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1 章
底集中七个军及一个骑兵旅,编组为南进兵团,置沈阳及背後连络线於不顾,采高速运动向锦州附近目标区突进,该兵团前进部署及行动如左:以一个军及一个骑兵旅,沿北宁路附近向南突进,实施佯动以欺骗匪军,及掩护兵团主力右侧背。
以四个军於沈阳附近经辽中、盘山向锦州附近目标区突进。
以两个军於辽阳附近,沿中长路附近向南突出,袭占海城、牛庄後,以一部袭占营口,主力转盘山前进,与主力会合後继向锦州附近目标区突进。
锦州兵团:现有兵力计三个军又一个独立师另第三十九军由烟台经海运葫芦岛。
锦州空城以待敌,以一个师之主力固守锦州车站坚固据点,准备死守,该师以一部於锦州城仅部署警戒部队,严密封锁情报,诱匪来攻。
为了更好之一跃,原在锦州之两个军秘匿向锦西行後退集中,编组为北进兵团,保持高度机动,配合东北东进兵团及沈阳南进兵团之行动,开始向北突进,为防林匪实施「你到我家来,我到你家去」空心战术,向华北突围对进,该兵团须预为计划阻击林匪向南之进路,伏击、奔袭、侧击其主力。
葫芦岛附近海面之海军特编混合舰队,北平、沈阳基地之空军,倾全力支援本会战;但沈阳、锦州基地之空军,须准备适时向北平基地转移,以策安全。
对各兵团训令各兵团於运动中如遭匪军阻援时,务避免强攻,由各兵团指挥官临机独断,行大胆迂回前进。
各兵团向锦州附近目标区突进时,均以破釜沉舟之决心和精神以赴,置後方连络於不顾,华北东进兵团以空投补给为主,沈埸南进兵团以迅速取得海上滩头补给为主,锦西附近北进兵团由葫芦岛补给为主,会战期间各兵团以葫芦岛及大小凌河口暨其间滩头补给为主,空投补给为辅。
在当时匪军「五虎将」中,以林彪最为悍,刘伯承最为狡诈,聂荣臻几为最弱之一员,故在作战构想上隔离聂荣臻匪军,先行各个击破林彪匪军,绝非纸上谈兵,乃确具其可行xìng。就「战略要点」与「战场焦点」而论,当会战地尚未能概定时,认真说来,无「战略要点」,但有「战场焦点」,此「焦点」乃敌我兵力「分、合」之点,此点为敌人「兵力合力」为我「兵力分力」之际,我应自主主动避免与敌人於此决战,如相反时我应自主主动强迫敌人於此与我决战;徐蚌会战,徐州为陈赓、刘伯承两匪「兵力合力」之焦点,为我华东战场兴华北、华中、西北战场「兵力分力」之点,辽南会战,锦州为我东北、华北两战场「兵力合力」之焦点,林彪、聂荣臻两匪「兵力分主」之点,林彪匪军强攻锦州,正加於老虎口中拔牙,我军若不能自主主动把握此战机於此歼灭林匪,实显无能。至十月一日我义县守军已兵败城陷,锦州业彻底被围,此际我军「先制」已完全丧失,由塘沽经海运到达战场之侯镜如第十七兵团,如能於大、小凌河口及其间滩头实施两栖登陆作战,直拊匪後,以及沈阳廖耀湘第九兵团对最高统帅之命令能拼命执行,尚可争取「後之先」,於匪军手中夺同先制,至少亦可与林匪打个平手,不致造成辽南会战最後悲惨结局。
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孙子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此乃千古颠扑不破之真理,戡乱战争中我自始至终均陷於「不知彼不知己」之情况。「不知彼」之根本原因、乃为我以单纯之军事力,与共匪之「人民战争」相对抗,在共匪之「全民情报、全民情报封锁」下,使我军永陷身於五里雾中;其他乃为人为之因素,首为谎报匪情,不是以少报多,就是以多报少,但对匪情通常是不明,所报之匪情完全为臆测,或为仅凭少数谍报人员经道听途说得来之消息,而远在後方之上级恰又均信以为真,对匪情判断错误,一切决策及作战计划亦均随之错误。