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7 章
)第19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28)侯之担的赤水兵工厂产品,一次可装填9发子弹。俗称“九响pào”,红军战士戏称为“九响棒棒”。
第二章 抉择(上)
赛跑完成,蒋公还要“适宜调配”/“南拒北守”,甫公要保往自己的“粮仓”/“北渡长江”,仓促出案研判不足/“讨论失败原因”,遵义会议名垂史册/重摆沙盘,体验中革军委抉择艰难/衔尾穷追,甫公要“把战争推到省外去打”/初战受挫,川军与黔军不一样 /诱伏不成,“郭莽娃”确非等闲之辈/红军勇猛,干部团是中央红军一枝花/变化计划,新领导临机措置灵活果断
一
中央红军进占遵(义)桐(梓)地区后,面临的形势的确是“稍微缓和”。
这首先是因为薛岳一进贵阳,蒋公及麾下诸侯又有了一番忙活。
先说薛岳,一进贵阳,他马上就作了一番铺排:吴奇伟部从9日起以第五十九师韩汉英、第九十师欧震两师继续向西,循狗场、清镇之线,限1月10日内进至清镇、镇西卫(今卫城)各地,筑碉警备,并派出一部进至乌江上游鸭池河及其北岸筑碉,征集渡河材料,确实保卫渡河点之安全,与黔西黔军联络,第九十二师梁华盛、第九十三师唐云山两师则留贵阳附近警卫;而周浑元部第五师谢溥福、第九十六师肖致平两师,从9日起循龙里、贵阳之线于1月11日到达贵阳以东贵遵大道上的扎佐、修文各地,并派出一部进至六广、黄沙河各地筑碉,征集渡河材料,确实保持渡河点之安全,并与黔西黄沙河黔军取联络,周浑元率第九十九师郭思演部循谢、肖两师后进,至贵阳北部警备,第十三师万耀煌部则自10日起,以主力控制贵定,以一部进至贵定与贵阳之间的龙里警备(1)。
这个铺排很有来历和说道,它至少透着这样几个算计:防桂军由都匀出贵定来争贵阳,防黔军由黔西、黔东南来要贵阳,防“朱毛”沿贵遵大道来取贵阳。总而言之,薛长官眼巴前儿最为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巩固与“小诸葛” 在上一轮长跑比赛中刚赢得的胜者地位。对于“朱毛”,则暂取守势而非攻势虽然守中也有攻的架势和准备,比如周浑元部的谢、肖二师,在巩固防务后,即可跨过乌江,出刀靶水、螺蛳堰(今三合镇),与从鸭溪、白腊坎方面威胁镇南关(老君关)、刀靶水的吴奇伟部韩、欧二师配合,分进合击,袭取遵(义)桐(梓)。但这在薛长官的脑袋中,是稍微靠后的问题了。
薛岳这个铺排的来头是蒋公,“朱毛”入黔后,蒋公的对“朱毛”的主要顾虑是恐其沿“肖克故径”入湘与“贺肖”合股,而这一点他自信cāo有胜算,所以才有让薛岳与桂军赛跑,将战略重心向“攫取黔政”偏移的计较。据时任蒋公侍从室中将主任的晏道刚将军回忆,入黔之初,蒋公就信心百倍地对其“文胆”陈布雷称:“川、黔、滇三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还好。川、滇为自救也不能不欢迎我们去,更无从借口阻止我们去,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机会,今后只要我们军事、政治、人事、经济调配适宜,必可造成统一局面。(2)”
赛跑完成了,进行军事、政治、人事、经济的“适宜调配”,当然也就要跟上来了。
当然这并不是说蒋公不想一笔勾销“朱毛”了,他做梦都在想。各路诸侯蒋公都不怎么往眼里放,惟有共产党才是他心中的真正大患。薛岳进贵阳的次日(1935年1月8日),他一边急电“云南王”龙云催调兵力“开赴毕节,相机联络川、桂、黔军,极力堵匪西窜”(3),一边又督促何键以“追剿军总司令” 的名义颁布《第三期追剿计划书》,准备以薛岳兵团并“联络黔粤桂友军,务期蹑匪穷追,将窜匪歼灭于乌江西北地区。(4)”
