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5 章
律历志》又称：
"时高祖作辅，方行禅代之事，yù以符命曜于天下。道士张宾，揣知上意，自云玄相，洞晓星历，因盛言有代谢之征，又称上仪表非人臣相。由是大被知遇，恒在幕府。及受禅之初，擢宾为华州刺史"。可见张宾等人正是因为向杨坚密告"符命"，才"大被知遇"而受到提拔重用的。焦子顺也是如此。《唐会要》卷五十《尊崇道教》载："隋开皇八年（588），为焦子顺能役使鬼神，告隋文受命之符，及立，隋授开府柱国，辞不受。常咨谋军国，帝恐往来疲困，每遣近宫置观，以五通为名，旌其神异也，号焦天师。"可见焦子顺也是因曾向杨坚密告符命而受到重用，以至军国大事常要和他商议。为避免其往来疲困，又特在皇宫附近建立五通观供其居住，并尊之为天师，其恩遇之隆，可想而知。建国之初，不但重用焦子顺、张宾等道士，还把他的开国年号命名为"开皇"，这个名称即采自道教经典中所谓开劫的年号之一。杨坚又造道观、度道士，以扶持道教发展。开皇元年（581），修复陕西周至县的老子庙。"迁都龙首原"时，"乃于都下畿内造观三十六所，名曰玄坛，度道士二千人"；①又下令重修楼观宫宇，度道士一百二十人，并亲幸道场以表崇奉。特置玄都观，以"田谷十老"之一的楼观道士王延为观主，并于开皇六年亲自召见延于大兴殿，以提高其声望。开皇七年又为道士吕师立清虚观和为道士孙昂立清都观。八年征道士孟静素至京师，居至德观；又征魏郡道士仇岳至京都。杨坚晚年，更是"深信佛、道、鬼神"，开皇二十年，专门下诏禁止毁坏佛、道等神像，违者"以不道论"或"以恶逆论"，反映了他对佛道二教的关心和护持。综上可知，道教在杨坚所建立的新政权中占有重要地位，杨坚执政期间，道教宫观及道士的数量都有所发展。
炀帝杨广与其父一样，既笃信佛教，又利用和扶持道教，史称"大业中，道士以术进者甚众"。当其还在作晋王时，即对道士徐则甚为钦崇，请受道法，并想依靠徐则帮他夺取帝位。《隋书徐则传》载其召徐则的手书中，有对徐则以"商山四皓"和"淮南八公"相期之语，便是这种意图的流露。同书又称："时有建安宋玉泉、会稽孔道茂、丹阳王远知等，亦行辟谷，以松水自给，皆为炀帝所重。"王远知是茅山宗的宗师，杨广即位之后，于大业七年（611）召见，并以帝王之尊，"亲执弟子之礼"，敕令于都城起玉清玄坛以处之。杨广的崇道之笃，可想而知。此外，又将道士薛颐"引入内道场，亟令章醮"。②将道士马赜"引入玉清观，每加恩礼，召令章醮"。③大业八年，他还诏请蔡天师法涛、李天师法超住衡岳观焚修，兴行道法，衡州府库田畴什物，并赐观用。④据《历代崇道记》称："炀帝迁都洛阳，复于城内及畿甸造观二十四所，度道士一千一百人。"建立崇玄署，设令丞，加强对道、佛二教的管理；又于内道场集道、佛经，别撰目录。史称炀帝"以天下承平日久，士马全盛，慨然慕秦皇、汉武之事"，⑤迷信金丹，幻想长生不死。为使道士潘诞为他合炼金丹，便"为之作嵩阳观，华屋数百间，以童男童女各一百二十人充给使，位视三品，常役数千人，所费巨万"；"在两都及巡游，常以僧尼道士女官（冠）自随，谓之四道场"。并仿照"仙山琼阁"在宫内兴建西苑，"每日于苑中林亭间盛陈酒馔，敕燕王与钜、及高祖嫔御为一席，僧、尼、道士、女官（冠）为一席，帝与诸宠姬为一席，略相连接，朝罢即从之宴饮，更相劝侑，酒酣乱，靡所不至，以是为常。杨氏fù女之美者，往往进御，白白白出入宫掖，不限门禁，至于妃嫔、公主皆有丑声，帝亦不之罪也"。⑥隋的统一也促进道教的南北融汇，这种融汇以茅山宗为主流。在陶弘景之后，茅山宗传往北方的上清经法，已经纳入灵宝、三皇及召神劾鬼之类的道经，并与北方的楼观道相结合。从茅山道士焦旷入居华山，楼观道士王延前往师之，得其传授三洞秘诀真经；楼观道士侯楷"行三奔术，诵《大洞经》及《三皇内文》劾召之法"；以及王延"校雠三洞经法、科仪戒律飞符"、撰写《三洞珠囊》等事观之，不难发现当时南北融汇的蛛丝马迹。王远知在北方的积极传道，加上受隋炀帝殊宠，对茅山宗在北方的传播和发展具有极重要的意义。《隋书经籍志》在谈到隋代受道之法时称："初受《五千文》，次受《三洞》，次受《洞玄》，次受《上清》。"
