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5 章
务员、炊事员、警卫员、护士各一人,专门为叶帅服务。叶帅很受感动,多次对我说:我是来下放锻炼的,你们对我生活上照顾得这么好,不合适。我说,您是中央领导同志,年纪大了,应该得到照顾。叶帅在湖南期间,我和四十七军的其他领导还多次去看望过他。后来,1981年10月15日,叶帅在一份有关材料上批示说:“我二月逆流贬居长沙,当时黎原同志任四十七军军长,驻长沙。我在长沙受到各方面歧视,而黎原同志尚敢与我公开来往,在看人看事上有独立见解。”我听到此言之后感到十分欣慰。1969年10月中旬,时任国务院农垦部长的王震,也随陈云、邓小平等领导人下放江西。因王震是湖南人,又长期在湖南坚持武装斗争,还是四十七军前身三五九旅的老领导。所以,他无论是对湖南这块土地,还是对四十七军,都怀有深厚的感情,也十分关心湖南的“文化大革命”情况。因而他在下放期间,曾几次从江西来过长沙。对于王震同志的到来,我们也给予热情接待和关照,对此,他本人感到十分满意。
4、毛主席巡视湖南
我在主持湖南“三支两军”工作期间,毛主席曾三次来到湖南视察工作。第一次是在1967年秋,即在“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时刻,毛主席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调查了解河北、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并作了重要指示;第二次是1969年6月,即党的“九大”之后,全党全国正在贯彻党的“九大”精神之际;第三次是1970年春,即四十七军即将调赴西北,撤出湖南“三支两军”任务之时。前两次,毛主席都听取了我们对湖南工作的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我们也都认真地进行了传达贯彻。第一次:在毛主席到湖南来之前,周总理给我打电话说,毛主席要去长沙,你们要注意保证主席的安全。当时,长沙的社会秩序很不好,我们“革筹”小组的几个主要负责同志为这个问题研究了几次。认为请毛主席进城住不大安全,建议在大托铺机场附近找房子住,或干脆不下火车。通过汪东兴请示毛主席,主席说最好不下火车。于是我马上调一四一师一个营担任大托铺的警戒。还请大托铺机场的空军安排了备用直升机。9月17日,毛主席乘专列到达大托铺火车站。18日上午,通知我和华国锋、章伯森到火车上去汇报。
毛主席先问了我的家庭身世和四十七军部队的一些情况,我一一作了简要汇报。接着,我和华国锋、章伯森向主席汇报了湖南“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毛主席当面作了指示。杨成武、汪东兴等还传达了毛主席在上海、杭州等地所作的一些指示。
当我们汇报到湖南湘潭问题解决得很顺利,有几万工人群众受蒙蔽时,毛主席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有人说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是可以变的嘛!毛主席又说: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造反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作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毛主席还说,要正确地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在干部问题上,毛主席指出,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只是一小撮。”我们的干部中,除了投敌、叛变、自首的以外,绝大多数在过去十几年、几十年里总做过一些好事,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在批判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用武斗,也不要搞变相的武斗。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他还说,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关于干部教育问题,毛主席说,干部问题,主要从教育入手,扩大教育面。不仅武的(军队),还有文的(党政),都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中央、各大军区、各省、市都要办学习班,分期分批的轮训。半年之内争取办好此事,否则一年也可。今后,争取每年搞一次,时间大体上两个月左右。
毛主席还说,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用我们自己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
毛主席离开长沙以后,我和华国锋、章伯森即向干部和造反派头头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10月3日、4日,我们又专门开会研究办máo zé dōng思想学习班的问题,决定“省革筹”小组和四十七军联合办学习班。 10月7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了《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主要指示》,要求“组织群众认真学习”。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全国都来办máo zé dōng思想学习班》的社论。从而在全国掀起了一个大办máo zé dōng思想学习班的高潮。
