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3 章
，于是我们又再度归他节制。那个在纳雷夫河上曾经英勇作战的勒特曾要塞步兵旅，以后数日都一直是我们的左翼，最后也拨给第四军团指挥。克卢格就命令第十九军再向前推进，一师向南，一师向东朝科布林进发，另外一师向东北方推进，目标是比亚韦斯托克（Bialystok）。这样的调度会把全军分裂为三块，根本上就无法指挥。幸亏苏军出现了，所以这个命令也就不必付诸实行。
一位坐在装甲搜索车里面的青年军官，做了苏联人的前导，他告诉我们有一个苏联的战车旅就在他的后面。于是我们才知道了德国外jiāo部长所同意的分界线是在哪里：布列斯特已经划给苏联人，因为布格河就是界线。我们觉得这种分界线对于德国并不太有利；最后我们又获得通知应在9月22日以前撤回到分界线以西去。这个时间实在是很仓促，我们要把全部的伤兵运回，还要把所有损毁的战车修理好，都有一点来不及。关于这些外jiāo上的谈判，似乎根本就没有军人参加。
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有一件小事值得一记。但泽的大主教阿乐克（O’Rourq），在仓皇出走之中落到了我们的手里。他要求来见我，于是我在布列斯特很高兴地接待他。因为他不知道怎样才可以获得安全，当然更不希望落在苏联人的手里。我就建议他随着我的运输纵队走回去，可以一直到达科尼兹堡（Konigsberg）。到了那里他就很客易与艾门兰（Ermland）的大主教发生接触，并且获得他的保护。这位大主教接受了我的忠告，因此就安全地逃出了战区。他后来曾经写信向我致谢，特别提到德国军官团的“侠士传统”。
在jiāo接的那一天，我的对手是一位苏联的准将克利弗金（Krivochin），他也是一位战车军官，懂得一点法文，所以我们就勉强可以jiāo谈。因为外jiāo部并未给与我们以明确的指示，所以我就以友谊的方式办理一切移jiāo的手续。我们自己所有的一切装备都完全带走，但是所俘获的波兰物资却只好留下来，因为时间太短促，我们无法组织一个必要的运输力量来撤运它们。最后举行了一个临别的阅兵礼，并在俄将之前向两国的国旗敬礼，这样就结束了我们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停留。
在离开这个要塞之前我们曾经在这里流了不少的鲜血，才把它攻占了下来我在9月21日又亲自把我的副官布劳巴赫中校，送进了他永久安息的地方。损失了这位勇敢而能干的同僚使我感到无限的伤感。他所受的伤不太重，但是因为心脏衰弱的原因，而终于丧命。
9月22日下午我们回到了赞布罗夫。第三装甲师已经开入东普鲁士，其他各师也都跟在后面，各军现都已经解散。
23日我们就在加林根（Gallingen）暂住，这是一位伯爵的别墅。伯爵本人在前线作战，他的夫人和小姐殷勤地招待我们。在久战疲惫之余，我们对于这种平安的休息，真是感到非常的快乐。
我的次子库尔特，在历次战役中都平安无事。可是我却一直没有接到我的长子的消息。事实上，在整个战役中，我们都完全没有接到任何的家信。这实在使人相当的难受。现在我们都希望赶紧回到我们原有的驻地，使我们的部队尽快地恢复原有的状态。
我们也希望我们在波兰的胜利能够产生一个政治xìng的结果，使西方国家也许会转而谋和。我们也想到，假使这个事情不可能的话，那么希特勒就会很快地发动西线战场之战，不幸得很，这两种想法都与事实不合。我们进入了一个相持的阶段。
我就利用这段闲暇时间去看看住在东普鲁士的亲戚，我还发现了我有一个侄子曾被迫加入波军作战，并且已经被俘。现在他被释放了出来，以便使他有服务祖国的机会。
10月9日，我的军部奉命迁回柏林，在中途我又去访问了那些留在西普鲁士的亲戚。并且我还到了我的出生地库尔姆，找到了我祖母和双亲住过的房子。这是我最后一次重返我的第一个家。
回到柏林不久，我就非常高兴地又见到了我的大儿子，他已经获得了一级和二级的铁十字勋章。他曾经参加过华沙的苦战。
在叙述波兰战役的时候，我一定还要提到我的幕僚人员。他们在参谋长内林上校（Col.Nehring）指挥之下，完成了不少的艰难工作，对于我这一次的胜利具有极大的贡献。
