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6 章

  战。

  在抓工业建设中，总的说还是顺利的。但也发生了两起与我有关的小风波。

  一是在枝柳铁路的选线问题上。1970年1月，铁道部工程设计人员经过一年多的勘察设计，将湖南段提出两个方案来征求湖南省的意见。方案提出：一是经常德、沅陵往柳州；二是经石门、大庸、吉首至柳州。铁道部倾向于第一方案。

  因为比较起来，这一带地理条件好，工程量小些，可节约资金。但我当时从有利于湘西经济开发的角度考虑，极力主张采用第二方案。我说：从长远看，制约社会主义建设，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地区主要在农村，特别是山区。而湘西地理条件差，水陆jiāo通比较落后，现在有个修铁路的机会，就应该把这个机会给他们。至于要多花钱，这要从国家、从人民的长远利益考虑看合算不合算。华国锋等同志也极力支持我的意见。但铁道部仍从节约资金考虑，决定按第一方案上马。湖南省接到通知后，我和华国锋等人仍坚持第二方案。后经反复协商争取，铁道部最终采纳了湖南的意见。

  二是在湖南煤炭外援问题上。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经上下努力，煤炭工业的生产建设发展很快，实现了基本自给，而一向缺煤的广东却需要得到有煤省的支援。1970年初，时任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广州军区某领导，打电话给我，要我将湖南省靠近广东边界处的一部分煤矿jiāo给广东经营。我当时感到这个指示不好执行，因为这是一个涉及跨省调矿的大问题。于是我将这个问题告诉在省煤炭系统支左的军后勤部处长武学秀，让他和地方有关的负责人很好研究一下，结果都不同意。省革委会常委经研究也不同意。

  在左右为难的情况下，我只好将这个问题和意见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也同意按湖南省革委会的意见办。由于我对某领导的这个指示没有执行，他便认为我有骄傲情绪，组织纪律观念不强，多次在有关会议上对我进行批评。有时甚至借批评武学秀来不点名地批评我，当时我很是想不通，感到十分委屈和不公。

  （三）在战备工作方面。1969年3月2日，在中苏边境发生了“珍宝岛”事件。之后，随着苏军不断在中苏边境制造挑衅事件，中共中央于同年8月28日向全国军民发出命令，要求“坚决响应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的伟大号召”，充分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在贯彻中央命令时，决定以“命令”为武器，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促进革命大团结，促进生产、工作和战备。10月18日，四十七军接到林彪发布的“一号命令”。为防止苏联对我进行突然袭击，全军各部队立即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这样，湖南全省的战备工作也更加紧张起来。于是，省革命委员会在不断深入进行战备教育的同时，还大力抓了城市人民防空工作，成立了以我为组长的“湖南省人民防空工作领导小组”，立即在全省各地发动和组织了一个军民共同修建人防工程的群众运动。并制定了各城市人口疏散方案；整顿民兵组织，加强民兵队伍建设。通过战备，各市、县很快组建了58个民兵独立团、上千个民兵营、连，共有基干民兵23.7万余人；成立了省战备办公室，以加强对全省战备工作的组织和指导，并大抓了大小“三线”建设等。

  正当全省军民战备工作日益紧张之时，第四十七军接到máo zé dōng主席亲自批发的中央军委命令，决定四十七军“编入全国战略预备队，在适当时机进驻指定地区”。军党委先后三次召开会议，认真进行学习，表示坚决执行命令，落实战备，搞好调防准备。根据军委命令精神，军党委研究决定并报中央军委批准，立即调整了部署。逐步将第一三九师、一四○师、一四一师部队都撤出“支左”单位和生产基地，分别移至长沙、衡阳、岳阳等铁路沿线执行战备任务。第一二七师因已调入重建的第四十三军，于1968年10月就撤出了在湖南的“支左”任务。 1970年3月，四十七军接到中央军委关于调防离开湖南的命令。3月19日、20日，周恩来等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人，在北京分别接见了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省军区和四十七军的主要领导，包括我、华国锋、卜占亚、杨大易、张立宪、刘凌等，对湖南的工作、四十七军调防等有关方面作了许多重要指示。