次为谎报及夸大战果,远在後方之上级不但信以为真,且始终不明匪军伤亡损失,系以军区部队升级立行单位补充,及将我军被俘人员「即俘即用」;匪军即遭受重大伤亡损失,在一夜之内即补充完毕,无奈我远在後方之上级对匪军战力之判断,均以匪军伤亡损失如何如何为基准,此一错误影响我兵力使用错误,亦即每战我兵力均处於劣势,而遭匪军各个击破。再次为对匪军从不加研究,例如匪军在其「人民战争」下依「面的jiāo通、面的补给」采「小後方」制度,根本不要大後方,辽南会战令廖耀湘第九兵团「进兵彰武,截断林匪後方连络线,间接解锦州之围」,此实不可思议。「不知己」乃多由於人为之因素,首为谎报部队到达之位置或兵力驻地,所报到达某某地点,就一师兵力而言,其实际到达者仅为一营或一连之兵力,有时根本都未到达,因当时各部队多采「尖兵战术」,例如上级命令派遣一个团,至团通常派遣一个营,至营通常派遣一个连,此种见怪不怪现象实乃通常之事,因上级永远是坐镇在後方,各级幕僚亦永远是坐在司令部办公,而足不出门,对前方此种实际情况,根本就一无所知;有时虽知,亦睁只眼闭只眼,以示「大智若愚」。次为隐瞒部队伤亡损失、逃亡,以及「吃空」等等,除排、连长心里明白外,任何人均不知该部队确实之人数和确实之武器装备;部队一个团或一个师遭受严重伤亡损失而隐瞒不报,实乃常有之事。再次为上级或高级幕僚,多凭图上作业及依部队番号计算战力而指挥作战,至戡乱战争後期,诸多部队经迭次遭受严重伤亡损失而尚未获得补充,或初经补充之新兵尚未及训练,或有兵没有qiāng、有qiāng没有兵,此为当时诸多部队之常事,故诸多军、师实际乃仅存其番号而无实质,有时上级虽亦明知如此,但作战命令仍视其为完整战力而下达,更见怪不怪的是作战命令只赋与各部队之任务和行动,从不管或不过问各部队後勤支援,有时明知匪军是两三个纵队之兵力,常令一个师或一个团去击破敌人,此等作战命令不是将匪军视为稻草人,就是令部下「挟泰山而超北海」。前述亦仅为举例而已,既不知彼,又不知己,而上级之指挥,又过於cāo切,事事成为包办,如此yù求战胜,只有祈祷天佑我军。
应以二十一世纪思想使用二十世纪装备:戡乱战争之挫败,若为「画龙点睛」之说法,可以四句话说完:「我以十八世纪之单纯军事力量,於二十世纪对抗共匪人民战争;我使用二十世纪之装备,与共匪从事十八世纪之战争」。先总统蒋公於「军事教育训练的检讨与准备」训词内说:「现代的战争,亦就是新与旧的战争,新则胜,旧则败,新则存,旧则亡,………以色列能以一九六七年的战法,而运用一九三七年的兵器获胜。」,前美军顾问团团长戚烈拉将军在其报告中亦曾说:「国军应经常思考新的战术战技,以及新的与更大胆的作战构想;……如果部队以一九四0年的战术作战,即使用一九六0年的装备,亦不会有多大用处,我们必须努力者,为以配有一九六0年装备的部队,用一九七0年的战术作战。」。阿尔及利亚於打败法军,而争取其民族独立後曾说:「我们是一个十六世纪的民族,从事一个二十世纪的战争。」。戡乱战争如纯就武力战而言,当时匪军仅有陆军,且装备劣,而我不仅陆军具有现代化装备,且具有现代化强大之海、空军,但在战争中全以陆军与匪军行单打独斗,直至辽南会战与匪军进行总成总败之决战,且该会战具有三军联合作敏之型态和条件,而我海、空军仍保有开战时完整之战力,但仍以迭经创伤和久战疲惫之陆军与匪军行单打独斗,海、空军最多亦仅处於一个配角之地位,凡此种种,均足以说明「我使用二十世纪之装备,与共匪从事十八世纪战争」;今日匪军不仅已具有海、空军,且已处於优势之地位,我必须以二十一世纪之军事思想使用二十世纪之装备,始能战胜匪军;因以寡击众,以弱敌强,决非全凭斗力或成为装备新旧之比赛,而主凭斗智,战败者乃多为智不如人。故在战争中土地窄小不足畏,人民寡少不足畏,文王地方百里而可以王,装备落伍不足畏,兵寡亦不足畏,巨人常被蚋致死,猛狮常为蚂蚁屈服,唯有军事思想落伍始足可畏。
