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二百二十二章 戮（2）
在名义上苏联是冷战的另一方，但是苏联从来没有找到正确的应对方法与应对尺度，被动地按照西方设定的轨道，卷入一场不知己不知彼的军备竞赛。苏联热衷于稳定东欧边界这个没有任何实质意义和实质威胁的既得利益，热衷于取得一个没有任何实质性意义的西方法理承认，热衷于在防御态势下搞进攻性军事部署，参与以短击长的常规和核军备竞赛，结果坠入西方的彀中一一一按照西方主导的轨道和西方的强项竞争。
冷战的关键在于精英阶层的走向，因为精英阶层是喜欢实现优势地位的，在整体上是支持精英主义制度的。美国的艾奇逊1949年寄希望于华国的“民主的个人主义者”，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记者路易斯一安娜一斯特朗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在美国压服中间地带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发动冷战的目的首先是进攻美国人民，1953年美国的麦卡锡运动就成了毛泽东预言的绝妙注脚。毛泽东的“东风压倒西风”论断，就是针对当时西方精英阶层普遍对精英主义制度的深刻反省而言的，冷战的发动者著名的白人民兵丘吉尔c杜鲁门对这一点就更加明确了，只有宣扬“全民国家全民党”的赫鲁晓夫这个蠢材蒙然无知。苏联的解体和冷战失败实际上在赫鲁晓夫时代就已经开始了，甚至还可以追溯到斯大林“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上去，不过最后在戈尔巴乔夫和耶利钦手上趋于大成而已。
西方宣称冷战以苏联的失败而告终，这并非偶然，这是西方以“有虞备不虞者胜”的结果。苏联的错误还在于单纯注重武备而错误地放弃思想资源的利用，而西方的最后胜利的取得，则是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精英主义者的追随，和苏东精英对人民利益的背叛。华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在客观上也是有利于西方实现其冷战目标的，不仅加强了西方的垄断地位。恶化了第三世界国家的贸易条件，而且还扩展了垄断企业的活动地盘。
冷战胜利的标志是西方社会内部对精英主义制度的怀疑和否定情绪的消失，这个事件的标志是美国的里根和英国的撒切尔的上台，以及新自由主义主义经济政策的得势。苏东的解体和转向只是冷战战果的扩大，是精英主义制度在本地精英的努力配合下。占领了更大范围的地盘卷入了更多的人口。
冷战胜利的关键在于精英阶层在总体上忠于精英主义。不管是在第三世界还是第一世界，而且是从前对立的集团内部的精英主义者，进行的建立精英主义制度的努力。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苏东的解体和转向，不是什么资本主义制度魅力的竞争，更不是经济效率的竞赛，而是精英主义者热衷于建立精英优先的社会制度。
由于冷战时代的长期努力，西方的知识精英与政权的结合过程也同时完成，在冷战结束的同时，西方的知识精英已经完全忘记了当初对大战的反省，迫不及待地宣称“历史终结”。在大战之后西方知识精英基于人类良知，对大战进行的反省和对西方根本制度的怀疑。今天在西方已经被典型的麦卡锡腔调，界说为“苏联的同情者”。
由于苏东的解体和转向，华国进入改革开放，垄断资本在世界上的领地迅速扩展到全球范围，西方的对外目标也同时实现。而且由于计算机技术的进步，西方得以在技术垄断的基础之上获得空前的世界市场垄断地位。战后的西方主导国际贸易的基础，迅速由战前的“剪刀差”向垄断价格对竞争性价格的南北贸易关系转移。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实现了空前的富裕和发达。
以垄断价格对竞争性价格的国际贸易秩序的建立，除了西方世界的主导之外，南方国家普遍把现代化作为一个国家不可动摇的努力目标。实际上是这个过程得以顺利完成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南方国家在工业化和发展的早期，只能是从自身具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性产品入手，使得第三世界国家的出口产品结构雷同，形成相互竞争的态势。同时由于工业化在全世界的普及，使得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规模和贸易规模都空前扩大，西方从而也得到空前规模的“高价格”产品输出市场，同时相应获取空前的垄断利润。正是在垄断利润的支持之下，西方得以在全球确立非常优越的资源利用地位，使得其经济规模完全不受本国的经济资源限制，成为全世界的高价格产品供应中心和资源消耗中心。
西方以垄断价格主导了大部分的世界资源，而苏联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分到一杯羹。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苏联参与军备竞赛成为一个沉重的负担，而西方却实现了富裕和发达。因为苏联企业从设立目标和经营方式，都无法从世界市场上捞到足够的垄断利润，这从老大哥对华国的真诚技术援助中就可以看到；相反西方企业却成功建立起遍布全球的垄断利益输入关系，通过国际市场体系集中利用全世界的资源来与苏联集团抗衡。
正是因为冷战过程的深入，需要全世界的资源被动员起来，第三世界国家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程度也大为上升，为了不使自身孤立，对盟友的扶持和拉拢（如马歇尔计划）也使得富裕的阶层过分扩大，这一切都使得人对自然的关系出现巨大的恶化，富裕和发达即使限定在目前的狭小范围之内，相对应的自然资源也显得无法支撑的。
同时智能技术的发展使得对资源的加工利用，将可能不再依赖对工人的剥削，如原来认为难以实现自动化的摘棉花c挤牛奶等作业过程，现在也已经实现了自动化。因此对于维持富裕生活而言，迫切的问题是要减少对有限地球资源分享的人口数量，富人和穷人的和平共处已经受到深刻的质疑，这就是文明冲突论之所以产生的根本原因。从理论上讲，减少富裕人口比减少穷人更有效，但是富人目前都是美国的盟友。根据过去时代设立的敌对关系国家都是第三世界国家，所以惯性发展的结果是针对以前的被包装成意识形态敌人的那些国家。
由于华国人口基础庞大，目前已经是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工业品就产量而言也是居于世界第二位，而且华国的人均能源消费还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2。看起来华国已经具备进一步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技术能力和决心。华国已经是而且将会是世界上资源消费增加最快的地区。华国已经是促成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急剧下降的发展过程，下一步极有可能是一步一步地削减西方的技术垄断地位，因此华国既是威胁西方资源分配地位的国家。也是可能威胁西方垄断利润的最大潜在对手。
由于地球资源的有限性是无法更改的，富裕和发达的生活不仅不愿意改变，而且成为一种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成为优越制度和自由（就是不受主动克制地被满足）的表征，还不能一下子完全扭转，因此可以预料，发达国家最后一定会成为美国的敌人，所谓“民主国家之间没有爆发战争”的趋势是不会长期存在下去的，这种局面只是一种假象一一一在共同敌人消失之前c盟友还是被需要之时的假象。在第一步战略目标还没有实现所以第二步目标还没有提升到议事日程时的假象。
