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2 章

  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又是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它们三者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和因果关系。

  特别是对历史的认识，如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做出了科学的分析和判断。马克思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分为五大阶段，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尤其是马克思利用剩余价值学说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揭露，使我明白了资本家通过占有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因此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无产阶级只有依靠革命手段，才能彻底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起一个人人平等的新社会。而社会主义又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首先要建立起一个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并最终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为无产阶级革命指明了方向，列宁又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腐朽的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天生就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资本主义自身存在着不可克服的政治、经济危机，必然向外进行侵略，从而引发世界大战，并最终走向灭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bào发这一事实，令人信服地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预见xìng，特别是列宁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的矛盾，首先在苏联实践了马克思主义，建立起人类社会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那时，抗大的老师也对我们多次讲过：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面对这一切事实，都令我更加坚信马列主义，坚信社会发展规律必然会由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同时，我们也进一步学习了如何实现共产主义，明确了共产主义发展过程中必经的两个阶段，即革命的最低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最终实现最高纲领--共产主义。而面对当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我们革命的目标，首先就是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赢得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只有赢得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才有可能建立起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并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通过抗大系统的理论学习，我对未来充满了光明和希望，更加坚定了自己人生的奋斗目标。从此，我牢牢树立起革命的人生观，自觉地为共产主义奋斗一生。在抗大学习的另一大收获，就是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深刻的理解。到延安以前，我对共产党的认识，主要是通过进步报刊的介绍，特别是通过美国记者斯诺所写的《西行漫记》获得的。这些介绍深深吸引了我，希望自己能尽快到延安去亲身见证"共产党员"这个光荣的称号，亲眼看看"共产党员"到底是由什么特殊材料炼成的。而在guó mín dǎng军队里的痛苦经历，无论是在淞沪战场，还是在湖北孝感师管区的亲身经历，都令我对蒋介石指挥的无能和guó mín dǎng的腐败深恶痛绝。这些亲身体验更坚定了我投奔延安，跟着共产党走的决心。而这些憧憬对我们那个时代的青年人来讲，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不过当时我唯一认识并有一些jiāo往的共产党员，就是西安事变后在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温健公。真正的共产党组织是什么样？红军的建军制度如何？对这些问题的认识还很肤浅，没有深入的接触。到了延安以后，我亲身感受到了共产党组织的民主作风。从身边每一名共产党员身上所表现出的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以及他们在工作、生活中表现出的不畏艰苦，努力奋斗、以身作则、官兵平等精神，深深教育了我，更加坚信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能实现我的人生价值和革命目标，渴望早日成为这一光荣组织中的一员。在系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同时，我还有一个十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能不能打败日本？如何打败日本？这是一个长期困扰我内心的难题。我投奔延安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希望寻求这一答案。

  1938年5月，毛主席发表了《论持久战》这篇指导抗日战争胜利的名著。

  《论持久战》一文开篇即首先回答了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及最后的胜利为什么一定属于中国这两个最基本问题。毛主席根据中日双方相互矛盾着的各种特点及双方力量强弱对比的变化趋势，科学地预见持久战将经历三个阶段，即敌人进攻阶段、敌我相持阶段、中国反攻阶段。并针对不同阶段，详细分析了敌我优势相互消长的必然结果，指出：进入相持阶段以后，随着敌人占领区域的扩大，因兵力有限，只能控制点和线，弱点也就越来越暴露。这就为我们创造了有利的形势。我们可以集中兵力首先围歼分散的敌人据点，再逐步发展，消灭中小城市的敌人，最后解放大城市，将日本侵略者彻底赶出中国。因此，我们目前的方针就是针对敌强我弱的特点，向农村发展，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民主政权。

  同时，毛主席提出持久抗战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坚持团结，实行全民总动员。明确了在政治上要坚持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在军事上配合guó mín dǎng正面战场，阻击敌人进攻的同时，积极开展游击战，以游击战为主，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在经济上坚持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并积极争取国际援助。毛主席还特别强调坚持独立自主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对于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发展方向，毛主席更是明确指出：我们一定要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方针。对于这一问题，当时在党内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分歧。有些人盲目地坚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甚至提出要派八路军两三个师参加武汉保卫战。毛主席坚决反对这一做法。他结合红军的作战经验和特点指出：八路军、新四军一定要以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为主，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方向，努力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独立自主的政权、独立自主的武装，扩大和发展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

  《论持久战》的发表，明确回答了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人民通过长期抵抗肯定可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毛主席的这篇著作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事实上，战争形势的发展也证实了毛主席预见的科学xìng。从此以后，我不仅从理论上，更从实践中明确了革命方向，扫除了过去所有的疑虑。从此，在我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踏实感觉，增强了无穷的勇气，坚信只要跟着共产党，就可以克服一切困难，最终赢得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抗大的军事生活要求很严格，但政治生活民主。我们自己动手挖窑洞。课堂就是室外的打谷场，每人一个小凳子。一个中队百二十人一起上课。吃的主食是陕北小米，只有一个菜，不是土豆就是白菜，很少有ròu。伙食虽然简单，但也能吃饱。学习之余，学员们还组织演戏、唱歌、打篮球（临时立一个架子），很是活跃。每天夜间开讨论会，大家都积极发言，畅所yù言，有什么讲什么。关于国家命运、抗战前途、学习课程，以至对校、队领导有何意见，个人生活等等都可以做到无话不谈。言论自由，思想解放，使人感到生活虽苦但精神愉快！在新的革命队伍中，官兵关系焕然一新。任何事情都是以说服教育为主，绝对没有打骂、体罚等现象。尽管guó mín dǎng中央军也反对体罚，但事实上还是保存很多旧军队中的腐败现象。这一切，在八路军中是绝对没有的，真正做到了官兵平等。我当时对政治理论学习特别感兴趣，并不是为了学习理论而学，完全是结合自己在思想上存在着的疑难问题来延安学习。因为心里有疑惑，所以学习特别自觉。而抗大的教学内容也更有针对xìng，因此尽管学习艰苦、紧张，但精神上是愉快的。通过学习理论，武装了自己的思想，能够更好地指导自己今后的行动。那时，抗大的理论书籍并不多，主要是上课听讲，记笔记，下课后就抓紧时间整理笔记，有问题及时向老师请教。同时，抗大也总是提出一些问题，引导学员们一起讨论，这样针对xìng更强，收获也更大。人的行动同精神面貌息息相关。延安的学习，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次飞跃，从此我明确了奋斗方向，彻底树立起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人生观。进入抗大学习时我还年轻，刚刚21岁，有了新思想的武装，干劲十足。入学不久，因我在军校接受过三年正规军事训练，有管理部队的经验，表现也好，区队就任命我为六班班长。