淮海战役
华东战场──徐蚌会战
影响作战诸因素:
研究战史,须由整体观察其片段,及由原因推论其结果,徐蚌会战(共匪称之为淮海战段)之战败,推其原因,不能完全归咎於该会战之本身,乃在会战之前。於不知不觉中,实败局已定;此首为华东战场於戡乱战争之始至徐蚌会战为止,只见损兵折将,从未打过一次真正胜仗,聊以自慰之胜利,乃於民国三十五年将陈毅匪军赶出苏北:民国三十六年采战略重点攻势,集中全国最精锐之数十万大军於此,将陈毅匪军赶出鲁中沂蒙山区,但至此以後乃如捣了蜂巢,陈毅、刘伯承两匪越过陇海路、山西陈赓匪军亦越过黄河南犯,其势有如「五胡乱中华」,武汉动dàng、京畿震惊,到处无法收拾,故徐蚌会战乃仅为此最後之结果而已。
造成此种结果之原因,首为自抗日战争胜利後於不知不觉中丧失革命精神。负责华东战场大军统帅,自戡乱战争开始至徐蚌会战止,始终未出徐州之大门,而国家倚为长城之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直至济南失守止,同样是未出济南之大门,仅做了三年济南市市长和城防司令。将帅有偷生逸乐之念,士卒当无敢死之心;故该战场各部队於作战中,不是到处鼓响锣不锣,打得七零八落,就是各保实力、各保安全、或隔岸观火,因此迭遭匪各个击破。
次为军事思想:为规复抗日战争沦失之国土,而以争城夺地为作战目标,在战略攻势时,将匪军逐出城镇或赶出匪区为满足,至转变为战略守势时,又以确保城镇或点线为作战目标,将兵力猬集於城镇或钉死於点线不能机动,及处处防守、处处薄弱,亦即无所不备、无所不寡;在作战方法上,不是沿用日军之作战方法,沿主要jiāo通线长驱直入,就是坚持江西五次围剿之方法,但又抛弃了最重要的「围」字,通常是将大军作「一」字形排开,而向前平推,将匪军像赶鸭子一样赶出匪区,至转变为战略守势时,不是不要任何後方,采全周防御,由死守到守死,就是采巩固点,保卫线之作战方法,於沿线布成一字长蛇阵,被击首、屋不能应;被击尾,首不能应,被击腰、首尾俱不能应,在作战速度上;坚持江西五次围缴「步步为营、及稳扎稳打。」;不仅於不知不觉中产生防御思想,军队之作战速度即在无严重匪情之战况下,平均每日亦不超过十公里,而又抛弃了江西五次围剿最重要的「围」字,以如此作战速度,匪军是「不能打就走及不保守城镇和土地」,当然是打不到一个匪军,而匪又是无限制裹胁民众;无限制扩军,故所谓剿匪乃愈剿匪军愈多,戡乱战争开始,陈毅和刘伯承均为几个纵队,且装备劣、教养不足,至徐蚌会战时陈、刘两匪均发展为十几个纵队,且在戡乱战争中,将匪军养肥养壮,无论在装备和训练方面,均已超过我军。