世界人口在1800年前后达到10亿，用了接近300万年时间，第二个10亿在1930年达到，用了130年时间，1960年世界人口达到30亿，1975年人口达到40亿。1987年世界人口达到50亿，今天世界总人口已经突破60亿。与人口迅速增长的同时，世界的自然资源，特别是工业所主要依赖的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并没有同步增长。而且由于发展水平的提高，在人口急剧增加的同时人均资源消费量还在继续递增。能源消费的增长尤其是与城市人口的增长，呈高度正相关关系。今天世界经济所依赖的能源975是不可再生的矿物能源，工业产值的70以上，是在对不可再生资源加工中取得的。
世界钢铁产量在1950年为189亿吨，1968年突破5亿吨，1972年达到6亿吨，1974年突破7亿吨。目前钢铁产量处于稳定状态，徘徊在70一75亿吨之间。作为现代消费主义标志产品的私人轿车，目前每年销售量约3500万辆，其中美国约1500万辆，西欧约1360万辆。目前世界每1000人汽车拥有量为92辆，美国达400辆，西欧368辆，日本为383辆，基本处于饱和状态，而华国和印度每千人均为5辆。
再以能源消费为例，世界能源消费量（换算成标准煤）从1850年一1950年，世界能源消费量从1亿吨增加到25亿吨，1988年超过100亿吨。人均能源消费量从1850年的115公斤，增加到1950年的1000公斤，1995年已经达到人均2055公斤，1995年美国人均消费11312公斤。华国人均1083公斤。当然随着技术的进步，尚不能认为人口对地球已经形成绝对过剩，已经达到什么增长的极限。但是富人不肯与穷人一起过大致平等的生活水平，他们要在技术所能够达到的最高水平下生活，因此世界资源就明显无法支持这样的愿望。其中美国表现得尤其突出，绝对不肯为了环境和子孙后代牺牲自己的富裕和发达，减少自己应该首先承担的义务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就是再明显不过得例子。
由于华国人口基数巨大，虽然人均数量很少，但是总能源消费量约占世界总量的1/9，华国的钢铁产量占1/7强，从这里也可以大致领略到，为什么华国成了美国的头号敌人。
1930年代，奥地利的哈耶克，在与波兰的兰格关于社会主义的大论战中，以其特有的右翼观点而在西方学界声名狼藉；而1974年此人竟然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连他自己也高兴得老泪纵横，认为是替自己恢复了名誉。到了1990年代，此人被华国的精英主义者捧为“二十世纪的先知”，看作自由主义的祖师爷。
在战后作为西方精英阶层深刻的结果，也是对平民力量的妥协结果的西方福利国家制度。在1970年代末期被英美精英主义者批判为“英国病”。撒切尔和里根的上台。就是西方右翼势力在政治上得势的最明显标志。西方的精英阶层已经在战后不到30年的时间内，完全忘却了对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的反省成果，拒绝与弱势阶层的利益协调。全力推进丛林法则又成为西方精英的“永恒的利益”。
1989年美国国务院一个不知名的官员福山抛出的“历史终结论”，迅速被英美媒体，捧为新自由主义的经典，继而又被包装为人类文明的经典，华国的精英主义者在这个过程中也糜费了大量的心血。
1990年代，美国所谓战略家极为活跃，对美国的国家战略确立起到了很大的总结和推动作用，其中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就可以看作美国单边主义的宣言书，而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历史的重建》则是美国单边主义的总路线
列宁称“垄断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确实按照今天的社会现实看，西方精英主义制度确实是已经山穷水尽，这个山穷水尽已经由无可缓解的深刻人地矛盾来体现，精英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现在遭遇的就是自然的硬性制约。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文明冲突叫嚣，已经是西方种族主义者准备进行人口消灭战争的前奏。华国人尤其不能对此掉以轻心。
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是西方新的不可动摇的基本国家利益，这个利益的实现基于西方在技术上的垄断地位和西方跨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产品实现。维护这个利益也相应地需要两个方面的措施：一是促进西方跨国公司的垄断地位上升c促进对垄断地位有消解作用的国家权力的自我限制；二是防止关键技术的转移，以西方的金融实力加强垄断资本的竞争地位，促进第三世界国家的企业解体和破产和被并购。消除国家权力对垄断企业的限制和消灭市场上的中小竞争者，给资本以完全自由。是西方国家坚定不移的目标。
美国企业能够在世界市场获取垄断利润是资源输入的基础，资源利用规模巨大是美国富裕和发达的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而富裕和发达就是每个美国人的根本利益所在。这也是美国在丛林法则中仍然能够维持社会整合的基础，所谓的“大馅饼理论”就是一个较低层次的“物质财富充分涌流”，这显然能够大大地缓和美国精英主义制度下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美国精英阶层和民众基于以上共识，形成了共同一致的种族主义（爱国主义）情绪并持久不衰，其唯一奥秘就在于此。美国之所以为美国的要害，就是利益输入c种族主义和财富充裕的三位一体。对于没有物质充裕的美国，有兴趣者可以去查证一下，在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期间，美国的加油站一共发生过多少起为争夺几加仑汽油而发生的枪击事件。
在这次美国遭到“战争袭击”（小布什的权威定义）后，美国政客和媒体精英的露骨表演，以及体现在民意测验中的美国深厚的种族主义情绪，是非常让人吃惊的。而对于华国人而言，被美国当作敌人进行多年的妖魔化之后，对美国民间这种深厚的种族主义情结，尤其具有深刻的领会和心得。种族主义是美国社会的无可救药的毒瘤，是美国之所以成为美国的主要维系力量之一，没有种族主义的粘和作用，美国将会陷入解体的危险。当然种族主义不是凭空发生的，它的前提是垄断利润和利益输入（英特尔和微软就是代表美国向全世界征税的），它的结果是美国具有世界资源分配上的优势地位，能够实现别人达不到的富裕程度。
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是基于在地球资源分配上的优势地位，这种优势地位就是建立在垄断价格的基础之上的，而第三世界在国际市场上以竞争性价格出售产品，则是一个不能动摇不容更改的前提。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贸易体系中。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才得以维持，正如前联合国秘书长所言“发达以不发达为基础，少数人富裕以多数人穷困为条件”。现代化在资源制约之下，永远只是一部分人的价值，缺乏普及到全人类的物质基础。是精英主义者所能够实现的梦想。这个梦想以破坏多数人的基本生存条件为前提。所以现代化这个无须证明的价值，是彻头彻尾的精英主义价值。
