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7 章

  近碾庄；该兵团应即以碾庄为核心，行内线作战待援与匪决战」；上级对下级作此情报通报则可，但为下级代作此决心处置乃绝对不可，按当时之实际状况，碾庄至曹八集间之匪军，仅为匪军之先头部队数千人，其兵力(主力)均正陷於不老河及运河之前後，左右分离状态中，第七兵团计有四个军，并已完全渡过运河及於碾庄附近集结完毕，此际正是各个击破匪军千载难逢之好机，应立即采取绝对攻势行动，各个(乘匪半渡)击破匪军；绝对不应於稍遇情况之时，即令第七兵团於碾庄固守待援，此不仅使第七兵团遗恨「一朝失足成为千古恨」，徐蚌会战也因此「一著不慎，全盘皆输」。又例如十一月十五日夜，国防部根据未经查证之莫须有情报，即一再催令徐州剿总下达追击命令，於翌日晨之实际匪情乃予证明，匪军不仅未溃退，而恰对碾庄第七兵团发动总政。战场情况，瞬间千变化，绝非远在後方之最高阶层所能随时察知，战机稍纵即逝，亦绝非远在後方之最高阶层所能及时握机，故一般而来，在最高阶层之全盘战略统一下，战场高级指挥官，应有决定「打」与「走」之全权。至於下不越权，最为重要者乃为不得破坏上级之全盘战略构想，在上级全盘战略统一下，而行独立自主作战。

  战略要点与战场焦点：战略要点，於战场概定以後，始能评估其价埴，严格说来，在战场未能概定之前，没有战略要点，再严格说来，辽南会战之沈阳，平津会战之北平，徐蚌会战之徐州，均已不成为战略要点，至少已失去战略要点之价值。但战场有「焦点」，此须锐眼如能识破，若棋逢敌手时，则敌我双方所见概同，於战场概定之时，就决定於此战场「焦点」地区，歼灭敌人，或攻略该地区，使敌人陷入被歼灭之绝境。东北战场辽南会战，其战场焦点乃为锦州、葫芦岛地区，会战一开始林彪匪军即彻底集中兵力，强攻锦州，而我东北剿匪总部恰背道而驰，以主力确保沈阳；平津会战之战场焦点乃为平津、塘沽地区，林匪十二个纵队分路入关，但以七个纵队及两个pào兵纵队沿北宁路直下天津、塘沽，并先强攻天津、塘沽，但我华北剿匪总部恰又背道而驰，将天津之兵力向北平行彻底集中；徐蚌会战之战场焦点乃为东海、连云港地区，匪军作战构想，陈毅匪军主力於新安镇附近突破(截断)陇海路後，立即以五个纵队以上兵力强攻连云港，而我徐州剿总恰根本放弃东海、连云港，将原在东海、连云港之第四十四军向徐州一点集中(国防部原亦计划将该军由海上撤退，放弃东海、连云港)。以上三地区，不仅为辽南，平津、徐蚌会战之战场焦点，复最有利於我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以我之长击匪之短，以我三军统合战力，弥补陆军战力之不足；就徐蚌会战而言，不是「守徐」、「守准」之问题，如南依淮河，东托连云港，乃进可攻，退可守，或南守东攻，或东守南攻，战场一切主动均cāo之在我，我於连云港附近地区形成陆、海、空军强大之攻势基地，匪军再狡诈、猖狂，亦不敢将其兵力投入津浦路以东，陇海路以南地区，所谓巩固京畿，乃不保而自保。

  面临「仁」与「忍」之边缘应如何决心：战争之本质是仁爱，仁爱於天下；但战争之手段是残忍，残忍至失去本xìng；故当面临「仁」与「忍」之边缘，若非大智大仁大勇者，则断难立即下定最正确之决心。革命乃一切均是为了民众，革命之动机在救人，革命之本务在行仁，军队爱民如子，这不仅是本份，也是天职；但徐蚌会战乃为赌国家民族存亡之总决战，大敌当前以军机为第一，於渡河时不能以宋襄之仁，让两万余难民先渡，而贻误戎机，此宋襄之仁不仅使第六十三军数万生灵於窑湾全军覆殁，及该兵团四个军之十万以上生灵於碾庄全军覆没，且因此一战决定徐蚌会战之失败，决定国家民族之存亡。又视卒如婴儿，爱兵如子，及不使部属蒙受不必要之疲劳等，此亦为为人长官者之本份和天职，但於生死关头，存亡决於俄倾之际，又须忍睹部属血ròu横飞，忍令部属从事常人所不能忍受之疲劳和痛苦，而毫不动心。第七兵团於大敌当前之撤军，十日上午仍於碾庄休息，视如无情况，第二、第十三、第十六兵团由徐州转进，十二月一日於陈官庄、青龙集附近休息一夜，均因宋襄之仁而遭全军覆殁；第十六兵团十二月六日向西突围，原本全军突围成功，但为顾虑部队疲劳，半途行休息而陷於睡眠状态，失去一切战备，被匪少数几个追兵於夜暗赶到，一冲即散或被俘。以阿六日战争，以色列之战胜乃非偶然，以色列军队经六昼夜不眠不休之连续作战，此种疲劳乃为埃及军队所不能忍受，祗有自认战败。又於作战时乃避免不了伤亡，遗弃伤患，不仅为最不仁道，且亦极影响军心士气，故每当生死存亡胜败决於俄倾，应采至当行动之际，常因伤患无法携行而无法下定决心，而遭全军覆役，最後同归於尽。天下绝无侥幸之胜利，战争避免不了牺牲，作战先要准备牺牲，面临「仁」与「忍」之边缘，必须以大智大仁大勇而立下大决心，军事之胜败，常在此一念之间。

