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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0 章

  任。作为一个指挥员,能得到上级的信任和领导班子的支持是非常幸运的,这不仅使我感到心情舒畅,能集中精力考虑作战问题,还使我更加自信,在复杂困难的情况下,敢于定下决心和大胆地实现自己的决心。二、坚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和部队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是实现指挥员决心、完成作战任务的重要因素。我们受领作战任务之初,就对部队进行了广泛的政治动员,号召部队打好出国第一仗,向祖国人民报喜。随后,又不断根据作战任务和当时情况,适时提出新的口号和组织必要的活动,如开展构筑工事和消灭更多敌人的杀敌竞赛战场立功活动,开展战场宣传鼓动送光荣弹(手雷、手榴弹)活动、开展神qiāng手、神pào手活动,及时印发捷报,宣扬构筑工事的先进模范人物和作战功臣英雄的事迹等等。在与敌对峙的情况下,还积极开展了瓦解敌军的工作。这些对鼓舞斗志,保证作战任务的完成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三、各种保障和后勤供应工作在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战中的各种保障包括侦察、通信,对核生化武器的防护、工程、jiāo通等等。这里我要着重介绍侦察和工程保障在我师的三次作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我师三次受领作战任务,都是侦察先行或与指挥员一起先于部队进到受领作战任务地区进行侦(勘)察,了解情况。侦察分队还要到阵前侦察、捕俘,察明敌情、地形,供指挥员定下正确决心和组织指挥,在与敌对峙的情况下,师团观察所的观察员也主要由侦察分队担任。在粉碎敌“秋季攻势”前,我师将阵地向前推进5~15公里,侦察分队抵近侦察所了解的情况,是我定下阵地向前推进决心的重要依据。100高地攻歼战成功的组织与实施,是与之前的反复周密的侦察,包括指挥员夜间深入到敌阵地前(侧)的侦察密不可分的。我师三次受领的作战任务都是防御作战,我们又确定“阵地防御”的指导思想,因而构筑阵地工事和做好工程保障就显得尤为重要。我师第一次接防时,防御地带内基本上还未建立起防御体系,也几乎没有修什么工事。我们接防后,我常亲自深入一线分队检查,指导兵力部署、火器配置和阵地构筑,要求前沿各阵地尽可能地建立环形防御阵地,利用一切时间抓紧抢修工事,特别提出要树立长期坚守,以阵地为家的思想,要求各阵地构筑各种火器的正shè、侧shè和隐蔽shè击的各种掩体,防敌pào击的避弹坑、猫耳洞,以及要修筑休息和储存弹yào的地方。而且我们还不断地检查和jiāo流修筑工事的经验,并进一步要求把修筑的短洞发展成坑道,各掩体、堑壕、jiāo通壕与坑道相连。经三个多月的不断加修,即在敌发动“秋季攻势”之前,已经建立起比较完备的支撑点式的防御阵地体系,各主要阵地还构筑了有坑道、掩体、堑壕、jiāo通壕相连的各种战斗设施和生活设施。在防御地带内则主要修筑多种pào兵、坦克向前机动及后勤供应的道路(急造军路),在临津江上修筑了水面下桥,还采取了许多伪装措施,修了一些假阵地、假pào兵发shè阵地,以欺骗迷惑敌人。在临津江西岸与敌相峙阶段的阵地防御中,主要是不断加修坑道、jiāo通壕和抢修被敌pào兵、航空兵破坏的道路和工事。这些,在作战中,无疑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师在朝鲜的三次作战中,属于在异国以劣势装备与“武装到牙齿”的美军作战,所需作战物资不能像过去在国内作战那样,可以就地取之于民、取之于敌。在那里既不能就地进行补充,而且又是在敌人强大的航空兵和pào兵火力对我后勤jiāo通进行封锁、破坏的条件下作战,后勤供应与保障的困难程度可想而知,特别是1951年夏秋,正赶上朝鲜北方多年不遇的暴雨灾害和美军对我后方jiāo通线实行大规模空中封锁的“绞杀战”,困难更大。但我后勤战线的官兵,经过精心组织、顽强奋战,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仍然较好地保障了武器、弹yào、各种装备以及施工所需的各种器材、物资的供应和伤员的转送,有效地保证了全师作战任务的完成。

  第8部分、在广州军区的十五年

  1、回军任职,主管军事训练工作

  我参加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经验编写委员会的工作于1955年7月结束。后我被任命为四十七军副军长兼参谋长,这时才回到湖南衡阳军部正式到任,主管军事训练。