  作为班长，我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在抓好全班学员理论学习的同时，我参照黄埔军校行政管理的一套做法，要求学员从铺床叠被、衣服书籍摆放、个人卫生都做到整齐划一。我还利用早晚的空闲时间，见缝chā针，进行制式教练。所以无论学习、体育、军事、内务各项工作都走在前列，受到领导的好评，我也从中受到了锻炼。由于我学习工作表现积极，一个多月后，支部决定发展我入党。当时入党并不公开，记得我们一起宣誓的有七个人，组织上安排我们在学校附近的小树林里秘密宣誓。我感到既神秘，又神圣。我们队第一批入党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我，另一个是工人出身的同志。那时，组织上特别强调要保持无产阶级的纯洁xìng，因此入党要求比较严格。加入党组织，成为一名光荣的无产阶级战士，是我到延安梦寐以求的理想，现在终于实现了，我感到由衷的高兴。从此我决心永远跟着共产党，打败一切反动派，建立新中国，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我的入党介绍人是中队长李文昌，区队长杨大易（曾任湖南省、辽宁省军区司令员）。入党预备期本来是三个月，因我在黄埔军校集体加入过guó mín dǎng，故延长为半年，于1938年11月转正。

  由于抗大第四期招收学员多，发展太快。有时一天投奔到延安的青年学生就可以编成一个队，几个月抗大就要办一个大队。当时，政治教员还是比较好选，有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如北平和各地大学的进步青年在抗大学习毕业后，经过集训，可以充当政治教员。但军事教员奇缺，师资力量严重不足。6月初，学校决定从学生中挑选部分过去受过军事教育、表现突出的学员任军事教员。由于我工作积极，又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领导就选我到四大队任军事教员。我从学员提干当教员，前后仅三个月。四大队大队长是刘震，协理员黄志勇，军事教员主任李国华，教员中还有一位曾跟随朱总司令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的连长，后来作战时打散了，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上山当了几年和尚，1936年才回到延安。当时军事教员大多是guó mín dǎng军校毕业或是从旧军队中投奔来延安的军官，其中毕业于黄埔军校的就有八期的徐卫民、十期的粟毅和毕业于洛阳分校的贾克等同学。

  抗大教书期间，我接触最多的就是主任教员李国华。他原是江西兴国的放牛娃，十六七岁就参加了红军，当排长后组织派他到苏联学习，李国华人极聪明，经过四年学习，进步很快。他还会开汽车、坦克，懂技术，讲课也很生动，外地来的学生对他很尊重、信任，工作有成就，建国后曾任沈阳军区装甲兵副司令。

  我刚刚参加工作，又年轻，工作有干劲。李国华布置工作时，可能觉得用我顺手，因此所有教学计划、会议记录和文件，以及教员生活上的问题都要我具体负责，对我很信任。

  我在抗大主要讲授筑城和地形学两门课程。大队下设七个中队，还有一个女生队，队长是洪学智，陈慕华当时就在这个女生队学习。1938年11月的一个星期天，日本飞机十数架狂轰滥zhà延安。当时我们还没有防空准备，又是星期日，满街都是人，zhà弹落下后，血ròu横飞，死尸遍地，惨不忍睹。日军轰zhà时，我正在新华书店买书，急忙躲到附近一个小洞内，下午才返回学校。目睹了日军的暴行，更加深了我对日寇的仇恨。

  1939年1月，抗大成立参谋训练队，组织上任命李国华为队长，他把我调去任干事兼教员。这个队的学员都是由抗大选出来的优秀学生。有陈慕华、陈实（解放后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很多人后来都成长为新中国的高级干部。

  4月，学校又调我到瓦窑堡一大队任教。大队长是苏振华、政委胡耀邦。当时我不愿意去，总校军事教员主任王志涛（解放后曾任军事科学院顾问）批评我道："你是不是共产党员？是，就要服从组织上分配。"最后，我接受了组织的分配。正巧，老同学阮庆和廖斌在抗大学习半年，毕业后也留下来当教员。阮庆也分配到一大队当教员，这是我们两人投奔革命、到延安后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一起工作。他向我介绍了一大队的情况和好几个军校同学，我们经常相聚畅谈，jiāo流体会，互相鼓励。

  那时，蒋介石的力量还很大，延安城内还可以看到"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的标语口号，有部分红军战士对此不理解，但党内的解释是：我们并不是无条件地"拥护蒋委员长"，主要是为了强调后面四个字"抗战到底"。如果蒋介石动摇、投降，就会对抗战产生巨大影响。因此，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就是要推动蒋介石"抗战到底"。

  抗大的教学内容主要以政治为主，军事训练为辅。如果将抗日军政大学和黄埔军校相比，可以说抗大的xìng质和教学内容同黄埔军校前六期有很多相似之处，教学内容以马列理论和时事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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