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51 章

  ：当时对我政治上的不信任而要求撤销我十二大党代表资格，是毫无理由的。同时这段文字也可以作为我“文革”经历的一段补充，作为附录摘抄如下：关于“十二大”代表候选人的问题。

  为了让常委在审查我候选人资格问题时做出应有的判断，我想有必要把我担任党的九届、十届、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的有关情况作个汇报。

  （一）“九大”前后的一些情况

  我和四十七军部队是1967年7月开始参加湖南“支左”的。在中央召集湖南两派谈判中，中央作了关于湖南“文化大革命”决定（即“八十”决定）。周总理代表中央宣布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我任组长，华国锋任副组长。当时湖南斗争情况十分复杂，一方面群众组织各派之间经常发生武斗，局势很乱，需要花大力气稳定局势；另一方面黄永胜一伙要chā手“文化大革命”，夺取湖南的领导权。而他们这一套是和当时中央的指示精神相对抗的。这样就出现了一场对湖南领导权的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对于我个人来说，面临两个选择，或者是按周总理指示和湖南的实际情况办，或者是按林彪那一套去办。我当时的态度是明确的，湖南“文化大革命”问题是中央授权周总理处理的。

  因此，只能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和湖南的实际情况去办。所以，我就经常向周总理请示、报告，而每次都能得到周总理及时的指示。这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林彪一伙控制湖南的障碍。例如广州军区某些领导为了控制湖南的领导权，在成立省革委会安排领导班子时，他们就提出一系列的名单要安chā进去。我没有同意，并向周总理报告了。结果周总理批准了我们的名单，使他们的目的没有达到；又如，他们要在湖南衡山给林彪建立豪华的行宫，要把原有的招待所等单位迁走，把景区封闭划出几十公里的禁区，并且这些建设费用还要湖南出。此事，我及时报告了总理，周总理没有同意。广东为了扭转北煤南运，他们竟想以广州军区的名义，命令我把湖南南部边界的煤矿划给广东，这个我们也没有同意，并得到周总理的支持，如此等等。这仅仅是几个例子，这类事情还有很多。

  总之，对于林彪一伙这种企图控制湖南的一套，我根据湖南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利益，采取了抵制的态度，这就触怒了他们。他们已下决心把四十七军在湖南搞臭，把我搞掉。为此，他们搞了一系列的yīn谋活动。首先是大造舆论，说四十七军在湖南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说“四十七军部队很糟”，“是土匪部队”（意思是指四十七军的老底子是三五九旅，是贺龙的部队），“反广州”，“不听话”，甚至造谣说“四十七军要夺广州军区所属三个省的权”（当时四十七军一四一师在广西支左，一二七师在广东支左，一四○师在湖南支左）。他们利用各种机会造这个舆论，把四十七军搞得抬不起头来。

  另一方面在军内就派人改组四十七军，从广州军区派来了政委、副政委、副军长、政治部主任，接着把原来的副军长、副政委、政治部主任都送进了学习班审查；四个师的师长、政委大部分送进学习班，不进学习班也靠边站了。全军420个干部办学习班专案审查，其中团以上干部67人，整死了一四○师主任海空同志，搞残废了好几名。为了压我屈服，明里指责我有错误，要我在军党委会上、军区党代会上作检讨，暗地里派人四处调查整理我的黑材料，想把我打成历史特务、“五一六”分子。据了解情况的同志事后揭发，他们派人跑了十几个省，找了几十个人调查。为了把我搞成历史特务，他们甚至对调查对象搞刑讯逼供。为了整我，他们还先后两次向中央发电报，诬陷我有历史问题和有严重错误，要求中央撤掉我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职务。这样就使四十七军和我在湖南工作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可是因为党中央、周总理对湖南情况比较了解，当时湖南形势又比较好。因此，党中央、周总理一直没有同意，他们的目的没有达到。在此期间他们仍不甘心，进一步散布流言蜚语，造谣中伤。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得不让我参加了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选举时，他们又cāo纵选举，到处串联，控制我的选票。结果我以勉强超过半数，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九大”以后，这个斗争并没有结束。到1969年下半年，中央根据战备形势，军委开始考虑四十七军调防到陕西。这时他们认为赶走我从而直接控制湖南时机到了，于是进一步加紧了yīn谋活动。他们一方面派卜占亚控制湖南；另一方面指使他派去的人在四十七军内部整我。卜占亚是林彪一伙yīn谋策划、有计划安排到湖南的。他与黄永胜一伙联系密切，地方工作中重大问题，他不请示党中央，而请示黄永胜。