  4月1日下午，四十七军召开“三支两军”干部座谈会。我在会上讲话时指出：根据广州军区党委指示，“三支两军”的野战军干部原则上统一jiāo给省军区领导，四月底jiāo接完毕。希望各单位党委和领导要做好工作，“做到回部队的愉快，留下的安心，军里和省军区都满意。留下的不仅要愉快，还要做好‘三支两军’工作”。后来，移jiāo给湖南省军区包括副军长刘善福、副政委李振军等在内的各级干部共1090人。同时，四十七军还奉命将新组建的第一四五师、一四六师和南湾湖等生产基地，也移jiāo给湖南省军区领导。部队离开湖南前，湖南省革命委员会设宴为四十七军师以上干部饯行。华国锋代表省革委会讲话，他赞扬四十七军先后两次在湖南大的历史转折关头立了功。一次是解放初期的湘西剿匪，为湖南扫除了百年匪患；一次是“文化大革命”中促进了全省各派的革命大联合。他讲得非常动情。我也代表四十七军讲话。因当时我还兼着省革委会主任，所以我一方面代表四十七军对湖南省革委会和全省人民表示感谢，一方面强调搞好军民团结，加强战备，共同对敌。

  我调离湖南后，中共中央决定由华国锋任湖南省革委会代理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三年来，我和华国锋同志在工作中互相支持，和谐相处，结下了深厚友谊。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为人忠厚，待人诚恳，对党忠诚，作风正派，严于律己。湖南省革委会成立后，省革委的领导大都搬进省委大院，但他仍坚持住在原来的一套普通宿舍。许多人劝他搬家，他就是不肯，并表示住在哪里都是一样为革命工作。“文革”时学校停课闹革命，大学也停止招生。参军成了许多干部子女的唯一出路，因为在部队还可以学习，有提干的机会，否则只能上山下乡。当时他的子女要想参军，可以说就是一句话的事，但他坚持不肯让子女参军，别人劝他也不听，坚持送子女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经过充分准备之后，四十七军部队于4月28日至5月19日间，先后分别从岳阳到衡阳间的19个火车站登车离开了湖南。为了保守军事机密，四十七军调防没有向外公布，地方也没有组织群众xìng的欢送活动。

  我率四十七军离开了湖南，同时也正式结束了我在湖南近三年的“三支两军”工作。

  四十七军驻守湖南近20年，特别是三年的“三支两军”工作，部队广大指战员与湖南人民有着鱼水深情，我和地方政府、各级领导、全省人民为湖南的繁荣稳定并肩战斗，湖南是我的第二故乡。当我踏上北去的列车时，依恋和回忆油然而生。

  第10部分、西北九年

  1、调防陕西，准备同苏修打仗

  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bào发。珍宝岛位于我国黑龙江省虎林县境内，在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面积不足一平方公里。上世纪六十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后，两国边界紧张局势逐渐加剧。苏联边防军多次侵入我国领土珍宝岛，我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3月15日，苏联边防军100余人在二十余辆坦克、装甲车支援下对珍宝岛发动三次进攻，与我守卫部队激战近十个小时，我部顽强抵抗，击退了苏军的进攻。苏军在珍宝岛事件中遭到很大损失，一直想寻机报复。当时，中央军委判断：“苏修”的报复手段有三种，即大打、中打和小打。但我方必须立足于准备大打的可能。中央军委立即进行战略调整和部署。10月，军委命令四十七军由湖南调防陕西，归属兰州军区，准备同“苏修”打仗。当时，周总理前后两次找我谈话，征求我的意见，是随部队到西北准备打仗，还是留在湖南主持全省工作。总理希望我留在湖南主持地方工作，并要我早作决定，以便及时向毛主席报告。我自己反复权衡了几天，经过认真思考，我决定率军北上，保卫祖国。我是一名军人，自从参加革命后，一直在军队中工作，从一名普通干部成长为军长，特别是担任着中央战略预备队的军长，当祖国面临外敌威胁时，保家卫国，是军人的天职。此时，湖南省的地方形势也日趋稳定，地方工作基本恢复，华国锋同志完全可以主持全省工作。我向总理汇报了我的情况。最后经党中央批准，同意我率军北上。我立即布置一系列的部队调防的组织准备工作。

  1970年4月初，我们军各部队已先后在京广铁路沿线的岳阳、长沙、衡阳一带完成了集结，为移防西北做准备。在具体的行动组织和准备工作中，军司令部和后勤部有计划地抓好“三分开、四固定”，抓紧时间抢修车辆，集中物资，计划采购。为保证部队有序开进，还组织机关干部分队勘察预定集结地点内的火车装载站，进行试装演练，力争最大限度地进行科学满载，尽量为国家节约车皮数量，以实际行动坚决贯彻和落实军委和军区提出的“jiāo好、走好、到好”和“齐装、满员、保密、安全”的指示和要求。