第四部分 战祸的开始波兰战后(1)
10月27日我奉命到总理官邸去。在那里我发现一共有24名军官（连我在内），准备接受骑士级铁十字勋章（Knight’s Cross）。这样早就获得了这种勋章，当然是一件喜事，对于我个人而言，经过了长期的苦斗才建立了这个新型的装甲兵，这似乎就算是一个成功的证明。毫无疑问，这一次战争能够这样神速的进行，死伤是如此的轻微，其主要的原因都是装甲兵的力量。在授勋典礼之后就继之以欢宴。我正好坐在希特勒的右边，我们又很起劲地谈到装甲兵的发展和这一次战役中所获得的经验。到了快要吃完的时候，他突然向我提出一个直接的问题：“我很想知道一般的人民和军人对于德苏条约的反应是怎样？”我只好回答他说，当我们军人们在8月底听到条约签字的消息之后，都不禁舒了一口气，它使我们对于后方有一种安全感，因为我们最不愿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腹背受敌。希特勒很诧异地注视着我，我可以感觉得出来他对于我的答复不是很愉快。不过，他却没有说什么，而且立即改变了谈话的主题。一直过了很久，我才认清了希特勒是怎样地深恨苏联。他当时无疑的是希望我对于他这种惊人的举动，会表示莫测高深。
我获得了一个短暂的假期，恰好我的岳母在这个时候去世了。我的岳母于11月4日在柏林的家中过世，我们将她的棺木运送至戈斯拉尔（Goslar），葬在已先她过世的岳父旁边。等到丧事办完了之后，我就又接到了新的命令，离开了家。
11月中旬，我的军部移到科布lún茨（Koblenz），在那里我改归A集团军总司令龙德施泰上将（Col.Gen.von Rundstedt）所指挥。
为了要加强军官团的政治态度，尤其是将官，所以在柏林就举行了一连串的讲话，主讲的人有戈培尔（Goebbels）、戈林等等要人，最后在11月23日希特勒也亲临训辞。听众主要都是三军的将领，但是也有一部分军事学校的教官，最低的到尉官为止。
在上述这三个人的讲词当中，其重点都似乎是说：“空军将领们，在戈林同志领导之下，是绝对可靠的；海军将领也可以信任，但是党对于陆军的将领们却并不敢这样的信任。”把我们最近在波兰战役中的成就来作一个对比，这种侮辱真使我们难以忍受。当我回到科布lún茨之后，我就去找集团军参谋长曼斯坦因将军（Gen.von Manstein），谈论这个问题，并且研究应该如何应对。他也同意我的意见，认为陆军将领们对于这样大的侮辱是不应该一声不响的。他早已和集团军总司令谈过这个问题，可是他老人家却不肯多管闲事。他就向我说，要我再去和龙德施泰谈一谈，看能不能够说动他，于是我马上就去见龙德施泰。龙德施泰对于这个事件早已一目了然，他说最多只愿意去和陆军总司令谈谈。我就指出希特勒所指摘的对象，最重要的就是陆军总司令本人，所以最好换一个人去和希特勒直接解释，要求他撤回这种不公正的控诉。龙德施泰却不愿意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在此后几天之内，我访问了不少的高级将领，希望能够劝动他们采取行动，但是毫无结果，最后我就去看赖兴瑙上将，大家都知道他和希特勒及国社党（纳粹党）一向是处得很好的。使我大吃一惊的是，赖兴瑙却告诉我他和希特勒早已发生过激烈的冲突，所以要他去见希特勒当然是不可能的。不过，他却也认为是应该让希特勒明白陆军将领对于这个事件的感情，所以他就主张我自己去一次。我就说我是军长中资历最浅的一个，有许多老前辈在，我怎敢代表全体将领讲话。赖兴瑙却不听我那一套，他说这是为大家好的事情，他就跟总理官邸通了一次话，要求元首接见我，第二天我就获得命令叫我到柏林向希特勒报告。
