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十三章 宝德学会
1075年7月,王安石因不愿意攀附边寅而被抓拿入狱,当时王安石的死刑判决已经批准,可是宝德硬是改判了解除公职,边寅心中虽然不满却只能憋着。
宝德这么做的原因是害怕辽军再次来犯,他想,既然王安石不合群赶走就算了,为什么一定要杀哪,一旦国家有难还是要用的,边寅杀,朕来放,国家有难时再招回来,那小子肯定感恩。
宝德所料不错,王安石临走时特意跑到宫门前叩头谢恩,那场景很感人。王安石认为,皇帝肯定是遭奸臣蒙蔽了,可是如何铲除这些奸臣,救皇上,救国家,救万民哪,这时岳麓书院的聘书到了。
当时岳麓书院的院长是欧阳修,欧阳修在聘书中说,先生的文章早已名满天下,现在又在北平痛击辽寇,鄙院对先生的大才早就歆慕已久,希望先生不吝赐教共商富民经武的大计。
当时文章以苏洵c苏轼c苏辙c王安石c欧阳修c曾巩为最,再加上唐代的韩愈c柳宗元并称八大家。由于后隋的博学士科放弃了唐代的诗词取士,而是沿用汉的策论取士,所以苏洵没有像我们这个空间那样怀才不遇,而是早早的就进入了仕途。
苏洵的文章固然写的好,政绩官声也一直不错,他从地方干到中央每一任都做的很漂亮,后来被文彦博赏识调入户部担任相卿辅佐文彦博改革。在此期间,他的两个儿子苏轼c苏洵先后进入仕途,也加入了文彦博的改革队伍。
文彦博倒台后,杨成林c边寅对文党进行清理,一大批跟随文彦博改革的官员都被拿下,苏洵c苏轼c苏辙都被罢了官(边寅想大开杀戒,可是宝德对文官就是不开刀)。
虽然苏家薄有良田,可是也经不起爷三一起失业呀,那时的官员没有养老保险,更没有失业保险,没办法只好四处打秋风过日子。
这时范仲淹已经病逝,他的学生欧阳修接任了岳麓书院的院长,由于欧阳修的文名博于天下,岳麓书院的办学水平更上一层楼,考公务员通过率极高,只要进了这个书院就等于一只脚跨入了公务员队伍,所以海内学子悉数集于岳麓。
苏洵老了走不动,苏轼c苏辙哥俩就跑来应聘讲师了,其实欧阳修早就对这二人心仪已久,既然送上门来那有拒绝的道理。苏氏家学以纵论古今见长,二苏的到来让岳麓学风更加醇厚,特别是二苏一直追随文彦博搞改革,对上层政治架构的设计有独到的见解,进入岳麓后,二苏与学子们醉心于构建一个新的政治体系,虽然他们的构想不能马上实施,但是随着岳麓学子不断进入公务员系统,通过不断的堆积,只要有一天皇帝想改革,岳麓政治学就能马上变为现实。
后来王安石领导并取得了北平保卫战的胜利,欧阳修就想聘他做教授。
自范仲淹以来岳麓便有经武的学风,可是通晓军事的学者不好找,只懂军事不懂经史的武夫又不符合岳麓的招聘要求,毕竟岳麓是书院不是武院,而王安石精通经史又有武略非常适合岳麓的要求。
但是苏轼却劝欧阳修等一等,他的理由是,现在的朝廷奸臣当道,王大人未必能在朝廷立足,待他落魄时再伸手会更好,况且官员有官员的工作,学者有学者的工作,做官就做做官的事,学者就做学者的事,两者不能混为一体。例如王大人现在来岳麓,我们该怎么待他哪,以教授待他,别人会说我们岳麓不识尊卑,以勋贵待他,别人又会说我们巴结权贵失了读书人的尊严。
听了苏轼的一席话,欧阳修就罢了聘王安石的念头,直到王安石被贬,苏轼又重新提起了聘请王安石的事,苏大胡子说“现在是时候了”。
1075年10月,王安石正式被聘为岳麓教授。
王安石久在地方任职,又有领导军队抗击外敌的经历,这些历练是苏氏兄弟都没有的,所以王安石一到书院就被欧阳修委以重任,组织了一个叫宝德学会的组织,宝德学会的宗旨就是研究宝德年间的政治c经济c社会问题,并提出一揽子解决方案。