表明上清经法在当时已被确认为上品道法。
由于隋统治者道佛并重，独轻儒生，隋末参加农民起义的儒生较多，道士较少。尽管如此，但在波澜壮阔的隋末农民大起义中，有些道士眼看隋王朝行将覆灭，便抛弃旧的统治者，或者暂时躲进山林，坐以待变；或者在逐鹿中原的群雄中物色新的政治靠山，如东都道士桓法嗣认为王世充"当代隋为天子"，便投靠王世充；泰山道士徐洪客则寄希望于李密，向李密献进取天下之策；道士魏徵亦"进十策以干密"，密"虽奇之而不能用"。及密败，魏徵乃随密归唐，成为唐太宗时的名臣。在隋末道士中，比较多的人认为李渊父子能取得天下，故纷纷投其麾下，为建立李家王朝效劳。其中尤以楼观道士歧晖和茅山宗领袖王远知为甚。歧晖在大业七年即称"天道将改，当有老君子孙治世，此后吾教大兴"。大业十三年，当李渊起兵反隋至蒲津关时，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曰：
"此真君来也，必平定四方矣。"乃改名平定，发道士八十余人向关接应，尽以观中粮资唐军。
唐代道教的勃兴
李渊称帝后，认为歧晖资助兴唐有功，遂于武德二年（619）五月，敕令楼观鼎新修营老君殿、天尊堂及尹尊人庙，凡观内屋宇务令宽博，称其瞻仰，并以隋尚书苏威庄田二百顷赐观，仍于观侧立监，置官检校修造，即以歧平定主观事。
三年春，又亲诣老君于祠庭，召见平定及法师吕道济、监斋赵道隆。乃降诏："改楼观曰宗圣观，赐白米二百石，帛一千匹，以供观中修补。"⑦王远知本和隋炀帝杨广jiāo往甚密，杨广曾"亲执弟子礼"，但在炀帝晚年，他眼见天下兵起之势，便又自称"奉老君之旨"，向李渊"预告受命之符"。故李渊登位后即拜授他为朝散大夫，并赐金缕冠、紫丝霞帔。王远知不仅向李渊密告符命，同时还恭维李世民是"圣人"，预言他"方作太平天子"，要他"自惜"。在李世民与其长兄李建成争夺皇位的斗争中，佛教徒以法琳为首拥护李建成，而道教徒以王远知为首拥护李世民，结果李世民取得胜利，故即位后十分器重王远知。《旧唐书王远知传》载："太宗登极，将加重位，固请还山。至贞观九年（635），敕润州于茅山置太受观，并度道士二十七人。"又降玺书以褒奖之。王远知历经齐、隋、唐三朝更替而恩宠不衰，为茅山宗在唐代成为道教主流的格局奠定了基础。道士薛颐也是如此，武德（618～626）初，当李世民作为秦王时，他即向其密告符命："德星守秦分，正当有天下，愿王自爱。"李世民登基后便为他"置紫府观于九山，拜颐中大夫，行紫府观主事"。⑧唐代统治者之所以尊崇道教，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就是唐初门阀士族的传统势力还很强大，若非系出名门，就得不到社会的重视。李唐统治者为了提高其门第，神化其统治，乃利用道教所奉的教主老子姓李，唐皇室也姓李的关系，即尊老子叙为始祖，宣称自己为"神仙苗裔"。这样，既可借神权提高皇朝地位，又可借此宣称李氏取代隋朝为"奉天承运"。因此，当歧晖、王远知等道士宣称奉老君之旨，向他们密告符命之时，便大肆渲染与赞赏。以后这类神话更是有增无已。据《旧唐书高祖纪》《混元圣纪》《历代崇道记》等书记载：大业十三年（617），李渊与隋牙郎将宋老生jiāo战于霍邑，"会霖雨积旬，运不给"，在即将退兵时，忽有"霍山神称奉太上老君命"告之曰："汝当来，必得天下"。于是李渊遂在太上老君的帮助下，"引师趋霍邑，斩宋老生，遂平霍邑"。与此同时，据称老君又"降于终南山，语山人李淳风曰：'唐公当受天命'。淳风由是归唐"。《唐会要》卷五十《尊崇道教》载称："武德三年（620）五月，晋州人吉善行于（浮山县）羊角山见一老叟，乘白马朱鬣，仪形甚伟，曰：
