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6 章

  囚营副看守长期间，先后亲手挑选出 1700 名女因用dú气杀害，并参与策划和指挥了 1943 年 11 月3 日屠杀18000 多名犹太人的惨案。甚至在直接对和平居民进行shè杀的特别行动队内部为数只有几十人的女队员中，也有奥地利女xìng在其中。

  第二节 奥地利战犯长期逍遥法外的社会历史原因

  早在战后初期，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就指出，德国公众对于纳粹的战争罪行也应承担责任，因为他们对纳粹的所作所为采取了默认的态度。这一论断同样并且更加适用于奥地利公众。在“德奥合并”这一大是大非面前，奥地利全国各个政党中，只有共产党持公开反对的态度，而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其他所有政党全部接受了这个惨痛的现实，而且事后也不曾同纳粹政权进行有力抗争。在希特勒政权统治奥地利的七年内，纳粹党徒的数量从80000 人左右激增到688000人以上，占到总人口的11％以上。这一比重居然与德国纳粹党徒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回正％持平；须知，纳粹党在德国存在了 25 年以上，而纳粹党在奥地利存在的时间却只有不到10年。究其原因，在于希特勒的胡萝卜0 大棒的政策，对奥地利绝大多数居民发生了作用。一方面，固然是法西斯暴政的高压手段；另一方面，纳粹德国也给以奥地利人以等同于德国人的公民权，准许奥地利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共同参与对欧洲的掠夺，也许奥地利官兵在被占领国家为非作歹，大肆抢夺。再者，希特勒政权以从被占领国掠夺来的巨额资产作为资本再投资，大肆扩军备战，确实在战争bào发后的若干年内扩大了就业岗位，降低了失业率。这样，从表面上看，从眼前看，奥地利人似乎得到了实惠，满足了虚荣心。因而，纳粹党在同共产党争夺群众的宣传战中一时占了上风，大多数公众对纳粹采取了默许、观望乃至支持的态度。不仅战争期间是这样，战后也是如此。例如，许多居民对被镇压的纳粹战犯持同情态度。女战犯玛丽娅门德尔因罪恶累累，理所当然地于1947年12月被波兰政府在克拉科夫审判中处以绞刑。但她的一些同胞，不知是处于无知或者偏见，却叹息她是一个善良的女xìng，甚至对集中营里的犹太儿童也很疼爱。另一个女战犯赫尔米娜瑞恩，战后潜逃回故乡维也纳。尽管不少邻居对她的罪恶均有不同程度的知晓，却没有一个人到盟军占领当局去举报她，使她逃脱了被处决的命运。还有一个披着儿科医生外衣的战犯玛丽安娜裘尔克，她亲手用注shèdú针的手法，残酷杀害了数十名精神病患儿，实属罪大恶极；然而奥地利法院只判处她10年监禁，并且服刑仅2 年即提前释放。在恶名昭著的T 4 护士中，也不乏奥地利女xìng。裘尔克的同伙和下属安娜卡岑卡就是一例。她接受伊林院长、海因茨和裘尔克两位医生的指令以及自行做主而通过注shèdúyào杀死的重病儿童几达30人。正因为如此，一向以袒护纳粹战犯闻名的奥地利人民法庭，也不得不判处她8 年监禁。前任奥地利总统瓦尔德海姆，明明在二战期间，作为纳粹德军的情报军官参加了对南斯拉夫的侵略战争，理应深刻悔悟。但大批国人却以争国权，不受外侮为名，对其百般庇护。直至90年代，才有些有识之士断然站出来，呼吁奥地利应对战争罪行负责，应向欧洲被占领国和犹太人认罪并予以赔偿。

  大批奥地利人对本国在二战中的地位和作用长期不能客观评价，其原因当然不仅仅限于第三帝国时期的影响，更重要的还在于其悠久的封建历史传统，以及美英等国别有用心的庇护。奥地利虽然是个地地道道的欧洲国家，却同法国、英国、荷兰等西方民主制度较发达的国家有着重大区别，其民主制度发育甚晚。自962 年神圣罗马帝国建立直止1918年奥匈帝国解体，奥地利在这近千年间，除1848年革命等极个别时间段以外，一直实行的是日耳曼王公贵族高度集权的封建等级制度，对内厉行剥削压榨，歧视斯拉夫、犹太、茨冈等少数民族，甚至横加杀戮；对外侵略扩张，力图称霸欧洲。奥匈帝国垮台后，软弱的社会民主党执政期间不长，而且其领袖恰恰是在一战当中大肆鼓吹“民族利益至上”的右派首领lún纳。以后便被极右翼势力夺权。这些右翼政党尽管同纳粹党有争夺，但在许多重要政治特征方面大同小异，例如极端fǎn gòng反苏，残酷镇压工农运动，百般歧视和迫害茨冈、犹太等少数民族。只不过奥地利的极右翼势力投靠了意大利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而疏远了希特勒，才招致纳粹德国的报复。正因为奥地利在政治传统和社会基础方面与德国相当接近，所以“德奥合并”才如此顺利，纳粹在奥地利才能如此迅猛地扩展，盘根错节。