希特勒单独一个人接见我，并且让我一个人说了二十多分钟，他一直都没有中途打断我。我把我在柏林所听到的三篇演词内容撮要地叙述了一下，并且指出这都是针对着陆军将领而发的。于是我就说：“我曾经和许多将官谈论过，他们对于政府首长居然说出这样的话来，实在是感到莫大的惊异和愤慨。事实上他们的忠诚在最近就已经有了事实上的证明，他们在波兰战役中都曾经亲冒生命的危险，来报效国家，所以这场战争才会只要三个多星期就胜利结束了。由于对西方国家的恶战还尚未展开，来日大难，他们更认为在最高领导方面绝不可以发生裂痕。也许你会感觉到很奇怪，为什么我这样一个资历最浅的将领，会来向你提出这个问题来。我曾经请求那些老前辈们来向你解释，但是他们都不愿意来。但是为了不要让你以后会这样说道：‘我曾经当面向那些陆军将领们说，我不相信他们，他们就接受了我的不信任，没有一个人提出抗议。’所以我今天才来见你，为了向你提出抗议，认为这种说法对于我们不仅是不公正，而且也是莫大的侮辱。假使对于某一个将领我想最多不过是个人的问题感到不信任的话，你可以把他免职。未来的战争一定是一个长期xìng的，我们在军事领导方面绝不可以有裂痕，彼此之间一定要建立起‘互信’，不要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尚未接任最高统帅之前那样的一团糟。在那一次是坐失时机，等到兴鲁两人上台就已经太迟了。这一次我们的最高领导方面就一定要谨慎从事，不要再蹈过去的覆辙。”
第四部分 战祸的开始波兰战后(2)
希特勒聚精会神地听我一直往下说。当我说完了之后，他就很直率地回答道：“那不过就只是陆军总司令一个人的问题。”我就接着说：“假使你对于现在的陆军总司令感到不能信任，那么你就应该免除他的职务，调换一个你所完全信任的人。”于是马上就引到了一个我所最害怕的问题。他问道：“你推荐什么人？”我脑子里有一张名单，在那个名单上的人我认为个个都有资格担任这个困难的职务。我首先就提出赖兴瑙上将。希特勒当即表示拒绝，“那不在考虑之列。”他说话的时候，表情是那样的不愉快，我才相信赖兴瑙在我面前并没有说谎。接着我又从龙德施泰上将说起，一连说了好几个人名，但是都不曾为希特勒所接受。最后我无话可说了，就只好沉默了下来。
现在换希特勒打开了话匣子。他开始叙述他为什么对于这些将军们不表信任的道理。当他开始再武装德国的时候，弗里奇和贝克就已经和他意见不投。他希望立即成立36个师，而他们却认为只能成立21个师。将军们又反对他重占莱茵河流域。事实上只要法国人一皱眉，他们马上就会转过身开溜，幸亏外jiāo胜利才算是免于辱国。勃洛姆堡元帅使他深深地失望，而弗里奇事件也在他口中留有苦味。在捷克危机的时候，贝克反对他，所以才被免职。现任的陆军总司令所提出的重整军备的一些建议均不敷需求，明显的例子就是轻型野战pào的产量简直是少得可笑。在波兰战役中，他和他的将军们之间就早已有了很多不同的意见；对于未来的西方战役，他也不敢相信陆军总司令是和他抱着一样的见解的。
希特勒谢谢我对于他的坦白陈词我们的谈话就到此为止，一点什么成就都没有。谈话前后共历时一个多钟点。我回到科布lún茨，对于我所获得的结果深感丧气。
第五部分 西线战场上的战役战争的准备(1)
在我们没有和西方国家jiāo手之前这是我们所最希望能够避免的就已经事先对于在波兰所获得的教训，加以审慎的研究。在这里可以看出来所谓轻型师实在是一个乱杂无章的东西，这个发现对于我而言，是一点都不稀奇，因为我早已预料到了会是这样。所以当局就命令把它们都完全改成装甲师，其番号是第六师到第九师。摩托化步兵师过于庞大而不便指挥，于是在每一个师里面裁减了一个步兵团，使它的规模缩小了一点。最重要的事情是把Panzer Ⅲ式和Ⅳ式的重型战车，拿来取代现有各战车团的装备，但是这个工作进行得很慢，一方面是由于工业生产本身的限制，另一方面却是由于陆军统帅部想把这些新战车储存起来不用的缘故。
我接管了几个装甲师和一个“大德意志”（GrossDeutschland）步兵团，负责它们的训练工作。除此以外，我主要的时间就是花在未来西线战场作战计划的考虑上面。
