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1 章

  住下，协助收容部队。

  这时七十一军已奉命撤到江北。为了更好地收容部队，军部同时决定在武汉设立报到处。

  一天，我突然想起在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学习的黄文清，就和阮庆一起去找他。他向我们介绍说，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几天前已分批撤到武汉，并入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温健公也去了武汉。廖斌也分到了武汉一个pào兵团工作，前天刚给他来信，说随部队外出演习，一个月后才能回武汉。黄文清当时想等一年大学毕业后，再投奔延安。

  我和阮庆得知温健公在武汉，便决定去找他，请他介绍我们去延安。但转念一想，觉得丢下廖斌一人又不妥，便决定将投奔延安的事搁下，待廖斌演习回来后再定。为了能及时了解廖斌的情况，并与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取得联系，我们第二天就从南京出发，乘船到武汉。原本想先在七十一军驻武汉办事处落脚，但怎么也找不到。正在没办法的时候，阮庆想起他有一个老乡阮仁贵，在孝感师管区当营长，就决定先去投奔他。

  师管区是个专门征集、训练新兵的独立机构，其建制并不隶属于任何一个军。但部队需要补充兵员，持参谋总部介绍信即可到师管区接领新兵。12月下旬，我和阮庆从武昌赶到孝感，找到阮仁贵。他安排我任六营一连一排中尉排长，阮庆留在营部当上尉副官。孝感师管区司令叫雷醒南，管区共辖6个营，负责招募新兵，训练三个月后，补充进前线部队。那年月，心甘情愿当兵的人寥寥无几。他们招募不来新兵，就四处抓壮丁，用绳子捆着、绑着拉进军营。孝感师管区训练的新兵百分之九十都是靠抓壮丁抓来的。壮丁押送到营区，不准离开营房。一个排长管40名新兵，同住在一间大房子里。排长住门口，好似牢头监管。按规定逃跑一个新兵，就要处罚排长10块银元。新兵白天出cāo走正步，练习瞄准，天不黑就关进营房，房内放着马桶，大小便都不得出门。为了防止新兵逃跑，营房外筑有围墙、铁丝网，由老兵站岗。即使这样，逃兵的事还是时有发生。我和阮庆到任不久，师管区司令雷醒南为了震慑新兵，杀一儆百，还专门召集全管区两三千新兵，当众qiāng毙了三名抓回来的逃兵。

  面对日军侵略者的进攻，前方天天与日军拼杀、流血牺牲，后方对招募来的新兵不仅要进行军事训练，更应该对他们进行积极动员，激发他们保家卫国的斗志。特别是在我军刚刚取得台儿庄大捷后，更应该对新兵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在他们心中树立起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信心。我相信经过动员、教育，广大士兵会主动上前线打日本。但guó mín dǎng的军官们根本不会，也不愿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和动员工作，相反从司令到营、连长，一个个醉生梦死，生活腐化。司令部下辖的八大处每天总是两桌麻将，从早到晚打个不停。雷醒南都40多岁的人了，还娶了一个16岁的小老婆。我和阮庆看到这些腐败之事，真是痛心疾首，恨不得尽快离开，但为了等廖斌演习归来也只好强忍着留了下来。

  1938年2月，农历春节，我想念老母，加之孝感离息县很近，只有一天的路程，我就向营长阮仁贵请了几天假，回家看望母亲。阮庆主动来给我代职。回到家乡，母亲跟做梦似地看着我。她左看右看，见我健全的从战场归来，满心高兴，热泪跟珠子一样滚出眼帘。当母亲得知我在孝感驻防，离家不远，更是乐得不知说什么好。这是我和母亲最后一次相见。我要投奔延安，但又不敢对母亲说，生怕走漏风声，更怕母亲担心。在家过完正月初五，我便告别母亲，返回孝感。临走前，我站在母亲面前凝视着她。看到母亲明显地老了，想到此去不知何时才能再见，心中万分悲痛。但国难当头，忠孝实难两全，只能忍痛离去。后来，母亲在我投奔延安后一年，于1939年10月谢世，享年58岁，我再也未能见上一面。不过，母亲死能瞑目了。那时，陕北和国统区还能通邮，我到延安后给母亲写过信，母亲知道我走上光明大道，跟了共产党，正在打东洋鬼子，为民族解放而奋斗，可以含笑九泉了。