  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内线作战乃为绝对攻势而非为守势，以与我最为有利之中央位置为准备阵，其始如处女，如猫捕鼠、如箭在弦；终如脱兔，於利害变换线上各个击破敌人，此利害变换线，非为固定不变，乃依当时之地形、敌情、及我军实际状况而定；就原则说来，超出此线与敌人决战，在攻势方面乃如手臂伸出太长，将有被敌人各个击破之虞，於此线之内与敌人决战，则敌人已完成合击之势，也就无法实施内线作战，更无法各个突破敌人；再严格说来，所谓乘敌分离(敌人未完成合击)，乃指我攻势之决战，而已获得决定xìng胜利时，敌人仍陷於分离状态，故决定此利害变换线之范围或远近，必先考虑决战和持久之密切关系，因守势方面所能支持之时间，直接影响决战方面所需要之时间，亦即在决战方面尚未获致决定xìng胜利之前，将因守势方面之不利，而前功尽弃或惨遭败北。徐蚌会战我最後决定「案」之作战方针为「国军以固守徐州，保卫南京门户之目的，集中兵力於徐州附近，依内线作战，机动守势之指导，对进犯之匪，适时各个击破之」，此乃「目的」与「手段」根本矛盾，既然「固守」就无法实施内线作战」，於徐州一点采静态之消极防御，待匪军已完成「分进合击]之势(亦即匪军对徐州已完成围困之势)，不仅根本不能实施内线作战，且无法各个击破敌人。又十一月十日上午徐州剿总转达国防部下达第七兵团之空投命令「该兵团即以碾庄为核心，行内线作战，待援与匪决战」，既然令其固守待援，又如何使其行内线作战，至於「待援与匪决战」，增援解围之部队，其在本实上乃属外线作战，而又非为内线作战。「内线作战」与「四周防御」不可混为一谈，内线作战乃为绝对攻势，四周防御乃为消极防御，於四周防御时在防御圈内，适时将兵力火力行机动集中於某一方面，摧毁敌人之攻势，此仅为防御作战指导之一种手段，绝非内线作战，否则乃将战略降低至战斗地位。若将四周防御视为内线作战，乃大错而特错。外线作战，乃为强者之战，除非真正获得奇袭(奇袭乃出敌不意，不意就是无备，敌人无备，其优势即非为真正优势)，否则必须兵力优势，始如脱免，迅速完成分进合击，终如处女，将敌人彻底包围後，再行突破区分击灭。徐蚌会战第二阶段作战，此际第七兵团已被歼，且津浦部已遭匪军突破及截断，陈、刘两匪已成会合之势，我军兵力已居相对劣势，且陷於南、北分离状态，此际我以第六、第十二兵团沿津浦路由南向北，及以第二、第十三兵团於徐州附近沿津浦线由北向南，实施外线作战，南北夹击匪军，此不仅违反外线作战原则，亦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事，终使第十二兵团於双堆集又遭匪军各个击破，当时之三大主力至此已丧其二。