10月19日,“省革筹”小组在原中共湖南省委党校举办了省第一期máo zé dōng思想学习班,各地、市、州、县的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已站出来或将要站出来的革命干部,军分区、人武部的负责同志共约1100余人参加,主要学习毛主席南巡指示。经过20天学习,取得了明显效果,促使各地、市、县大联合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11月6日,我们又举办了第二期,目的是促进省会长沙各群众组织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实行革命大联合。接着,又继续办了第三、四期,都取得了较好效果。与此同时,各地、市、县、各厂矿、农村公社、城市街道等也都掀起了大办学习班的高潮。从而推动了全省大办máo zé dōng思想学习班高潮的深入发展和各地、各单位的大联合。
第二次:1969年6月,正当全省在贯彻中共“九大”精神之际,máo zé dōng主席又来到湖南视察。6月28日,毛主席接见了我和华国锋,在座的有汪东兴。我和华国锋首先汇报了湖南省的“文革”情况。当汇报到我们组织宣传队到厂、校帮助搞斗、批、改的经验时,毛主席指示说:是的,各派关系解决不好,就不能把广大群众团结起来。路子走对了,就对了。
当汇报到对各派群众都不能打压时,毛主席指示:要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不能压。
毛主席对落实政策问题指示说:对敌人也要区别对待。有些老工人有没有参加过guó mín dǎng?不见得,搞清楚了根本不要处理。抓人多了不好处理。
当汇报到去年取得农业丰收的原因时,毛主席指示说,大寨好,就是好在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去大寨学习的人多了,成了灾。你们要搞自己的大寨。在汇报干部解放情况时,毛主席指示:“干部解放,有些人调换一下地方。”“犯了错误改正就是”。还说:“群众分两派,各解放各的干部。一个单位分成两派已经三年了,要联合起来。”接见快结束时,毛主席说,看来湖南形势好,抓“点”抓得比较早。我和华国锋请毛主席再作指示时,毛主席说,我是想问问情况。你们看到形势好,并注意另一方面的想法是对的。
毛主席最后指示说: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毛主席视察湖南,接见我和华国锋后作出了重要指示,经与湖南驻军支左领导小组主要负责同志研究,决定于7月5日至10日间以湖南驻军支左领导小组的名义,在湘潭召开全省支左工作会议,先在地、师级主要领导干部中传达(地、市革委会主任绝大多数为军队师以上干部),到会人员共71人。会议开始由华国锋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接着是分组讨论和大会发言。到会人员对照毛主席的指示,检查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最后由我作总结,我认为这次会议开得好。通过学习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明确了方向,增强了信心。我们还根据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的精神,归纳成11个问题,逐个对照分析湖南的情况,指出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的措施和任务,明确了今后工作的努力方向。湘潭会议之后,由于湖南遭受严重的洪灾,省革命委员会和灾区地方革命委员会及驻军领导,都要集中主要精力抗洪救灾,因而,往下传达学习毛主席6月28日的指示便推到了10月底以后的省革委四次全会,并和当时全省的加强团结、做好工作、准备打仗等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进行。
第三次:1970年4月,汪东兴陪同毛主席由江西途经湖南时,再次接见了我、华国锋、卜占亚。此时,中央已决定四十七军调防西北。因此,我见到主席时,就向主席汇报了部队调防的准备工作。不久,我就随部队离开了湖南。
5、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抓革命,促生产”,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直是中央的一个十分明确的指导思想。除毛主席、党中央重视和强调必须以革命带动生产之外,周总理在实际工作中对这一条抓得很紧,广大干部和群众也很关心和努力。所以,湖南省在工农业生产、基本建设和科技工作等方面,仍取得了一些进展和重要成就。1967年9月“省革筹”小组成立后,我在工作中一直很重视加强对工农业生产的领导。仅在9、10月份就先后召开全省电话会议、群众誓师大会、成立生产指挥机构会议、生产动员大会和经验jiāo流会等,来推动和促进生产工作。1968年1月13日到19日,“省革筹”小组召开全省抓革命,促生产工作座谈会。讨论了1968年湖南省国民经济发展的方针和大体的安排部署。4月,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我们又在领导机构中设立了生产指挥组,负责生产建设等各项经济工作。6月23日,省革命委员会在第二次全委会上,又讨论通过了《关于进一步贯彻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伟大方针的决议》。要求各级革命委员会要加强对生产工作的领导,把发展工农业生产,列入重要议事日程。1969年3月,省革委会根据全省生产建设形势发展的需要,作出调整和加强生产指挥机构的决定。1969年4月下旬,省革委又召开计划工作座谈会,研究1969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确定了大力发展农业,加强大小“三线”和基础工业建设、安排好市场的方针。随着全省局势的渐趋稳定,国民经济生产建设等工作也逐步回升和恢复。全省1969年工农业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了11.4%,1970年又猛增了23.1%。当然,其中有一部分是恢复xìng的。
