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1 章

  织139师的实兵野营拉练和进攻战术演习时，在情况设置上基本都是按当时的条令、教材，有意选择在中等起伏地上实施的。但在具体组织上如重视夜间活动、组织对空对地面的警戒、加强小分队的活动等，也尽量吸取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作战经验。

  2、奉调广州军区任副参谋长

  1960年7月，我被调到广州军区司令部任副参谋长，负责协助军区领导抓军事训练工作。“反对教条主义”以后，1957年至1958年上半年，全军对如何学习、借鉴苏军经验问题出现了不同认识，在军内报刊上也登载了一些领导同志的不同观点的文章。一种观点认为学习苏军经验必须结合我军实际，反对任何形式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另一种观点认为苏军经验是好的，就是要先学到手再考虑如何灵活运用的问题。因此，在部队训练思想中也产生了一些混乱。1960年中央军委提出了“少而精”的训练原则。同时强调训练必须与战备紧密结合，各步兵部队应结合战场实际，重点研究解决技术上“打得准，联得上，开得动”和战术上“合得成，摆得开，捏得拢”的问题。

  总参谋部在1961年颁发的训练大纲中，将训练内容作了精简，减少了理论基础科目和师以上规模的合练及演习，突出了战备应用训练。在技术训练方面，主要进行单兵、单pào、单车的战斗动作训练和小分队的战术训练等；强调精讲多练，苦练二百米内的硬功夫。我作为军区分管军事训练的副参谋长在工作实践中主要抓了以下几点：

  一、认真贯彻军委总部的训练方针和原则，探索“以我为主”的训练规律。

  我到军区工作以后，就不断深入部队，在训练实践中同机关、部队的同志一起调查研究，探索贯彻军委总部训练方针、原则的办法和“以我为主”的训练规律。1962年2月2日，我在军区党委会议上的发言就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我当时对军事训练工作的认识和我在工作中的实际情况。我在发言中肯定了1961年全区军事训练的主要成绩，总结了军事训练的基本经验，并对1962年军事训练主要抓什么和怎么抓的问题，提出了个人的看法和意见，我在总结经验中强调党委抓总，第一把手管训练是加强对部队训练的领导，贯彻“少而精”方针，提高训练质量的关键；在部队训练方法和训练作风上，我提出要实、要活、要严、要钻，练字当头，苦练精兵；在训练计划制定上则要上下结合，留有余地，突出重点，照顾一般。我还提出解决好如何正确认识和贯彻“少而精”的训练方针，正确处理战备训练与正常训练的关系，学与用的关系等几个方面的训练指导思想。这些认识和意见都是我通过训练实践的深切体会，从客观规律中总结和提炼出来的基本经验，因而也得到了军区党委的肯定，并要求全区部队和院校在训练实践中认真地贯彻执行。

  二、抓紧对干部的培训，使正确的训练方针和训练指导思想得以贯彻落实。

  有了正确的方针和指导思想，能否在训练实践中得到贯彻落实，干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因此我们军区在训练中是非常重视对干部的培训工作。除要求军、师组织好对干部的培训（团重点培训班长）外，军区也曾多次组织团以上干部集训，比较重要的有1962年5月的湖南车江（四十七军一三九师驻地）集训，1963年2月的广东馒头山（四十一军一二一师驻地）集训。这两次集训都是在军区首长的领导下，由我具体组织实施的。我们把参加集训的军、师、团三级干部，按连排班编制组织起来，由我担任连长，大家过连队生活，像连队干部战士一样的训练和管理。车江集训主要解决统一训练指导思想，改进训练方法和严格养成教育三个问题。按照我军的传统练兵方法，参照苏军有用的经验进行实训。