  军事训练是军队和平时期的中心工作。各单位都是第一把手亲自抓训练,但当时四十七军军长张天云同志身体不好,另一位副军长刘兴隆又分管别的事情,因此领导军事训练的重任主要落在我的肩上。当时,部队回国不久,多数单位主要搞营建,有的还搞国防施工,在军事训练上同广州军区范围内已经过几年正规化训练的兄弟部队比较,我们军的训练水平相对地落后一些,当年全军战术训练仅总评为及格,而shè击训练则总评为不及格。从1956年开始,全军每年约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建制团,和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建制连队执行全训任务。军政训练的时间是按七比三或六比四的比例进行的。军事训练又主要突出shè击等技术和连以下分队的战术训练。按照训练总监部颁发的训练大纲的要求要完成规定的指标,任务是十分繁重的,所以当时我的压力是比较大的。为了尽快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军不得不做出较大的努力,而我作为分管军事训练的副军长理所当然地要付出更多的心血。

  我们用了比较大的力气,首先是抓军事训练的思想发动(政治动员)和训练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其次是在训练预备期中大抓教学法集训,使各级主管训练的干部和班长以上的骨干首先学会并掌握将要进行训练的内容和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法集训,每年春都由军或师及各团分别组织进行。例如1956年春节前,军就在衡阳江东招待所组织了全军连以上干部的教学法集训,由各师师长亲任连长。重点解决了班排分队战术和shè击等技术的教学法问题。尔后各团又组织班以上干部的类似集训。从而使各级干部基本上达到了当时军委训练总监部所强调的“按级任教”的要求。各级分管训练的领导干部绝大多数都能亲自动手备课、施教。在训练过程中,我们在狠抓对部队训练检查指导的同时,也抓紧了干部自身的训练首长司令部训练,即学习本级和上一级的战术原则、组织指挥和有关的军兵种知识等内容。我们每年都完成160~180小时的指挥员训练和参谋训练。经过几年的努力,逐渐改变了我们军在军事训练方面的被动局面。1956年部队的shè击训练和各兵种的专业训练达到了良好水平。战术和共同科目训练也达到了及格以上水平。1958年全年步兵武器shè击的第一、二、三基本练习、夜间shè击和单qiāng战斗shè击均总评为优秀。在此期间我还参加了南京军事学院的函授学习(每年集中三个月时间面授,在工作岗位上完成规定的读书内容和作业)。

  按照总部和广州军区的要求,各级领导都把军事训练作为中心工作来抓,部队训练的热情也很高,训练内容也逐年增多。例如1955年、1956年部队步兵武器的shè击训练只进行了基本shè击第一、二练习,战术只训练到团。而1957年、1958年步兵武器除完成第一、二、三练习和夜间shè击等基本shè击训练外,还进行了战术shè击训练,战术也进行到师。特别是1957年野营拉练时,军还组织一三九师进行了实兵实弹的战术演习,这次实兵演习也是广州军区的重点探索课题。规模较大,军除组织本军一三九师(包括一四一师一个团)和军pào兵团等单位参加外,军区还加强pào一师的两个团、四十二军的坦克自行火pào团、舟桥八十四团一个营、军区防化营的喷火和烟幕分队,还有少量飞机配合,训练和演习内容主要是组织与实施在核武器条件下对预有防御准备之敌的进攻等,目的是为探索在使用原子武器条件下的战斗行动与组织指挥。因而演习的课程就是《加强步兵师在使用原子武器条件下对预有防御准备之敌的进攻》。为了搞好这次演习,军区和军都十分重视。军党委和军首长分工由我来具体组织领导。因而我对这次工作一开始便抓得很紧。几乎是提前半年就到演习地区附近的桂林步校成立了导演部,由我亲自领导并利用沙盘作业、图上作业和现地训练等方法,对导演人员及调理人员进行培训,反复多次地进行推演。充分的组织准备工作,对保障部队实兵演习的成功起了重要作用。正式演习于12月上中旬进行,分为考核演习和示范演习两个阶段。考核演习于12月3日开始,参演部队在驻地受领任务后,火车输送至桂林以北预定地区集结,指挥员受领任务,组织战斗,按时发起攻击,进行现地推演,用时十天。示范演习于12月14日开始,军区组织团以上干部参观见学。参演部队采取先分段战术作业,尔后在空军和pào兵配合下进行实兵实弹演习。这次演习不但使参演部队得到了很大的锻炼,而且使军区部队特别是我们军各级指挥员、参谋人员战术训练的组织指挥能力都有了很大提高。虽然演习中也有一些形式主义的东西,但对部队整个训练水平的提高还是主要的,为诸兵种合成训练走向正规化建设还是非常必要的。部队经过这样连续几年的磨炼,训练成绩逐年上升,许多基础科目由1955年的不及格到及格,再到良好,甚至跃为优秀以至“全能全优”。