在希特勒的督促之下，陆军统帅部不得不采取攻势，它原定的计划就是把1914年的施里芬计划（Schlieffen Plan）再重用一次。固然这个办法是很简单，但是却一点新奇的滋味都没有。所以不久大家就想另外换一个新计划。在11月间的某一天，曼斯坦因（集团军参谋长）请我去和他谈谈，他把他的看法说给我听。主要的重点是利用强力的战车部队经过比利时南部和卢森堡，直抵色当（Sedan），突破该区内的马奇诺延长防线，从而将整个法国战线分裂为二。他要求我以一个战车专家的观点，来研究他这个想法是否可行。在详细地研究过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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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坐在装甲搜索车里面的青年军官，做了苏联人的前导，他告诉我们有一个苏联的战车旅就在他的后面。于是我们才知道了德国外jiāo部长所同意的分界线是在哪里：布列斯特已经划给苏联人，因为布格河就是界线。我们觉得这种分界线对于德国并不太有利；最后我们又获得通知应在9月22日以前撤回到分界线以西去。这个时间实在是很仓促，我们要把全部的伤兵运回，还要把所有损毁的战车修理好，都有一点来不及。关于这些外jiāo上的谈判，似乎根本就没有军人参加。
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有一件小事值得一记。但泽的大主教阿乐克（O’Rourq），在仓皇出走之中落到了我们的手里。他要求来见我，于是我在布列斯特很高兴地接待他。因为他不知道怎样才可以获得安全，当然更不希望落在苏联人的手里。我就建议他随着我的运输纵队走回去，可以一直到达科尼兹堡（Konigsberg）。到了那里他就很客易与艾门兰（Ermland）的大主教发生接触，并且获得他的保护。这位大主教接受了我的忠告，因此就安全地逃出了战区。他后来曾经写信向我致谢，特别提到德国军官团的“侠士传统”。
在jiāo接的那一天，我的对手是一位苏联的准将克利弗金（Krivochin），他也是一位战车军官，懂得一点法文，所以我们就勉强可以jiāo谈。因为外jiāo部并未给与我们以明确的指示，所以我就以友谊的方式办理一切移jiāo的手续。我们自己所有的一切装备都完全带走，但是所俘获的波兰物资却只好留下来，因为时间太短促，我们无法组织一个必要的运输力量来撤运它们。最后举行了一个临别的阅兵礼，并在俄将之前向两国的国旗敬礼，这样就结束了我们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停留。
在离开这个要塞之前我们曾经在这里流了不少的鲜血，才把它攻占了下来我在9月21日又亲自把我的副官布劳巴赫中校，送进了他永久安息的地方。损失了这位勇敢而能干的同僚使我感到无限的伤感。他所受的伤不太重，但是因为心脏衰弱的原因，而终于丧命。
9月22日下午我们回到了赞布罗夫。第三装甲师已经开入东普鲁士，其他各师也都跟在后面，各军现都已经解散。
23日我们就在加林根（Gallingen）暂住，这是一位伯爵的别墅。伯爵本人在前线作战，他的夫人和小姐殷勤地招待我们。在久战疲惫之余，我们对于这种平安的休息，真是感到非常的快乐。
我的次子库尔特，在历次战役中都平安无事。可是我却一直没有接到我的长子的消息。事实上，在整个战役中，我们都完全没有接到任何的家信。这实在使人相当的难受。现在我们都希望赶紧回到我们原有的驻地，使我们的部队尽快地恢复原有的状态。
我们也希望我们在波兰的胜利能够产生一个政治xìng的结果，使西方国家也许会转而谋和。我们也想到，假使这个事情不可能的话，那么希特勒就会很快地发动西线战场之战，不幸得很，这两种想法都与事实不合。我们进入了一个相持的阶段。
我就利用这段闲暇时间去看看住在东普鲁士的亲戚，我还发现了我有一个侄子曾被迫加入波军作战，并且已经被俘。现在他被释放了出来，以便使他有服务祖国的机会。
10月9日，我的军部奉命迁回柏林，在中途我又去访问了那些留在西普鲁士的亲戚。并且我还到了我的出生地库尔姆，找到了我祖母和双亲住过的房子。这是我最后一次重返我的第一个家。
回到柏林不久，我就非常高兴地又见到了我的大儿子，他已经获得了一级和二级的铁十字勋章。他曾经参加过华沙的苦战。
在叙述波兰战役的时候，我一定还要提到我的幕僚人员。他们在参谋长内林上校（Col.Nehring）指挥之下，完成了不少的艰难工作，对于我这一次的胜利具有极大的贡献。
第四部分 战祸的开始波兰战后(1)