美国决不是什么“多极世界”的拥护者，甚至不是“一超多强”的拥护者。美国需要的地位是完全彻底的主导地位。在世界资源短缺趋势日益明显的情况下，美国追求的是完全的不受节制和协商的资源分配权，而不是目前在资源占有和利用上的优势地位。因为计算机技术和智能技术的进展，剥削穷人不再是富人富裕的条件，所以富人和穷人“两极分化”的和平共处的必要性趋于消失，这才是美国的追求，这才是文明冲突的内在逻辑。
垄断利润就是新的全球利益的核心，西方以世界银行c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为主要阵地，坚持不懈地向第三世界国家推销“小政府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以期实现第三世界国家接受自我限制的原则，清除最后的对跨国公司的限制力量，使得跨国公司可以自由地发挥起垄断优势，借以加强西方国家在世界资源分配上的控制和决定性的优势地位。而华国的所谓“与国际接轨”热潮，不惜血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行为，应该说都是符合西方战略利益的。而关键在于西方如何利用这一过程榨取更多的利益和让步。
现代化和民主是西方冷战和后冷战意识形态的两大支柱，是帮助建立精英主义制度的意识形态因素，是吸引第三世界国家走精英主义道路的理论和现实基础，因为现代化和民主能够实现政治和经济利益上的“精英优先”，改善精英们的社会地位。华国主流知识精英刻意把现代化和民主作为社会发展目标来推介。并把它们宣布为所谓“人类的普遍价值”，其实现代化和民主都是隐含“精英优先”的精英主义预设立场。
现代化观念的核心和魅力在于：肯定人们应该得到技术所能够达到的最高水平予以满足的正当性。现代化观念本身就是“感觉第一”的消费主义和“追求老子天下第一”的精英主义的肯定性前提，这个前提符合人们的最原始，全面否定了人与自然是否应该协调，人与人要不要和谐相处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是一种价值而不是科学，是一种无须证据和证明的基于人类和本能的价值。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除非人们能够突破“物质不灭”和“能量守衡”规律，否则以有限的地球资源是无法支持全部人口实现现代化的，所以富裕和发达是没有普遍意义的。现代技术越进步，人们在技术帮助下所能够达到的生活水平越高，每单位个人所需要的不可再生的资源就越多，以有限的地球资源所能够支持的富裕人口就越少，现代化所能够覆盖的人口范围就必须进一步缩小。
所有的民主都不可能不是“代议制民主”，代议制民主的民意代表不可能是普通工人和农民，只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们。代议制民主唯一目的就是要求广大民众，对基于精英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的各种施政策略进行“票决”，对何种不同利益集团的精英主义执政集团进行选择，而永远不可能依仗票数优势选择出毛泽东那样的平民主义者和平民政策，实质上就是对精英进行政治利益分赃进行挑选和合法性追认。因而也不可能在任何程度上进行有利于平民的制度变革，促进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的利益协调，所以民主不过是精英阶层需要的c对精英主义政治分赃制度的合理性进行全民追认的政治形式。
所以现代化和民主的预设立场并不难予以解读，这种预设立场在国际关系上是符合西方国家利益的，不仅是有利于在全球推广精英主义制度，而且精英们将在这个制度体系中获得国内的优势地位，在建立国内社会分化的同时精英们在国内成为一个不受民众欢迎的阶层，因此精英阶层必然向西方寻求道义和外交乃至军事支持。条件当然是对西方国家的国家利益予以优先确认。
在后冷战时代这种思维方式以两种奇特的后果表现出来，以华国为例，自改革开放开始的二十年内，华国迅速由基本独立完备的国民经济体系完成了“产业技术边缘化”过程，在思想领域抄袭模仿也迅速完成了华国知识界的“意识形态边缘化”过程。
在最近20年的企业生存状况变化趋势下。国有企业的组织结构和人员配备最不符合边缘化企业的要求。所以被迅速边缘化，形成一种半死不活的边缘化生存状态。
从深圳的企业结构看，多数没有社会负担。员工年富力强，肯于为开拓市场夜以继日地干活，同时企业发展目标也不可能有长远打算，完全是为了改善当前的个人生存状态而工作，为纯利益而工作，因此最符合国际市场企业分工的边缘化企业条件，所以迅速成为西方大企业与华国市场之间的必要桥梁。从这个纯为市场服务的企业目标而言，规模小反而是一个优势，对技术开发能力没有追求是正恰如其分的。但是要求员工具备学习和掌握操作技巧的能力，只对占领市场感兴趣是正确的，对赚取差价的兴趣多于对产品开发的兴趣才是与西方企业合作的关键。
从1980年代开始，西方的精英主义c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都被当作改革开放的意识形态来介绍，在一个时期之内。主流媒体就是以此为中心的。对华国本身问题的关注与研究，反而看不见了，整个知识界都热衷于西方精英主义思想的引进和阐释，这是一种典型的意识形态边缘化现象。
在1990年代，原来作为禁忌的西方右派思想。也被当作先进思想在大学讲坛占据主导地位。全国大学的学术著作和学术流派迅速西化，连大学教材教法也全面向西方看齐，所谓的“面向世界”“与国际接轨”“建设国际一流”的喧嚣震耳发聩，在这种喧嚣背后的关键事实在于华国和华国人所面临的问题究竟与国际接轨没有？或者说是哪一部分人的主要关心问题，已经完全在于建立和巩固精英主义制度上？北大的光华管理学院实际上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光美学院。
华国知识精英对知识经济的盲目鼓吹，对所谓高技术高附加值的垂涎三尺，实质上就是对垄断利润的谀颂。这一过程最集中体现了华国知识精英所拥有的边缘化意识形态特征，是失去了独立思考和研究问题的能力，失去了独立的利益和价值判断能力的表现。正是在这种意识形态边缘化的主导之下，华国外交部已经没有能力说清楚华国的根本国家利益是什么了。针对美国的单极世界追求，撞击式地提出什么“多极化潮流”，这极端可笑，难道华国需要建立一块势力范围吗？对于每次美国对华国的无端指责，华国外交部发言人的惯例必定是否认外加隐含的保证语句，其实这难道不是美国正需要的保证吗？而且是在一个主权国家的国家利益范围内，向深怀敌意的对方做保证。
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是中间地带的消失，西方垄断资本对全球经济的控制程度空前加深，西方国家的军事政治实力也随之膨胀。这个国际关系的格局形成，有华国的巨大功劳在内。虽然西方国家具有技术优势并据以形成垄断，但是在国际市场上第三世界国家的产品进入竞争性价格的陷阱，则是得益于华国的全方位开放过程的决定性作用。华国以几乎无限的人力资源来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结果是使得世界市场上低技术产品迅速达到供应过剩的境界，使得同类产品价格急剧下降，促进了第三世界国家贸易条件的急剧恶化，在其反面则是西方国家跨国公司的垄断利润急剧增加。