  shè击训练从基本shè击到战术shè击、战术训练从单兵到班排连等科目，怎么训练的方法问题，在集训中基本上都得到了解决。就是在这次集训中，听说南京军区在群众xìng练兵活动中涌现出一个具有把我军传统练兵方法加以创新发展的郭兴福教学法。我们就立即与南京军区联系，邀请该军区十二军一○○团第二连连长郭兴福同志带着这个班，来车江为我们军区集训的团以上干部作表演。这样，我们军区学习和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实际上要比总参后来向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早了两年。馒头山集训则主要是解决全区部队怎样加强夜间训练和防御战术等问题。通过集训，首先提高了团以上干部对夜间训练重要xìng的认识，并进而在摸爬滚打的实践中，解决了夜间训练的训练内容、训练方法以及防御战术的原则和藏（躲）、打、杀、反等训练思想问题。为了更好地将部队的训练与战备工作紧密结合，1964年8月，军区又组织4个战备值班师的626名连以上干部到海南岛的吊罗山体验山岳丛林地区的行军、宿营、战斗和野战生活，解决了部队在热带山岳丛林地区走、住、防、联、打的问题。使部队的训练更有针对xìng，也更加深入扎实。为进一步提高基层干部的训练能力和管理教育能力，加强基层建设，军区还在1963年用半个月时间在桂林47军141师驻地组织召开了连长、指导员经验jiāo流会。这些措施对解决当时部队训练和行政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高训练质量和干部的行政管理水平都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为了提高干部作战的组织指挥能力，我们在军事训练中还十分注重抓干部司令部的军事理论和组织指挥的训练。1960年后，部队在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中，军区又组织了几次团以上干部学习毛主席军事著作和军兵种知识的集训。特别是通过学习máo zé dōng军事著作的集训，使全军区的中高级干部对máo zé dōng军事思想中的有关人民军队、人民战争及其战略战术的理解，更加系统化和理论化，也更加自觉地坚持以máo zé dōng军事思想为指针，来指导我军的建军和作战。我在组织集训中由于自身过去在建军作战中对máo zé dōng军事思想有着深切的体会和深厚的情感，因而在工作中我是狠下功夫的。1961年5月，我军新的战斗条令颁发后，我们又组织全区干部对新战斗条令的学习。这实际上是对máo zé dōng军事思想学习的进一步深化。军区还根据军委“少而精”的训练方针，狠抓了团以上首长机关的训练和演习。1960年至1962年结合战备方案只进行规模较小的实兵演习。1963年至1964年军区则分别组织了军区、军（省军区）、师三级首长机关率部分实兵的战役演习。结合作战预案，按照我军的传统战法并参考苏军经验组织实施，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例如1963年秋，军区在广西柳州组织的反空降战役演习，参演的各野战军和省军区，均按军区要求，由军政第一把手率领导班子和指挥机关，在预定作战地区进行了持续两天两夜的演习。其演习规模，参演领导干部的到位率和逼真程度，都是军区历史上少有的。

  三、改革训练方法，开展群众xìng练兵比武活动 。

  1958年“反教条主义”以后，在总结“按级任教”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逐渐恢复和发展了我军群众xìng的练兵方法，实行官教兵、兵教官、官兵互教，即按级任教与专长任教相结合的传统练兵方法，从而调动了广大官兵的练兵积极xìng。1962年，中央军委针对guó mín dǎng当局的军事骚扰活动，向全军发出了“备战整军，增加全训师，大搞训练”的指示。我们军区从实战需要出发，为适应东南沿海和印支半岛两个作战方向的需要，又狠抓了部队技术战术的基础训练，近战夜战的训练，以及渡海登陆作战和特种地形条件下的适应xìng训练。1963年，军区又根据现代战争特点和要求，狠抓了专业兵种的技战术训练。并于8～10月先后组织pào兵、通信、侦察、防化等兵种参加的“三手”（神qiāng手、神pào手、技术能手）的大比武。各兵种部队互相jiāo流了经验，进一步推动了练兵热潮。1964年元月，中央军委根据叶剑英元帅的建议，又向全军发出号召，立即在部队中推广南京军区的郭兴福教学法。广州军区积极响应，再次邀请郭兴福及其教学示范班来广州军区部队表演、传授经验，并在全军区内开展了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运动，各军、（省军区）师（军分区）参照郭兴福教学班表演的思想和方法，结合各军、兵种和专业分队的特点和实际情况，都培养了自己的典型，并组织巡回表演。这些先进典型的大量涌现，基本上都成为了各单位的尖子班、尖子分队。为了检查、观摩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效果，检阅群众xìng的练兵成果，同时也是为参加总部组织的全军大比武做准备，军区于5月，组织了9个步兵连和21个pào兵连的建制连比武。6月底至7月初，又在湖南耒阳（四十七军一四○师驻地）举行了尖子班汇报表演、比武大会和选拔赛。各军、省军区和军兵种共有137个建制班、1902人参加表演和比赛。

