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七百零六章 错误
“真真滑天下之大稽!”
吴可看着手里一份朝廷颁发告示,脸上全是掩饰不住的讥讽。
看着告示上那些‘妖言惑众’的说辞,他真不知该说什么是好。
作为政府公告,如此不负责任地把“风闻”写在上面,并动用政府力量,将之贴满天津的大街小巷,本就有故意激发民意的用心,朝廷高层删减曾国藩的奏折的用意,恰恰与此同出一辙:唯有把曾国藩彻底推到“卖国贼”的程度,朝廷的媾和政策才可能在汹涌的民意中存在操作空间。
否则,被骂为“卖国贼”的就将是朝廷中央高层,而不是曾国藩了。
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情节:7月25日,曾国藩的《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送抵京城,朝廷又一次就教案进行了大辩论,早已从重创中清醒过来,并恢复了一定元气的慈禧太后躺在病榻上明*无*错*白表态:“此事如何措置,我等不得主意”。
慈禧太后如此占权让恭王十分不满,却也无可奈何只得捏着鼻子认了,谁叫大义名分在慈禧太后那边呢,他又没有取小皇帝代之的想法。
同一天,在传达给曾国藩的又一道谕旨里,这位还躺在病榻上,35岁的年轻太后对处理的具体方案一无所及,只是一再强调自己的美好期望:“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
也是在这一天,年轻太后强势主导了朝堂上的声音,删减了曾国藩“论说持平”的奏章,然后将其披露。直接将曾国藩送上“卖国贼”的十字架。
只能缠绵于病榻上的慈禧太后当然早就“得了主意”,有了曾国藩的“彻底卖国”垫底,朝廷接下来的措施,就会特别显出其“公正”,更容易获得朝野内外的“民心”c“士心”的认可。
“真真好人不长命,祸害贻千年!”
吴可从‘内部人士’那知道了这些消息,忍不住摇头冷笑连连。
“是啊大人,而且恭王也实在太软了点!”
身边幕僚跟着插了一口,脸上神色有那么点不屑。
“呵呵,恭王能力绝对不差,但性格方面还是有些缺陷的!”
吴可轻轻一笑,并没有对此发表什么意见。
“都让一个缠绵病榻的女人骑到头上了,这真是”
幕僚摇了摇头也不好说什么了,只能在心中暗叹一声,难怪这厮当年搞不过咸丰,果然是有理由的啊。
“这些都是皇家内部事务,咱们就没必要瞎参合了!”
吴可摇了摇头不想多提这事,话风一转沉声问道:“关于天津教案的事情,两广民间是个什么反应?”
“还能有什么反应,群情激奋!”
说起这个,幕僚的脸色也跟着严肃起来,显然他对民间过于火暴的舆论十分担忧,接着汇报道:“特别是学堂里的那帮年轻人,要不是各地官府及时疏导估计要出大乱子!”
“让下面人好好引导,要采取温和手段不要刺激这些满腔热血的家伙!”
吴可眉头轻皱,沉吟片刻吩咐道。
“好的大人,我会通知吸取的!”
幕僚虽然有些不以为然,但最后还是点点头应承下来。
眼下能读得起书的家庭,最少都是中农身份,大部分出身都不差,这些公子少爷们闹事,只要不是太过当地官府不会穷追猛打。
虽然这些年吴可极力发展官学,但是限于师资力量以及传统因素,能来官学上学的贫家子弟不足官学学生的五分之一,其余数额几乎全被关系户拿下,私塾数量虽多但那不受官府控制,基本上都掌握在各地宗族手中。
倒是乡勇队开办的各类工厂以及企业,都有属于自己的附属学堂,专门招收旗下员工子弟半免费就读,就是这样也引来仕林好一番牢骚,认为这些工厂和企业附属学堂有辱斯文,不是他们盘中的菜。
没办法,此时的读书人都是稀缺资源,逼格高大上得很,为了维护他们的自身利益,其实并不怎么赞同普及教育的。
“两广地区的洋人们是什么反应?”