由战略攻势改为战略守势,乃为战争中最危险时期,正如汽车上陡坡时,由前进变成後退;战争不是战斗,今日之战争亦非昔日之格斗,於此战争最危险期中,不可能有「一战定江山」而扭转战局之事出现,更不可硬充好汉而不认输,乃俗语所说「君子报仇,三年不晚。」,以及孙子所说:「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於此战争最危险时期中,应迅速将战略速决转变为战略持久,把握有利之决战,各个击破敌人,不利之决战,坚决避免,赌战争总成总败之决战,根本避免,俗语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亦即只要能保存主力,不怕没有反攻的机会,在此战略持久中,努力恢复战力,培养民力,发展敌後,及努力各个击破敌人,由劣势中争取优势,使战略守势再过渡到战略攻势,战争指导得好不好,就看这过渡得好不好。二次世界大战德苏战争,德军由战略攻势转为战略守势时,希特勒仍坚持死守不退主义,及与俄军赌战争总成总败之决战,此在战争指导上乃无异是自杀,最後乃一败涂地,此应为前车之鉴。
戡乱战争,至民国三十七年春已转变为全面防御,入秋後已转变重点防御,就战争指导而言:东北战场之辽南会战,根本就应该坚决避免,至辽南会战失败,国军五大主力丧失其一,东北国土尽丧,中原亦尽失,於徐蚌会战前之全盘战况下,平津会战及徐蚌会战根本应坚决避免,此际我尚保有五分之四主力及海空军战力完整,即主动放弃平津及徐州、西安等,我尚保有长江及秦岭以南、以及陇西等大部完整之国土,此即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无奈经「辽南会战,平津会战、徐蚌会战」赌战争总成总败之三大决战後,国军主力尽丧。戡乱战争在尚未见到结果之前,即知败局已定。故战略错误,无法以战术挽回,战争指导错误,更无法以战略战术挽回。
战争经纬:辽南会战,聂荣臻匪军与林彪匪军,在战略行动上,配合得天衣无缝;平津会战,林彪匪军与聂荣臻匪军合力对我华北战场部队作战;徐蚌会战,陈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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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四个军於沈阳附近经辽中、盘山向锦州附近目标区突进。
以两个军於辽阳附近,沿中长路附近向南突出,袭占海城、牛庄後,以一部袭占营口,主力转盘山前进,与主力会合後继向锦州附近目标区突进。
锦州兵团:现有兵力计三个军又一个独立师另第三十九军由烟台经海运葫芦岛。
锦州空城以待敌,以一个师之主力固守锦州车站坚固据点,准备死守,该师以一部於锦州城仅部署警戒部队,严密封锁情报,诱匪来攻。
为了更好之一跃,原在锦州之两个军秘匿向锦西行後退集中,编组为北进兵团,保持高度机动,配合东北东进兵团及沈阳南进兵团之行动,开始向北突进,为防林匪实施「你到我家来,我到你家去」空心战术,向华北突围对进,该兵团须预为计划阻击林匪向南之进路,伏击、奔袭、侧击其主力。
葫芦岛附近海面之海军特编混合舰队,北平、沈阳基地之空军,倾全力支援本会战;但沈阳、锦州基地之空军,须准备适时向北平基地转移,以策安全。
对各兵团训令各兵团於运动中如遭匪军阻援时,务避免强攻,由各兵团指挥官临机独断,行大胆迂回前进。
各兵团向锦州附近目标区突进时,均以破釜沉舟之决心和精神以赴,置後方连络於不顾,华北东进兵团以空投补给为主,沈埸南进兵团以迅速取得海上滩头补给为主,锦西附近北进兵团由葫芦岛补给为主,会战期间各兵团以葫芦岛及大小凌河口暨其间滩头补给为主,空投补给为辅。