'为吾语唐天子，吾汝祖也，今年贼平后，子孙享国千岁。'"李渊即在羊角山建老君庙，祠祀其祖老子。宣称自己和老君乃一脉相承。武德八年，李渊正式颁布《先老后释诏》："老教孔教，此土先宗，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令老先、孔次、末后释。"⑨明确规定道教在佛教之上，制定了有唐一代奉道教为皇家宗教的崇道政策。次年五月，他又"以京师寺观不甚清净"为由，下诏沙汰僧尼道士。诏书一一历数佛教徒的种种罪恶，对道教徒则轻描淡写笼统谓之"驰驱世务，尤乖宗旨"；最后规定："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余悉罢之。"⑩表面上是道释二教都要进行沙汰，实际却是打击佛教，扶持道教的。因为当时佛教徒和寺院数目远较道教徒和道观为多。按照诏书规定，就是要使道佛二教的教徒和庙宇大体相等，显然是执行抑佛崇道的政策。诏书宣布后不久，即发生李世民诛杀其长兄李建成的"玄武门之变"，从此李世民掌握了政权，在宗教上按照其父李渊的既定政策，继续大力扶持道教。
唐虽承隋的道佛并容政策，但隋以崇佛为主，而唐则以崇道为主。道佛二教则互相排挤，彼此都想一教独尊，而唐初社会上仍有重佛轻道的积习。李世民为使"尊祖之风，贻诸万叶"，遂于贞观十一年（637）继李渊之后再次下诏，规定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宣称："大道之行，肇于邃古，源出无名之始，事高有外之形，迈两仪而运行，包万物而亭育，故能经邦致治，返朴还淳。至如佛法之兴，基于西域，爱及东汉，方被中华。……泊乎近世，崇信滋深。……遂使殊俗之典，郁为众妙之先；诸华之教，翻居一乘之后。流连忘返，于兹累代。朕夙夜寅畏，缅惟至道，思革前弊，纳诸轨物。况朕之本系，起自柱下，鼎祚克昌，既凭上德之庆；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宜有改张，阐兹玄化。自今已后，斋供行立，至于称谓，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庶敦本之学，畅于九天；
尊祖之风，贻诸万叶。"⑾这个诏书显然是崇道抑佛的命令。因此，诏下之后，佛教徒智实、法琳并约集法常、慧净等诣阙，上表力争，李世民令岑文本宣敕严诫，众僧饮气而还。唯智实固执不奉诏，乃遭杖责于朝堂，次年病卒。这是唐代道佛二教互争地位高低，道教在政治上得到李唐皇室支持，而取得第一次优势的地位。贞观十三年，道士秦世英又控告法琳毁谤皇宗老君，李世民派人严行勘问，将其流放益州而死于途中，再次给予佛教徒以沉重的打击。
高宗李治，昏庸无能。嗣位之初，政权执掌在长孙无忌、诸遂良等贞观老臣之手，遵守贞观遗规，继续奉行崇道抑佛的政策。永徽五年（654），他从尼寺里召太宗时的才人武则天入宫为昭仪。次年废皇后王氏，立武则天为皇后，并参预朝政，后称天后。显庆五年（660）以后，政权已全归武则天掌握，她yù以周代唐，便依靠佛教大造篡权夺位的舆论。因之，佛道轻重关系逐渐发生变化。但李治为维护唐王朝的统治，仍采取了以下一些崇道措施：
（一）据《旧唐书高宗本纪》下载：乾封元年（666）二月，他亲到亳州拜谒老君庙，追号老君为"太上玄元皇帝"，立祠堂；其庙置令、丞各一员，并改阳谷县为真源县，县内宗姓特免除徭役一年。