为了更好的做好宝德学会的工作,王安石提议聘请历城府正(府正相当于市长,也就是我们这个时空济南市市长)曾巩为名誉教授,曾巩是王安石的文友兼好友,但是王安石的这个提议却遭到了苏轼的反对,苏轼一直认为官员不应该参与学术问题,除了上述原因,苏轼还有一个担心,就是害怕政治斗争殃及书院。
对于这个担心王安石很不以为然,王安石认为,后隋风气远比唐朝开放,虽然宝德朝的政治斗争多了些,但是受到殃及的多是武人,文人死于政治的只有文彦博一人,还是自己死的,涉事殃及满门的都是武人,若是文人犯事,所受的惩罚也仅仅是贬官c罢职罢了。所以,即使曾巩犯事也不会牵连到岳麓书院。
最后欧阳修一锤定音,聘曾巩为名誉教授,并为此出台了名誉教授条例。条例中规定,凡是被聘为名誉教授的人,无论他的职业是什么,只要到了书院都是先生。此后,这种学问面前一律平等的风气又成了岳麓书院新的学风。
随着曾巩的加盟,八大家中有五人在岳麓任教(韩c柳是唐代人,苏洵老死了没赶上)。这五人都是宝德学会的成员,欧阳修是召集人,王安石是主持人,二苏负责制度设计,曾巩负责在小范围实施,检查新政的可行性及效果。
难道岳麓书院这么折腾,朝廷就没有察觉吗。这事朝廷当然知道,边寅攻击岳麓的奏章比雪片还多,可是宝德一直置之不理。
宝德这么做有两个原因。其一,隋太祖立国时只担心武官的剑不担心文官的笔,按他的说法,文人不动笔不动嘴还叫文人吗,由他们去,只要不动刀就行。其二,安国公周兰劝说宝德不要动文人,事不说不清,理不辨不明,堵人家的嘴就是赌自己的命,自己多注意点,不要行荒唐事,这个世界对皇帝的要求不高,文人愿意说就让他去说好了,说不定人家说的对哪,只要他不劝人造反就让他们说吧。
正是有了这些言论自由c学术自由,宝德学会的研究才得以继续,新的变革才会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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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德这么做的原因是害怕辽军再次来犯,他想,既然王安石不合群赶走就算了,为什么一定要杀哪,一旦国家有难还是要用的,边寅杀,朕来放,国家有难时再招回来,那小子肯定感恩。
宝德所料不错,王安石临走时特意跑到宫门前叩头谢恩,那场景很感人。王安石认为,皇帝肯定是遭奸臣蒙蔽了,可是如何铲除这些奸臣,救皇上,救国家,救万民哪,这时岳麓书院的聘书到了。
当时岳麓书院的院长是欧阳修,欧阳修在聘书中说,先生的文章早已名满天下,现在又在北平痛击辽寇,鄙院对先生的大才早就歆慕已久,希望先生不吝赐教共商富民经武的大计。
当时文章以苏洵c苏轼c苏辙c王安石c欧阳修c曾巩为最,再加上唐代的韩愈c柳宗元并称八大家。由于后隋的博学士科放弃了唐代的诗词取士,而是沿用汉的策论取士,所以苏洵没有像我们这个空间那样怀才不遇,而是早早的就进入了仕途。
苏洵的文章固然写的好,政绩官声也一直不错,他从地方干到中央每一任都做的很漂亮,后来被文彦博赏识调入户部担任相卿辅佐文彦博改革。在此期间,他的两个儿子苏轼c苏洵先后进入仕途,也加入了文彦博的改革队伍。
文彦博倒台后,杨成林c边寅对文党进行清理,一大批跟随文彦博改革的官员都被拿下,苏洵c苏轼c苏辙都被罢了官(边寅想大开杀戒,可是宝德对文官就是不开刀)。
虽然苏家薄有良田,可是也经不起爷三一起失业呀,那时的官员没有养老保险,更没有失业保险,没办法只好四处打秋风过日子。
这时范仲淹已经病逝,他的学生欧阳修接任了岳麓书院的院长,由于欧阳修的文名博于天下,岳麓书院的办学水平更上一层楼,考公务员通过率极高,只要进了这个书院就等于一只脚跨入了公务员队伍,所以海内学子悉数集于岳麓。
