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9 章
这样，弄得天下昏昏，邪说流行，民国十六年我在南昌，看到街上用大红布写着什么‘劳工神圣’，还有什么什么的，李副官，你想，这是放的什么屁，孟夫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现在，变成什么劳工神圣了。李副官，做工卖力的是下人，怎么还能叫神圣？你看天下乱到什么田地！”
“这里他们没有到过吧？”青年军官转问镇长。
“没有到过。”
“是镇长善于镇守，也是诸位先生有福。”
镇长仓皇地两手一分：
“岂敢！岂敢！尸位素餐而已。据说全国匪患，江西最严重，我们这里虽然比较安静，但也不敢过于乐观。”镇长停了一下又说，“为什么江西的土匪特别凶？”
“谁知道。”老头子chā嘴说，“我看江西土匪凶的原因，就是杀得太少了，曾文正公平定洪杨，是杀平的。他劝他弟弟曾国荃，要多多杀人，他的家书上说：‘既已带兵……何必以多杀人为悔……虽使周孔生今，断无不力谋诛灭之理。既谋诛灭，断无以多杀为悔之理。’后来硬杀平了，清朝于成龙先生在广西柳州罗城平苗乱，也是以不厌多杀闻名的，他在致友人荆雪涛书中说：‘……盖苗人不是杀，惟有剥皮……悬首郊野，自是而境内悉平。听说民国十七年十二月共匪在广州bào dòng，汪精卫、张发奎先生一次杀了七千五百多人，结果只三天就平了。还有李鸣钟先生，剿匪到七里坡，一共剿杀了赤奴七万多。这样那里的土匪也杀平了。今天的江西，只要不怕死人，就有办法。”
“是。”摩登青年chā嘴说，“我看蒋委员长，”他自己又是一个立正，然后继续说，“他现在一面学曾国藩，一面学德国意大利的法西斯蒂，这两个合起来，比那个也长，洪杨占了南京，纵横十六省，比现在共产党强多了，但一个曾文正公就把他消灭了。现在共匪不比洪杨强，剿共的领导者，既有曾胡遗风，又有法西斯蒂的西洋新招，当然更有办法了。”
“对！对！”老头又微笑，目视他的儿子，再次意味着“孺子可教”的意思，接着又说，“但不管是曾文正公也好，法西斯蒂也好。总是不出一个杀字。”
“是，是。”
镇长站起来，向青年军官打拱，同时说：
“李副官请坐，我去隔壁打个电话，报告县政府一下。”
青年军官也站起来，忙说：
“不必！小必！今天已经麻烦了你们很多，怎又去麻烦县政府？”
“我要告诉县政府一声。”
“不必！不必！”他再三坚持说：“镇长，你知道我们师长的脾气，他是最怕麻烦地方的。”
“你们来这里他们应该知道。”
青年军官还是婉辞拒绝：
“诸位大概总听到过我们师长的脾气吧，弄得不好，我也有点为难。如果一定要通知，我就自己去。打县政府的电话是什么号码？”
“两长一短，我带你去。”
“镇长带他到电话室，他抢先两步，接着电话机，并说：
“张镇长，请回去陪客。”
镇长在他婉辞谢绝下，离开了。但仍站在电话室门口。
他摇了几下电铃，电话中，立即发出微小的声音，他故意不答。对方叫了几声之后，把电话挂了，他却说起话来。
“我是石霖镇。我是十八师师部上尉副官李进才，我请邝县长讲话……喏！邝县长。我向你报告，我们十八师今天就会到石霖来，孙师长叫我先来打前站，现在我已经到了这里，见到张镇长，张镇长很好，一切都办好了……好！好！张镇长办得很如意，实在吵扰了贵县，对不起！……好！好！再见。”
他挂了话筒，出了电话房，镇长还在门口等着他，他很满意李副官的电话上向他的上司县长讲了称赞他的话。
“李副官，你真体贴地方。”
“算得什么，算得什么！”
回到原束的房子，刚刚坐下，镇长从忘乎其形的高兴中，突然想起新问题：
