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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2 章

  施特劳斯,在希特勒执政时期曾在经济部任职,担任专员;后来又在纳粹国防军任“民族社会主义‘训练方面的教官。副总理兼经济部长艾哈德,自1930一1943年领导过纳粹政权下的行情研究所,并担任过纳粹党大区书记布尔克里的经济顾问;司法部长弗舍费尔曾支持过纳粹党并加入”志愿兵团“。1946年,美国占领军当局撤消了他的巴伐利亚州总理职务,就因为他丑恶的纳粹历史。jiāo通部长汉斯西姆堡同德国最大的康采恩过从密切。在纳粹党统治时期,他是党卫军领导集团的重要成员之一;30年代中期,他作为”德国空军俱乐部的总负责人,积极支持戈林建立纳粹空军。全德事务部长艾勒麦尔,在1933年作为德国国会议员,曾投票赞成纳粹党关于“充分权利”的法案。此法案成为希特勒独裁的“法律”基础。联邦参议院(西德议会的第二议院)事务部部长汉麦卡兹,1945年之前曾在纳粹党最高法律委员会工作,后来又在希特勒的外jiāo部任职,为法西斯间谍机关提供过有关拉丁美洲各国的情报。他于1935年发表的论文中极力推崇希特勒:“人民的意志只是由天生的领袖一人来体现的。”难民部长特奥多尔奥勃lún德,已被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公布的大量材料所证实为彻头彻尾的法西斯分子和在北高加索等被占领区进行过大规模屠杀罪行的刽子手。在他主持的难民部里,担任重要职务的官员都是纳粹战犯和臭名昭著的纳粹分子。该部的一个秘密的司、即西柏林司司长就是纳粹德国时期的罗兹市长和纳粹驻波兰第二大集中营的典狱长维尔汉利维特茨克。外国难民司的司长乃是曾任匈牙利萨拉希政权民政部副部长的格尔施米特。住宅建设司的负责人则是党卫军的突击队长沃尔伏鲁姆。在当时的西德内阁中,纳粹中、高层官员勒尔。格罗布克、奥伯lún德和克拉夫特担任了西德联邦政府中的部长或部长级国务秘书。

  20世纪50年代末期,西德司法界担任法官和检察官的前纳粹分子多达9000余人。据民主德国争取统一委员会当时的统计,曾在纳粹德国司法部担任过领导职务或曾在各个特别法庭和军事法庭任职的1000多名法官,彼时在西德的司法系统中发挥着领导骨于作用。而在纳粹时代,数十万反法西斯主义战士曾根据上述法官的判决被长期监禁,有6 万人被判处死刑。

  汉堡警察局就曾是一个为众多的纳粹乙级、丙级战犯盘踞的地方:四五十年代之jiāo担任该局督察长的波伊森,曾任纳粹德军参谋总部军官,后调任党卫军某团团长,在列宁格勒附近驻扎时曾对和平居民犯下罪行。1945年作为战犯被捕,但不久即被英国占领当局释放,并安排他到汉堡警察局任职。该警察局下属的刑事警察分局局长古斯塔夫施普列德、该分局重要官员奥托贝尔卡、该分局下属某所长胡戈莫里夫等人均为曾在被侵占的苏联领土上对和平居民犯下大量严重罪行的党卫军中级军官。

  再有,50年代中期的西德外jiāo部,在全部9 个司57名负责人当中,竟有46人是前纳粹党员,46人是第三帝国时期的外jiāo部官员。其中政治司的10名负责人,全部是双料的纳粹党员加第三帝国外jiāo官。再如维尔纳冯巴根所在的西德外jiāo学院中,相当一批战犯窃据了教授或副教授的职位。例如,副教授埃利希科尔特,第三帝国时期先是外长里宾特洛南的得力助手,后又在党卫军总参谋部中担任少将职要员。副教授艾米尔冯林泰lún则是党卫军保安勤务处驻外jiāo部的全权代表。此二人的名字,在纽lún堡审判中不止一次被证人控诉。

  在六七十年代相当长的时间段内,担任设在路德维希堡的西德追缉纳粹战犯中心总负责人的艾尔文许勒,本身就是一个罪恶多端的潜藏战犯。他出于保护同伙与自我保护的本能,擅自将来自苏联、波兰、捷克、南斯拉夫等战争受害国的大量揭发举报材料扣押甚至销毁,有时竟然蛮横地拒不接受,造成对相当多的一批战犯不能立案或重罪轻判。最令西德政府丢人现眼的是,身为联邦政府国务秘书的汉斯格罗布克,竟是一个长期隐瞒罪恶历史的纳粹战犯。他在纳粹统治时期曾任内政部部长助理和总顾问,是甲级战犯、内政部长威廉弗利克的得力助手。他亲自参与了迫害犹太居民和被占领国家居民的《纽lún堡种族法》和《国籍法》的起草工作;后又代表内政部出席了臭名昭著的万湖会议;还曾到东欧一些国家,协助艾希曼督促犹太人问题的“最后解决”。他的所作所为证明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乙级战犯,战后初期,曾被盟国有关机构列为第101 号战犯。他在战后依然怕恶不俊,积极庇护和串联了大批纳粹战犯。仅在联邦外jiāo部内,他就安chā、推荐了相当一批纳粹战犯,其总数竟占到官员总数的三分之二上下。然而,直到前民主德国把这件事的真相公布于众,西德政府才于1963年夏天将他免职。

