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8 章

  者为之汗颜的《中国可以说不》。这本书能引起轰动，除了说明我们的国民已肤浅到了何种程度之外，什么都不能证明。

  到了这种地步，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政府，难道还不应该关心一下中国人文科学的现实困境？

  发展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事实证明，缺乏人文精神的经济发展，使人们在利益的角逐中将不再受到自制、理xìng、公正、博爱等精神的约束，只有对金钱赤棵luǒ的无耻追逐。这样的“发展”就算是暂时获得了效益，但克其量只是一种残缺的发展。从动态cāo作上来说，公平与效率理论虽然表现为时序问题，但哪一原则是解决另一原则的前提和基础，是经济发展中的主要价值判断之一。在进行制度设计时，必须对新制度倾注社会公正与平等的思想。一个国家如不能为自己的国民寻求公平和正义，将永远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发展。因此社会公平和正义，既是我们评判改革的阿基米德支点，也是评价我们现代化成就的全部出发点。

  世俗社会从来就离不开对人文意义的依赖，有深厚宗教资源的国家更还通过宗教精神陶冶教化全社会。事实证明，缺乏人文精神的经济发展，在利益的角逐中人们将不再受到自制、理xìng、公正、博爱等精神的约束，只有对金钱赤luǒluǒ的无耻追逐。这样的“发展”就算是暂时获得了效益，但充其量只是一种残缺的发展。广东、浙江农民的富裕已让人看到了残缺发展的活生生样板。生活在沿海已经数年，我常常在想，现代化的标志到底是什么？如果说是物资充裕，那么广东沿海及浙江温州一带的农民已经非常富庶，现代物质文明所能给予他们的一切他们都应有尽有，包括买台奔腾586回家玩游戏。但我从来就不觉得这些农民们已经“现代化”；现代化甚至也不是第三产业产值占GNP比重、非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受高等教育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以及人均住房等一切有关金钱、人才、技术的总和。因为这些指标在广东沿海几乎都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但我从来就不觉得这个地方已完成了“现代化”。至于那些早已拥有“别墅、轿车、美女、叭儿狗”这90年代的“四大件”的暴发户，在我眼中，也只不过是全身披挂着现代物质的野蛮人。在反复思考以后，我终于悟出，一个富有的社会，如果缺乏对人类充满终极关怀的人文精神，如果缺乏对社会批判力量的博大包容，缺乏对除物质之外更深远的精神追求，这个社会一定不知道自己应该走向何处，那些财富最终也只会被用在一些对社会有害元益的追求上，如吸dú、赌博、玩女人、花天酒地、造豪华yīn宅……处于这种生活状态的社会，无论对其怎样宽容地进行评价，都不能认为这种状态算是完成了“现代化”。现代化应该有其特定的精神内容，没有精神追求的社会，财富最后都会花费到畸形消费上去。这是历史对素质低下的暴富者的惩罚，也是对片面强调物质现代化的社会的惩罚。因为这些个人、这个社会既缺乏人文精神的熏陶，又缺乏宗教信仰对人的制约，不少人已丧失了起码的道德感和羞耻感。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就是因为人是唯一能够创造精神生活的高级动物，苏格拉底曾经说过，“人应该追求更美的生活，远过于生活本身”，这位先哲所说的更美的生活，应该是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富有与和谐。从这一意义来说，人的存在就是一种精神的存在。丧失了精神家园的人类，与动物又有什么区别？物质文明毕竟只解决物质生活的问题，一上升到精神世界，它就无能为力。精神世界的所有问题，只能仰赖于人文科学作出解释。人文科学的作用，就是为人们寻找精神家园。轻视、削弱人文科学的行为，不但使我们现在正在付出代价，将来注定还要受到更严厉的惩罚。

  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并不需要我们去创造，世界上已有现成经验可循。如前所述，1995年哥本哈根社会发展世界首脑会议通过了《宣言》和《行动纲领》，特别在第四条中规定了“社会发展与其发生的文化、生态、经济、政治和精神环境不可分割”，从而使发展观进入了以人为中心的新阶段。结合中国国情，我们在进行非经济领域改革的同时，重视以意义为“导向”的人文教育，赋予社会以理想，赋于社会风扇以生活意义。因为金钱不能代替价值，科学技术不产生lún理道德，工具理xìng不能取代价值理xìng。正如作者在本书“导论”

  中所强调的，我们不能在抛弃“计划偶像”的同时，又引进“市场偶像”。在引进市场经济模式时，不要只注意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经济法规，要根据中国的国情对转轨期的经济发展进行人文调剂，否则照现在这样发展下去，终有一天会引起危机共振。