“喔，孙师长快到了吧？”
“先头部队大约离这里不远了，孙师长就是跟队伍来。”
镇长立即派人去探听队伍什么时候到，好去欢迎，又叫人赶快弄饭，饭后就亲自领着人马去欢迎。
“未免太客气了，”青年军官谦和地说，“孙师长年高德劭，爱民如子，他是不愿意麻烦百姓的。”
“正因孙师长年高德劭，所以人民才爱戴，我们去欢迎他，不过聊表敬意而已。”
饭后，镇长带人去迎接大军，他一步一跛，走不快。在平常，就是三五百步，也是坐轿的，但这天只能勉强步行。青年军官跟他一起走出屋门。
霎时间街口外面的白杨树下，几十个文质彬彬的绅士，长袍大褂，高冠厚履，没有次序地站在大道的东边，本地的靖卫团和警察，隔着大道在对面站着，向东排成横队，还有许多儿童，在他们前后左右叫来叫去。西沉的太阳，拉着长长的光线，shè在那群峨冠博带的人头上，显得更加辉煌。
镇长和青年军官站在这群人的前面，左右有些同来的军人。他们都满面春风，向着北方遥望；军人们虽然是戎装整齐，除李副官和卫士外，其余都满身溅着泥点，同他们站在一起，有点刹风景。
“快来了！快来了！”青年军官手指着北面的队伍，向人们打个招呼。
绅士们有的两手摸着帽边，向左右移动几下，也有两手互相把衣袖拉抻，又在整个身上打量了一番，左看右看，好象很不自然。
一队全副白军装扮的军队，从北面来了，青天白日旗迎风飞扬，数百步后，又拉着长长的人线。绅士们看到军队到了面前，都拱手点头，镇长走前两步，向着队伍说：
“武装同志，辛苦！辛苦！”
李副官见到前来的部队，上了刺刀，手榴弹也拿在手上，有充分的战斗准备，他立即向着靖卫团，严肃地叫了一声：
“立正！”
“架qiāng！”
这一完全没有战斗准备的武装，被他这一声突如其来的口令所慑服，失去任何反省的机会，都听口令把qiāng架得整整齐齐。
“向后转！”
“开步走。”
靖卫团完全象平常在cāo场上听指挥官的口令一样，他们这时候不知道自己是人，还是机器，只是听李副官的口令做动作。
峨冠博带的人们，看到李副官调动参加欢迎的队伍，以为这是迎接大人物的礼节，他们谁也不问，只集中注意力于打拱和陪笑脸。
徒手兵向后转走了十几步的时候，青年军官又大叫一声“立定！”
他不叫他们稍息，又向着刚到的军队看一下，用手向着绅士们一指，又回转头去，监视那群徒手兵。他们会了意，走到绅士们面前，青年军官向着镇长和摩登少年，还有两三个著名的绅士指一下，又是那些随李副官来的全副guó mín dǎng军队装束的兵士，把他们一个一个绑起来。
“李副官！”镇长在被绑的时候，哀怜的叫道。但那位李副官并没有理他，于是又一声一声叫，李副官虽近在咫尺。依然不理，他申辩说：
“剿匪是大家的事，就是不周到，也不要发脾气。”
绑他的人打了他一个嘴巴，厉色地骂道：
“土豪劣绅！”
“我办公事，从来正直公道，”他不管准不准说。还是继续辩驳，“你们今天事先没有通知，就是不周到也难怪我们！”
“李副官，你们要什么，我们就办什么，把我们通通捆着，谁同你们办？”
青年军官回过头来，第一次厉声骂他：
“你这个跛子老虎！”
“什么！什么！”
文质彬彬的绅士们吓得发抖，他们的长处是写呈文，刮地皮，喝人血，怎么能同刺刀辩论呢。他们的脸色早已变成青黑色了，眼睛象泥人一样瞪着，大有“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的感慨。
后面的队伍陆续来了，绅士们见到和先来队伍的服装、旗帜都不同，他们头上戴的是八角帽，帽上不是青天白日，而是红色五星。又看到一个不背qiāng只背根上面是布套木杆的兵，他把布套脱下，打开旗子，向空中举起，一而正方形的红旗在微风中飘动，亮出镰刀斧头和中国工农红军的番号，绅士们看傻了。