  1970年4月底至5月初，全军在做好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分别从岳阳、长沙、衡阳三地所属的19个车站装载，编组成67个列车梯队实施战备调防大机动。至5月底，四十七军按既定顺序，各部队分别到达陕西的指定驻防地区，军部驻陕西临潼，全军行程1400～1700余公里，未发生任何事故，完全遵照军委要求，圆满地完成了调防任务。部队到达指定地点后，为了防止侵略者的大规模空袭，按军委要求千军万马转入地下的指示精神，全军以营为单位，下火车后立即全部开进山沟，利用事前勘察好的地点，在黄土高原上挖窑洞，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当地人俗称挖地窝子。全军官兵基本上是按照一个营一条川，一个连一条沟进行挖建，不准进老百姓的民房。这也是整师整团乘车行军到下车驻地的防空大演习。

  我们还派各级干部到黄河对岸的驻军参观学习他们挖地窝子的经验。部队进沟、进川后，全部进行营建施工，工程进展迅速。到年底，全军各师、团基本完成窑洞营区建设，受到总后勤部的表彰。总后还在我军召开有北京、沈阳、武汉、兰州等军区各级领导出席的现场会，对四十七军立足战备、艰苦奋斗建营房的做法给予了较高评价。 经过一段时间的战争准备，未发现“苏修”有向我大规模进攻的迹象。同时，全军进川、进沟分散驻防，jiāo通不便，给部队的备战、训练、管理带来诸多不便；加之部队挖窑洞时缺乏经验，一些窑洞漏水、开裂等情况时有发生。为此，我们从利于战备和部队建设考虑，于1972年开始，对部队部署进行了合理调整，对部队营房进行了改、扩建。部队营房逐步转入相对集中、便于管理、生活更为方便的以砖、瓦、石为主材的营房。为了保障基建施工和改善部队生活，我们还组织官兵就地取材，自建砖、瓦、石材厂和ròu食、蔬菜等副业生产基地。

  四十七军的前身是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部队调防西北后，原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同志曾到四十七军视察，他勉励我们要把三五九旅的艰苦奋斗精神发扬下去。我和本军的多位军、师领导在抗日战争时期也都在南泥湾参加过当年的大生产运动。经军党委研究，报军区批准，我们决定继承老部队的光荣传统，创建生产基地，以支持和保障部队的战备训练，加强部队全面建设。为此，我曾亲自率领有关人员到黄河滩和南泥湾选择农场和生产基地。

  五六十年代，政府修建三门峡水库时曾迁移了许多农民，在陕西大荔县朝邑地区（黄河滩）留下大量荒地。从1971年7月开始，军决定抽调一三九师四一七团进驻黄河滩，垦荒生产。经过一年努力，开垦荒地八万余亩，生产小麦、油菜籽，到1973年冬共收获1500余万斤，解决了部队部分粮、ròu、菜的供应。此后经过不断努力，到1974年发展成为较为规范的团一级农场黄河滩农场，受到总后勤部的表扬。与此同时，军又抽调某师的一个团在南泥湾建立生产基地，除生产玉米等杂粮外，还开垦了稻田约500亩。

  为了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在部队营建期间，军决定由某师的一个团筹办水泥厂，专门生产营建所需的水泥。到1973年，该厂已能年产水泥24000吨，不仅为部队营建提供了保障，解决了应急需要，而且也创造了财富，支援了国家建设。

  四十七军调防西北初期，在营建任务十分繁重的情况下，还发扬吃大苦、耐大劳的优良传统，圆满完成了上级赋予的多项国防施工任务。1970年11月至1972年4月，根据总参谋部指示，军抽调两个团到陕西汉中修建大型飞机生产基地。部队在施工中克服了机械和运输工具不足等众多困难，经一年四个月的奋战，顺利完成了20余公里铁路专线和十余万平方米厂房的基建任务。1971年6月，军接军区指示修建延安机场。受领任务后，军立即成立工程指挥部，率四个工兵营担负施工。至1975年3月，圆满完成机场施工任务。经上级组织验收，评价为：“速度快，质量好，符合质量需要。”

  2、勘察战场，制定预案,抓战备训练

  珍宝岛事件后，军委判断“苏修”很有可能扩大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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