  卜占亚到湖南下车伊始，就宣布四十七军的“罪状”，最主要的一条就是不宣传林副主席，不紧跟林副主席。说林副主席指示湖南要挖刘少奇、贺龙和guó mín dǎng三条黑线，可是四十七军不抓阶级斗争，把一群黑线人物、牛鬼蛇神都放出来了（指解放了一批地方干部，其中包括湖南地下党的干部），还胡说我们对“老机”、“老右”亲。事实是1969年11月叶副主席到湖南休息，我们安排叶帅住在原来毛主席住过的地方，配备了警卫、公务人员和医务人员。我们一些领导同志经常去问候叶帅，这也成了我的一条罪状。

  卜占亚到湖南的第二天，在他主持召开的第一次省革委核心小组会上（我没有参加）就大放厥词，说黎原对“老机”、“老右”那么亲（指叶副主席），为什么住那么好的房子？派那么多人去照顾？那么多伙食费哪里报销？卜占亚当场下令第二天就把叶副主席从长沙赶到湘潭，住在暖气不好的房子里，把我们配给的警卫、公务、医务人员都撤掉了。叶副主席有病没人管，只好找到四十七军留在湖南工作的原保卫处副处长找一辆车送去看病。

  卜占亚在会上还指责我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不亲。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就是黄永胜的老婆项辉芳、邱会作的老婆胡敏到湖南选妃子。她们不找我，我也没去看她们。

  卜占亚控制湖南以后，积极配合林彪的篡党夺权活动。“九一三”事件之前，卜占亚抓紧时机把毛主席巡视南方的指示告诉了李作鹏，为林彪提前搞武装政变提供了重要情报。“九一三”事件前夕，卜占亚作了一系列准备。9月10日，他带着50多名省、地、社负责人到汨罗县办学习班，调用了专列火车和专线电话，让专列在汨罗车站待命，并派老婆谭淑珍赶往广州，准备参加“接待工作”，迎接林彪另立中央。

  在军内，他们抓紧部署，继续整四十七军。1970年3月为了部署四十七军调防的有关工作，中央召集四十七军、湖南省军区、广州军区和湖南省委负责人到北京开会。定于3月20日周总理等代表中央接见我们。而黄永胜一伙背着中央，抢先中央，避开华国锋和我，于3月19日找丁盛、卜占亚、四十七军原政委等人开黑会，要继续整四十七军。他们这一套完全是和党中央、周总理唱对台戏的。周总理第二天代表中央正式接见我们时，明确肯定“湖南工作已有了基础，形势很好，成绩很大，有汪东兴同志可以作证。”汪答“我在湖南走了几个地方，湖南的革命形势、生产形势都不错”。我是军长，又要随部队去陕西，可是他们却借口我在外边“支左”，部队调动的具体部署都不让我知道。三个师长、三个师政委、先后三个军副主任的升调这样重大问题都不通过我。总之，直到“九一三”事件之前，我虽然已被他们排挤离开了湖南，可是还在军内外继续整我。