队列中立即发出一阵欢呼声。来的队伍里，有人朝着那个青年军官叫道：
“冯参谋，冯参谋！”
冯参谋根本没有听着，他还在指手划脚，处理没完的事呢。
那群被绑和受到监视的绅士们，以及象木桩钉在地下一样还在立正的靖卫团，这时候才如大梦初醒他们在被绑时，以为是由于办公不力，获罪于“有理说不清”的丘八，最多也不过是一年半载的监狱，或者把捞进的冤枉钱吐点出来罢了在出了一身热汗之后，又一阵冷汗，都绝望地叹气：
“天呀！天呀！”
第九章
红军顺利地渡过修水，在山地走了三、四天，到了一个纵横五六里的大田坝，田坝中有个大村镇，镇中有好些高大的房屋，其中有个特别高的，顶上耸着十字架。
按照老规矩，北进的罗霄纵队，不仅要执行打仗的任务，还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每天宿营后要调查土豪。这项工作由各宣传队兼任。陈廉率领的宣传队，对这项工作既熟悉又努力，每次都出色完成任务。这天，他们仅用一个多小时就把情况了解清楚了。尔后，陈廉带了一个宣传员到政治部民运科。这时民运科已经来了很多人，他们有的是宣传队员，有的是供给员，管理员。民运科长看到人到齐了，就以兼任没收委员会主任的名义开会。并叫第一组作调查报告。
陈廉把日记本子拿出来，大声说：“先说教堂，牧师是意大利人，名叫贝尔克。人们叫他贝尔克牧师。他到这里有十年了，来此之前，这里虽然建立教堂二三十年了，但信教的人不多。他来之后，常常接近人，讲他那套道理。看到读书人，就送一本福音书不管你看不看。他为了教人信教，除了讲他那套耶稣救世主外，还吹捧蒋介石宋美龄，说他们是了不起的人，他们都信耶稣，大家为什么不信耶稣？他还能讲不少中国话，又办了一个福音学校，不收学费，这样好些穷苦的人就送孩子去上学，接受他那套宣传。最近六七年，放了好多高利贷，但自己不出面，都经过教友，可是老百姓都知道是他放的。利息起码三分，最高到七分，他有两匹马，几个nǎi羊，吃的穿的用的差不多都是从外面买来。我看贝尔克不是简单的宣传宗教，政治上是同情蒋介石，经济上搞封建剥削的。”
民运科长有点激动，急切地说：“这样的牧师，过去我们调查过。也没收过不少天主堂、福音堂，他们到中国主要是搞文化侵略，但为宣传耶稣教义，有些人还做点好事。我听郭司令说，在满清科举时期，他们在中国办学校，不仅读孔夫子，还要学算术理科。过去中国出版的自然科学，有不少是传教士从国外翻译的。那时候他们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不自觉地起了和他们原来目的的相反的作用。象贝尔克这样搞封建剥削，劝人拥护蒋介石的牧师不多！真坏透了，等下讨论如何处理。”
陈廉继续说：“贝尔克两天前听说我们到石霖，就骑马往南昌去了。现在只有两个中国教徒和三四个工人。”
陈廉接着报告了一个大土豪，名张全光，老百姓都叫他张百万，是县里第二个大财主。有水田六百五十亩，有五百五十亩出租，牛五头、马三匹，请了五六个长工，买了三个丫头，放了两万多块钱高利货，他有很大势力，不只老百姓怕他，就是县长到任，也要拜访他。县的事，要他同意才能办。他家里平常象个衙门，经常有四五个人跑腿，对老百姓，尤其租户债户，有一点不如意，就抓起来，轻的关牛栏猪栏，重的打屁股，罚款，有时候还要送到县衙门去。这一带的老百姓，怕得要死，也恨得要死。前年冬天，有个晚上，不知道什么人，在他后门上贴了一付黄纸写的挽联。