10月27日我奉命到总理官邸去。在那里我发现一共有24名军官（连我在内），准备接受骑士级铁十字勋章（Knight’s Cross）。这样早就获得了这种勋章，当然是一件喜事，对于我个人而言，经过了长期的苦斗才建立了这个新型的装甲兵，这似乎就算是一个成功的证明。毫无疑问，这一次战争能够这样神速的进行，死伤是如此的轻微，其主要的原因都是装甲兵的力量。在授勋典礼之后就继之以欢宴。我正好坐在希特勒的右边，我们又很起劲地谈到装甲兵的发展和这一次战役中所获得的经验。到了快要吃完的时候，他突然向我提出一个直接的问题：“我很想知道一般的人民和军人对于德苏条约的反应是怎样？”我只好回答他说，当我们军人们在8月底听到条约签字的消息之后，都不禁舒了一口气，它使我们对于后方有一种安全感，因为我们最不愿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腹背受敌。希特勒很诧异地注视着我，我可以感觉得出来他对于我的答复不是很愉快。不过，他却没有说什么，而且立即改变了谈话的主题。一直过了很久，我才认清了希特勒是怎样地深恨苏联。他当时无疑的是希望我对于他这种惊人的举动，会表示莫测高深。
我获得了一个短暂的假期，恰好我的岳母在这个时候去世了。我的岳母于11月4日在柏林的家中过世，我们将她的棺木运送至戈斯拉尔（Goslar），葬在已先她过世的岳父旁边。等到丧事办完了之后，我就又接到了新的命令，离开了家。
11月中旬，我的军部移到科布lún茨（Koblenz），在那里我改归A集团军总司令龙德施泰上将（Col.Gen.von Rundstedt）所指挥。
为了要加强军官团的政治态度，尤其是将官，所以在柏林就举行了一连串的讲话，主讲的人有戈培尔（Goebbels）、戈林等等要人，最后在11月23日希特勒也亲临训辞。听众主要都是三军的将领，但是也有一部分军事学校的教官，最低的到尉官为止。
在上述这三个人的讲词当中，其重点都似乎是说：“空军将领们，在戈林同志领导之下，是绝对可靠的；海军将领也可以信任，但是党对于陆军的将领们却并不敢这样的信任。”把我们最近在波兰战役中的成就来作一个对比，这种侮辱真使我们难以忍受。当我回到科布lún茨之后，我就去找集团军参谋长曼斯坦因将军（Gen.von Manstein），谈论这个问题，并且研究应该如何应对。他也同意我的意见，认为陆军将领们对于这样大的侮辱是不应该一声不响的。他早已和集团军总司令谈过这个问题，可是他老人家却不肯多管闲事。他就向我说，要我再去和龙德施泰谈一谈，看能不能够说动他，于是我马上就去见龙德施泰。龙德施泰对于这个事件早已一目了然，他说最多只愿意去和陆军总司令谈谈。我就指出希特勒所指摘的对象，最重要的就是陆军总司令本人，所以最好换一个人去和希特勒直接解释，要求他撤回这种不公正的控诉。龙德施泰却不愿意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在此后几天之内，我访问了不少的高级将领，希望能够劝动他们采取行动，但是毫无结果，最后我就去看赖兴瑙上将，大家都知道他和希特勒及国社党（纳粹党）一向是处得很好的。使我大吃一惊的是，赖兴瑙却告诉我他和希特勒早已发生过激烈的冲突，所以要他去见希特勒当然是不可能的。不过，他却也认为是应该让希特勒明白陆军将领对于这个事件的感情，所以他就主张我自己去一次。我就说我是军长中资历最浅的一个，有许多老前辈在，我怎敢代表全体将领讲话。赖兴瑙却不听我那一套，他说这是为大家好的事情，他就跟总理官邸通了一次话，要求元首接见我，第二天我就获得命令叫我到柏林向希特勒报告。
希特勒单独一个人接见我，并且让我一个人说了二十多分钟，他一直都没有中途打断我。我把我在柏林所听到的三篇演词内容撮要地叙述了一下，并且指出这都是针对着陆军将领而发的。于是我就说：“我曾经和许多将官谈论过，他们对于政府首长居然说出这样的话来，实在是感到莫大的惊异和愤慨。事实上他们的忠诚在最近就已经有了事实上的证明，他们在波兰战役中都曾经亲冒生命的危险，来报效国家，所以这场战争才会只要三个多星期就胜利结束了。由于对西方国家的恶战还尚未展开，来日大难，他们更认为在最高领导方面绝不可以发生裂痕。也许你会感觉到很奇怪，为什么我这样一个资历最浅的将领，会来向你提出这个问题来。我曾经请求那些老前辈们来向你解释，但是他们都不愿意来。