（二）以《老子》为上经，令王公百僚皆习，并将其列为科举取士的考试内容。上元元年（674）十二月，天后上表，以为国家圣绪出自玄元皇帝，请令王公百僚皆习《老子》，每岁明经一准《孝经》《论语》例试于有司。仪凤三年（678）五月，高宗下诏："自今已后，《道德经》并为上经，贡举人皆须兼通。"⑿
（三）提高道士地位和优宠道士。据《佛祖统纪》卷三十九载：仪凤三年（678），高宗李治令道士隶宗正寺，班在诸王之次。唐代的宗正寺是管理皇室宗族事务机构，将道士归它管理，即视男女道士为自己的本家。高宗对王远知的弟子潘师正甚为崇敬，不仅亲切召问"山中有何所须"，还在他隐居的嵩山逍遥谷造崇唐观一所，岭上别起精思观以处之。又在谷口特为之开一门，号游仙门，于苑北置寻真门。时太常奏新造乐曲，高宗又令以《祈仙》《望仙》《翘仙》为名。前后赠诗凡数十首。其对道士的恩宠之隆，可见一斑。
（四）兴建道观。高宗时，各地兴建道观较多。如显庆元年（656）立"昊天观"和"东明观"；显庆二年（657）立"宏道观"；乾封元年（666）于兖州界置紫云、仙鹤、万岁观，天下诸州皆置观一所。直到临死前，还于永淳二年（683）十二月四日下诏："朕之绵系，兆自元元。常yù远叶先亲，光宣道化，变率土于寿域，济苍生于福林。……可大赦天下，改永淳二年为宏道元年，仍令天下诸州置道士观，上州三所，中州二所，下州一所，每观度道士七人，以彰清静之风，洽无为之化。主者施行，是则奉先尊祖，复朴还淳之旨也。"⒀据说他在宣诏时，已经"气逆不能上马"，是夕，即"崩于真观殿。"⒁
可见至死不忘尊奉老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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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高祖作辅，方行禅代之事，yù以符命曜于天下。道士张宾，揣知上意，自云玄相，洞晓星历，因盛言有代谢之征，又称上仪表非人臣相。由是大被知遇，恒在幕府。及受禅之初，擢宾为华州刺史"。可见张宾等人正是因为向杨坚密告"符命"，才"大被知遇"而受到提拔重用的。焦子顺也是如此。《唐会要》卷五十《尊崇道教》载："隋开皇八年（588），为焦子顺能役使鬼神，告隋文受命之符，及立，隋授开府柱国，辞不受。常咨谋军国，帝恐往来疲困，每遣近宫置观，以五通为名，旌其神异也，号焦天师。"可见焦子顺也是因曾向杨坚密告符命而受到重用，以至军国大事常要和他商议。为避免其往来疲困，又特在皇宫附近建立五通观供其居住，并尊之为天师，其恩遇之隆，可想而知。建国之初，不但重用焦子顺、张宾等道士，还把他的开国年号命名为"开皇"，这个名称即采自道教经典中所谓开劫的年号之一。杨坚又造道观、度道士，以扶持道教发展。开皇元年（581），修复陕西周至县的老子庙。"迁都龙首原"时，"乃于都下畿内造观三十六所，名曰玄坛，度道士二千人"；①又下令重修楼观宫宇，度道士一百二十人，并亲幸道场以表崇奉。特置玄都观，以"田谷十老"之一的楼观道士王延为观主，并于开皇六年亲自召见延于大兴殿，以提高其声望。开皇七年又为道士吕师立清虚观和为道士孙昂立清都观。八年征道士孟静素至京师，居至德观；又征魏郡道士仇岳至京都。杨坚晚年，更是"深信佛、道、鬼神"，开皇二十年，专门下诏禁止毁坏佛、道等神像，违者"以不道论"或"以恶逆论"，反映了他对佛道二教的关心和护持。综上可知，道教在杨坚所建立的新政权中占有重要地位，杨坚执政期间，道教宫观及道士的数量都有所发展。