上联是“早死一日天有眼”，下联是“迟留半载地无皮”，横批是“当大事”三个宇。对子还落了款，上款是“张全光先生千古”。下款是“江右余生敬挽”。门口外面不远，chā了一块木灵牌，写了他的名字。第二天上午，他看到这付对子，气得直咬牙，马上撕了，同时叫长工把木灵牌烧掉，长工去拔灵牌，又发现灵牌背后有张黄纸，送给他看了一下，是他的姓名和生庚八字，他骂道：“哪个王八！我没有挖你的祖坟，你却来埋我的生庚八字！”但又不知道是谁干的，没有地方出气，就指着长工的鼻子大骂起来：“你这个短命鬼！怎么这样的东西也拿给我看！”
长工说：“我没读过书。”
张全光更火了，“你没读过书，难道黄纸也认不得！”
张全光认为长工给他晦气，会招不祥之祸，立即赶出门，并请了十几个道士，做了七天道场，演了三天大戏，以辟邪消灾。
张全光家里除工人外，有二十一口，一个儿子在上海什么大学读书，还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在南昌读书，他父亲母亲，都七、八十岁了。早不管家了。他一家人都在昨天下午和今天早晨，跑到县城去了，现在看家的是管家。
还有一个土豪叫李福才……
接着是第二组报告。
“关于张百万的情形，要补充一点，就是他还在本街和别人合伙开了一个杂货铺，资本他占一半，约一万元，我刚才走到他店时，铺面很漂亮，店员都在。其他情形，同第一组调查的完全一样，远近的老百姓都知道他我们在昨天就知道他家里的大概情形了。”
民运科长收集完材料后，叫大家讨论一下，都认为天主堂和张百万李福才家，都要没收。并决定第一组到天主堂，二三两组到张百万家，第四组到李福才家。
大家正要走，第二组组长问民运科长：
“张百万在街上开的商店怎么办？”
“不能没收。”他肯定地说，“只没收他家里。凡地主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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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他们没有到过吧？”青年军官转问镇长。
“没有到过。”
“是镇长善于镇守，也是诸位先生有福。”
镇长仓皇地两手一分：
“岂敢！岂敢！尸位素餐而已。据说全国匪患，江西最严重，我们这里虽然比较安静，但也不敢过于乐观。”镇长停了一下又说，“为什么江西的土匪特别凶？”
“谁知道。”老头子chā嘴说，“我看江西土匪凶的原因，就是杀得太少了，曾文正公平定洪杨，是杀平的。他劝他弟弟曾国荃，要多多杀人，他的家书上说：‘既已带兵……何必以多杀人为悔……虽使周孔生今，断无不力谋诛灭之理。既谋诛灭，断无以多杀为悔之理。’后来硬杀平了，清朝于成龙先生在广西柳州罗城平苗乱，也是以不厌多杀闻名的，他在致友人荆雪涛书中说：‘……盖苗人不是杀，惟有剥皮……悬首郊野，自是而境内悉平。听说民国十七年十二月共匪在广州bào dòng，汪精卫、张发奎先生一次杀了七千五百多人，结果只三天就平了。还有李鸣钟先生，剿匪到七里坡，一共剿杀了赤奴七万多。这样那里的土匪也杀平了。今天的江西，只要不怕死人，就有办法。”
“是。”摩登青年chā嘴说，“我看蒋委员长，”他自己又是一个立正，然后继续说，“他现在一面学曾国藩，一面学德国意大利的法西斯蒂，这两个合起来，比那个也长，洪杨占了南京，纵横十六省，比现在共产党强多了，但一个曾文正公就把他消灭了。现在共匪不比洪杨强，剿共的领导者，既有曾胡遗风，又有法西斯蒂的西洋新招，当然更有办法了。”