在当时匪军「五虎将」中,以林彪最为悍,刘伯承最为狡诈,聂荣臻几为最弱之一员,故在作战构想上隔离聂荣臻匪军,先行各个击破林彪匪军,绝非纸上谈兵,乃确具其可行xìng。就「战略要点」与「战场焦点」而论,当会战地尚未能概定时,认真说来,无「战略要点」,但有「战场焦点」,此「焦点」乃敌我兵力「分、合」之点,此点为敌人「兵力合力」为我「兵力分力」之际,我应自主主动避免与敌人於此决战,如相反时我应自主主动强迫敌人於此与我决战;徐蚌会战,徐州为陈赓、刘伯承两匪「兵力合力」之焦点,为我华东战场兴华北、华中、西北战场「兵力分力」之点,辽南会战,锦州为我东北、华北两战场「兵力合力」之焦点,林彪、聂荣臻两匪「兵力分主」之点,林彪匪军强攻锦州,正加於老虎口中拔牙,我军若不能自主主动把握此战机於此歼灭林匪,实显无能。至十月一日我义县守军已兵败城陷,锦州业彻底被围,此际我军「先制」已完全丧失,由塘沽经海运到达战场之侯镜如第十七兵团,如能於大、小凌河口及其间滩头实施两栖登陆作战,直拊匪後,以及沈阳廖耀湘第九兵团对最高统帅之命令能拼命执行,尚可争取「後之先」,於匪军手中夺同先制,至少亦可与林匪打个平手,不致造成辽南会战最後悲惨结局。
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孙子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此乃千古颠扑不破之真理,戡乱战争中我自始至终均陷於「不知彼不知己」之情况。「不知彼」之根本原因、乃为我以单纯之军事力,与共匪之「人民战争」相对抗,在共匪之「全民情报、全民情报封锁」下,使我军永陷身於五里雾中;其他乃为人为之因素,首为谎报匪情,不是以少报多,就是以多报少,但对匪情通常是不明,所报之匪情完全为臆测,或为仅凭少数谍报人员经道听途说得来之消息,而远在後方之上级恰又均信以为真,对匪情判断错误,一切决策及作战计划亦均随之错误。次为谎报及夸大战果,远在後方之上级不但信以为真,且始终不明匪军伤亡损失,系以军区部队升级立行单位补充,及将我军被俘人员「即俘即用」;匪军即遭受重大伤亡损失,在一夜之内即补充完毕,无奈我远在後方之上级对匪军战力之判断,均以匪军伤亡损失如何如何为基准,此一错误影响我兵力使用错误,亦即每战我兵力均处於劣势,而遭匪军各个击破。再次为对匪军从不加研究,例如匪军在其「人民战争」下依「面的jiāo通、面的补给」采「小後方」制度,根本不要大後方,辽南会战令廖耀湘第九兵团「进兵彰武,截断林匪後方连络线,间接解锦州之围」,此实不可思议。「不知己」乃多由於人为之因素,首为谎报部队到达之位置或兵力驻地,所报到达某某地点,就一师兵力而言,其实际到达者仅为一营或一连之兵力,有时根本都未到达,因当时各部队多采「尖兵战术」,例如上级命令派遣一个团,至团通常派遣一个营,至营通常派遣一个连,此种见怪不怪现象实乃通常之事,因上级永远是坐镇在後方,各级幕僚亦永远是坐在司令部办公,而足不出门,对前方此种实际情况,根本就一无所知;有时虽知,亦睁只眼闭只眼,以示「大智若愚」。次为隐瞒部队伤亡损失、逃亡,以及「吃空」等等,除排、连长心里明白外,任何人均不知该部队确实之人数和确实之武器装备;部队一个团或一个师遭受严重伤亡损失而隐瞒不报,实乃常有之事。再次为上级或高级幕僚,多凭图上作业及依部队番号计算战力而指挥作战,至戡乱战争後期,诸多部队经迭次遭受严重伤亡损失而尚未获得补充,或初经补充之新兵尚未及训练,或有兵没有qiāng、有qiāng没有兵,此为当时诸多部队之常事,故诸多军、师实际乃仅存其番号而无实质,有时上级虽亦明知如此,但作战命令仍视其为完整战力而下达,更见怪不怪的是作战命令只赋与各部队之任务和行动,从不管或不过问各部队後勤支援,有时明知匪军是两三个纵队之兵力,常令一个师或一个团去击破敌人,此等作战命令不是将匪军视为稻草人,就是令部下「挟泰山而超北海」。前述亦仅为举例而已,既不知彼,又不知己,而上级之指挥,又过於cāo切,事事成为包办,如此yù求战胜,只有祈祷天佑我军。