炀帝杨广与其父一样，既笃信佛教，又利用和扶持道教，史称"大业中，道士以术进者甚众"。当其还在作晋王时，即对道士徐则甚为钦崇，请受道法，并想依靠徐则帮他夺取帝位。《隋书徐则传》载其召徐则的手书中，有对徐则以"商山四皓"和"淮南八公"相期之语，便是这种意图的流露。同书又称："时有建安宋玉泉、会稽孔道茂、丹阳王远知等，亦行辟谷，以松水自给，皆为炀帝所重。"王远知是茅山宗的宗师，杨广即位之后，于大业七年（611）召见，并以帝王之尊，"亲执弟子之礼"，敕令于都城起玉清玄坛以处之。杨广的崇道之笃，可想而知。此外，又将道士薛颐"引入内道场，亟令章醮"。②将道士马赜"引入玉清观，每加恩礼，召令章醮"。③大业八年，他还诏请蔡天师法涛、李天师法超住衡岳观焚修，兴行道法，衡州府库田畴什物，并赐观用。④据《历代崇道记》称："炀帝迁都洛阳，复于城内及畿甸造观二十四所，度道士一千一百人。"建立崇玄署，设令丞，加强对道、佛二教的管理；又于内道场集道、佛经，别撰目录。史称炀帝"以天下承平日久，士马全盛，慨然慕秦皇、汉武之事"，⑤迷信金丹，幻想长生不死。为使道士潘诞为他合炼金丹，便"为之作嵩阳观，华屋数百间，以童男童女各一百二十人充给使，位视三品，常役数千人，所费巨万"；"在两都及巡游，常以僧尼道士女官（冠）自随，谓之四道场"。并仿照"仙山琼阁"在宫内兴建西苑，"每日于苑中林亭间盛陈酒馔，敕燕王与钜、及高祖嫔御为一席，僧、尼、道士、女官（冠）为一席，帝与诸宠姬为一席，略相连接，朝罢即从之宴饮，更相劝侑，酒酣乱，靡所不至，以是为常。杨氏fù女之美者，往往进御，白白白出入宫掖，不限门禁，至于妃嫔、公主皆有丑声，帝亦不之罪也"。⑥隋的统一也促进道教的南北融汇，这种融汇以茅山宗为主流。在陶弘景之后，茅山宗传往北方的上清经法，已经纳入灵宝、三皇及召神劾鬼之类的道经，并与北方的楼观道相结合。从茅山道士焦旷入居华山，楼观道士王延前往师之，得其传授三洞秘诀真经；楼观道士侯楷"行三奔术，诵《大洞经》及《三皇内文》劾召之法"；以及王延"校雠三洞经法、科仪戒律飞符"、撰写《三洞珠囊》等事观之，不难发现当时南北融汇的蛛丝马迹。王远知在北方的积极传道，加上受隋炀帝殊宠，对茅山宗在北方的传播和发展具有极重要的意义。《隋书经籍志》在谈到隋代受道之法时称："初受《五千文》，次受《三洞》，次受《洞玄》，次受《上清》。"
表明上清经法在当时已被确认为上品道法。
由于隋统治者道佛并重，独轻儒生，隋末参加农民起义的儒生较多，道士较少。尽管如此，但在波澜壮阔的隋末农民大起义中，有些道士眼看隋王朝行将覆灭，便抛弃旧的统治者，或者暂时躲进山林，坐以待变；或者在逐鹿中原的群雄中物色新的政治靠山，如东都道士桓法嗣认为王世充"当代隋为天子"，便投靠王世充；泰山道士徐洪客则寄希望于李密，向李密献进取天下之策；道士魏徵亦"进十策以干密"，密"虽奇之而不能用"。及密败，魏徵乃随密归唐，成为唐太宗时的名臣。在隋末道士中，比较多的人认为李渊父子能取得天下，故纷纷投其麾下，为建立李家王朝效劳。其中尤以楼观道士歧晖和茅山宗领袖王远知为甚。歧晖在大业七年即称"天道将改，当有老君子孙治世，此后吾教大兴"。大业十三年，当李渊起兵反隋至蒲津关时，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曰：
"此真君来也，必平定四方矣。"乃改名平定，发道士八十余人向关接应，尽以观中粮资唐军。
唐代道教的勃兴
李渊称帝后，认为歧晖资助兴唐有功，遂于武德二年（619）五月，敕令楼观鼎新修营老君殿、天尊堂及尹尊人庙，凡观内屋宇务令宽博，称其瞻仰，并以隋尚书苏威庄田二百顷赐观，仍于观侧立监，置官检校修造，即以歧平定主观事。