吴可轻轻点头,随口又问道。
说起这个,幕僚脸上便忍不住露出丝丝阴冷和愤怒
再说天津那头,曾国藩到天津后的调查基本上反映了教案的事实:迷拐c挖眼c剖心等均系传言。如被指为教会装满婴儿目珠的两个瓶子,经朝廷官员打开一看原来是腌制的洋葱。但事实的澄清无助于减轻曾国藩所承受的空前压力:一方面是国内强大的舆论压力,各地激愤民众根本不相信曾的结论,天津更是民怨沸腾;另一方面是来自列强的压力,事件发生后,法c英c美c俄等七国联合抗议,并以出动兵舰相威胁。
高呼“民心可用”的李如松们自然只不过是嘴上快活罢了。1870年的大清,实在无力与西洋列强作一鱼死网破之斗。曾国藩对此是深知的;接替曾处理事件的李鸿章,表面上虽然嘴硬,称“彼既挟兵船而来,似不能禁我之不调兵”,并把郭松林军放在河北彰德,周盛传军扎在山西平阳以壮胆,以迎合民意。
但私下里却又不得不对人诉苦:“目前只求不开兵端,免得中外骚动,牵掣大局”,并悲观地表示:如果议和不成,真的与法国开战,则淮军“未足当劲旅而操胜券”。
然而,纵使给予再多的理解,曾国藩最后的表现仍是让人失望的。
他先赞扬了“天津士民皆好义,各秉刚气”,然后又指责他们“徒凭纷纷谣言”,给国家添乱;他先是拒绝了法国要求处死当事的三名天津官员的无礼要求,将他们送出天津以避风头,但最终又没能顶住朝廷对他“包庇犯官”的指责,将他们找了回来再次流放。
最后,曾交出来的,是二十名百姓,曾希望用他们的人头,来给被打死的20名洋人抵命,就此了结此事。
这位最后的“理学圣人”,在这一刻是如此地举止错乱。他可以不知道近代西方法理,可以不了解近代外交规则,这都是时代的限制。但是,他怎么可以忘了孔孟那古老的教导——“仁者爱人”?
更沉重者亦有之,在这“可用”c“可欺”c“可杀”的民心背后,还潜伏着某种更可悲的古老意识。
1870年,天津教案的直接导,火索,是民众愤慨于他们的官员被洋人欺负,“听说法国人打官闹事,心生气忿”,因而随手抄起家什,“赶去护救”;
不久后四川的一份无名告示里说道:“洋鬼子前次窜吾国通商,士宦庶民等多受洋烟毒害,今又欺害清朝命官如此无理太过,吾今劝汝早早各回本地通知汝主,要与清国年年进贡,每岁礼朝,倘教一年不到,吾报主恩点典,就乾坤仙师八位,神将六十四员,神兵五百一十二个,多者一日之功,斩尔鬼国人等寸草不留。”
还有延平告白里乡民们如此表述自己的拳拳之心:“(洋鬼子)设教堂于冲途,显招爪牙,无非欺我幼主,谋我中国。正臣子痛心疾首,仇不同戴天者也!”
更有一份名为《玉差巡查中国事务前唐封齐天大圣平坚猴孙示谕》的揭帖如此说道:“今有六事要紧,公求保护勿伤。第一求保三教,第二求保纲常,第三求保社稷,第四求护农商,五保黎民妻子,六护贵府闺房,官员若不保护,百姓自等主张。各存良心一点,报答天地之光,报答圣贤仙佛,报答大清圣皇,报答祖宗父母,各图万古流芳。”把那些形而上的东西剔除之后,“社稷”和“大清圣皇”,仍然在乡民们心目中牢牢占据着首要的位置。
理解了这一点,就能理解“天津教案”真正的悲剧所在;就能理解真实历史上若干年后,那些北中国的乡民们在“齐天大圣”的指引下,怀抱符咒冲在“扶清灭洋”的第一线时的那种“真挚”的情感。
总税务司英国人罗伯特赫德也参与了天津教案的斡旋,曾国藩的一系列动作让他感到难以理解。他给了这位“理学圣人”一连串的刺耳评价,包括“优柔寡断”c“被评价过高的人物”c“与他的崇高声望名不副实”c“才能不过平庸而已”等等。
最让赫德崩溃的,是曾国藩提出来的“拟一命抵一命”的了结方式——洋人被殴毙命20人,那就杀掉20个中国人偿命好了,赫德无奈地感觉到自己“似乎是在一个祠堂里和另一个族长对话”。
曾国藩对津案的处理深感内疚。他在致数十位友人的信中,表示忏悔:“内疚神明,外惭清议”。将主要的责任归咎于自己,“办理洋务素未研求,情形过生,料敌未审,曲从所求,措词多乖,此实鄙人之责,岂可事后归罪于人”。
曾的这一自我批评是中肯的。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他确实已经很少再触及洋务,“而日从事于经史”。
天津教案发生,消息所及,各地民众过年似地大肆庆祝,譬如上海:“猛兽似的乌合之众在全城大街小巷里狂叫:‘先杀死法国人,然后再杀死别的外国人。’”