应以二十一世纪思想使用二十世纪装备:戡乱战争之挫败,若为「画龙点睛」之说法,可以四句话说完:「我以十八世纪之单纯军事力量,於二十世纪对抗共匪人民战争;我使用二十世纪之装备,与共匪从事十八世纪之战争」。先总统蒋公於「军事教育训练的检讨与准备」训词内说:「现代的战争,亦就是新与旧的战争,新则胜,旧则败,新则存,旧则亡,………以色列能以一九六七年的战法,而运用一九三七年的兵器获胜。」,前美军顾问团团长戚烈拉将军在其报告中亦曾说:「国军应经常思考新的战术战技,以及新的与更大胆的作战构想;……如果部队以一九四0年的战术作战,即使用一九六0年的装备,亦不会有多大用处,我们必须努力者,为以配有一九六0年装备的部队,用一九七0年的战术作战。」。阿尔及利亚於打败法军,而争取其民族独立後曾说:「我们是一个十六世纪的民族,从事一个二十世纪的战争。」。戡乱战争如纯就武力战而言,当时匪军仅有陆军,且装备劣,而我不仅陆军具有现代化装备,且具有现代化强大之海、空军,但在战争中全以陆军与匪军行单打独斗,直至辽南会战与匪军进行总成总败之决战,且该会战具有三军联合作敏之型态和条件,而我海、空军仍保有开战时完整之战力,但仍以迭经创伤和久战疲惫之陆军与匪军行单打独斗,海、空军最多亦仅处於一个配角之地位,凡此种种,均足以说明「我使用二十世纪之装备,与共匪从事十八世纪战争」;今日匪军不仅已具有海、空军,且已处於优势之地位,我必须以二十一世纪之军事思想使用二十世纪之装备,始能战胜匪军;因以寡击众,以弱敌强,决非全凭斗力或成为装备新旧之比赛,而主凭斗智,战败者乃多为智不如人。故在战争中土地窄小不足畏,人民寡少不足畏,文王地方百里而可以王,装备落伍不足畏,兵寡亦不足畏,巨人常被蚋致死,猛狮常为蚂蚁屈服,唯有军事思想落伍始足可畏。
淮海战役
华东战场──徐蚌会战
影响作战诸因素:
研究战史,须由整体观察其片段,及由原因推论其结果,徐蚌会战(共匪称之为淮海战段)之战败,推其原因,不能完全归咎於该会战之本身,乃在会战之前。於不知不觉中,实败局已定;此首为华东战场於戡乱战争之始至徐蚌会战为止,只见损兵折将,从未打过一次真正胜仗,聊以自慰之胜利,乃於民国三十五年将陈毅匪军赶出苏北:民国三十六年采战略重点攻势,集中全国最精锐之数十万大军於此,将陈毅匪军赶出鲁中沂蒙山区,但至此以後乃如捣了蜂巢,陈毅、刘伯承两匪越过陇海路、山西陈赓匪军亦越过黄河南犯,其势有如「五胡乱中华」,武汉动dàng、京畿震惊,到处无法收拾,故徐蚌会战乃仅为此最後之结果而已。
造成此种结果之原因,首为自抗日战争胜利後於不知不觉中丧失革命精神。负责华东战场大军统帅,自戡乱战争开始至徐蚌会战止,始终未出徐州之大门,而国家倚为长城之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直至济南失守止,同样是未出济南之大门,仅做了三年济南市市长和城防司令。将帅有偷生逸乐之念,士卒当无敢死之心;故该战场各部队於作战中,不是到处鼓响锣不锣,打得七零八落,就是各保实力、各保安全、或隔岸观火,因此迭遭匪各个击破。
