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71 章

  子，这些人过去曾是第三帝国的秘密情报人员，多数是在1945年以后在战俘营内发现的。对前纳粹分子的招募，是以反间谍机关缴获的德国特工档案以及前线军事侦察部门收集的文件为基础进行的。该项工作是由1944年11月成立的研究与调查总部（现今法国对外安全总部的前身）的人员实施。一些法国特工也承认，招募对象主要是曾在以下两个部门工作过的纳粹分子：二、中央保安总局第六局（国外情报局）。它有2 个科负责受苏联影响的地区，包括伊朗、土耳其、某些阿拉伯国家和东欧国家，从事间谍和破坏活动。2 、中央保安总局谍报局（原属总参谋部，”七二零“事件以后并入中央保安总局）。二战一结束，法国秘密情报机关立即着手招募了近百名前纳粹情报官员，目的在于恢复或新建必要的情报来源体系。法国特工们企图通过这些纳粹分子作为中介，以便同这些人昔日物色的谍报员和特情网挂上钩。当时，纳粹德国情报部门二战前和战争中在东欧各国建立并已使用过的谍报员和特情人员大部分尚未被苏联驻军发现。”布尔什维克的急剧扩张“，使法国同昔日的仇敌德国站到同一条战壕里。法国政府还秘密地从德国招募了V 2 火箭技术小组的重要成员沃尔夫冈皮尔茨教授，他后来成为法国的”凡隆尼克“火箭之父，而这个火箭是戴高乐总统的空间计划的基础。

  法国驻西德高级专员弗朗索瓦庞塞，在他写给当时的西德总理阿登纳的信中讨好地说，“在对待纳粹战犯方面，我使用了1500次赦免权。”1951年6 月，法国当局从狱中提前释放了重要的纳粹战犯贝lún加特兰凯，他曾任纳粹德军伞兵部队的将领，后又担任驻法国布列斯特要塞司令。他的罪行是野蛮地迫害和侮辱法国和平居民。1954年更加出格的事情令国民大惑不解，法国司法机关又悍然释放了两名为举国上下切齿痛恨的顶尖级刽子手、盖世太保驻法国总头目奥伯格和克诺亨以及一大批原来已被判处死刑的重要纳粹战犯。

  澳大利亚也曾存在这方面的劣迹：藏匿在澳洲的纳粹战犯，不仅有德国人，还有不少克罗地亚独立国时期的乌斯塔什分子，其中一些人身上沾满塞尔维亚人和犹太人的鲜血，早就为南斯拉夫联邦政府所通缉甚至缺席判处死刑。据1999年8 月16日出版的《悉尼先驱晨报》报道，19461951年期间，在政府明令禁止德国人进入澳大利亚境内的那段时期，出于英国1945年9 月18日的要求，竟有至少127 名德国科学家秘密进入澳大利亚，以防他们为苏联争取。其中31人是纳粹党员，12人属于纳粹其他组织，10人曾在为纳粹集中营提供杀人dú气的化工企业中担任职员，6 人是党卫军成员。在这批科学家当中，有7 人曾被联合国战争罪行委员会做为战犯加以通缉。澳大利亚政府的目的是利用这些人参与当时极为机密的火箭研制计划。在当时，澳国家安全机关曾极力反对这项计划，但执政的工党政府，根本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此外，澳大利亚也多次对抓获的纳粹战犯实施重罪轻判：1953年2 月，澳大利亚法庭对纳粹战犯布赫马埃尔宣判无罪释放。事实上，该犯曾直接参与对波兰拉当集中营内囚犯的屠杀，使该集中营的3 万名囚犯仅剩下5000名得以生还。该法庭对设在荷兰安亨纳粹集中营的司令官、党卫军少校弗兰茨多宁格尔也只判处2 年半徒刑。而他在该集中营任职3 个月期间，曾下令处死了数千名囚犯。直至20世纪末，维森塔尔中心还向澳大利亚政府通报了46名现在仍生活在该国的证据确凿的纳粹战犯名单。与美国的做法稍微不同的是，澳大利亚政府收罗纳粹科学家的计划名为“火柴盒”计划。

  50年代中期以来，在美国的胁迫下，西欧各国也出现了一股化敌为友、姑息纳粹战犯的潮流：1951年10月，英国占领当局居然冒天下之大不违，悍然释放了前纳粹德军元帅阿尔贝特凯塞林。他原本因为屠杀意大利和平居民和其他严重罪行，被判处终身监禁。英国军方还庇护了另一名恶贯满盈的乙级战犯亨利希罗杰。他曾担任纳粹德国的什勒苏益格荷尔什泰因州州长，后又担任“奥斯特兰”（即今白俄罗斯及波罗地海三国）帝国专员。他不仅领导了对该地区残酷的经济掠夺，而且下令屠杀了数万名和平居民；仅在拉托维亚，经他授意杀害的苏军战俘即达5 万人以上。党卫军中将、卢卑克警察局长施莱德尔本是一名重要战犯。在英军当局的蓄意庇护下，他不仅在整肃纳粹分子的运动中顺利过关，而且被列入领取津贴人员的名单。被英国军事占领当局委任为什荷州副州长的瓦尔德马尔克拉夫特，也是一名犯有重罪的党卫军战犯。