“对！对！”老头又微笑，目视他的儿子，再次意味着“孺子可教”的意思，接着又说，“但不管是曾文正公也好，法西斯蒂也好。总是不出一个杀字。”
“是，是。”
镇长站起来，向青年军官打拱，同时说：
“李副官请坐，我去隔壁打个电话，报告县政府一下。”
青年军官也站起来，忙说：
“不必！小必！今天已经麻烦了你们很多，怎又去麻烦县政府？”
“我要告诉县政府一声。”
“不必！不必！”他再三坚持说：“镇长，你知道我们师长的脾气，他是最怕麻烦地方的。”
“你们来这里他们应该知道。”
青年军官还是婉辞拒绝：
“诸位大概总听到过我们师长的脾气吧，弄得不好，我也有点为难。如果一定要通知，我就自己去。打县政府的电话是什么号码？”
“两长一短，我带你去。”
“镇长带他到电话室，他抢先两步，接着电话机，并说：
“张镇长，请回去陪客。”
镇长在他婉辞谢绝下，离开了。但仍站在电话室门口。
他摇了几下电铃，电话中，立即发出微小的声音，他故意不答。对方叫了几声之后，把电话挂了，他却说起话来。
“我是石霖镇。我是十八师师部上尉副官李进才，我请邝县长讲话……喏！邝县长。我向你报告，我们十八师今天就会到石霖来，孙师长叫我先来打前站，现在我已经到了这里，见到张镇长，张镇长很好，一切都办好了……好！好！张镇长办得很如意，实在吵扰了贵县，对不起！……好！好！再见。”
他挂了话筒，出了电话房，镇长还在门口等着他，他很满意李副官的电话上向他的上司县长讲了称赞他的话。
“李副官，你真体贴地方。”
“算得什么，算得什么！”
回到原束的房子，刚刚坐下，镇长从忘乎其形的高兴中，突然想起新问题：
“喔，孙师长快到了吧？”
“先头部队大约离这里不远了，孙师长就是跟队伍来。”
镇长立即派人去探听队伍什么时候到，好去欢迎，又叫人赶快弄饭，饭后就亲自领着人马去欢迎。
“未免太客气了，”青年军官谦和地说，“孙师长年高德劭，爱民如子，他是不愿意麻烦百姓的。”
“正因孙师长年高德劭，所以人民才爱戴，我们去欢迎他，不过聊表敬意而已。”
饭后，镇长带人去迎接大军，他一步一跛，走不快。在平常，就是三五百步，也是坐轿的，但这天只能勉强步行。青年军官跟他一起走出屋门。
霎时间街口外面的白杨树下，几十个文质彬彬的绅士，长袍大褂，高冠厚履，没有次序地站在大道的东边，本地的靖卫团和警察，隔着大道在对面站着，向东排成横队，还有许多儿童，在他们前后左右叫来叫去。西沉的太阳，拉着长长的光线，shè在那群峨冠博带的人头上，显得更加辉煌。
镇长和青年军官站在这群人的前面，左右有些同来的军人。他们都满面春风，向着北方遥望；军人们虽然是戎装整齐，除李副官和卫士外，其余都满身溅着泥点，同他们站在一起，有点刹风景。
“快来了！快来了！”青年军官手指着北面的队伍，向人们打个招呼。
绅士们有的两手摸着帽边，向左右移动几下，也有两手互相把衣袖拉抻，又在整个身上打量了一番，左看右看，好象很不自然。
一队全副白军装扮的军队，从北面来了，青天白日旗迎风飞扬，数百步后，又拉着长长的人线。绅士们看到军队到了面前，都拱手点头，镇长走前两步，向着队伍说：
“武装同志，辛苦！辛苦！”
李副官见到前来的部队，上了刺刀，手榴弹也拿在手上，有充分的战斗准备，他立即向着靖卫团，严肃地叫了一声：
“立正！”
“架qiāng！”
这一完全没有战斗准备的武装，被他这一声突如其来的口令所慑服，失去任何反省的机会，都听口令把qiāng架得整整齐齐。
“向后转！”
“开步走。”
靖卫团完全象平常在cāo场上听指挥官的口令一样，他们这时候不知道自己是人，还是机器，只是听李副官的口令做动作。