(一)在农业生产方面。我们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结合湖南的实际情况,着重抓了以下一些工作。及时召开生产会议,推动农业发展。1968年5月和6月,省革委会先后在大通湖农场和耒阳县,分别召开湘北地区和湘中、湘南地区“抓革命,促生产”工作会议。10月5日至23日,又召开了全省农业战线抓革命,促生产会议,着重研究了发动冬季生产高潮和组织第二年农业生产大跃进的问题。这些都推动了农业生产形势的发展。
学大寨,抓典型。从1964年起,湖南省就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在农业战线开展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仅1968年全省就先后派出4万多名代表赴大寨参观取经,掀起了一个学大寨的高潮。1969年6月,毛主席视察湖南后,为了落实毛主席“你们要搞自己的大寨”的指示,省革委会决定在全省大力宣传新田县、安乡县两个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并召开现场会推广两县在学大寨中,通过自力更生,战胜各种困难,夺得农业大丰收的新经验。
兴修水利,防洪抗灾。为了争取农业生产的稳定增长,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利用冬春农闲季节,组织广大农民群众,大兴修建农田水利工程。1968年11月冬,动员常德、益阳地区五万多农民,整修了荆江分洪南大堤;接着又动员组织四万农民,经过50多天的奋战,胜利完成了荆江分洪的长江上车湾裁弯工程。该工程把长江的一处河道取直后,缩短航程30余公里,每年可增加流水排泄量五千亿立方米左右,还可增加良田一万八千余亩。
1969年是湖南省洪灾较重的一年。6、7月,长沙和沅水、澧水流域连降暴雨,造成特大洪灾;8月上旬,湘东、湘中、湘北地区又连降暴雨,出现了湖南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为严重的山洪内涝,并造成严重损失。我与省革委其他主要领导成员和省驻军负责人,都分赴各重灾区去指挥抗洪战斗,先后动员和组织了数十万军民参加抗洪抢险救灾工作。灾后,我们又领导灾区人民做好生产自救工作。
(二)在工业生产建设方面。1967年底,韶山铁路建成通车。1968年下半年到1970年初,先后有:湖南拖拉机厂试制成功了东方红-30型拖拉机,全省第一条双万伏高压电线路(柘溪至湘潭)建成投产,株洲冶炼厂自己设计兴建的锌系统正式投入生产,涟源钢铁厂500吨氧气顶吹转炉建成投产,湘潭电机厂制成中国第一台矿用大型电力机车,湘潭钢铁厂一号高炉建成投产,以及全省基本上实现了煤炭自给等。
为了尽快把湖南省的钢铁生产搞上去,省革命委员会于1969年6月作出决定,修建湘东铁路,加速湘东铁矿的建设。7月又决定恢复和扩建涟源钢铁厂。1970年3月2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会,还专门研究了枝柳、湘黔铁路湖南段等重大工程的建设问题。之后,又迅速成立工程指挥部,并动员一百余万民兵参加了铁路建设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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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毛主席巡视湖南
我在主持湖南“三支两军”工作期间,毛主席曾三次来到湖南视察工作。第一次是在1967年秋,即在“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时刻,毛主席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调查了解河北、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并作了重要指示;第二次是1969年6月,即党的“九大”之后,全党全国正在贯彻党的“九大”精神之际;第三次是1970年春,即四十七军即将调赴西北,撤出湖南“三支两军”任务之时。前两次,毛主席都听取了我们对湖南工作的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我们也都认真地进行了传达贯彻。第一次:在毛主席到湖南来之前,周总理给我打电话说,毛主席要去长沙,你们要注意保证主席的安全。当时,长沙的社会秩序很不好,我们“革筹”小组的几个主要负责同志为这个问题研究了几次。认为请毛主席进城住不大安全,建议在大托铺机场附近找房子住,或干脆不下火车。通过汪东兴请示毛主席,主席说最好不下火车。于是我马上调一四一师一个营担任大托铺的警戒。还请大托铺机场的空军安排了备用直升机。9月17日,毛主席乘专列到达大托铺火车站。18日上午,通知我和华国锋、章伯森到火车上去汇报。
毛主席先问了我的家庭身世和四十七军部队的一些情况,我一一作了简要汇报。接着,我和华国锋、章伯森向主席汇报了湖南“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毛主席当面作了指示。杨成武、汪东兴等还传达了毛主席在上海、杭州等地所作的一些指示。