  我回到孝感的当天晚上，依旧将床铺堵在门口睡觉。开始很小心，不敢睡踏实。但由于一路上的疲劳，渐渐顶不住，就一觉睡了过去，而且这一觉睡得很死。下半夜，从黄陂新拉来的六个壮丁先是一人挪我的床板试探，随之一个个都从我身上迈过去，逃走了。天明，我清查人数，少了三对。营长阮仁贵听说出了逃兵，指着我鼻子破口大骂："关俊彦，你连几个兵都管不住，有屁用，只知道关饷要薪水。哼!这下好了，老子让你拿个鸟。跑一个兵扣十块银元，逃了六个扣多少你知道，这个月薪水不够，下个月继续扣……"我心里也窝火，白干了一个半月不消说，还让上司臭骂了一顿。这哪里是当排长，分明是在当看守，当打手，当刽子手，与士兵为敌。以往在guó mín dǎng中央军的经历，同我在家乡见过的北洋军阀相比，多少还能看到一些积极的方面。在淞沪抗战前线，尽管士兵们奋勇抵抗，但将领指挥无能，损失惨重，令我这个刚刚从军校毕业的年轻军官对guó mín dǎng、蒋介石领导抗战的能力产生了怀疑；师管区的亲身经历，每天看到的都是军官们无所事事，只知吃喝嫖赌，打麻将，过着醉生梦死般的生活。面对这种种腐败作风，更让我对guó mín dǎng完全丧失了信心。而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刚刚投入抗日战场，就取得了平型关大捷，这一切使我深深感到要取得抗战胜利，靠guó mín dǎng是不行的。这更坚定了我到延安参加革命的决心。这时廖斌来信，相告演习完毕，已回到武汉。我们就以外出抓丁为名，赶去相见。我们三人先后两次到江岸区的长春街67号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请求送我们去延安。第一次，见到了罗炳辉同志，他没有答应我们的请求。但我们并不气馁。第二天又去"八办"，见到董必武同志。董老热情接见了我们。当我们说明来意后，董老认真地对我们说："你们的愿望很好，我们支持，但希望你们考虑清楚，陕北地方很穷，物质匮乏，生活艰苦。再有去延安要路过西安，那里有很多guó mín dǎng特务，如果被特务抓到会很危险，还有杀头的可能。这两点请你们考虑好。"我们当即表示坚决去延安，不怕危险，不怕吃苦。董老和罗炳辉见我们态度坚决，就同意介绍我们去延安。

  1938年3月底，我和阮庆、廖斌三人，带着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开具的介绍信、通行证，登上了北去的火车，到达西安。当时从西安到延安还容易走。从1938年下半年起，guó mín dǎng当局开始阻挠进步青年投奔延安，困难和危险大大增加。

  我们一路上化装成学生，不敢声张，不敢说笑，生怕碰到guó mín dǎng特务，坏了行程。但人人都是喜在心头，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满心欢喜地奔向延安，奔向光明。回忆这一段经历，我怀着立志报国的满腔热情投考黄埔军校，努力学习军事知识的同时，时刻关心着国家命运、民族前途。通过不断摸索，探寻抗日救国的道路。在这一过程中，阮庆对我的思想进步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我们多次的jiāo谈和讨论中，他引导我逐步接受了革命思想。无论是在南京还是在武汉，我们之所以能够找到八路军办事处，可以说都是靠阮庆的关系和介绍，一次不行，就两次、三次，决不气馁。特别是在许多关键时刻，如果没有他的鼓励和帮助，我个人的人生道路很有可能走不少弯路，不会如此顺利地走上奔赴延安的革命道路。

  在以后的几十年的军旅生涯中，我先后同日本侵略者、美帝国主义以及guó mín dǎng反动派作过战，在共产党的培养教育下，在人民军队大熔炉的锤炼中，从一个青年学生成长为军队的高级指挥员，实现了我人生的价值和抱负。

  第3部分、在延安革命的熔炉里

  1、抗大革命圣地

  我和阮庆、廖政武三人从武汉乘火车，两天后到达西安。一年多前，这里刚刚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民主空气和抗日气氛都比较浓。西安城内的大街小巷、店铺内外，到处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抗日标语，人们也都谈论着抗日打鬼子的事。我们一路无暇多看，直接来到七贤庄一号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办事处的同志热情接待了我们，叫我们先住下，等过两天有车去延安就送我们去。办事处的同志们很忙，每天都要接待很多奔赴延安的热血青年、抗日志士。1938年4月4日，我们20多位来自广东、广西、云南、湖南等地的热血青年，乘坐一辆美式道奇大卡车，由西安向延安进发。汽车一路飞驰、颠簸，经泾阳、耀县、宜君、黄陵、富县、甘泉，于4月6日上午到达延安。当我看到延河水和宝塔山时，内心非常激动，终于来到了日思夜想的延安，来到了革命的圣地。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努力学习，走好人生路，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振兴中华奉献一生。