第三世界由于在经济上竞争态势的加强和恶化，所以在政治上日益解体和分化，西方由于低技术产品来源的空前增加，得以使用贸易倾斜作为一个政治手段来使用。干预第三世界国家的内政外交政策，这更加加剧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不团结。结作为冷战意识形态一一一现代化和民主道路的照耀之下，第三世界国家的精英阶层，全面掌握了国家政权，绝大多数选择了精英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第三世界在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趋于消失。作为大国利益的平衡c隔离和缓冲地带的作用消失。
第三世界贸易条件急剧恶化不同。欧美日诸国则处在一个垄断利润的同盟之内，虽然冷战结束，但是国家之间的同盟关系反而加强。起维系作用的就是国际市场上的共同的经济垄断利益。中美关系不是由于华国挑战美国的霸权的行动引发的，而是美国需要固定甚至是降低华国民众的生存状况，为西方的富裕发达留下数量有限的不可再生资源。在这个问题上，欧美日是具有共同利益的，华国不要幻想西方的分化，指望以外交或者政治分化手段来拉拢欧洲和日本。欧洲盟友与美国的分歧仅仅具有个案意义和特殊性，属于战术利益分歧，不宜作为可以依赖的证据d计划受到欧洲国家的反对，并不是因为什么正义和公理。而是美国这一次玩过火了，希望把自己的绝地安全建立在盟友的绝对不安全基础之上，使盟友遭遇无妄的核毁灭的风险。在战略安全问题上，这是美国力量所难以协调和交换的空间，因此分化日本虽然难以在外交和政治层面上设法，但是战略生存问题将是日美离异的焦点。
华国需要坚定不移地告诉日本。如果在战争中日本追随美国，华国将集中主要力量打击日本。必须让日本承担的打击风险和战争成本足够大，超过美国所能够给予和确保的利益范围，日本才有可能发生中立或者转向。这个转变的前提是可能发生的，因为美国早已不是在战后执行马歇尔计划时期的美国了。日本经济从1980年代开始就一直受到美国的压制和破坏，实际上日本所依赖美国的主要要点就是石油秩序和市场作用，这一点是无法与美国将要发动的毁灭性的战略战争对抗作成本比较的。
解体后的俄罗斯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和国内的阶层矛盾加剧，社会整合程度下降，难以在世界上有所作为，在科索沃事件上的表现就是选择彻底的“韬光养晦”政策的结果。由于苏联解体和削弱，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已经愿意把俄罗斯先放在一边，科索沃战争就是美国同意把俄罗斯放在华国后面的结果。俄罗斯的奋起，需要以华国承担美国的大部分战略压力为条件，这是在北约侵南战争期间，俄罗斯以行动语言所表述的意见一一一决不当头，同时华国也已经无法避免这样的局面了，美国已经结束欧洲优先的战略。
侵南战争就是美国正式结束战略欧亚摇摆的局面，确立了美国战略东移和亚洲第一的原则，华国将取代俄罗斯成为美国的第一位的战略对手。俄罗斯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全面配合了美国的行动，并较为积极地促成了美国战略的顺利转移，侵南战争中若俄罗斯态度坚决，北约根本无法把战争进行下去。如俄罗斯运入200枚300pu这样的防空导弹，北约将无法把空战进行到底，地面战争米氏不怕。而普里马科夫在印度访问时不恰当地呼吁中俄印结盟，几乎断送了叶利钦总统的良苦用心，从情感而不是从理智出发在国家重大战略上犯错，因而遭到解职。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能理解西方媒体所说的“科索沃战争是最后的一场欧洲战争”。俄罗斯已失去与西方对抗的意志，战线将会东移，下一场战争将会在亚洲爆发。华国大使馆被“误炸”事件就是这一涵义最好最形象的体现，同时也是提前发给华国政府和民众的一个强有力的信号。
值得让人回味的是，在五六十年代苏联与华国争着当老大，而现在则避之惟恐不及，对华国拱手相让。然而，理智的选择并不能平衡感情的伤害，侵南战争不辄是在打在俄罗斯脸上的一记耳光。俄罗斯国内已形成了一股强烈的复仇情绪：要武装华国人民解放军与美国作战。但是对俄罗斯的任何依赖心理都是错误的。从华国在1970一1980年代的外交表现看，俄罗斯进行战略摇摆的可能性极大，那种认为可以依托俄罗斯的核武库，来维持今天世界的战略力量平衡的想法是极其危险的。
在第三世界国家政治团结丧失，俄罗斯不出头。欧美日处于同一个利益同盟之内的情况下。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和印度还没有能够成长起来，华国的战略态势非常突出，无疑已经成为美国的首要压服对象。无论华国采用何种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在外交和国际事务上是否出头都不会有根本区别。与华国的关系如何是美国建立绝对优势地位的基石，美国破坏中美关系就是因为把中美关系放在全球首要关系和战略核心的地位上。
美国主导的中美关系，不是追求合作关系，甚至不是追求华国作为附庸的关系，而是追求一种消灭效果。美国对华国的妖魔化不是因为缺乏对华国的了解，而是要华国失去正常乃至必要的影响力，美国每每对华国政府在武器扩散上进行无端的指责，恰恰是美国对于华国微薄的军事力量和技术也感到难以接受和放心的结果，美国需要毫无危险和最顺服意义上的华国和世界以供驱策。这样的华国和世界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单极世界。因为美国的战略目标已经不是什么意识形态分歧。也不是自由民主的价值观，而是华国的庞大人口对世界资源份额的潜在需要。这个潜在的资源需要，在华国越是向西方价值观靠拢，就越是容易与西方的富裕发达的核心利益相矛盾。
应该说在最近20年来，华国的在任领导人对美国是越来越老实和恭顺。但是这没有妨碍美国战略重心的东移，没有妨碍美国在中美关系上变本加厉地制造麻烦和事端。没有减少美国主流媒体对华国的妖魔化，这些问题都不是“增加信任”所能够解决的。实际上，即便是领导者签署一份投降书给美国，都没有用。因为华国国土辽阔，人口众多。一旦有太祖那样的领导人出现，美国终究是鞭长莫及，难以如愿。所以最为理想的状态是宝岛的那个领导人主张的那样，分成七块，各自为政相互攻杀，那样让美国称心如意的亚洲秩序就可以永远高枕无忧了。
西方的策士亨庭顿宣称“文明的冲突”，文明冲突的过去旧例是种族灭绝与殖民。亨庭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历史的重建》一书中暗示，文明冲突的手段是核战争，而美国需要防范的风险是核反击，而美国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就是为防范核反击做准备的。这是真正的有限资源与生存权的战争，而不是优先权的战争，所以没有任何回避c让步和妥协余地。因为优先权可以放弃，而生存权不能放弃，除非华国自动分成七块，相互攻占不休，否则美国也决不会相信华国任何“投降书”式的保证和承诺。
美国人非常清楚坚定，而华国政府充满了侥幸心理，甚至希望实现美国式的制度安排，来规避中美关系中的困难。而一些高明的智囊，和民主人士一样（当然在说法上更委婉更精致），声称问题的结症在于领导和社会主义。这些人大概忘记了太祖所发现的“先生总是打学生”的真理，竟然不知道华国政治经济制度在最近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之后，是更接近于美国模式还是差距更大？为什么中美关系中的人为事端越来越多？