  1960年,为了落实和贯彻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精神,在部队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高潮的同时,我们军在训练中又强调和重视运用máo zé dōng军事思想,破除迷信和教条主义,坚持以我为主,开展传统练兵;狠抓了战术、技术和基础训练,重视应用训练,苦练了近战夜战本领;各级干部亲自任教,大胆实践,与战士一起摸爬滚打,使训练质量不断提高。5月,军组织90余人的训练考核团,在军长李化民和我的率领下,分别对第一四○师和一四一师进行了考核。共抽考了150个班,其中优秀130个班,良好27个班,及格2个班,不及格仅1个班;抽考77名干部,其中优秀59名,良好17名,及格1名。无论干部、战士考核成绩的优秀率都在百分之八十以上,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当然,在军事训练实践中也出现过这样那样的问题,例如学习苏军经验,在某些方面有生搬硬套和搞形式主义的现象,在纠正过程中,开展“反教条主义的斗争”又挫伤了一部分军事干部的训练积极xìng等。通过这个时期军事训练工作的实践,使我有如下一些深切的体会:

  首先是学习、借鉴苏军经验,必须结合我军实际,保持我军的优良传统。对学习、借鉴苏军经验,我是拥护的,但对当时的某些做法却是有不同看法的。当然,在行动上由于受组织原则的约束还是贯彻执行的。建国初期,我军相继建立了新的军兵种,武器装备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迫切需要进行正规化的训练。由于我军当时尚缺乏正规化训练经验,且我军自己的合成军队作战经验还是不足,就是有也有待系统的总结。因此中央军委决定学习借鉴苏军经验,翻译苏军条令、教材,聘请苏军顾问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我是完全拥护的。但在实践过程中遇到一些具体问题我又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一是苏军顾问中虽绝大多数都工作认真负责,但他们中不少人却主观傲慢,不太尊重我们中国同志的意见。我在参加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经验编写委员会工作中,就曾与苏军顾问有过接触,也有这方面的感受。当时在编写委员会的苏军顾问负责人是一位中将,他硬要我们按照他们的伟大卫国战争即苏德战争的经验来总结抗美援朝的战争经验,因为两者有很多不同的情况,我们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见,但他仍要坚持,为此邓华同志还做了不少调解工作。

  1957年春,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陪军区顾问团来四十七军检查训练工作,首席顾问拉维雅金中将,提出要考核军区、军、师、团各级领导干部的实弹shè击,因为大家没有思想准备,打的成绩不很理想,黄永胜没有打上靶,我打得还比较好。拉维雅金当即拉着我对黄永胜讲:“他可以提升为军长。”黄永胜则开玩笑地说:“那我没打好该撤职了吧?”拉马上说:“你眼睛有病,打不好不能怨你。”这虽然是一个笑话,但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苏军顾问的主观和把领导干部本身的训练水平看得过重,亦即过分强调了“按级任教”,而忽视了干部的全面素质和在训练中的群众路线。二是对苏军当时的作战理论、原则、特别是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理论、原则,我认为是比较先进的,一些理论数据、计算方法也是比较科学的,但多适用于敌我双方作战装备优劣相差不大、在中等起伏地地形上作战的情况,并不完全适用于一切情况。苏军条令、教材上有些规定也过于机械,缺乏必要的灵活xìng。

  苏军顾问在检查指导部队训练时也要求过严,抠得过死,例如冲击时要端qiāng前进,散兵线要求间隔6~8步,顾问检查时亲自用步丈量,多几步少几步都认为不行;从堑壕跃出冲击,连挖几个踏脚孔,冲击时先出哪个脚都不能搞错……。因此在训练中出现了一些照搬照套苏军经验的教条主义现象,部队也有强烈反映。为此,1957年1月在广州军区训练工作会议上我曾提出过意见,后来又撰文向《八一杂志》和《解放军报》投寄。但在组织原则的约束下,我还是强调了要认真贯彻执行上级的指示,按条令、教令、教材实训。1957年底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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