  还有一大批从事过活人试验、无痛致死、化学战、细菌战的纳粹战犯,因为拥有教授、专家、学者、博士、研究员等显赫的头衔,二战后仍然在西德各大学执教,逍遥法外,无人问津:汉斯于尔根占据着教育部部长级官员的高位;威廉海尔米什在基尔学院任教;奥托希勒,维尔纳马凯尔特,汉斯格里姆,莱因哈特霍恩,克劳斯希凯尔特,盖尔哈特门德,弗里茨阿尔特,康拉德梅耶尔,赫尔曼奥宾,保罗里滕布什,诺伊曼,普雷耶尔等人也都在高校任教。

  另一桩案件涉及鲁道夫陶厄,他是纳粹德国的一名医学专家。战争期间,陶厄在法兰克福的海军航空材料学校供职。战后初期,有鉴于他的纳粹党员、党卫军成员和冲锋队的身份以及参加另外5 个纳粹组织的不光彩历史,他被‘非纳粹法庭“列人二类战犯的行列。他因此被所在的研究所解雇。但为时不久,他就被法庭改列为第四类纳粹分子,成为所谓”受蒙蔽的追随者。“不久,陶厄即轻轻松松地拿到获准出国定居的证件,以技术移民的身份前往美国。抵达美国后,他改行到设在菲拉德尔菲亚的一家化工研究所工作。从此,再没有纳粹战犯的调查人员上门找他的麻烦,无论是美国方面的,还是西德方面的。

  其实,就连1963年被任命为西德政府总理的库尔特基辛格,也是一个政治历史值得打问号的人。他不仅加入了纳粹党,而且于19401945年长期担任纳粹德国外jiāo部负责对外宣传广播的官员,同时还是第三帝国宣传部与外jiāo部之间的联络官。这种姑息纳粹战犯的做法,不但遭到欧洲各个战争受害国的强烈抗议,而且引起德国进步人士的反对和不满。

  三、60年代中期特别是1969年以来至80年代末期。在国际反法西斯势力的影响下,德国国内的进步势力也不甘落后,掀起了一轮缉拿漏网的纳粹战犯的高潮。当时执政的以勃兰特领导的社会民主党政府支持和推动了这一高潮,法院、检察院系统的进步力量也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继法兰克福组织奥斯维辛集中营审判案和哈根市举行索必博灭绝营审判案后,又在杜塞尔多夫举办了玛伊达奈克集中营审判案,在斯图加特等地举办了其他主要集中营审判案。

  在这股浪潮中,相当一批漏网多年的纳粹战犯受到了罪有应得的惩处。例如,汉堡的路德维希哈恩落人法网。路德维希哈恩在战争期间曾担任纳粹德国保安警察与保安勤务处驻华沙的司令官,军衔为党卫军上校。他是镇压华沙地区抵抗运动和对犹太居民推行“最后解决”的最主要的少数几个刽子手之一。由于他狡诈机警,再加上英军占领当局的蓄意庇护,使他在40年代后半期曾多次逃脱送进法庭和上绞架的厄运。但是,“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1973年,汉堡重罪法庭在暗中掌握了他战争时期犯有罪行的充分证据后,以他曾在战时下令大肆杀害华沙帕维亚克监狱的政治犯的罪名,判处他12年监禁。1975年,汉堡法庭又获得他参与摧毁华沙犹太区、烧死上千名犹太居民的证据,因而再次将他押上被告席,改判他终身监禁。

  四、基督教民主联盟执政时期,德国追捕和审判纳粹战犯的力度逊色于社会民主党执政时期,但是并未发生本质上的倒退。1998年社会民主党再次上台,德国国内反法西斯势力重趋高涨,加之国际舆论的压力,德国惩处纳粹战犯更趋积极。1997年4 月,德国梅宁顿地方检察院经过7 年调查取证,宣布对长期隐居在沃尔道夫村的前纳粹集中营女看守露易丝丹茨提出起诉。丹茨女士因在玛伊达奈克和奥斯维辛集中营担任看守时残酷地虐杀女囚,于1947年12月被波兰法庭判处终身监禁;但是10年以后,因东西方关系缓和即被开释。此次,梅宁顿检察院又发现了她的新罪行:1945年4 月,党卫军当局将柏林以北的马尔科集中营及其他集中营的17000 多个女囚押送德国西部的集中营。丹茨是负责押解的女看守之一。半途中,一个犹太女孩要求和母亲一起走,而不要分开她们。丹茨闻讯大怒,决定好好教训这个不懂规矩的劣种。她对女孩拳打脚踢,又加上鞭答,直到女孩倒在地上停止呼吸。1999年4 月26日,德国斯图加特法院对现年79岁的纳粹战犯阿尔方斯戈特弗里德进行了公审。他本是乌克兰农村一个德国移民的后代。纳粹德军侵占其家乡后,他很快参加了秘密警察部队。以后,又被调至玛伊达奈奈克集中营任党卫军小队长。1943年二正月3 日,受希姆莱的指示,他直接参加了代号为“感恩节行动”。这一天里,党卫军将正石万个犹太人分期分批驱赶到一条沟壕旁用机qiāng扫shè。其中,戈特弗里德一人就杀害了500 多人。