华国需要追求的不是平等，不是什么多极世界，而是代表世界3/4的穷人的生存权问题，需要挺身而出。而且华国也没有躲藏和“韬光养晦”的余地，因为如果美国不彻底压服华国，将无法扩大优势直到主导世界的地步，压服华国就是这个过程的第一步。所以华国不是要试图避免和减少什么麻烦，而是要理直气壮地振奋起来，为世界进入总体协调发展之路努力，中华民族的生存权就寄托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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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的关键在于精英阶层的走向，因为精英阶层是喜欢实现优势地位的，在整体上是支持精英主义制度的。美国的艾奇逊1949年寄希望于华国的“民主的个人主义者”，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记者路易斯一安娜一斯特朗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在美国压服中间地带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发动冷战的目的首先是进攻美国人民，1953年美国的麦卡锡运动就成了毛泽东预言的绝妙注脚。毛泽东的“东风压倒西风”论断，就是针对当时西方精英阶层普遍对精英主义制度的深刻反省而言的，冷战的发动者著名的白人民兵丘吉尔c杜鲁门对这一点就更加明确了，只有宣扬“全民国家全民党”的赫鲁晓夫这个蠢材蒙然无知。苏联的解体和冷战失败实际上在赫鲁晓夫时代就已经开始了，甚至还可以追溯到斯大林“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上去，不过最后在戈尔巴乔夫和耶利钦手上趋于大成而已。
西方宣称冷战以苏联的失败而告终，这并非偶然，这是西方以“有虞备不虞者胜”的结果。苏联的错误还在于单纯注重武备而错误地放弃思想资源的利用，而西方的最后胜利的取得，则是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精英主义者的追随，和苏东精英对人民利益的背叛。华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在客观上也是有利于西方实现其冷战目标的，不仅加强了西方的垄断地位。恶化了第三世界国家的贸易条件，而且还扩展了垄断企业的活动地盘。
冷战胜利的标志是西方社会内部对精英主义制度的怀疑和否定情绪的消失，这个事件的标志是美国的里根和英国的撒切尔的上台，以及新自由主义主义经济政策的得势。苏东的解体和转向只是冷战战果的扩大，是精英主义制度在本地精英的努力配合下。占领了更大范围的地盘卷入了更多的人口。
冷战胜利的关键在于精英阶层在总体上忠于精英主义。不管是在第三世界还是第一世界，而且是从前对立的集团内部的精英主义者，进行的建立精英主义制度的努力。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苏东的解体和转向，不是什么资本主义制度魅力的竞争，更不是经济效率的竞赛，而是精英主义者热衷于建立精英优先的社会制度。
由于冷战时代的长期努力，西方的知识精英与政权的结合过程也同时完成，在冷战结束的同时，西方的知识精英已经完全忘记了当初对大战的反省，迫不及待地宣称“历史终结”。在大战之后西方知识精英基于人类良知，对大战进行的反省和对西方根本制度的怀疑。今天在西方已经被典型的麦卡锡腔调，界说为“苏联的同情者”。
由于苏东的解体和转向，华国进入改革开放，垄断资本在世界上的领地迅速扩展到全球范围，西方的对外目标也同时实现。而且由于计算机技术的进步，西方得以在技术垄断的基础之上获得空前的世界市场垄断地位。战后的西方主导国际贸易的基础，迅速由战前的“剪刀差”向垄断价格对竞争性价格的南北贸易关系转移。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实现了空前的富裕和发达。
以垄断价格对竞争性价格的国际贸易秩序的建立，除了西方世界的主导之外，南方国家普遍把现代化作为一个国家不可动摇的努力目标。实际上是这个过程得以顺利完成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南方国家在工业化和发展的早期，只能是从自身具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性产品入手，使得第三世界国家的出口产品结构雷同，形成相互竞争的态势。同时由于工业化在全世界的普及，使得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规模和贸易规模都空前扩大，西方从而也得到空前规模的“高价格”产品输出市场，同时相应获取空前的垄断利润。正是在垄断利润的支持之下，西方得以在全球确立非常优越的资源利用地位，使得其经济规模完全不受本国的经济资源限制，成为全世界的高价格产品供应中心和资源消耗中心。
西方以垄断价格主导了大部分的世界资源，而苏联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分到一杯羹。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苏联参与军备竞赛成为一个沉重的负担，而西方却实现了富裕和发达。因为苏联企业从设立目标和经营方式，都无法从世界市场上捞到足够的垄断利润，这从老大哥对华国的真诚技术援助中就可以看到；相反西方企业却成功建立起遍布全球的垄断利益输入关系，通过国际市场体系集中利用全世界的资源来与苏联集团抗衡。
正是因为冷战过程的深入，需要全世界的资源被动员起来，第三世界国家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程度也大为上升，为了不使自身孤立，对盟友的扶持和拉拢（如马歇尔计划）也使得富裕的阶层过分扩大，这一切都使得人对自然的关系出现巨大的恶化，富裕和发达即使限定在目前的狭小范围之内，相对应的自然资源也显得无法支撑的。
同时智能技术的发展使得对资源的加工利用，将可能不再依赖对工人的剥削，如原来认为难以实现自动化的摘棉花c挤牛奶等作业过程，现在也已经实现了自动化。因此对于维持富裕生活而言，迫切的问题是要减少对有限地球资源分享的人口数量，富人和穷人的和平共处已经受到深刻的质疑，这就是文明冲突论之所以产生的根本原因。从理论上讲，减少富裕人口比减少穷人更有效，但是富人目前都是美国的盟友。根据过去时代设立的敌对关系国家都是第三世界国家，所以惯性发展的结果是针对以前的被包装成意识形态敌人的那些国家。
由于华国人口基础庞大，目前已经是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工业品就产量而言也是居于世界第二位，而且华国的人均能源消费还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2。看起来华国已经具备进一步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技术能力和决心。华国已经是而且将会是世界上资源消费增加最快的地区。华国已经是促成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急剧下降的发展过程，下一步极有可能是一步一步地削减西方的技术垄断地位，因此华国既是威胁西方资源分配地位的国家。也是可能威胁西方垄断利润的最大潜在对手。
由于地球资源的有限性是无法更改的，富裕和发达的生活不仅不愿意改变，而且成为一种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成为优越制度和自由（就是不受主动克制地被满足）的表征，还不能一下子完全扭转，因此可以预料，发达国家最后一定会成为美国的敌人，所谓“民主国家之间没有爆发战争”的趋势是不会长期存在下去的，这种局面只是一种假象一一一在共同敌人消失之前c盟友还是被需要之时的假象。在第一步战略目标还没有实现所以第二步目标还没有提升到议事日程时的假象。