  转轨期的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人文精神。没有植根于人文精神这块沃土上的人类关怀，人只会沦为纯粹的经济动物，丧失人所应具有的一切生存意蕴。在进行制度设计时，那些能够对决策产生影响的理论家，尤其是经济学家们，不应该对民众的要求显得过于“冷静”，反对进行分配改革，而应该考虑公平与效率两者之间何者为先。因为从动态cāo作上来说，公平与效率理论虽然具体表现为时序问题，但哪个目标作为经济发展起始阶段上的优先考虑，哪一原则是解决另一原则的前提和基础，是经济发展中的主要价值判断之一。在进行制度设计时，必须对新制度倾注社会公正与平等的思想。

  所有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困难都表明，平等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一个国家如果不能为自己的国民寻求公平和正义，将永远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发展，井脐身于世界强国之林。

  社会公平和正义，既是我们评判改革的阿基米德支点，也是评价我们现代化成就的全部出发点。

  后记

  追寻学者生命的真谛这些年常有朋友问到同一问题：不少和我生活在同一地方的学者都感叹，这地方没法做学术研究，我为什么还能坚持做下去？每逢听到这问题的时候，我总是半开玩笑地回答说，可能因为我是女人，金钱和权力的吸引力有限。因为要说真实原因，恐怕有张扬之嫌。

  记得尼采说过，有的人是将自己的伤痛化为哲学，有的人是将自己的富足化为哲学。我想，这句话的意思对学者来说，无非是说一个人的治学思想莫不与其生活经历有关。对于我个人来说，经历和秉xìng使然，即使是在这个视权势和金钱为生命一切意义的地方，我也设法将自己变成一架追逐权力和金钱的机器。

  我出生在湖南省邵阳市，由于家乡近20多年来治迫不佳，有时候想到它时，几乎连自己都很难相信这里出过魏源、蔡愕这些在近代史上珍珠一时的名人。只有忆及那些在我生命成长过程中，曾在思想上深深地影响了我的那批朋友，才会感到一丝温暖。

  60年代中期的邵阳市，曾生活着一批颇有“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之志的青少年，这批人后来成了该市“文革”中两大圈子的核心人物。一个圈子是以一批知青为核心的“小兵”圈子（因他们的组织名称为“小兵司令部”而得名），另一个是以该市的重点中学二中六六届高中学生为核心的“谁主沉浮”圈子（亦因为他们的组织名称为“谁主沉浮”而得名）。他们的才华在文革的特殊产物大字报上尽展风采，读到这些大字报的时候，我还只是个小女孩，也被他们文章的气势所震慑，更为那种被革命英雄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陶冶出来的精神气质所感动。我是直到十五六岁，那两个圈子因其核心人物星流云散而不复存在时，才和其中的部分人jiāo上朋友。那时的他们已经不再有“文革”初期那种激情和浪漫主义，多了几分成熟和凝炼。从他们那里，我常借到一些19世纪俄罗斯古典文学与法国启蒙时代的文学作品，对别林斯基的作品更是情有独钟。也许正是受了这种影响，几乎在青少年时期起，我对生活的观察和思维就不大像一个小女孩。这段时期的思想营养以及影响我一生的那种道义责任感，几乎全得益于这个圈子的一些朋友。17岁以后我被迫到湘西山区修校柳铁路，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那点可怜的业余时间，还常被无穷无尽的政治学习所占用。由于在同龄人中几乎难以找到可与之深谈的人，我常常一个人穿过茫茫的芦苇滩，孤坐宁静的沅水河边，避开人群去读书之所以要避开人群，完全是为了“安全”，当时曾因读一本《唐宋名家词选》而被同住一个工棚的女孩检举，说我读“封资修”的东西，书被没收，人也成为当时连队中“反资产阶级腐蚀”的反面典型，大字报贴到我所住的工棚门口几本能找到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和鲁迅作品，就成了当时的主要读物。我无法估计这些朋友对我的影响，但我知道自己的思想成长史上确实打上了这段友谊的深深烙印：在他们中间，我懂得了什么是人生的责任，萌生了人道主义思想的幼芽。这就是我在年龄上不属于“老三届”和“六八年人”，但思想特征却和他们惊人地相似之根源所在。由于时代原因，这些朋友只有少数几个人后来能进入大学深造，但这些人也几乎没有在中国当代思想史上留下痕迹。近10多年来与这些旧友偶然见过几次，我常常为他们今日思想和生活的黯淡感到神伤。他们在青少年时代表现出来那种敏锐的思维，博大的志向，对社会深切的关怀，使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如果生长的环境正常，他们当中原本可以出不少杰出英才。我后来很少再去见这些！日友，这倒不是我不恋旧，而是因为我宁愿让他们当年那种奋发向上、充满了生命力的形象在我心目中定格。也许是因为他们思想生命史上不应该的夭折，我常常觉得自己现在做的事情，并不仅仅只是代表自己。后来到了深圳这块人文学者几乎没有办怯生存的地方，我之所以还能坚守自己的信念并坚持这种于我个人并无现实物质利益的学术研究，大概就是因为有这种“代表”意识在冥冥中起着作用。我现在用这本《现代化的陷饼》来祭奠我青少年时期的友谊和那批“思想史上的失踪者”那些已在我的生活中成为回忆的朋友，是我对他们一种最好的纪念，因为我永远记得他们当年以“知青”和中学生身份忧国忧民的赤子情怀。