当我们汇报到湖南湘潭问题解决得很顺利,有几万工人群众受蒙蔽时,毛主席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有人说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是可以变的嘛!毛主席又说: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造反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作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毛主席还说,要正确地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在干部问题上,毛主席指出,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只是一小撮。”我们的干部中,除了投敌、叛变、自首的以外,绝大多数在过去十几年、几十年里总做过一些好事,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在批判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用武斗,也不要搞变相的武斗。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他还说,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关于干部教育问题,毛主席说,干部问题,主要从教育入手,扩大教育面。不仅武的(军队),还有文的(党政),都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中央、各大军区、各省、市都要办学习班,分期分批的轮训。半年之内争取办好此事,否则一年也可。今后,争取每年搞一次,时间大体上两个月左右。
毛主席还说,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用我们自己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
毛主席离开长沙以后,我和华国锋、章伯森即向干部和造反派头头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10月3日、4日,我们又专门开会研究办máo zé dōng思想学习班的问题,决定“省革筹”小组和四十七军联合办学习班。 10月7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了《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主要指示》,要求“组织群众认真学习”。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全国都来办máo zé dōng思想学习班》的社论。从而在全国掀起了一个大办máo zé dōng思想学习班的高潮。
10月19日,“省革筹”小组在原中共湖南省委党校举办了省第一期máo zé dōng思想学习班,各地、市、州、县的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已站出来或将要站出来的革命干部,军分区、人武部的负责同志共约1100余人参加,主要学习毛主席南巡指示。经过20天学习,取得了明显效果,促使各地、市、县大联合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11月6日,我们又举办了第二期,目的是促进省会长沙各群众组织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实行革命大联合。接着,又继续办了第三、四期,都取得了较好效果。与此同时,各地、市、县、各厂矿、农村公社、城市街道等也都掀起了大办学习班的高潮。从而推动了全省大办máo zé dōng思想学习班高潮的深入发展和各地、各单位的大联合。
第二次:1969年6月,正当全省在贯彻中共“九大”精神之际,máo zé dōng主席又来到湖南视察。6月28日,毛主席接见了我和华国锋,在座的有汪东兴。我和华国锋首先汇报了湖南省的“文革”情况。当汇报到我们组织宣传队到厂、校帮助搞斗、批、改的经验时,毛主席指示说:是的,各派关系解决不好,就不能把广大群众团结起来。路子走对了,就对了。
当汇报到对各派群众都不能打压时,毛主席指示:要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不能压。
毛主席对落实政策问题指示说:对敌人也要区别对待。有些老工人有没有参加过guó mín dǎng?不见得,搞清楚了根本不要处理。抓人多了不好处理。
当汇报到去年取得农业丰收的原因时,毛主席指示说,大寨好,就是好在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去大寨学习的人多了,成了灾。你们要搞自己的大寨。在汇报干部解放情况时,毛主席指示:“干部解放,有些人调换一下地方。”“犯了错误改正就是”。还说:“群众分两派,各解放各的干部。一个单位分成两派已经三年了,要联合起来。”接见快结束时,毛主席说,看来湖南形势好,抓“点”抓得比较早。我和华国锋请毛主席再作指示时,毛主席说,我是想问问情况。你们看到形势好,并注意另一方面的想法是对的。
毛主席最后指示说: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毛主席视察湖南,接见我和华国锋后作出了重要指示,经与湖南驻军支左领导小组主要负责同志研究,决定于7月5日至10日间以湖南驻军支左领导小组的名义,在湘潭召开全省支左工作会议,先在地、师级主要领导干部中传达(地、市革委会主任绝大多数为军队师以上干部),到会人员共71人。会议开始由华国锋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接着是分组讨论和大会发言。到会人员对照毛主席的指示,检查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最后由我作总结,我认为这次会议开得好。通过学习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明确了方向,增强了信心。我们还根据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的精神,归纳成11个问题,逐个对照分析湖南的情况,指出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的措施和任务,明确了今后工作的努力方向。湘潭会议之后,由于湖南遭受严重的洪灾,省革命委员会和灾区地方革命委员会及驻军领导,都要集中主要精力抗洪救灾,因而,往下传达学习毛主席6月28日的指示便推到了10月底以后的省革委四次全会,并和当时全省的加强团结、做好工作、准备打仗等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进行。