但是为了不要让你以后会这样说道：‘我曾经当面向那些陆军将领们说，我不相信他们，他们就接受了我的不信任，没有一个人提出抗议。’所以我今天才来见你，为了向你提出抗议，认为这种说法对于我们不仅是不公正，而且也是莫大的侮辱。假使对于某一个将领我想最多不过是个人的问题感到不信任的话，你可以把他免职。未来的战争一定是一个长期xìng的，我们在军事领导方面绝不可以有裂痕，彼此之间一定要建立起‘互信’，不要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尚未接任最高统帅之前那样的一团糟。在那一次是坐失时机，等到兴鲁两人上台就已经太迟了。这一次我们的最高领导方面就一定要谨慎从事，不要再蹈过去的覆辙。”
第四部分 战祸的开始波兰战后(2)
希特勒聚精会神地听我一直往下说。当我说完了之后，他就很直率地回答道：“那不过就只是陆军总司令一个人的问题。”我就接着说：“假使你对于现在的陆军总司令感到不能信任，那么你就应该免除他的职务，调换一个你所完全信任的人。”于是马上就引到了一个我所最害怕的问题。他问道：“你推荐什么人？”我脑子里有一张名单，在那个名单上的人我认为个个都有资格担任这个困难的职务。我首先就提出赖兴瑙上将。希特勒当即表示拒绝，“那不在考虑之列。”他说话的时候，表情是那样的不愉快，我才相信赖兴瑙在我面前并没有说谎。接着我又从龙德施泰上将说起，一连说了好几个人名，但是都不曾为希特勒所接受。最后我无话可说了，就只好沉默了下来。
现在换希特勒打开了话匣子。他开始叙述他为什么对于这些将军们不表信任的道理。当他开始再武装德国的时候，弗里奇和贝克就已经和他意见不投。他希望立即成立36个师，而他们却认为只能成立21个师。将军们又反对他重占莱茵河流域。事实上只要法国人一皱眉，他们马上就会转过身开溜，幸亏外jiāo胜利才算是免于辱国。勃洛姆堡元帅使他深深地失望，而弗里奇事件也在他口中留有苦味。在捷克危机的时候，贝克反对他，所以才被免职。现任的陆军总司令所提出的重整军备的一些建议均不敷需求，明显的例子就是轻型野战pào的产量简直是少得可笑。在波兰战役中，他和他的将军们之间就早已有了很多不同的意见；对于未来的西方战役，他也不敢相信陆军总司令是和他抱着一样的见解的。
希特勒谢谢我对于他的坦白陈词我们的谈话就到此为止，一点什么成就都没有。谈话前后共历时一个多钟点。我回到科布lún茨，对于我所获得的结果深感丧气。
第五部分 西线战场上的战役战争的准备(1)
在我们没有和西方国家jiāo手之前这是我们所最希望能够避免的就已经事先对于在波兰所获得的教训，加以审慎的研究。在这里可以看出来所谓轻型师实在是一个乱杂无章的东西，这个发现对于我而言，是一点都不稀奇，因为我早已预料到了会是这样。所以当局就命令把它们都完全改成装甲师，其番号是第六师到第九师。摩托化步兵师过于庞大而不便指挥，于是在每一个师里面裁减了一个步兵团，使它的规模缩小了一点。最重要的事情是把Panzer Ⅲ式和Ⅳ式的重型战车，拿来取代现有各战车团的装备，但是这个工作进行得很慢，一方面是由于工业生产本身的限制，另一方面却是由于陆军统帅部想把这些新战车储存起来不用的缘故。
我接管了几个装甲师和一个“大德意志”（GrossDeutschland）步兵团，负责它们的训练工作。除此以外，我主要的时间就是花在未来西线战场作战计划的考虑上面。
在希特勒的督促之下，陆军统帅部不得不采取攻势，它原定的计划就是把1914年的施里芬计划（Schlieffen Plan）再重用一次。固然这个办法是很简单，但是却一点新奇的滋味都没有。所以不久大家就想另外换一个新计划。在11月间的某一天，曼斯坦因（集团军参谋长）请我去和他谈谈，他把他的看法说给我听。主要的重点是利用强力的战车部队经过比利时南部和卢森堡，直抵色当（Sedan），突破该区内的马奇诺延长防线，从而将整个法国战线分裂为二。他要求我以一个战车专家的观点，来研究他这个想法是否可行。在详细地研究过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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