  更为根本的因素还在于，奥地利没有经历广泛、深入的“非纳粹化”运动。德国因为盟国驻军长期驻扎，该项运动进行比较广泛、深入，被法办的纳粹分子数以万计，被清理的纳粹分子数以百万计，全国民众基本上受到一次否定纳粹暴政、建立民主政治的大是大非方面的教育，纳粹的影响总体上不复存在。而在奥地利，整肃纳粹的运动不深不透，当着德国的非纳粹化已近尾声之时，奥地利才姗姗来迟地于1947年2 月出台了非纳粹化法案，而且只法办了13000 多个战犯（其中仅43人被判处极刑），只解除了2 万多个纳粹分子的公职。所有在1938年德奥合并后人党者，基本被视做胁从分子不予深究。这样，纳粹势力并未受到沉重的打击，其影响依然严重存留。加之，美英出于冷战方面的考虑，力求将奥地利纳入马歇尔计划的体系之中，遏止苏联的影响；故此极力拉拢奥地利，避而不谈奥地利在战争中为虎作怅的恶劣表现及战后对纳粹势力的庇护，违反三国1943年莫斯科宣言的立场，单方面宣布奥地利为希特勒德国的受害国，不再追究奥地利在二战中的罪责。对于唯一抵制德奥合并的共产党，却横加迫害，千方百计削弱其影响。造成社会上善人不香，恶人不臭的畸形状态。凡此种种，使得奥地利民众对纳粹的罪恶本质缺乏深刻的认识，对本国在二战中的所作所为更没有一个明确的统一的观点。而那些二战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记事一始，对纳粹主义和侵略战争的观念，就往往接受颠倒黑白的谬论。因而，海德尔一伙能蒙蔽成千上万的公众，是拥有其广泛的社会基础的。

  不过，历史在发展，人民在进步。当着时间迸人了反侵略。反霸权、反法西斯、反种族歧视已成为世界政坛与舆论导向主流的21世纪，当着全球各地竞相进入信息时代的今天，海德尔之流再想经久不休地愚弄、蒙蔽奥地利人民是越来越困难了。加上欧盟从各个方面予以的坚决抵制，海德尔及其自由党的如意算盘更难实现。试看，叨年代初，奥地利己有一些有识之士断然站出来，明确宣称奥地利应对战争罪行负责，应向欧洲被占领国和犹太人认罪并予以赔偿。再者，自由党上台几天后，在市区只有80多万人口的维也纳，竟有20多万人走上街头，举行严正的抗议示威yóu xing。更有说服力的事例是：自2 月19日起，每逢周四即有5 千奥地利公众上街yóu xing，坚决要求自由党下台，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去年5 月5 日，在每年一度的庆祝毛特豪森集中营解放的周年纪念大会上，奥地利总统托马斯克里斯蒂尔亲自到会致辞，号召奥地利人民同欧洲各国的进步人士一道，为制止新纳粹的种种犯罪活动，进行不疲倦的斗争。这些事实预示着奥地利公众的政治思想潮流正走向新时代，表明了奥地利公众中的先进分子同新纳粹分子斗争到底的坚强决心。