第三次:1970年4月,汪东兴陪同毛主席由江西途经湖南时,再次接见了我、华国锋、卜占亚。此时,中央已决定四十七军调防西北。因此,我见到主席时,就向主席汇报了部队调防的准备工作。不久,我就随部队离开了湖南。
5、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抓革命,促生产”,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直是中央的一个十分明确的指导思想。除毛主席、党中央重视和强调必须以革命带动生产之外,周总理在实际工作中对这一条抓得很紧,广大干部和群众也很关心和努力。所以,湖南省在工农业生产、基本建设和科技工作等方面,仍取得了一些进展和重要成就。1967年9月“省革筹”小组成立后,我在工作中一直很重视加强对工农业生产的领导。仅在9、10月份就先后召开全省电话会议、群众誓师大会、成立生产指挥机构会议、生产动员大会和经验jiāo流会等,来推动和促进生产工作。1968年1月13日到19日,“省革筹”小组召开全省抓革命,促生产工作座谈会。讨论了1968年湖南省国民经济发展的方针和大体的安排部署。4月,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我们又在领导机构中设立了生产指挥组,负责生产建设等各项经济工作。6月23日,省革命委员会在第二次全委会上,又讨论通过了《关于进一步贯彻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伟大方针的决议》。要求各级革命委员会要加强对生产工作的领导,把发展工农业生产,列入重要议事日程。1969年3月,省革委会根据全省生产建设形势发展的需要,作出调整和加强生产指挥机构的决定。1969年4月下旬,省革委又召开计划工作座谈会,研究1969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确定了大力发展农业,加强大小“三线”和基础工业建设、安排好市场的方针。随着全省局势的渐趋稳定,国民经济生产建设等工作也逐步回升和恢复。全省1969年工农业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了11.4%,1970年又猛增了23.1%。当然,其中有一部分是恢复xìng的。
(一)在农业生产方面。我们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结合湖南的实际情况,着重抓了以下一些工作。及时召开生产会议,推动农业发展。1968年5月和6月,省革委会先后在大通湖农场和耒阳县,分别召开湘北地区和湘中、湘南地区“抓革命,促生产”工作会议。10月5日至23日,又召开了全省农业战线抓革命,促生产会议,着重研究了发动冬季生产高潮和组织第二年农业生产大跃进的问题。这些都推动了农业生产形势的发展。
学大寨,抓典型。从1964年起,湖南省就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在农业战线开展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仅1968年全省就先后派出4万多名代表赴大寨参观取经,掀起了一个学大寨的高潮。1969年6月,毛主席视察湖南后,为了落实毛主席“你们要搞自己的大寨”的指示,省革委会决定在全省大力宣传新田县、安乡县两个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并召开现场会推广两县在学大寨中,通过自力更生,战胜各种困难,夺得农业大丰收的新经验。
兴修水利,防洪抗灾。为了争取农业生产的稳定增长,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利用冬春农闲季节,组织广大农民群众,大兴修建农田水利工程。1968年11月冬,动员常德、益阳地区五万多农民,整修了荆江分洪南大堤;接着又动员组织四万农民,经过50多天的奋战,胜利完成了荆江分洪的长江上车湾裁弯工程。该工程把长江的一处河道取直后,缩短航程30余公里,每年可增加流水排泄量五千亿立方米左右,还可增加良田一万八千余亩。
1969年是湖南省洪灾较重的一年。6、7月,长沙和沅水、澧水流域连降暴雨,造成特大洪灾;8月上旬,湘东、湘中、湘北地区又连降暴雨,出现了湖南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为严重的山洪内涝,并造成严重损失。我与省革委其他主要领导成员和省驻军负责人,都分赴各重灾区去指挥抗洪战斗,先后动员和组织了数十万军民参加抗洪抢险救灾工作。灾后,我们又领导灾区人民做好生产自救工作。
(二)在工业生产建设方面。1967年底,韶山铁路建成通车。1968年下半年到1970年初,先后有:湖南拖拉机厂试制成功了东方红-30型拖拉机,全省第一条双万伏高压电线路(柘溪至湘潭)建成投产,株洲冶炼厂自己设计兴建的锌系统正式投入生产,涟源钢铁厂500吨氧气顶吹转炉建成投产,湘潭电机厂制成中国第一台矿用大型电力机车,湘潭钢铁厂一号高炉建成投产,以及全省基本上实现了煤炭自给等。
为了尽快把湖南省的钢铁生产搞上去,省革命委员会于1969年6月作出决定,修建湘东铁路,加速湘东铁矿的建设。7月又决定恢复和扩建涟源钢铁厂。1970年3月2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会,还专门研究了枝柳、湘黔铁路湖南段等重大工程的建设问题。之后,又迅速成立工程指挥部,并动员一百余万民兵参加了铁路建设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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