第七百零六章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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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可看着手里一份朝廷颁发告示,脸上全是掩饰不住的讥讽。
看着告示上那些‘妖言惑众’的说辞,他真不知该说什么是好。
作为政府公告,如此不负责任地把“风闻”写在上面,并动用政府力量,将之贴满天津的大街小巷,本就有故意激发民意的用心,朝廷高层删减曾国藩的奏折的用意,恰恰与此同出一辙:唯有把曾国藩彻底推到“卖国贼”的程度,朝廷的媾和政策才可能在汹涌的民意中存在操作空间。
否则,被骂为“卖国贼”的就将是朝廷中央高层,而不是曾国藩了。
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情节:7月25日,曾国藩的《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送抵京城,朝廷又一次就教案进行了大辩论,早已从重创中清醒过来,并恢复了一定元气的慈禧太后躺在病榻上明*无*错*白表态:“此事如何措置,我等不得主意”。
慈禧太后如此占权让恭王十分不满,却也无可奈何只得捏着鼻子认了,谁叫大义名分在慈禧太后那边呢,他又没有取小皇帝代之的想法。
同一天,在传达给曾国藩的又一道谕旨里,这位还躺在病榻上,35岁的年轻太后对处理的具体方案一无所及,只是一再强调自己的美好期望:“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
也是在这一天,年轻太后强势主导了朝堂上的声音,删减了曾国藩“论说持平”的奏章,然后将其披露。直接将曾国藩送上“卖国贼”的十字架。
只能缠绵于病榻上的慈禧太后当然早就“得了主意”,有了曾国藩的“彻底卖国”垫底,朝廷接下来的措施,就会特别显出其“公正”,更容易获得朝野内外的“民心”c“士心”的认可。
“真真好人不长命,祸害贻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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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大人,而且恭王也实在太软了点!”
身边幕僚跟着插了一口,脸上神色有那么点不屑。
“呵呵,恭王能力绝对不差,但性格方面还是有些缺陷的!”
吴可轻轻一笑,并没有对此发表什么意见。
“都让一个缠绵病榻的女人骑到头上了,这真是”
幕僚摇了摇头也不好说什么了,只能在心中暗叹一声,难怪这厮当年搞不过咸丰,果然是有理由的啊。
“这些都是皇家内部事务,咱们就没必要瞎参合了!”
吴可摇了摇头不想多提这事,话风一转沉声问道:“关于天津教案的事情,两广民间是个什么反应?”
“还能有什么反应,群情激奋!”
说起这个,幕僚的脸色也跟着严肃起来,显然他对民间过于火暴的舆论十分担忧,接着汇报道:“特别是学堂里的那帮年轻人,要不是各地官府及时疏导估计要出大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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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可眉头轻皱,沉吟片刻吩咐道。
“好的大人,我会通知吸取的!”
幕僚虽然有些不以为然,但最后还是点点头应承下来。
眼下能读得起书的家庭,最少都是中农身份,大部分出身都不差,这些公子少爷们闹事,只要不是太过当地官府不会穷追猛打。
虽然这些年吴可极力发展官学,但是限于师资力量以及传统因素,能来官学上学的贫家子弟不足官学学生的五分之一,其余数额几乎全被关系户拿下,私塾数量虽多但那不受官府控制,基本上都掌握在各地宗族手中。
倒是乡勇队开办的各类工厂以及企业,都有属于自己的附属学堂,专门招收旗下员工子弟半免费就读,就是这样也引来仕林好一番牢骚,认为这些工厂和企业附属学堂有辱斯文,不是他们盘中的菜。
没办法,此时的读书人都是稀缺资源,逼格高大上得很,为了维护他们的自身利益,其实并不怎么赞同普及教育的。
“两广地区的洋人们是什么反应?”