  比利时政府则提前释放了前纳粹德国秘密警察驻该国的首领康斯坦丁卡纳里斯。他因战争罪和反人道罪被布鲁塞尔法庭判处20年监禁。不久，被提前释放的还有前纳粹德军驻比利时和法国北部最高军政长官法肯豪森。他被认为是纳粹德军在比利时的头号战犯，被判处12年徒刑；结果只关押了3 年多即获释。纳粹德军驻在比利时的军事管理局长雷德尔，曾因重罪被比利时法庭判处12年苦役。结果不仅提前获释，而且得到比利时政府30万比利时法郎的补偿。

  1952年2 月，希腊政府则赦免了前纳粹将领安德列，他因犯有战争罪被希腊法庭判处无期徒刑。

  1952年 7月，丹麦政府宣布释放前盖世太保驻丹麦的最高首领卡尔亨斯霍夫曼。本来，因为他拷打、流放和杀害丹麦人民，丹麦政府曾认为他是必须严厉惩办的纳粹战犯。

  加拿大政府也按照美国政府的要求，将被加拿大法庭判处终身监禁的重要乙级战犯、屠杀东欧国家人民的著名刽子手库尔特梅耶尔秘密释放回西德；美国军事占领当局还准备安排他在拟议中的“欧洲军”中担任要职。

  苏联政府是审判纳粹战犯的创始国，在1955年之前，其审判纳粹战犯的态度是坚决严厉的。从1945年至1949年底，已将45000 多个纳粹战犯审判并惩处，其中三分之一被送到苏联西伯利亚强制劳动。

  1955年下半年，苏联也开始同西德政府搞缓和，放弃了坚持多年的“苏联政府早已将全部在押的德国战俘释放，现在关押的只剩下战犯”的立场，将一批原来已经判处重刑的9626名乙、丙级战犯作为因特殊原因滞留的战俘释放回西德或民德；其中竟包括纳粹陆军总司令菲迪南德朔尔纳和名声狼籍的纳粹杀人医生卡尔克劳贝格。前者对侵犯波兰、希腊和苏联负有重要责任；后者在奥斯维辛、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专事绝育新方法试验，致使上千名女国致病、致残、丧失生育能力直至死去，民愤极大，苏联法院原本判处他25年监禁，许多受害者是准备看他身葬异乡下场的。另一个被苏联军事法庭判处25年监禁的重犯奥斯瓦尔特卡杜克，也于次年被释放回西德。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他和另一个党卫军小队长勃格尔，被囚犯们称做“魔鬼中的魔鬼”，人人见了他们心惊胆战。他们挖空心思地发明了一种又一种酷刑，对那些略有小错或是他们看着不顺眼的囚犯横加拷打，昏死过去用冷水浇醒后再打。除非发生奇迹，不把人折腾到死，他们是不肯善罢甘休的。

  但是，苏联政府对于本国的纳粹战犯，还是认真追查、从严惩处的。自1943年至1955年，是苏联审判战犯的高潮时期。以后，审判纳粹战犯的次数和规模明显减少，但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

  第八节 阿报廷等拉美国家纳粹战犯的理想避难所

  在阿根廷，庇隆总统聘请到纳粹德国的一批技术专家，帮助他实施雄心勃勃的国家航空工业计划。

  纳粹科学家去阿根廷主要通过两条道路：其一通过设在法兰克福的旅游服务局。这个旅游服务机构实际上是一个秘密招募纳粹科学家的据点。其二是通过丹麦首都哥本哈根，负责人是一个纳粹德国军队驻丹麦总司令部的前丹麦帮办。他帮助库尔特唐克等一百多名纳粹科学家安全地通过哥本哈根国际机场的边防检查，顺利抵达阿根廷。不久以后，又有60名唐克在纳粹德国时期的同事，沿着他的足迹，通过丹麦这条非法的途径来到阿根廷。这些人当中包括汉斯伯特、威廉班塞米尔、保罗克拉盖斯、路德维格米泰尔胡勃、赫伯特沃尔夫以及奥托帕波斯特博士。他们所有的人都在阿根廷的航空研究所找到了专业对口。待遇优厚的岗位。

  几十名纳粹科学家和工程师，在康拉德唐克领导下，设计出阿根廷的新式“普尔吉”战斗机。另一名科学家战犯、国际驰名的大众汽车和虎式坦克的主要设计者之一菲迪南德波尔什，同阿根廷政府签定了为该国大规模生产汽车的协议。另据柏林《自由报》1951年1 月4 日报道，仅仅1950年10月底到11月底的一个月间，就有400 多个纳粹德国时期的火箭和军事化学方面的专家和党卫军军官直接从阿根廷回国，其中有戈林在纳粹空军中的重要帮凶加兰特、卢德尔、鲍姆巴赫等，来到斯图加特76号兵营要求参军服役。这批人当中，大部分都是够格的战犯；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认为追捕纳粹战犯的“严冬”已过，于是便明目张胆地回国了。