世界人口在1800年前后达到10亿，用了接近300万年时间，第二个10亿在1930年达到，用了130年时间，1960年世界人口达到30亿，1975年人口达到40亿。1987年世界人口达到50亿，今天世界总人口已经突破60亿。与人口迅速增长的同时，世界的自然资源，特别是工业所主要依赖的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并没有同步增长。而且由于发展水平的提高，在人口急剧增加的同时人均资源消费量还在继续递增。能源消费的增长尤其是与城市人口的增长，呈高度正相关关系。今天世界经济所依赖的能源975是不可再生的矿物能源，工业产值的70以上，是在对不可再生资源加工中取得的。
世界钢铁产量在1950年为189亿吨，1968年突破5亿吨，1972年达到6亿吨，1974年突破7亿吨。目前钢铁产量处于稳定状态，徘徊在70一75亿吨之间。作为现代消费主义标志产品的私人轿车，目前每年销售量约3500万辆，其中美国约1500万辆，西欧约1360万辆。目前世界每1000人汽车拥有量为92辆，美国达400辆，西欧368辆，日本为383辆，基本处于饱和状态，而华国和印度每千人均为5辆。
再以能源消费为例，世界能源消费量（换算成标准煤）从1850年一1950年，世界能源消费量从1亿吨增加到25亿吨，1988年超过100亿吨。人均能源消费量从1850年的115公斤，增加到1950年的1000公斤，1995年已经达到人均2055公斤，1995年美国人均消费11312公斤。华国人均1083公斤。当然随着技术的进步，尚不能认为人口对地球已经形成绝对过剩，已经达到什么增长的极限。但是富人不肯与穷人一起过大致平等的生活水平，他们要在技术所能够达到的最高水平下生活，因此世界资源就明显无法支持这样的愿望。其中美国表现得尤其突出，绝对不肯为了环境和子孙后代牺牲自己的富裕和发达，减少自己应该首先承担的义务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就是再明显不过得例子。
由于华国人口基数巨大，虽然人均数量很少，但是总能源消费量约占世界总量的1/9，华国的钢铁产量占1/7强，从这里也可以大致领略到，为什么华国成了美国的头号敌人。
1930年代，奥地利的哈耶克，在与波兰的兰格关于社会主义的大论战中，以其特有的右翼观点而在西方学界声名狼藉；而1974年此人竟然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连他自己也高兴得老泪纵横，认为是替自己恢复了名誉。到了1990年代，此人被华国的精英主义者捧为“二十世纪的先知”，看作自由主义的祖师爷。
在战后作为西方精英阶层深刻的结果，也是对平民力量的妥协结果的西方福利国家制度。在1970年代末期被英美精英主义者批判为“英国病”。撒切尔和里根的上台。就是西方右翼势力在政治上得势的最明显标志。西方的精英阶层已经在战后不到30年的时间内，完全忘却了对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的反省成果，拒绝与弱势阶层的利益协调。全力推进丛林法则又成为西方精英的“永恒的利益”。
1989年美国国务院一个不知名的官员福山抛出的“历史终结论”，迅速被英美媒体，捧为新自由主义的经典，继而又被包装为人类文明的经典，华国的精英主义者在这个过程中也糜费了大量的心血。
1990年代，美国所谓战略家极为活跃，对美国的国家战略确立起到了很大的总结和推动作用，其中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就可以看作美国单边主义的宣言书，而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历史的重建》则是美国单边主义的总路线
列宁称“垄断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确实按照今天的社会现实看，西方精英主义制度确实是已经山穷水尽，这个山穷水尽已经由无可缓解的深刻人地矛盾来体现，精英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现在遭遇的就是自然的硬性制约。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文明冲突叫嚣，已经是西方种族主义者准备进行人口消灭战争的前奏。华国人尤其不能对此掉以轻心。
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是西方新的不可动摇的基本国家利益，这个利益的实现基于西方在技术上的垄断地位和西方跨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产品实现。维护这个利益也相应地需要两个方面的措施：一是促进西方跨国公司的垄断地位上升c促进对垄断地位有消解作用的国家权力的自我限制；二是防止关键技术的转移，以西方的金融实力加强垄断资本的竞争地位，促进第三世界国家的企业解体和破产和被并购。消除国家权力对垄断企业的限制和消灭市场上的中小竞争者，给资本以完全自由。是西方国家坚定不移的目标。
美国企业能够在世界市场获取垄断利润是资源输入的基础，资源利用规模巨大是美国富裕和发达的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而富裕和发达就是每个美国人的根本利益所在。这也是美国在丛林法则中仍然能够维持社会整合的基础，所谓的“大馅饼理论”就是一个较低层次的“物质财富充分涌流”，这显然能够大大地缓和美国精英主义制度下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美国精英阶层和民众基于以上共识，形成了共同一致的种族主义（爱国主义）情绪并持久不衰，其唯一奥秘就在于此。美国之所以为美国的要害，就是利益输入c种族主义和财富充裕的三位一体。对于没有物质充裕的美国，有兴趣者可以去查证一下，在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期间，美国的加油站一共发生过多少起为争夺几加仑汽油而发生的枪击事件。
在这次美国遭到“战争袭击”（小布什的权威定义）后，美国政客和媒体精英的露骨表演，以及体现在民意测验中的美国深厚的种族主义情绪，是非常让人吃惊的。而对于华国人而言，被美国当作敌人进行多年的妖魔化之后，对美国民间这种深厚的种族主义情结，尤其具有深刻的领会和心得。种族主义是美国社会的无可救药的毒瘤，是美国之所以成为美国的主要维系力量之一，没有种族主义的粘和作用，美国将会陷入解体的危险。当然种族主义不是凭空发生的，它的前提是垄断利润和利益输入（英特尔和微软就是代表美国向全世界征税的），它的结果是美国具有世界资源分配上的优势地位，能够实现别人达不到的富裕程度。
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是基于在地球资源分配上的优势地位，这种优势地位就是建立在垄断价格的基础之上的，而第三世界在国际市场上以竞争性价格出售产品，则是一个不能动摇不容更改的前提。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贸易体系中。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才得以维持，正如前联合国秘书长所言“发达以不发达为基础，少数人富裕以多数人穷困为条件”。现代化在资源制约之下，永远只是一部分人的价值，缺乏普及到全人类的物质基础。是精英主义者所能够实现的梦想。这个梦想以破坏多数人的基本生存条件为前提。所以现代化这个无须证明的价值，是彻头彻尾的精英主义价值。