  阐扬自己思想的学术研究因此也就成了我追寻并体现自己生命意义的唯一方式。

  学者和政治之间，文运和国运之间，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其关系变得前所未有的复杂和微妙，恩怨相缠，遗恨难消。行将进入世纪末，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才进入探讨学者生命真谤的境界。近年学界对陈寅格、俞平伯、顾准、吴晗等前两代学者的学术价值取向，人格、信仰、与政治的恩恩怨怨等身前身后事的凝眸回望，其实是文革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学者对自己生命意义的追寻。也许，我们这一代学者（被称之为“共和国的第三代人”）

  今后学术上的建树将以各自对学者生命真正意义的感悟为基点。

  对我本人而言，对学者生命意义的追寻不是开始于现在，而应追溯到10多年前刚进入大学时。当时我在湖南师范大学，学的是历史学，其时正值五六十年代的“五朵金花”之“新史学”重放光彩之时。但那些公式对历史的解释之单调与不可信，凡是爱思考的初学者都会感到有很大的问题。曾将这些疑问向数位教师提出过，但那些在五六十年代进入大学接受教育的教师并无能力解答这些疑问。促使我后来改学经济学的契机，是缘于理论界对我国“商品经济”为什么不能导出资本主义社会无法作出自圆其说的解释。而我到复旦大学经济系读研究生之时，正是“苏式经济学”遭到严重质疑，并被早我人经济学之门的青年学子们抛弃之日。当某位治《资本论》数十年，并在行内颇有名气的老学者去世后，他的几位研究生在参加追悼会后曾悄声议论：这时候离世还避免了难堪，否则再过两年看到自己穷毕生心血所研究的东西竟被后学者弃而不顾，那才比死还难受。

  “学问”何以竟到了如此速朽的程度？更令人悲哀的则是我们这一代后起者除了少数师从当年旧学颇有功底的导师者之外，许多人只能靠自己去摸索和架构自己的思想体系。这种没有学术传统可秉持的状态，对我们这一代学者到底意味着什么？至今恐怕还难定论。

  学术的价值不仅在于其能舒缓地展示每一个民族精神的文化源流，还在于它达到一定境界时，能够阐扬人类生存的终极意义，并超越时代维系人类精神于不堕。如果学术成了附丽于政治的趋时之作，“学术”还能成其为学术，“学者”还能成其为学者吗？上述那些作为代表人物的学者，虽然各自的遭际不同，但其生前身后的悲剧根源却在于他们和政治的“不解缘”与“不了情”，陈寅俗命运的悲剧xìng之分外突出，就在于他本是纯粹意义上的学者，他研究的学科本来可以与现实政治无关。在一个正常的社会环境里，他完全可以坐在书斋里神追太古、遨游八极，他本人亦无心政治，不求通显，但“政治”却偏偏不让他平静地做一个与世无争的学者，硬要将他强行拉人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中，“直至灭亡”。其余几位秉持的治学精神、学术传统虽有不同，与政治的缘分也各各相异，但在这份与政治的“不解缘”牵引下，最后都殊途同归，大都死于“文革”劫难之中。即使劫后余生的俞

  松语文学免费小说阅读_www.16sy.com

• 推荐自己的新书《天命讨债人》

  齐天大魔猴

  桀骜齐天圣，铮铮大魔猴
• 第817章 四公子当真与众不同？

  清穿后每天被迫撩

  【欢脱独宠，沙雕撩夫日
• 新书《谜城》开启

  神峰

  一次偶然， 他踏足修
• 第270章 酒吧偶遇

  网游之影子大师

  我，在黑夜中行走 我
• 007儿女成群

  婚城难入

  十八岁的她，一心想用高
• 第四百一十六章 邀请

  剑神之剑弑乾坤

  《剑神之剑弑乾坤》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