三年春，又亲诣老君于祠庭，召见平定及法师吕道济、监斋赵道隆。乃降诏："改楼观曰宗圣观，赐白米二百石，帛一千匹，以供观中修补。"⑦王远知本和隋炀帝杨广jiāo往甚密，杨广曾"亲执弟子礼"，但在炀帝晚年，他眼见天下兵起之势，便又自称"奉老君之旨"，向李渊"预告受命之符"。故李渊登位后即拜授他为朝散大夫，并赐金缕冠、紫丝霞帔。王远知不仅向李渊密告符命，同时还恭维李世民是"圣人"，预言他"方作太平天子"，要他"自惜"。在李世民与其长兄李建成争夺皇位的斗争中，佛教徒以法琳为首拥护李建成，而道教徒以王远知为首拥护李世民，结果李世民取得胜利，故即位后十分器重王远知。《旧唐书王远知传》载："太宗登极，将加重位，固请还山。至贞观九年（635），敕润州于茅山置太受观，并度道士二十七人。"又降玺书以褒奖之。王远知历经齐、隋、唐三朝更替而恩宠不衰，为茅山宗在唐代成为道教主流的格局奠定了基础。道士薛颐也是如此，武德（618～626）初，当李世民作为秦王时，他即向其密告符命："德星守秦分，正当有天下，愿王自爱。"李世民登基后便为他"置紫府观于九山，拜颐中大夫，行紫府观主事"。⑧唐代统治者之所以尊崇道教，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就是唐初门阀士族的传统势力还很强大，若非系出名门，就得不到社会的重视。李唐统治者为了提高其门第，神化其统治，乃利用道教所奉的教主老子姓李，唐皇室也姓李的关系，即尊老子叙为始祖，宣称自己为"神仙苗裔"。这样，既可借神权提高皇朝地位，又可借此宣称李氏取代隋朝为"奉天承运"。因此，当歧晖、王远知等道士宣称奉老君之旨，向他们密告符命之时，便大肆渲染与赞赏。以后这类神话更是有增无已。据《旧唐书高祖纪》《混元圣纪》《历代崇道记》等书记载：大业十三年（617），李渊与隋牙郎将宋老生jiāo战于霍邑，"会霖雨积旬，运不给"，在即将退兵时，忽有"霍山神称奉太上老君命"告之曰："汝当来，必得天下"。于是李渊遂在太上老君的帮助下，"引师趋霍邑，斩宋老生，遂平霍邑"。与此同时，据称老君又"降于终南山，语山人李淳风曰：'唐公当受天命'。淳风由是归唐"。《唐会要》卷五十《尊崇道教》载称："武德三年（620）五月，晋州人吉善行于（浮山县）羊角山见一老叟，乘白马朱鬣，仪形甚伟，曰：
'为吾语唐天子，吾汝祖也，今年贼平后，子孙享国千岁。'"李渊即在羊角山建老君庙，祠祀其祖老子。宣称自己和老君乃一脉相承。武德八年，李渊正式颁布《先老后释诏》："老教孔教，此土先宗，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令老先、孔次、末后释。"⑨明确规定道教在佛教之上，制定了有唐一代奉道教为皇家宗教的崇道政策。次年五月，他又"以京师寺观不甚清净"为由，下诏沙汰僧尼道士。诏书一一历数佛教徒的种种罪恶，对道教徒则轻描淡写笼统谓之"驰驱世务，尤乖宗旨"；最后规定："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余悉罢之。"⑩表面上是道释二教都要进行沙汰，实际却是打击佛教，扶持道教的。因为当时佛教徒和寺院数目远较道教徒和道观为多。按照诏书规定，就是要使道佛二教的教徒和庙宇大体相等，显然是执行抑佛崇道的政策。诏书宣布后不久，即发生李世民诛杀其长兄李建成的"玄武门之变"，从此李世民掌握了政权，在宗教上按照其父李渊的既定政策，继续大力扶持道教。