次为军事思想:为规复抗日战争沦失之国土,而以争城夺地为作战目标,在战略攻势时,将匪军逐出城镇或赶出匪区为满足,至转变为战略守势时,又以确保城镇或点线为作战目标,将兵力猬集於城镇或钉死於点线不能机动,及处处防守、处处薄弱,亦即无所不备、无所不寡;在作战方法上,不是沿用日军之作战方法,沿主要jiāo通线长驱直入,就是坚持江西五次围剿之方法,但又抛弃了最重要的「围」字,通常是将大军作「一」字形排开,而向前平推,将匪军像赶鸭子一样赶出匪区,至转变为战略守势时,不是不要任何後方,采全周防御,由死守到守死,就是采巩固点,保卫线之作战方法,於沿线布成一字长蛇阵,被击首、屋不能应;被击尾,首不能应,被击腰、首尾俱不能应,在作战速度上;坚持江西五次围缴「步步为营、及稳扎稳打。」;不仅於不知不觉中产生防御思想,军队之作战速度即在无严重匪情之战况下,平均每日亦不超过十公里,而又抛弃了江西五次围剿最重要的「围」字,以如此作战速度,匪军是「不能打就走及不保守城镇和土地」,当然是打不到一个匪军,而匪又是无限制裹胁民众;无限制扩军,故所谓剿匪乃愈剿匪军愈多,戡乱战争开始,陈毅和刘伯承均为几个纵队,且装备劣、教养不足,至徐蚌会战时陈、刘两匪均发展为十几个纵队,且在戡乱战争中,将匪军养肥养壮,无论在装备和训练方面,均已超过我军。
由战略攻势改为战略守势,乃为战争中最危险时期,正如汽车上陡坡时,由前进变成後退;战争不是战斗,今日之战争亦非昔日之格斗,於此战争最危险期中,不可能有「一战定江山」而扭转战局之事出现,更不可硬充好汉而不认输,乃俗语所说「君子报仇,三年不晚。」,以及孙子所说:「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於此战争最危险时期中,应迅速将战略速决转变为战略持久,把握有利之决战,各个击破敌人,不利之决战,坚决避免,赌战争总成总败之决战,根本避免,俗语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亦即只要能保存主力,不怕没有反攻的机会,在此战略持久中,努力恢复战力,培养民力,发展敌後,及努力各个击破敌人,由劣势中争取优势,使战略守势再过渡到战略攻势,战争指导得好不好,就看这过渡得好不好。二次世界大战德苏战争,德军由战略攻势转为战略守势时,希特勒仍坚持死守不退主义,及与俄军赌战争总成总败之决战,此在战争指导上乃无异是自杀,最後乃一败涂地,此应为前车之鉴。
戡乱战争,至民国三十七年春已转变为全面防御,入秋後已转变重点防御,就战争指导而言:东北战场之辽南会战,根本就应该坚决避免,至辽南会战失败,国军五大主力丧失其一,东北国土尽丧,中原亦尽失,於徐蚌会战前之全盘战况下,平津会战及徐蚌会战根本应坚决避免,此际我尚保有五分之四主力及海空军战力完整,即主动放弃平津及徐州、西安等,我尚保有长江及秦岭以南、以及陇西等大部完整之国土,此即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无奈经「辽南会战,平津会战、徐蚌会战」赌战争总成总败之三大决战後,国军主力尽丧。戡乱战争在尚未见到结果之前,即知败局已定。故战略错误,无法以战术挽回,战争指导错误,更无法以战略战术挽回。
战争经纬:辽南会战,聂荣臻匪军与林彪匪军,在战略行动上,配合得天衣无缝;平津会战,林彪匪军与聂荣臻匪军合力对我华北战场部队作战;徐蚌会战,陈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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