  （二）“十大”前后的一些情况

  1971年“九一三”林彪自我bàozhà以后，部队很快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这时总政治部明确指示关于1970年3月19日黄、吴、李、邱召开黑会的问题，要兰州军区彻底查清。军党委经过二十多天会议把问题揭开了，报告了总政。黄永胜在3月19日讲话摘记如下：“四十七军同湖南省军区的关系，四十七军要负主要责任，走要把屁股擦得干干净净，不能拖泥带水，不然，走了和尚走不了庙，和尚也走不了。四十七军把‘高司’整倒不对，还有“红联”是工学农。黎原说‘高司’不能联合，没有阶级观念，‘高司’是最早的造反派，真正的造反派。”还说：四十七军过去就是不听我们的话，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实际是骄傲，拒绝别人的批评。在广州军区双代会搞得乌烟瘴气，军区为难被动，我是广州司令，你们搞不好，我脸上也不光彩。四十七军关键在领导，有党委嘛!对黎原不批评帮助，他到了新地区还要犯错误。旧账不还，还要欠新账。最后说：你们（指吴法宪等）都讲一讲，大家都是四野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接着吴、李、邱都说了一遍。吴法宪接着说：“四十七军是四野的，大家都是四野的，大家都有责任。你们搞好了是四野的光荣，要为林副主席争光”。吴还说：“对黎原斗了没有，错误要批判，帮助他改正错误。”中央对四十七军的问题十分重视，于1973年3月份召集兰州军区、陕西省委、陕西省驻军以及西北四省军区有关领导干部到中央汇报，解决西北的问题。四十七军由我和副军长胡伯华和政委参加。会议期间，经中央首长李先念、李德生等同志多次指示和同志们的批评帮助，四十七军原政委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并向中央写出了《我的检查和jiāo代》的书面材料（中共中央办公厅1973年3月11日印发）。会议后期形成了中共中央（1973）15号文件，明确了四十七军内部在与林彪反革命斗争中的是非，文件上点名批评了四十七军原政委。会后，为贯彻15号文件精神，召开了陕西省委常委（扩大）批林整风会议。四十七军团以上干部70多人作为一个大组参加会议，集中解决四十七军原政委等人犯错误的问题，明确了是非界限，肯定了四十七军在湖南支左中不执行林彪反革命集团那一套是正确的。经过上述一系列会议，实际上肯定了我是受林彪一伙打击迫害的，给我平了反。

  与此同时，湖南省也对卜占亚的严重问题开展了揭发批判，形成了中央（1973）12号文件，明确指出卜占亚上了贼船，积极地参与了林彪篡党夺权的yīn谋活动。

  党的十次代表大会正是在批林整风取得胜利的形势下召开的。由于我个人在同林彪反革命集团斗争中的表现有了明确的结论，在代表大会上选我为十届中央委员会的候补委员。

  （三）“十一大”前后的一些情况

  党的十一大，是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正在深入开展时召开的。当时我已任兰州军区副司令（我是1975年叶副主席、邓副主席主持军委工作时公布的那批命令时下的命令）。粉碎“四人帮”之前，兰州军区和甘肃省委是由冼恒汉把持的。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央指示要发动群众揭开甘肃问题的盖子。当时军内外的斗争都很激烈，而地方上领导力量又比较薄弱。兰州铁路局是冼恒汉的一个重要据点，而兰州又是西北的jiāo通枢纽，被一群帮派骨干把持着，盖子揭不开，搞得铁路jiāo通中断，造成西北地区很多厂矿停工停产。

  1976年底，中央派我到兰州铁路局任工作组长，带着铁道兵的500名干部和甘肃省委宋平同志一道解决兰州铁路局问题。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经过近一年的工作，问题基本解决，我于1977年12月归建。 1977年8月召开“十一大”。这次大会上选举中央委员时，一般每个大军区有三人当选。其中除司令员、政委外，有一名副司令或副政委当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当选为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以上就是我先后当选三届中央候补委员的一些情况，实际上也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主要经历。当然十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我们党犯了左倾路线错误。我那时在第一线支左，毫无疑问也执行了这一条错误路线，肯定是说了很多错话，办了一些错事，但就其xìng质来说是党内的功过是非问题，我愿意在今后的学习中客观地、全面地进行总结，从中吸取教训。但是，在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敌我xìng质的问题上，我和他们之间的界限是清楚的。我认为对于敌我xìng质的问题和党内的是非功过问题，应该严格区分开来，这样才有利于党内团结，同心同德搞好工作。

  至于我个人作为“十二大”代表候选人的资格问题，我认为应该由组织上决定，相信兵部党委常委和党代表大会会根据中央有关指示和总政治部指示精神，按照我个人的实际情况作出判断和决定。以上汇报请常委审议。

  第12部分、黄埔军校同学会

  1、黄埔军校同学会的成立

  1983年基建工程兵撤销后，我离开了一线工作岗位。同年被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后又连任一届。我离开一线工作岗位时66岁，身体尚好,还愿意继续为国家的发展建设做些工作，于是先后参加了全国老龄委员会、老年基金会、老区建设促进会、黄埔军校同学会的工作，创办了白石桥干管处老年大学。其中倾注精力最多的是黄埔军校同学会的工作。

  黄埔军校是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产物。军校于1924年6月16日创立于广东黄埔长洲岛，故称黄埔军校。后校名几经变更，校址多次变迁，现仍在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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