唐虽承隋的道佛并容政策，但隋以崇佛为主，而唐则以崇道为主。道佛二教则互相排挤，彼此都想一教独尊，而唐初社会上仍有重佛轻道的积习。李世民为使"尊祖之风，贻诸万叶"，遂于贞观十一年（637）继李渊之后再次下诏，规定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宣称："大道之行，肇于邃古，源出无名之始，事高有外之形，迈两仪而运行，包万物而亭育，故能经邦致治，返朴还淳。至如佛法之兴，基于西域，爱及东汉，方被中华。……泊乎近世，崇信滋深。……遂使殊俗之典，郁为众妙之先；诸华之教，翻居一乘之后。流连忘返，于兹累代。朕夙夜寅畏，缅惟至道，思革前弊，纳诸轨物。况朕之本系，起自柱下，鼎祚克昌，既凭上德之庆；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宜有改张，阐兹玄化。自今已后，斋供行立，至于称谓，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庶敦本之学，畅于九天；
尊祖之风，贻诸万叶。"⑾这个诏书显然是崇道抑佛的命令。因此，诏下之后，佛教徒智实、法琳并约集法常、慧净等诣阙，上表力争，李世民令岑文本宣敕严诫，众僧饮气而还。唯智实固执不奉诏，乃遭杖责于朝堂，次年病卒。这是唐代道佛二教互争地位高低，道教在政治上得到李唐皇室支持，而取得第一次优势的地位。贞观十三年，道士秦世英又控告法琳毁谤皇宗老君，李世民派人严行勘问，将其流放益州而死于途中，再次给予佛教徒以沉重的打击。
高宗李治，昏庸无能。嗣位之初，政权执掌在长孙无忌、诸遂良等贞观老臣之手，遵守贞观遗规，继续奉行崇道抑佛的政策。永徽五年（654），他从尼寺里召太宗时的才人武则天入宫为昭仪。次年废皇后王氏，立武则天为皇后，并参预朝政，后称天后。显庆五年（660）以后，政权已全归武则天掌握，她yù以周代唐，便依靠佛教大造篡权夺位的舆论。因之，佛道轻重关系逐渐发生变化。但李治为维护唐王朝的统治，仍采取了以下一些崇道措施：
（一）据《旧唐书高宗本纪》下载：乾封元年（666）二月，他亲到亳州拜谒老君庙，追号老君为"太上玄元皇帝"，立祠堂；其庙置令、丞各一员，并改阳谷县为真源县，县内宗姓特免除徭役一年。
（二）以《老子》为上经，令王公百僚皆习，并将其列为科举取士的考试内容。上元元年（674）十二月，天后上表，以为国家圣绪出自玄元皇帝，请令王公百僚皆习《老子》，每岁明经一准《孝经》《论语》例试于有司。仪凤三年（678）五月，高宗下诏："自今已后，《道德经》并为上经，贡举人皆须兼通。"⑿
（三）提高道士地位和优宠道士。据《佛祖统纪》卷三十九载：仪凤三年（678），高宗李治令道士隶宗正寺，班在诸王之次。唐代的宗正寺是管理皇室宗族事务机构，将道士归它管理，即视男女道士为自己的本家。高宗对王远知的弟子潘师正甚为崇敬，不仅亲切召问"山中有何所须"，还在他隐居的嵩山逍遥谷造崇唐观一所，岭上别起精思观以处之。又在谷口特为之开一门，号游仙门，于苑北置寻真门。时太常奏新造乐曲，高宗又令以《祈仙》《望仙》《翘仙》为名。前后赠诗凡数十首。其对道士的恩宠之隆，可见一斑。
（四）兴建道观。高宗时，各地兴建道观较多。如显庆元年（656）立"昊天观"和"东明观"；显庆二年（657）立"宏道观"；乾封元年（666）于兖州界置紫云、仙鹤、万岁观，天下诸州皆置观一所。直到临死前，还于永淳二年（683）十二月四日下诏："朕之绵系，兆自元元。常yù远叶先亲，光宣道化，变率土于寿域，济苍生于福林。……可大赦天下，改永淳二年为宏道元年，仍令天下诸州置道士观，上州三所，中州二所，下州一所，每观度道士七人，以彰清静之风，洽无为之化。主者施行，是则奉先尊祖，复朴还淳之旨也。"⒀据说他在宣诏时，已经"气逆不能上马"，是夕，即"崩于真观殿。"⒁
可见至死不忘尊奉老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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