  汽车经凤凰山中共中央驻地、红军参谋总部前面的马路，缓缓驶入位于延安中心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院内，大门门楣上从右到左写着十个筛子大的字：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门两侧是máo zé dōng主席题写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字校训。抗大校址原来在肤施师范学校。我们到延安时，这里已改为抗大总部。我们在院内下了车，等候分配。

  抗大的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大学。1936年秋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党中央在瓦窑堡创办了红军大学，主要是培养红军指挥员。西安事变后，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guó mín dǎng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也稍见放松，大批爱国青年开始投奔延安，要求进红大学习。1937年1月，红大从第二期开始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学校也迁到延安。从此，抗大在培养训练红军干部之外，开始招收外来投奔革命的知识青年，为革命培养抗日军政干部。抗大的学习时间一般为6个月，特殊情况有长有短，学制灵活。学员既学军事，又学政治，还有国内外形势教育及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教学方法采取启发式、研究式和实验式，军事、政治、文化并重，特别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抗日战争期间，抗大总校连续办了8期，连同后来建立的各根据地分校共培养和训练了20余万名军事、政治干部，其中有的成为统率千军万马的高级指挥员，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很大贡献。

  我进抗大时，毛主席仍兼任抗大政委，校长是林彪，副校长罗瑞卿，教育长刘亚楼，训练部长陈伯钧，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学校编为大队、中队、区队，区队下设班。

  这时抗大正招收、培训第四期学员。我们被编入第四期第五大队，大队长是何长工，协理员钟伟。我被编到第四中队第二区队，中队长李文昌、中队指导员黄涤尘，区队长杨大易。阮庆、廖斌编入第四中队第三区队。抗大第四期学员比前三期都多，共招收学员5562人，编了八个大队。其中知识青年学员4655人。由于招收的学员多，校本部住不下，除二、三、四、八4个大队住在延安，其他各大队分散住在附近的县、镇。我们五大队的驻地距离延安20里，位于延河南岸的柳树店。柳树店是个有二三十户人家、二百多人的自然村。驻地条件非常简陋，宿舍还没有建好，我们暂时分散安排在老乡家的窑洞里，也有部分学员住在被人遗弃的破窑洞。第二天早饭后，区队长杨大易就带领我们到山坡上挖窑洞，修建宿舍。劳动中，中队长李文昌、大队长何长工都来看望我们。他们两人都是老红军。何长工是湖南人，早年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赴法国勤工俭学。回国后，搞过农民运动，参加秋收起义，坚持井冈山斗争，当过红军军政委和军团政委，以后又任红军大学校长兼政委。李文昌曾任红军团长。他们两人都没有官架子，平易近人，穿着打扮和我们完全一样，同我们一起劳动，与我们拉家常，嘘寒问暖。他们总是鼓励我们要不怕困难，自力更生，建设校园，学好本领，打败日本鬼子。何长工还详细了解了我的情况，勉励我说："你上过军校，有军事基础，要发挥你的特长，帮助大家搞好学习。同时也要加强自身政治学习，自觉改造世界观，尽快把自己锻炼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主义战士。"

  4月16日，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各大队陆续开学。因为这期招收知识青年比二、三期增加很多，党中央非常重视。毛主席先后出席了几个大队的开学典礼并发表讲话。在我们学习期间，毛主席还多次到抗大作报告，讲《论持久战》，并看望学员。第四期学员毕业时，他还亲自出席毕业典礼，为上前线的学员送行。这些对我们的激励很大。在革命圣地延安，更坚定了我一生的理想和追求。通过在抗日军政大学的系统学习，解决了以往我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不够深入的一些理论问题。我在黄埔军校期间就接触过不少革命书籍，但因为受客观环境的影响，不可能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只是在我心中始终憧憬着要建立一个民族独立、人人平等、富足、自由的理想社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还是很肤浅的。

  我是带着这个问题到延安来的。到抗大以后，我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如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中所说："马克思主义学说是人类在十九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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