  1960年7 月，阿根廷司法当局拒绝了捷克斯洛伐克提出的引渡同处死5 万名捷克斯洛伐克游击队员有牵连的前党卫军扬杜尔坎斯基的要求，因为该国法律规定，对纳粹战犯可提出诉讼的决定期限只有15年，过期自然免予起诉。纳粹战犯在阿根廷找到收入有保障的职业后，安安稳稳地生活10年以上是不成问题的。只消追诉期一到，尽管踏踏实实地返回德国。阿根廷的警察当局也常常帮助纳粹战犯逃跑，使国际追捕组织的不少行动落空。1977年，阿根廷军政府政府宣布已将“里加的屠户”罗施曼抓获，并准备引渡回国。但是，有关国家的起诉书尚未提出，罗施曼已经越狱成功，逃到了巴拉圭；后来又以弗里德里克维格那的假名在此生活多年，直至患重病死于巴拉圭的一家医院中。

  其他的纳粹德国和奥地利科学家也最终在拉丁美洲其他国家定居下来。弗朗茨格拉赫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细菌研究所内领导了一个生物武器室。1945年战争结束后，格拉赫由于其在战争时期的纳粹历史，曾被他所在的奥地利兽医学流行病研究所开除。他的同行弗里德里希弗莱什哈克尔则在巴西的一家外资工厂工作。

  第九节 西德政府如何对待纳粹战犯

  德国是绝大部分纳粹战犯的故乡。战争结束后，战犯们不约而同地返回故乡；然后，或者从德国起程出逃，或者潜藏到某个小城市甚至小山村，埋名隐姓深藏起来。绝大多数丙级战犯和相当多的一批乙级战犯，都没有离开德国至少是没有长期离开德国。因此，德国政府对待纳粹战犯的态度，就成为这些战犯能否被绳之以法的关键。

  前联邦德国一西德，对纳粹战犯的审判和惩处，可以分四个阶段来评价：一、50年代之前，德国各级司法机关在盟国军管当局的监督下，还是将相当多的知名度较高的纳粹战犯绳之以法，处以比较严厉的惩罚。仅对在各个集中营犯下罪恶的纳粹战犯，就审判了1941人；其中1517人被宣判有罪，内324 人判处死刑，247 人判处终身监禁，946 人判处有期徒刑，367 人无罪释放。

  二、整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忽紧忽松，各个地方法院宽严各异，整体上失于宽纵。直至身为社会民主党党魁的勃兰特于1969年上台，政府对纳粹战犯和极右翼势力的惩处，才趋于严厉。19451955年，西德处于被管制状态，诸事均须听命于美英法占领当局，没有独立审判和惩处纳粹战犯的资格和权力。1949年盟国开始将审判纳粹战犯的权力移jiāo给西德两个州的法院。1955年起三国逐步还政于西德，1958年12月1 日，西德司法机关开始独立审判纳粹战犯。由于三国防范苏联甚于纳粹的心态和原则立场，严重地影响着西德政府和司法界对纳粹战犯的公正审判；截止1982年底，西德联邦政府司法部长宣布：在西德经过侦查或法庭审理的86463 名战犯中，受到惩治的只有6432人，尚不足审理总数的8 ％。而且无论罪行多么严重，只有十二人被判处死刑。而涉案的战犯总数却高达16万人。这种根本不成比例的状况背后，是美国占领当局的态度在起作用。早在1949年，在驻德美军最高长官克莱将军的纵容下，受右翼势力强烈影响的西德当局作出废止死刑的决定。在当时，其基本受益者只能是大批等待判决或负案在逃的纳粹战犯。此外，为取悦于西德右翼势力，克莱将军悍然下令，将党卫军系统的第二号战犯卡尔沃尔夫和血债累累的女战犯伊尔丝科赫减刑至释放。

  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在西德，政府和司法界中隐藏的纳粹分子甚至纳粹战犯，本来就长期未曾得到肃清。甚至存在不止一两个地区、部门出现缉捕纳粹战犯的机关反被纳粹分子甚至纳粹战犯控制的怪现象。例如，五六十年代之jiāo，西德联邦政府的17个部长当中，有8 人曾在纳粹德国国家机关中担任过领导职务，或者担任过纳粹党及其附属组织的负责人：内政部长施罗德，从1933年起就是纳粹党员和冲锋队队员。他曾担任纳粹德国财政专家沙赫特的法律顾问，多方为服务于纳粹德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拨款寻找法律依据和形式。正是他于1937年7 月17日在《法兰克福报》上发表文章，鼓吹：“德国的哲学是建立在流血。土地和斗争之上。”国防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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