苏洵老了走不动,苏轼c苏辙哥俩就跑来应聘讲师了,其实欧阳修早就对这二人心仪已久,既然送上门来那有拒绝的道理。苏氏家学以纵论古今见长,二苏的到来让岳麓学风更加醇厚,特别是二苏一直追随文彦博搞改革,对上层政治架构的设计有独到的见解,进入岳麓后,二苏与学子们醉心于构建一个新的政治体系,虽然他们的构想不能马上实施,但是随着岳麓学子不断进入公务员系统,通过不断的堆积,只要有一天皇帝想改革,岳麓政治学就能马上变为现实。
后来王安石领导并取得了北平保卫战的胜利,欧阳修就想聘他做教授。
自范仲淹以来岳麓便有经武的学风,可是通晓军事的学者不好找,只懂军事不懂经史的武夫又不符合岳麓的招聘要求,毕竟岳麓是书院不是武院,而王安石精通经史又有武略非常适合岳麓的要求。
但是苏轼却劝欧阳修等一等,他的理由是,现在的朝廷奸臣当道,王大人未必能在朝廷立足,待他落魄时再伸手会更好,况且官员有官员的工作,学者有学者的工作,做官就做做官的事,学者就做学者的事,两者不能混为一体。例如王大人现在来岳麓,我们该怎么待他哪,以教授待他,别人会说我们岳麓不识尊卑,以勋贵待他,别人又会说我们巴结权贵失了读书人的尊严。
听了苏轼的一席话,欧阳修就罢了聘王安石的念头,直到王安石被贬,苏轼又重新提起了聘请王安石的事,苏大胡子说“现在是时候了”。
1075年10月,王安石正式被聘为岳麓教授。
王安石久在地方任职,又有领导军队抗击外敌的经历,这些历练是苏氏兄弟都没有的,所以王安石一到书院就被欧阳修委以重任,组织了一个叫宝德学会的组织,宝德学会的宗旨就是研究宝德年间的政治c经济c社会问题,并提出一揽子解决方案。
为了更好的做好宝德学会的工作,王安石提议聘请历城府正(府正相当于市长,也就是我们这个时空济南市市长)曾巩为名誉教授,曾巩是王安石的文友兼好友,但是王安石的这个提议却遭到了苏轼的反对,苏轼一直认为官员不应该参与学术问题,除了上述原因,苏轼还有一个担心,就是害怕政治斗争殃及书院。
对于这个担心王安石很不以为然,王安石认为,后隋风气远比唐朝开放,虽然宝德朝的政治斗争多了些,但是受到殃及的多是武人,文人死于政治的只有文彦博一人,还是自己死的,涉事殃及满门的都是武人,若是文人犯事,所受的惩罚也仅仅是贬官c罢职罢了。所以,即使曾巩犯事也不会牵连到岳麓书院。
最后欧阳修一锤定音,聘曾巩为名誉教授,并为此出台了名誉教授条例。条例中规定,凡是被聘为名誉教授的人,无论他的职业是什么,只要到了书院都是先生。此后,这种学问面前一律平等的风气又成了岳麓书院新的学风。
随着曾巩的加盟,八大家中有五人在岳麓任教(韩c柳是唐代人,苏洵老死了没赶上)。这五人都是宝德学会的成员,欧阳修是召集人,王安石是主持人,二苏负责制度设计,曾巩负责在小范围实施,检查新政的可行性及效果。
难道岳麓书院这么折腾,朝廷就没有察觉吗。这事朝廷当然知道,边寅攻击岳麓的奏章比雪片还多,可是宝德一直置之不理。
宝德这么做有两个原因。其一,隋太祖立国时只担心武官的剑不担心文官的笔,按他的说法,文人不动笔不动嘴还叫文人吗,由他们去,只要不动刀就行。其二,安国公周兰劝说宝德不要动文人,事不说不清,理不辨不明,堵人家的嘴就是赌自己的命,自己多注意点,不要行荒唐事,这个世界对皇帝的要求不高,文人愿意说就让他去说好了,说不定人家说的对哪,只要他不劝人造反就让他们说吧。
正是有了这些言论自由c学术自由,宝德学会的研究才得以继续,新的变革才会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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