  这些尖子班、尖子个人的表演，不仅反映了他们较高的技战术水平，部队勤学苦练的精神和过硬的思想作风，而且也反映了我们军区认真贯彻军委训练方针和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在表演项目中，还有不少是属于部队发明创新的成果，表演受到了军队和地方（领导干部）参观者的普遍好评。在接着于8月参加的信阳、济南全军大比武中，广州军区共获得一、二、三等奖288个。其中的夜间训练科目、一四一师侦察连的武装泅渡（在44分钟内泅渡1000米水面，并做潜水、水上防空等动作，在接近对岸时对20个目标进行实弹shè击，消灭了19个），四十七军通信营一个通信班武装潜渡黄河（沟通联络，仅用313分钟）、工程兵表演发明创造的“抛shè法架设徒步吊桥”等项目，均受到了军委总部的赞扬与褒奖。叶剑英元帅和陈毅元帅在两地分别看了比赛和表演，看后都给予了赞扬。

  练兵大比武活动，对推动群众xìng练兵运动，对培养典型、养成刻苦钻研、勤学苦练技术战术的良好风气；对技术基础训练水平的提高，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也出现了某些单位拼凑尖子、搞花架子等形式主义和过分偏重技术基础训练，忽视其他课目训练的偏差。这些虽然是少数单位的个别现象，但也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重视，军区也采取有力措施进行了纠正。

  我那时年纪还算较轻，身体又好，精力充沛，加上军区领导对我又是大胆放手地使用，因而，我总是不知疲倦地积极工作。不是身临部队训练第一线，便是亲自组织和领导比武竞赛等活动。脑子里成天都在思考有关训练的问题，决心为军区党委和军区首长当好参谋，当好助手，搞好全区部队的军事训练，使之走在全军的先进行列。

  然而，正当军事训练，特别是群众xìng练兵形成高潮之际，1964年底林彪出于其政治上需要，派他老婆叶群带工作组到广州军区一二七师一个连队进行所谓调查研究，认为军事训练搞得过于突出，影响了政治教育。林彪则借机夸大全军军事训练中出现的某些重大问题，认为军事训练“冲击了政治”，要求改变这种状况，强调军队建设要“突出政治”，“政治可以冲击其他”，并要求在教育训练中应压缩军事训练的时间，压缩军事训练指标。就这样，正在持续发展的军事训练高潮被压了下去。使1965年及以后的一段较长时间，军事训练工作受到了很大的挫折和影响。

  3、组织东南沿海作战前指和赴越南老挝进行战场勘察

  1962年部署粉碎蒋军yīn谋窜犯大陆的战备活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台湾当局乘大陆经济遇到暂时困难之机，在进行小规模骚扰破坏的同时，积极进行战争准备，yīn谋窜犯大陆。为此，中央军委于1962年5月下旬召开紧急会议，部署粉碎蒋军窜犯大陆的准备工作和确定采取的措施。中共中央于6月10日向全国发出了准备粉碎蒋军进犯东南沿海地区的指示。广东毗邻福建，是东南沿海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广州军区立即组织了东南沿海作战的前线指挥所，由当时的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担任前指司令员，指定我担任前指参谋长，临时抽调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以及各军兵种部分领导和机关工作人员组成精干的前指工作班子。前指组成后，即在珠江宾馆集中工作和学习。在我具体组织领导下，主要进行了以下工作：

  一、加强敌情研究，掌握敌人动向。除重点研究蒋军现有兵力、编制体制、作战特点，特别是其登陆作战的特点外，重点加强了对美蒋军现实情况和动向的研究。为此，我专门指定主管情报的参谋人员及时加强与总参和军区各有关情报部门的联系，并建立了每日必议的敌情研究制度。

  二、制定机动作战预案，组织前指演习拉练。根据敌可能实施登陆的地区和兵力，及我可能投入作战的部队数量，前指在研究和熟悉战区地形和海岸情况的基础上，拟制了粉碎蒋帮窜犯大陆的初步作战预案。根据预案的设想，我又率领前指人员、车辆并携带通信指挥工具，在广州至粤东之间地区按战时指挥要求，进行了为时一周的拉练。其间，我们组织了指挥所的开进、防空、展开和转移等演习。以检验和提高前指的组织指挥水平和机动能力。

  三、组织拟参战部队主官入闽进行战场勘察。为立足主动，军区设想，一旦蒋帮在福建和粤东以大规模兵力登陆，除组织粤东地区现有的两个军参战以外，还要调战役预备队第四十七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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