峨冠博带的人们，看到李副官调动参加欢迎的队伍，以为这是迎接大人物的礼节，他们谁也不问，只集中注意力于打拱和陪笑脸。
徒手兵向后转走了十几步的时候，青年军官又大叫一声“立定！”
他不叫他们稍息，又向着刚到的军队看一下，用手向着绅士们一指，又回转头去，监视那群徒手兵。他们会了意，走到绅士们面前，青年军官向着镇长和摩登少年，还有两三个著名的绅士指一下，又是那些随李副官来的全副guó mín dǎng军队装束的兵士，把他们一个一个绑起来。
“李副官！”镇长在被绑的时候，哀怜的叫道。但那位李副官并没有理他，于是又一声一声叫，李副官虽近在咫尺。依然不理，他申辩说：
“剿匪是大家的事，就是不周到，也不要发脾气。”
绑他的人打了他一个嘴巴，厉色地骂道：
“土豪劣绅！”
“我办公事，从来正直公道，”他不管准不准说。还是继续辩驳，“你们今天事先没有通知，就是不周到也难怪我们！”
“李副官，你们要什么，我们就办什么，把我们通通捆着，谁同你们办？”
青年军官回过头来，第一次厉声骂他：
“你这个跛子老虎！”
“什么！什么！”
文质彬彬的绅士们吓得发抖，他们的长处是写呈文，刮地皮，喝人血，怎么能同刺刀辩论呢。他们的脸色早已变成青黑色了，眼睛象泥人一样瞪着，大有“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的感慨。
后面的队伍陆续来了，绅士们见到和先来队伍的服装、旗帜都不同，他们头上戴的是八角帽，帽上不是青天白日，而是红色五星。又看到一个不背qiāng只背根上面是布套木杆的兵，他把布套脱下，打开旗子，向空中举起，一而正方形的红旗在微风中飘动，亮出镰刀斧头和中国工农红军的番号，绅士们看傻了。
队列中立即发出一阵欢呼声。来的队伍里，有人朝着那个青年军官叫道：
“冯参谋，冯参谋！”
冯参谋根本没有听着，他还在指手划脚，处理没完的事呢。
那群被绑和受到监视的绅士们，以及象木桩钉在地下一样还在立正的靖卫团，这时候才如大梦初醒他们在被绑时，以为是由于办公不力，获罪于“有理说不清”的丘八，最多也不过是一年半载的监狱，或者把捞进的冤枉钱吐点出来罢了在出了一身热汗之后，又一阵冷汗，都绝望地叹气：
“天呀！天呀！”
第九章
红军顺利地渡过修水，在山地走了三、四天，到了一个纵横五六里的大田坝，田坝中有个大村镇，镇中有好些高大的房屋，其中有个特别高的，顶上耸着十字架。
按照老规矩，北进的罗霄纵队，不仅要执行打仗的任务，还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每天宿营后要调查土豪。这项工作由各宣传队兼任。陈廉率领的宣传队，对这项工作既熟悉又努力，每次都出色完成任务。这天，他们仅用一个多小时就把情况了解清楚了。尔后，陈廉带了一个宣传员到政治部民运科。这时民运科已经来了很多人，他们有的是宣传队员，有的是供给员，管理员。民运科长看到人到齐了，就以兼任没收委员会主任的名义开会。并叫第一组作调查报告。
陈廉把日记本子拿出来，大声说：“先说教堂，牧师是意大利人，名叫贝尔克。人们叫他贝尔克牧师。他到这里有十年了，来此之前，这里虽然建立教堂二三十年了，但信教的人不多。他来之后，常常接近人，讲他那套道理。看到读书人，就送一本福音书不管你看不看。他为了教人信教，除了讲他那套耶稣救世主外，还吹捧蒋介石宋美龄，说他们是了不起的人，他们都信耶稣，大家为什么不信耶稣？他还能讲不少中国话，又办了一个福音学校，不收学费，这样好些穷苦的人就送孩子去上学，接受他那套宣传。最近六七年，放了好多高利贷，但自己不出面，都经过教友，可是老百姓都知道是他放的。利息起码三分，最高到七分，他有两匹马，几个nǎi羊，吃的穿的用的差不多都是从外面买来。我看贝尔克不是简单的宣传宗教，政治上是同情蒋介石，经济上搞封建剥削的。”