  运动中遭受击须以遭遇战临之：匪军之军事教条「拣运动中之敌人打」，毛匪说：「运动中之敌人好打，因运动中之敌人无准备；敌人无准备，其优势即非真正之优势」，於运动中遭遇敌人之伏击或不意之攻击，属於不预期遭遇战，否则均属预期遭遇战；第七兵团於敌前(陈匪主力)行侧敌运动，第十二兵团於敌前(刘匪主力)行侧敌运动，且匪情亦均十分明朗化，均应以预期遭遇战以临战；不应视匪情於无睹，或掩耳盗铃，第二、第十三、第十六兵团由徐州向南转进，前有刘匪之截兵，後有陈匪之追兵，更应以预期遭遇战以临战，不能视为撤出徐州已太平无事，因匪军作战目标非为夺取徐州，或将我军逐出徐州，乃为彻底歼灭我军；另在匪军围点打援，或阻援打点之情形下，增援部队乃必须以预期遭遇战以临战。无论是不预期遭遇战或为预期遭遇战，一经与敌遭遇，除「立即采取攻击，再无其他任何选择之余地」，并须分秒必争，以争取先之先(先制)，如先之先已丧失(不预期遭遇)，必须努力争取後之先；此方为不变之原则；作战可不为原则所拘泥，但不能抛弃原则；无论预期遭遇战或不预期遭遇战；一经与敌遭遇，即采就地防御或固守待援；最後必归全军覆灭，亦即违反原则必亡。徐蚌会战第七兵团於初见匪情尚未与匪正式接战，即令该兵团於碾庄固守待援，第十二兵团於南平集甫经与匪遭遇，即令其行侧敌折向东进，继则於双堆集采就地防御，第二、第十三、第十六兵团於陈官庄与匪追兵及截遭遇，於此迟延达三日之久，徐州剿总迭电催其立即采取攻击，但覆电则谓「大军作战，贵在态势，刻正调整部署，再行大举攻击」，遭遇战乃分秒必争，一经与敌遭遇，如仍须等待摆好态势再行攻击，乃必败无疑，以上均为违反遭遇战原则，最後均遭全军覆殁。不仅徐蚌会战是如此，在整个戡乱战争中，我各战场之军队，是凡於运动中一经与匪遭遇或遭匪攻击，均照例是采就地防御、或令其固守待援，但从无一次因就地防御或固守待援而战胜，最後均归全军覆没；因此，最後再将原则重复一次说：「军队於运动中与敌遭遇或遭受敌人攻击时，除立即采取攻击，直至战胜或打开一条血路为止，再无其他任何选择之余地」。

  被围部队不能坐等解围：匪军无论是围点打援，或是阻援打点，其在本实上均为各个击破；我军之增援解围，被围部队均照例是坐等解围，乃正投合匪军各个击破原则；在徐蚌会战中，我第十二兵团及杜聿明集团之向前攻击，一遭遇匪军阻击，即电呈攻击无法进展，照常理及事实推论，似乎均为托词，此不是方法不对，就是祗顾跟前之保全，而不肯牺牲，误认为唯有采就地行四周防御，始最为安全，此无异乃为作茧自缚，正帮助匪军完成四周包围，当实施「以少兵守点、行以少胜多」时，采取四周防御，当无可厚非；但野战军以野战为本能，须散得开，收得拢，将几个军以至几个兵团猬集在几个村庄之内。采取四周防御，不管其装备训练是如何精良，未战其败数已定。一经被匪包围後，第七兵团四个军坐等解围，第十二兵团四个军，同样是坐等解围，杜聿明九个军至无援可等时，乾脆坐以待毙；若以被匪包围後，四周已成铜墙铁壁，无法向外攻击，及无法突围，事实证明第十六兵团於十二月六日夜，乃轻易突围成功，其以後之失败，乃与突围无关，不能混为一谈；第十二兵团被围达十九日之久，至最後生死关头，照样突围而出达数千人，杜聿明集团被围达三十六日之久，最後同样可突围；此不是匪众我寡及四周有铜墙铁壁之问题，而是只顾跟前之保全而不肯牺牲之问题，俗语说：「商场如战场」，yù买到货物，则必须丧失金钱，yù博得伟大的胜利，必须付出伟大的牺牲，只顾目前的偷生，终成为偷生未必生。

  今日战争之权力中心已不在首都：克劳塞维茨曾说：「一国之权力，乃在其首都和军队」，此乃指十八世纪以前之战争而言，其在「国民战争」篇内又说：「自民众直接参加战争之结果，顿使政府和军队之力量脆弱不堪，唯有全民众之力量，始足权衡轻重，左右一切。」。徐蚌会战，我乃以久战疲惫之单纯军队，和共匪无限制裹胁民众之「人民战争」在决战，所谓匪我之优劣，不是兵力装备训练之对比，匪军之真正优势，乃在一兵一民、一兵二民、以至一兵三民之支援，我军之真正劣势，乃为仅剩光杆子之军队，没有动员一个民众予以支援，俗语说：「牡丹虽好，全仗绿叶扶持。」。其次乃为会战之目的，系为保卫京畿之安全，此实乃本未倒置，及将战争降低到战斗阶层，因此「守徐」、「守淮」直至会战业已绪战，仍争论不休；胥知只要能歼灭匪军，京畿乃不保而自保，如不能歼灭匪军，则京畿yù保亦不能保；或暂时放弃首都，只要能保全主力，则「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抗日战争，我暂时放弃首都，保全主力，始赢得最後胜利，记忆犹新，当不至如此健忘。徐蚌会战之目的为保卫京畿，而与匪赌总成总败之决战，并将大军集中於徐州一点与匪决一死战，此在战争指导及会战指导上均成为战斗，胥知南京可失复可得，国亡不可复存，人死不可复生。」，国民革命乃建筑在全国国民自愿支持上面、其权力中心为广大民众，以全民众之力，权衡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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