩序的人,全然没有想到腐败所要消解的“旧体制”,即极左型专制已不是转轨时期的主要社会问题。在新法规不断出台的今天,腐败所要消解的就是这些新的法律约束。而腐败泛滥的最终结果只会是目前已露初兆(在少部分地区已型构成社会现实秩序)的“黑权结合”;腐败推动的“社会转轨”,其路径指向一定不是知识分子天天在纸上型构的“公民法治社会”,只会是高度腐败的金权政治或政府和黑社会共同治理社会的“意大利模式”。
治理一个12亿人口的国家,要实现经济发展、民族统一,并非易事。在今后几十年内,经济发展会一直作为政府目标。但是社会持续发展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千万不能漠视公平,且不能视“腐败”为“社会发展”应付出的社会代价。因为腐败永远只会对参与腐败的个体在短期内有益,对社会则是为害久远。意大利、南亚和南美诸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以腐败来推动经济发展,最终受惩罚的只会是我们自己。
贪污腐败在我国为什么会发展到如此肆无忌惮的程度?为什么还会有部分学者如此公开坚持、宣扬这种对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尤其是弱者来说简直是非常残酷的“代价论”和“腐败有利论”?
不管是何种公共权力,从其诞生之日起,就都存在着否定这种权力的异化力量腐败。不承认公共权力伴生腐败这一现实,愚弄的只会是自己。在建国后不久,我国就产生了两个严重的问题,一是政府中官僚主义泛滥,政府部门为公众服务的意识淡薄;二是贪污腐化问题。在这些问题的困扰下,一向特别相信精神力量的国家领导人máo zé dōng,采取了他习惯采用的非制度xìng方法,就是不断开展政治斗争和群众运动,以抑制腐败。1950年的整风运动,1951~1952年的“三反”运动、“五反”运动,1954年及1957年的“整党”运动,1963年的“四清”运动,实质上都是máo zé dōng对党内腐败分子和反对派进行的清洗。但他认为用这些方式清洗并没有到位,于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máo zé dōng的晚年悲剧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和他本人对制度与精神二者作用的认识有关:人的精神力量作用于人和自然的关系之上,可以改天换地,那么在社会生活中,人的自律精神自然应该比制度约束更起作用。所以他一直强调用“整党整风”这类方式解决腐败问题,从来就未想到建章立制。应该说,在máo zé dōng领导中国的那几十年中,反腐败、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一直没有间断,然而他使用的非制度化手段如极其残酷的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群众运动等对中国社会却十分有害,其结果是将中国拖人了动乱的深渊当中被“极左”梦魔的余悸缠绕,就是一些学者主张用“腐败”来消解旧体制的缘由所在。
改革要变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为地方和部门分权的市场经济体制,这就必然要重新进行资源配置,所以在掌握资源配置权力的部门和一些行政执法部门,腐败现象丛生。政府也一直为迅速在全社会蔓延的腐败现象深深困扰,采取了以下三方面办法,一是逐步建立和健全立法机构、司法机构和监督机构,近两年还专门成立了反贪局;二是加速立法;三是不断地发动反腐败运动。这些都表明我国经济市场化和法制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党内腐败和政府腐败的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严刑重罚之下,政府和庞大的国有资产还是成为各利益集团的寻租猎物。发展到今天,自上而下,社会各阶层都有腐败的倾向,“有ròu的卖ròu,有灵魂的卖灵魂”。腐败已成为我国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的严重污染源,正在dú化社会环境和民族精神。
从执政党和政府的角度来说,必须反腐败,因为“一个政府的腐败意味着另一个政府的诞生”(詹姆斯。哈林顿语),历史证明,高度腐败的政府从没有不垮台的。从人民来说,也必须反腐败,因为如果生活在一个高度腐败的国度内,一切不能诉诸法律,而必须诉诸金钱,诉诸关系网,那诉求的结果绝不是社会正义和公正,而纯粹成了利益诉求;得胜者亦不代表道义优势,只代表他们对掌权者的贿赂手段到家。可想而知,对无钱无势的弱者来说,这种生存环境绝对不会轻松。本书所有的章节中,都真实地分析了中国人的生存意蕴已经堕落到何种可怕的程度。鼓吹腐败有利,实际上是对既得利益者无耻的献媚取宠。
现在40岁至50岁的知识分子,属于这个共和国的第三代人,其经历无非是文革和后文革两个时期,人生经验中只有反右、阶级斗争、文革等政治运动造成的灾难,由于这些苦难太过深重,以至于其中一些人认为不管用什么手段、通过什么途径,只要能够永远和极左型专制告别就行。
这些主张“代价论”和“腐败有利”论的学者对于腐败的作用只是基于这种一厢情愿的设想:国有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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