民运科长有点激动，急切地说：“这样的牧师，过去我们调查过。也没收过不少天主堂、福音堂，他们到中国主要是搞文化侵略，但为宣传耶稣教义，有些人还做点好事。我听郭司令说，在满清科举时期，他们在中国办学校，不仅读孔夫子，还要学算术理科。过去中国出版的自然科学，有不少是传教士从国外翻译的。那时候他们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不自觉地起了和他们原来目的的相反的作用。象贝尔克这样搞封建剥削，劝人拥护蒋介石的牧师不多！真坏透了，等下讨论如何处理。”
陈廉继续说：“贝尔克两天前听说我们到石霖，就骑马往南昌去了。现在只有两个中国教徒和三四个工人。”
陈廉接着报告了一个大土豪，名张全光，老百姓都叫他张百万，是县里第二个大财主。有水田六百五十亩，有五百五十亩出租，牛五头、马三匹，请了五六个长工，买了三个丫头，放了两万多块钱高利货，他有很大势力，不只老百姓怕他，就是县长到任，也要拜访他。县的事，要他同意才能办。他家里平常象个衙门，经常有四五个人跑腿，对老百姓，尤其租户债户，有一点不如意，就抓起来，轻的关牛栏猪栏，重的打屁股，罚款，有时候还要送到县衙门去。这一带的老百姓，怕得要死，也恨得要死。前年冬天，有个晚上，不知道什么人，在他后门上贴了一付黄纸写的挽联。上联是“早死一日天有眼”，下联是“迟留半载地无皮”，横批是“当大事”三个宇。对子还落了款，上款是“张全光先生千古”。下款是“江右余生敬挽”。门口外面不远，chā了一块木灵牌，写了他的名字。第二天上午，他看到这付对子，气得直咬牙，马上撕了，同时叫长工把木灵牌烧掉，长工去拔灵牌，又发现灵牌背后有张黄纸，送给他看了一下，是他的姓名和生庚八字，他骂道：“哪个王八！我没有挖你的祖坟，你却来埋我的生庚八字！”但又不知道是谁干的，没有地方出气，就指着长工的鼻子大骂起来：“你这个短命鬼！怎么这样的东西也拿给我看！”
长工说：“我没读过书。”
张全光更火了，“你没读过书，难道黄纸也认不得！”
张全光认为长工给他晦气，会招不祥之祸，立即赶出门，并请了十几个道士，做了七天道场，演了三天大戏，以辟邪消灾。
张全光家里除工人外，有二十一口，一个儿子在上海什么大学读书，还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在南昌读书，他父亲母亲，都七、八十岁了。早不管家了。他一家人都在昨天下午和今天早晨，跑到县城去了，现在看家的是管家。
还有一个土豪叫李福才……
接着是第二组报告。
“关于张百万的情形，要补充一点，就是他还在本街和别人合伙开了一个杂货铺，资本他占一半，约一万元，我刚才走到他店时，铺面很漂亮，店员都在。其他情形，同第一组调查的完全一样，远近的老百姓都知道他我们在昨天就知道他家里的大概情形了。”
民运科长收集完材料后，叫大家讨论一下，都认为天主堂和张百万李福才家，都要没收。并决定第一组到天主堂，二三两组到张百万家，第四组到李福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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