美国决不是什么“多极世界”的拥护者，甚至不是“一超多强”的拥护者。美国需要的地位是完全彻底的主导地位。在世界资源短缺趋势日益明显的情况下，美国追求的是完全的不受节制和协商的资源分配权，而不是目前在资源占有和利用上的优势地位。因为计算机技术和智能技术的进展，剥削穷人不再是富人富裕的条件，所以富人和穷人“两极分化”的和平共处的必要性趋于消失，这才是美国的追求，这才是文明冲突的内在逻辑。
垄断利润就是新的全球利益的核心，西方以世界银行c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为主要阵地，坚持不懈地向第三世界国家推销“小政府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以期实现第三世界国家接受自我限制的原则，清除最后的对跨国公司的限制力量，使得跨国公司可以自由地发挥起垄断优势，借以加强西方国家在世界资源分配上的控制和决定性的优势地位。而华国的所谓“与国际接轨”热潮，不惜血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行为，应该说都是符合西方战略利益的。而关键在于西方如何利用这一过程榨取更多的利益和让步。
现代化和民主是西方冷战和后冷战意识形态的两大支柱，是帮助建立精英主义制度的意识形态因素，是吸引第三世界国家走精英主义道路的理论和现实基础，因为现代化和民主能够实现政治和经济利益上的“精英优先”，改善精英们的社会地位。华国主流知识精英刻意把现代化和民主作为社会发展目标来推介。并把它们宣布为所谓“人类的普遍价值”，其实现代化和民主都是隐含“精英优先”的精英主义预设立场。
现代化观念的核心和魅力在于：肯定人们应该得到技术所能够达到的最高水平予以满足的正当性。现代化观念本身就是“感觉第一”的消费主义和“追求老子天下第一”的精英主义的肯定性前提，这个前提符合人们的最原始，全面否定了人与自然是否应该协调，人与人要不要和谐相处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是一种价值而不是科学，是一种无须证据和证明的基于人类和本能的价值。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除非人们能够突破“物质不灭”和“能量守衡”规律，否则以有限的地球资源是无法支持全部人口实现现代化的，所以富裕和发达是没有普遍意义的。现代技术越进步，人们在技术帮助下所能够达到的生活水平越高，每单位个人所需要的不可再生的资源就越多，以有限的地球资源所能够支持的富裕人口就越少，现代化所能够覆盖的人口范围就必须进一步缩小。
所有的民主都不可能不是“代议制民主”，代议制民主的民意代表不可能是普通工人和农民，只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们。代议制民主唯一目的就是要求广大民众，对基于精英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的各种施政策略进行“票决”，对何种不同利益集团的精英主义执政集团进行选择，而永远不可能依仗票数优势选择出毛泽东那样的平民主义者和平民政策，实质上就是对精英进行政治利益分赃进行挑选和合法性追认。因而也不可能在任何程度上进行有利于平民的制度变革，促进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的利益协调，所以民主不过是精英阶层需要的c对精英主义政治分赃制度的合理性进行全民追认的政治形式。
所以现代化和民主的预设立场并不难予以解读，这种预设立场在国际关系上是符合西方国家利益的，不仅是有利于在全球推广精英主义制度，而且精英们将在这个制度体系中获得国内的优势地位，在建立国内社会分化的同时精英们在国内成为一个不受民众欢迎的阶层，因此精英阶层必然向西方寻求道义和外交乃至军事支持。条件当然是对西方国家的国家利益予以优先确认。
在后冷战时代这种思维方式以两种奇特的后果表现出来，以华国为例，自改革开放开始的二十年内，华国迅速由基本独立完备的国民经济体系完成了“产业技术边缘化”过程，在思想领域抄袭模仿也迅速完成了华国知识界的“意识形态边缘化”过程。
在最近20年的企业生存状况变化趋势下。国有企业的组织结构和人员配备最不符合边缘化企业的要求。所以被迅速边缘化，形成一种半死不活的边缘化生存状态。
从深圳的企业结构看，多数没有社会负担。员工年富力强，肯于为开拓市场夜以继日地干活，同时企业发展目标也不可能有长远打算，完全是为了改善当前的个人生存状态而工作，为纯利益而工作，因此最符合国际市场企业分工的边缘化企业条件，所以迅速成为西方大企业与华国市场之间的必要桥梁。从这个纯为市场服务的企业目标而言，规模小反而是一个优势，对技术开发能力没有追求是正恰如其分的。但是要求员工具备学习和掌握操作技巧的能力，只对占领市场感兴趣是正确的，对赚取差价的兴趣多于对产品开发的兴趣才是与西方企业合作的关键。
从1980年代开始，西方的精英主义c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都被当作改革开放的意识形态来介绍，在一个时期之内。主流媒体就是以此为中心的。对华国本身问题的关注与研究，反而看不见了，整个知识界都热衷于西方精英主义思想的引进和阐释，这是一种典型的意识形态边缘化现象。
在1990年代，原来作为禁忌的西方右派思想。也被当作先进思想在大学讲坛占据主导地位。全国大学的学术著作和学术流派迅速西化，连大学教材教法也全面向西方看齐，所谓的“面向世界”“与国际接轨”“建设国际一流”的喧嚣震耳发聩，在这种喧嚣背后的关键事实在于华国和华国人所面临的问题究竟与国际接轨没有？或者说是哪一部分人的主要关心问题，已经完全在于建立和巩固精英主义制度上？北大的光华管理学院实际上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光美学院。
华国知识精英对知识经济的盲目鼓吹，对所谓高技术高附加值的垂涎三尺，实质上就是对垄断利润的谀颂。这一过程最集中体现了华国知识精英所拥有的边缘化意识形态特征，是失去了独立思考和研究问题的能力，失去了独立的利益和价值判断能力的表现。正是在这种意识形态边缘化的主导之下，华国外交部已经没有能力说清楚华国的根本国家利益是什么了。针对美国的单极世界追求，撞击式地提出什么“多极化潮流”，这极端可笑，难道华国需要建立一块势力范围吗？对于每次美国对华国的无端指责，华国外交部发言人的惯例必定是否认外加隐含的保证语句，其实这难道不是美国正需要的保证吗？而且是在一个主权国家的国家利益范围内，向深怀敌意的对方做保证。
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是中间地带的消失，西方垄断资本对全球经济的控制程度空前加深，西方国家的军事政治实力也随之膨胀。这个国际关系的格局形成，有华国的巨大功劳在内。虽然西方国家具有技术优势并据以形成垄断，但是在国际市场上第三世界国家的产品进入竞争性价格的陷阱，则是得益于华国的全方位开放过程的决定性作用。华国以几乎无限的人力资源来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结果是使得世界市场上低技术产品迅速达到供应过剩的境界，使得同类产品价格急剧下降，促进了第三世界国家贸易条件的急剧恶化，在其反面则是西方国家跨国公司的垄断利润急剧增加。
第三世界由于在经济上竞争态势的加强和恶化，所以在政治上日益解体和分化，西方由于低技术产品来源的空前增加，得以使用贸易倾斜作为一个政治手段来使用。干预第三世界国家的内政外交政策，这更加加剧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不团结。结作为冷战意识形态一一一现代化和民主道路的照耀之下，第三世界国家的精英阶层，全面掌握了国家政权，绝大多数选择了精英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第三世界在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趋于消失。作为大国利益的平衡c隔离和缓冲地带的作用消失。