  值得提出的是,在德国对缉拿、审判纳粹战犯日趋积极的大气候下,也存在与主旋律相李的不谐和音:两德统一之际,又有些别有用心的官员,借庆典为名,将狱中关押的纳粹女战犯不问罪行轻重而一概释放,即使是判处终身监禁的重犯也轻松地出狱回家。不过,这毕竟是一股难以改变大趋势的余波甚至暗流,不能掩盖日益向前发展的德国社会风貌。

  第十节 各大洲都潜藏着漏网的纳粹战犯

  半个世纪以来遭到法办的纳粹战犯仅仅是应予惩办的战犯总数中的大部分。另有数以万计的大批纳粹分子,乘冷战之风,飘洋过海,隐藏到五大洲的各个角落。

  纳粹战犯首选的避难处所是拉丁美洲,特别是其中的阿根廷。据有关专家分析,潜藏在阿根廷、巴西、巴拉圭、玻利维亚等拉丁美洲国家的纳粹战犯多达万余人。

  因为在拉丁美洲各国都有相当多的德国侨民,他们的地位也很高。在阿根廷,德国侨民人数最多,巴西、智利、玻利维亚、巴拉圭也有不少德国侨民。纳粹战犯逃亡到此地,即可免去更换拉丁美州居民身份的麻烦;同时,早在30年代纳粹分子在拉丁美洲就曾建立了许多组织和支部,具有比较深厚的社会群众基础。

  除去拉丁美洲之外,纳粹战犯最为喜爱的藏身之地是美国。借战后初期美国对欧洲受纳粹侵占国家的难民人境手续相当宽松之际,化装成难民大量潜人美国,其中许多人还加入了美国国籍。

  前文所述的纳粹集中营女战犯赫尔米娜布隆施特奈尔则是通过嫁给美国驻奥地利占领军军士瑞恩,变成瑞恩夫人而定居美国并获得美国国籍的,一直潜藏到1971年才被一名前集中营女因揭露,1973年引渡回西德归案。50年代初期,苏联和波兰政府曾联合向美国政府提出引渡以下5 名重要纳粹战犯的要求,他们是;纳粹德国倒数第二任总参谋长、入侵波兰和苏联德军集团军司令海因茨古德里安,党卫军中将、党卫军帝国师师长海因茨莱因法特,纳粹德军驻巴尔于集团军指挥官恩斯特罗德,入侵波兰的德军高级指挥官海因利希冯莱特维茨和尼古拉冯弗尔曼;50年代中期,苏联政府曾向美国政府递jiāo了一份当时已定居美国的苏联籍战犯100 余人名单,其中包括白俄罗斯傀儡政权首脑拉多斯拉夫奥什托罗夫斯基和伪“陆军部长”弗兰茨库谢尔,要求引渡。两次引渡要求,均为美方拒绝。据美国司法部门估计,二战后大概已有回万名纳粹分子披上美国公民的合法身份在美国定居。

  中东地区也是纳粹战犯较为满意的一个避难所。1947年5 月,第一次中东战争bào发,以色列成为所有阿拉伯国家的不共戴天的仇敌。不到十年,第二次中东战争的战火再度点燃。“敌人的敌人便是我们的朋友”这一古训,将大批纳粹战犯吸引到中东各国去避难甚至谋职。几年间,大约有数千名纳粹战犯改头换面潜藏在埃及、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等国,其中一些人甚至完全阿拉伯化。其中包括制订和组织实施专门针对精神病人和重病人的“无痛致死纲领”的罪魁祸首之一的维尔纳海德医生。战后,他潜逃到中东,更名萨瓦德,改宗伊斯兰教,并接受了阿拉伯人的生活习惯。直待1962年,他才被揭露出来,逮捕归案。

  20世纪40年代晚期,当着法鲁克王朝还统治着埃及的时候,数以千计的纳粹战犯便逃离了欧洲,在尼罗河畔、红海之滨找到了安全可靠的避难所。在这批战犯中,有若干从事尖端武器研究的科学家,其中有2 个人于1952年受法鲁克王朝的委托,开始研究如何建立一座火箭工厂。他们是两位德国教授:保罗格尔克和罗尔夫恩格尔。当埃及共和国总统纳吉布及其继任纳赛尔掌权后,该计划曾一度被搁置。

  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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