  第九章 灵魂错位医生竟以屠杀为己任

  第一节 纳粹主义从精神上摧毁了德国医学界

  古往今来，身披白色长衫的医生护士，始终以救死扶生为天职，成为倍受世人尊敬的楷模之一。谁曾想到，20世纪30年代像瘟疫一般席卷德国的纳粹主义，以其有史以来罕见的异端邪说，摄取了数千万德国居民的灵魂，使他们沦为跟在纳粹侵略战车后面狂奔的pào灰。更有相当一部分德国人，积极追随希特勒的大屠杀国策，甘心为虎作怅，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把大屠杀的方方面面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可悲的是，其中就包括大批医生护士在内。1933年1 月底，在德国全部52000 名获准开业的医生中，有2786名是民族社会主义医生联盟的正式成员。以后，同希特勒站在一条战壕中的德国医生日见增多。纳粹统治后期，大约有 45 ％的德国医生，参加了纳粹党；10％左右的医生是党卫军的成员；三分之二的女护士加入纳粹党或其fù女组织全德少女同盟。那么，究竟有多少德国医务人员堕落成为战犯呢？大致看来，有1000多名医生（其中350 多人曾在集中营或灭绝营参与了“挑选”、死亡注shè与活人试验；600 多人参与了“种族卫生”与“无痛死亡‘）和2000多名护士。从犯罪行为看，他们大都参与了与”种族卫生“有关的各种罪恶活动。种族理论是纳粹主义的理论基础：由于以德意志民族为主体的雅利安民族具有非凡的能力和才华，他们具有领导全世界的神圣职责，是不容置疑的统治民族。而犹太民族是世界上最为卑劣、无耻、恶dú。贪婪、yíndàng的民族，他们只能给世界带来灾难，是必须立即加以根除的败类。吉普赛民族对人类的危害只比犹太人稍好一些，可以缓期执行死刑；斯拉夫民族不具备任何创造力，只有在雅利安人管理下，才不会对世界发生负面影响，他们中的大多数只配当奴隶。世界上最危险、最可怕的事情就是种族间的不负责任的混jiāo，德国fù女只要同犹太男子发生一次xìng关系，她的后代就会全部退化为杂种。因此，纳粹的理论家告诉德国的医生护士，他们的首要任务还不是为病人解除病痛，而是维护德意志民族血统的纯洁。因此医务人员中的忠实党员应当不遗余力地从事以下四大任务：一是确保种族卫生，限制和缩小犹太人和其他各种劣等民族的生存空间和活动能力，最终使用医yào手段从ròu体上消灭他们；二是研究各种科学高效的杀人手段，尽快推进”最后解决“；三是对那些暂时还需要他们的劳动能力的犹太人和苏军战俘、异族劳工，必须对他们实施强制绝育，确保他们不致玷污德意志民族血统的纯洁。四是利用犹太人、茨冈人和斯拉夫人进行新技术、新疗法、新手术、新yào品的实验，哪怕这些劣等种族在试验中死去。上述3000多名医生护士，就是以上4 类非人道活动的策划者、组织者、执行者、参加者。”种族卫生“科学研究的全国xìng总负责人是党卫军帝国司令官希姆莱，他对雅利安民族的极端盲目崇拜，促使他于1935年创立了遗传研究基金会，作为全国各个相关研究单位的领导和协调机关。希姆莱自任基金会主席，秘书长则始终由党卫军上校沃尔弗洛姆希维尔斯担任；最关键部门一科研部，由忠实的纳粹党徒、党卫军准将瓦尔特乌斯特担任，他也是德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慕尼黑大学校长。他们依靠一个由相关学术领域内第一流学者、专家组成的顾问班子提供咨询和参谋。以研究种族卫生为主旨，立时使该基金会在党卫军内部处于中心地位，该基金会也是党卫军内部最机密的机构，进入其本部和下属各个研究所工作的成员均须经过特殊审查，并进行忠诚宣誓。即使到了21世纪之初，该系统究竞从事过多少罪恶勾当，世人也未必全部知晓。

  遗传研究基金会成立不久，又建立了“人种研究中心”，它拥有50个分支研究机构，在其学术研究骨于中，大学教授和讲师占了很大比重，该中心的医学部由沙尔勃鲁赫教授领导，它在各大学有214 名男xìng和179 名女xìng研究人员，在各研究所有81名男xìng和141 名女xìng研究人员。这还不包括党卫军武装部队、三军以及私人工业企业部门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战争bào发后，遗传基金研究会进一步扩大了规模，又成为进行军事科学特别是军事医学科学的研究中心。它与武装党卫军卫生保健学院合伙，成为党卫军内部最恐怖的一个部门，其基本任务就是经常xìng地使用并非自愿的活人（主要是集中营囚犯和战俘）进行罪恶的非人道医学试验，而完全不考虑接受试验者的基本权利。纳粹的研究人员甚至设计出许多“终极试验”，即这些试验的最终结果必然导致试验对象死亡。纳粹医生与科学家进行的活人试验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服务于种族卫生的医学试验。绝育即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30年代以来，纳粹政权将绝育作为一种国策加以推行，实施于那些被认为患有难以治愈的重病人群身上。而在战争期间，被纳粹政权认为不允许繁殖的种族犹太人、吉普赛人和斯拉夫人，在被其占领的领土上为数众多，使用传统的绝育方法对付他们，变得既昂贵又无效率。因此，党卫军帝国司令官希姆莱下令大力开展这方面的科学研究，以求发现一种快速进行绝育同时又使受害者难以觉察的方法。国际知名的fù产科专家、党卫军少将卡尔克劳贝格致信希姆莱，称他可以通过将一种名叫贝母制剂的化学物质注人子宫的手段达到使大批fù女简便地被进行绝育的目的。由于宫内注shè往往是常规fù科检查的必要组成部分，即使偷换注shè液的种类，受害fù女也不易感觉。这样，一个医生带领10名助手，在一日内即可给至少1000名fù女作完绝育手术。元首府办公厅负责人维克托布拉克则向希姆莱推荐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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