吴可轻轻点头,随口又问道。
说起这个,幕僚脸上便忍不住露出丝丝阴冷和愤怒
再说天津那头,曾国藩到天津后的调查基本上反映了教案的事实:迷拐c挖眼c剖心等均系传言。如被指为教会装满婴儿目珠的两个瓶子,经朝廷官员打开一看原来是腌制的洋葱。但事实的澄清无助于减轻曾国藩所承受的空前压力:一方面是国内强大的舆论压力,各地激愤民众根本不相信曾的结论,天津更是民怨沸腾;另一方面是来自列强的压力,事件发生后,法c英c美c俄等七国联合抗议,并以出动兵舰相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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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私下里却又不得不对人诉苦:“目前只求不开兵端,免得中外骚动,牵掣大局”,并悲观地表示:如果议和不成,真的与法国开战,则淮军“未足当劲旅而操胜券”。
然而,纵使给予再多的理解,曾国藩最后的表现仍是让人失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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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曾交出来的,是二十名百姓,曾希望用他们的人头,来给被打死的20名洋人抵命,就此了结此事。
这位最后的“理学圣人”,在这一刻是如此地举止错乱。他可以不知道近代西方法理,可以不了解近代外交规则,这都是时代的限制。但是,他怎么可以忘了孔孟那古老的教导——“仁者爱人”?
更沉重者亦有之,在这“可用”c“可欺”c“可杀”的民心背后,还潜伏着某种更可悲的古老意识。
1870年,天津教案的直接导,火索,是民众愤慨于他们的官员被洋人欺负,“听说法国人打官闹事,心生气忿”,因而随手抄起家什,“赶去护救”;
不久后四川的一份无名告示里说道:“洋鬼子前次窜吾国通商,士宦庶民等多受洋烟毒害,今又欺害清朝命官如此无理太过,吾今劝汝早早各回本地通知汝主,要与清国年年进贡,每岁礼朝,倘教一年不到,吾报主恩点典,就乾坤仙师八位,神将六十四员,神兵五百一十二个,多者一日之功,斩尔鬼国人等寸草不留。”
还有延平告白里乡民们如此表述自己的拳拳之心:“(洋鬼子)设教堂于冲途,显招爪牙,无非欺我幼主,谋我中国。正臣子痛心疾首,仇不同戴天者也!”
更有一份名为《玉差巡查中国事务前唐封齐天大圣平坚猴孙示谕》的揭帖如此说道:“今有六事要紧,公求保护勿伤。第一求保三教,第二求保纲常,第三求保社稷,第四求护农商,五保黎民妻子,六护贵府闺房,官员若不保护,百姓自等主张。各存良心一点,报答天地之光,报答圣贤仙佛,报答大清圣皇,报答祖宗父母,各图万古流芳。”把那些形而上的东西剔除之后,“社稷”和“大清圣皇”,仍然在乡民们心目中牢牢占据着首要的位置。
理解了这一点,就能理解“天津教案”真正的悲剧所在;就能理解真实历史上若干年后,那些北中国的乡民们在“齐天大圣”的指引下,怀抱符咒冲在“扶清灭洋”的第一线时的那种“真挚”的情感。
总税务司英国人罗伯特赫德也参与了天津教案的斡旋,曾国藩的一系列动作让他感到难以理解。他给了这位“理学圣人”一连串的刺耳评价,包括“优柔寡断”c“被评价过高的人物”c“与他的崇高声望名不副实”c“才能不过平庸而已”等等。
最让赫德崩溃的,是曾国藩提出来的“拟一命抵一命”的了结方式——洋人被殴毙命20人,那就杀掉20个中国人偿命好了,赫德无奈地感觉到自己“似乎是在一个祠堂里和另一个族长对话”。
曾国藩对津案的处理深感内疚。他在致数十位友人的信中,表示忏悔:“内疚神明,外惭清议”。将主要的责任归咎于自己,“办理洋务素未研求,情形过生,料敌未审,曲从所求,措词多乖,此实鄙人之责,岂可事后归罪于人”。
曾的这一自我批评是中肯的。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他确实已经很少再触及洋务,“而日从事于经史”。
天津教案发生,消息所及,各地民众过年似地大肆庆祝,譬如上海:“猛兽似的乌合之众在全城大街小巷里狂叫:‘先杀死法国人,然后再杀死别的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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