第三世界贸易条件急剧恶化不同。欧美日诸国则处在一个垄断利润的同盟之内，虽然冷战结束，但是国家之间的同盟关系反而加强。起维系作用的就是国际市场上的共同的经济垄断利益。中美关系不是由于华国挑战美国的霸权的行动引发的，而是美国需要固定甚至是降低华国民众的生存状况，为西方的富裕发达留下数量有限的不可再生资源。在这个问题上，欧美日是具有共同利益的，华国不要幻想西方的分化，指望以外交或者政治分化手段来拉拢欧洲和日本。欧洲盟友与美国的分歧仅仅具有个案意义和特殊性，属于战术利益分歧，不宜作为可以依赖的证据d计划受到欧洲国家的反对，并不是因为什么正义和公理。而是美国这一次玩过火了，希望把自己的绝地安全建立在盟友的绝对不安全基础之上，使盟友遭遇无妄的核毁灭的风险。在战略安全问题上，这是美国力量所难以协调和交换的空间，因此分化日本虽然难以在外交和政治层面上设法，但是战略生存问题将是日美离异的焦点。
华国需要坚定不移地告诉日本。如果在战争中日本追随美国，华国将集中主要力量打击日本。必须让日本承担的打击风险和战争成本足够大，超过美国所能够给予和确保的利益范围，日本才有可能发生中立或者转向。这个转变的前提是可能发生的，因为美国早已不是在战后执行马歇尔计划时期的美国了。日本经济从1980年代开始就一直受到美国的压制和破坏，实际上日本所依赖美国的主要要点就是石油秩序和市场作用，这一点是无法与美国将要发动的毁灭性的战略战争对抗作成本比较的。
解体后的俄罗斯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和国内的阶层矛盾加剧，社会整合程度下降，难以在世界上有所作为，在科索沃事件上的表现就是选择彻底的“韬光养晦”政策的结果。由于苏联解体和削弱，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已经愿意把俄罗斯先放在一边，科索沃战争就是美国同意把俄罗斯放在华国后面的结果。俄罗斯的奋起，需要以华国承担美国的大部分战略压力为条件，这是在北约侵南战争期间，俄罗斯以行动语言所表述的意见一一一决不当头，同时华国也已经无法避免这样的局面了，美国已经结束欧洲优先的战略。
侵南战争就是美国正式结束战略欧亚摇摆的局面，确立了美国战略东移和亚洲第一的原则，华国将取代俄罗斯成为美国的第一位的战略对手。俄罗斯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全面配合了美国的行动，并较为积极地促成了美国战略的顺利转移，侵南战争中若俄罗斯态度坚决，北约根本无法把战争进行下去。如俄罗斯运入200枚300pu这样的防空导弹，北约将无法把空战进行到底，地面战争米氏不怕。而普里马科夫在印度访问时不恰当地呼吁中俄印结盟，几乎断送了叶利钦总统的良苦用心，从情感而不是从理智出发在国家重大战略上犯错，因而遭到解职。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能理解西方媒体所说的“科索沃战争是最后的一场欧洲战争”。俄罗斯已失去与西方对抗的意志，战线将会东移，下一场战争将会在亚洲爆发。华国大使馆被“误炸”事件就是这一涵义最好最形象的体现，同时也是提前发给华国政府和民众的一个强有力的信号。
值得让人回味的是，在五六十年代苏联与华国争着当老大，而现在则避之惟恐不及，对华国拱手相让。然而，理智的选择并不能平衡感情的伤害，侵南战争不辄是在打在俄罗斯脸上的一记耳光。俄罗斯国内已形成了一股强烈的复仇情绪：要武装华国人民解放军与美国作战。但是对俄罗斯的任何依赖心理都是错误的。从华国在1970一1980年代的外交表现看，俄罗斯进行战略摇摆的可能性极大，那种认为可以依托俄罗斯的核武库，来维持今天世界的战略力量平衡的想法是极其危险的。
在第三世界国家政治团结丧失，俄罗斯不出头。欧美日处于同一个利益同盟之内的情况下。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和印度还没有能够成长起来，华国的战略态势非常突出，无疑已经成为美国的首要压服对象。无论华国采用何种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在外交和国际事务上是否出头都不会有根本区别。与华国的关系如何是美国建立绝对优势地位的基石，美国破坏中美关系就是因为把中美关系放在全球首要关系和战略核心的地位上。
美国主导的中美关系，不是追求合作关系，甚至不是追求华国作为附庸的关系，而是追求一种消灭效果。美国对华国的妖魔化不是因为缺乏对华国的了解，而是要华国失去正常乃至必要的影响力，美国每每对华国政府在武器扩散上进行无端的指责，恰恰是美国对于华国微薄的军事力量和技术也感到难以接受和放心的结果，美国需要毫无危险和最顺服意义上的华国和世界以供驱策。这样的华国和世界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单极世界。因为美国的战略目标已经不是什么意识形态分歧。也不是自由民主的价值观，而是华国的庞大人口对世界资源份额的潜在需要。这个潜在的资源需要，在华国越是向西方价值观靠拢，就越是容易与西方的富裕发达的核心利益相矛盾。
应该说在最近20年来，华国的在任领导人对美国是越来越老实和恭顺。但是这没有妨碍美国战略重心的东移，没有妨碍美国在中美关系上变本加厉地制造麻烦和事端。没有减少美国主流媒体对华国的妖魔化，这些问题都不是“增加信任”所能够解决的。实际上，即便是领导者签署一份投降书给美国，都没有用。因为华国国土辽阔，人口众多。一旦有太祖那样的领导人出现，美国终究是鞭长莫及，难以如愿。所以最为理想的状态是宝岛的那个领导人主张的那样，分成七块，各自为政相互攻杀，那样让美国称心如意的亚洲秩序就可以永远高枕无忧了。
西方的策士亨庭顿宣称“文明的冲突”，文明冲突的过去旧例是种族灭绝与殖民。亨庭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历史的重建》一书中暗示，文明冲突的手段是核战争，而美国需要防范的风险是核反击，而美国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就是为防范核反击做准备的。这是真正的有限资源与生存权的战争，而不是优先权的战争，所以没有任何回避c让步和妥协余地。因为优先权可以放弃，而生存权不能放弃，除非华国自动分成七块，相互攻占不休，否则美国也决不会相信华国任何“投降书”式的保证和承诺。
美国人非常清楚坚定，而华国政府充满了侥幸心理，甚至希望实现美国式的制度安排，来规避中美关系中的困难。而一些高明的智囊，和民主人士一样（当然在说法上更委婉更精致），声称问题的结症在于领导和社会主义。这些人大概忘记了太祖所发现的“先生总是打学生”的真理，竟然不知道华国政治经济制度在最近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之后，是更接近于美国模式还是差距更大？为什么中美关系中的人为事端越来越多？
华国需要追求的不是平等，不是什么多极世界，而是代表世界3/4的穷人的生存权问题，需要挺身而出。而且华国也没有躲藏和“韬光养晦”的余地，因为如果美国不彻底压服华国，将无法扩大优势直到主导世界的地步，压服华国就是这个过程的第一步。所以华国不是要试图避免和减少什么麻烦，而是要理直气壮地振奋起来，为世界进入总体协调发展之路努力，中华民族的生存权就寄托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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