何键的这个计划书大概是捧着蒋公意旨硬着头皮给弄出来的,总的特点就是没用的话比有用的话多。有用的话可大致概括为:刘健绪的第一兵团主力进出川湘黔边的铜(仁)松(桃)思(南)石(阡)酉(阳)秀(山),沿乌江东岸布防,“锁匪之东窜”,而薛岳的第二兵团在“匪窜过乌江,北窜湄潭、遵义,有暂停喘息之企图”之时,“应亟与黔粤桂友军,协定追剿路线,蹑匪穷追”。
再简而概而言之:何键手中的部队不出乌江东岸,而薛岳所部要与之“呼吸相应”,穷追不舍。
这“有用的话”其实也没什么用,薛岳一到贵阳,就已经摆出了一副不受何键节制的架势,把由何键编组的那个“追剿军第二兵团”的头衔扔在一边儿,重新捡起 “进剿”中央苏区时那个“第六路军总指挥”名头,耀武扬武地发号施令起来。军中要务他俱向蒋公请示定夺,只给“何总司令”通报情况以为敷衍(5)。现如今他奉了蒋公意旨要首先搞定“黔政”,就是想动一时半会儿也动不了,当然也就暂时顾不上何总司令那个“蹑匪穷追”了。
何键那头不想动,薛岳这头动不了。得便宜的,那就只能是“朱毛”了。
其实这当口还有两位也很积极地要“蹑匪穷追”。
一位是远在天边的陈济棠,他慷慨激昂地念叨着“敌忾同仇,义无反顾”,派出张达一军人马,出广州,进柳州,要“协同友军,继续追剿,以期剿灭,宁我邦家”。(6)然而这轰隆隆震天响的雷声毕竟响得太远,雨点儿要浇过来,也不知道是什么时辰,所以蒋公也好,“朱毛”也好,现在也就只可能拿它当响器听着玩玩儿。
再一位就是马上就要过气连诸侯身份都快没了的王家烈。“王主席”虽然还贵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中将军长兼贵州省政府主席”,可现在周浑元的第九十九师郭思演接管了贵阳城防,郭成了“贵阳警备司令”,从前在贵阳一跺脚地皮子都要颤三颤的王主席王军长,现如今却连进出贵阳城门都要受到中央军一个少尉排长的随意刁难。反客为主,反主为客,两相比较,“王主席”自然是倍感凄凉,不知道在心中买了多少次后悔yào,买来买去也就生出了返回桐梓老家找地盘求生存的念想来(7)。
“返回”那是扯淡,那地界儿现如今在“朱毛”手中哩,要回只能“打回”。虽然“王主席”对打“朱毛”信心不大,但一想到如今这个窘境,也勃起了些许“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试想,要不硬着头皮自己给自己划拉地盘,而今往后又怎么办?遵(义)桐(梓)一带比较富庶,要是当地民团的qiāng都被“朱毛”搜光了,再想恢复,那可就更作难了。……
王家烈横了横心:打回去。万不得已,再向川滇黔jiāo界地区去另找地界儿生存。打定主意后他把何知重、柏辉章二人找来说道了一番,这二位因利害相同也很同意。大家商定王家烈负责筹集给养,何柏二人率所部8个团从乌江上游黄沙渡、六广渡一带过江,出刀靶水去“收复遵义”。
然而那毕竟是几杆烟qiāng,吐不出什么浓烟烈火,对“朱毛”来说,其威胁大致可以忽略。
倒是有一个威胁不容忽视,但暂时还是潜在的。
那就是川军的刘湘。
刘湘的头衔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中将军长兼四川省政府主席”,那时他刚将其族叔刘文辉逐出川西平原,统一了川政,正处于财大气粗踌躇满志的状态。虽然也有川北“徐张匪部”让他时常睡不好觉,但毕竟还没有威胁到他屁股下坐着的川西平原这片最富庶的粮仓。对于“赣匪西窜”以来的动向,他一直就非常关注,其原因当然是唯恐“朱毛”入川与“徐张”合股,在川西平原再弄出个“苏区”来,最后端了自己的吃饭锅。
中央红军由湘桂黔边进入黔东南后,刘湘的决心是“南拒北守”,即对北面的“徐张”取守势,而对南来的“朱毛”取攻势。他认为,过去川军对“徐张匪部”作战太被动,现在对“朱毛”作战应该取攻势,在其未入川前就将其堵住,并且“一定要把这场战争推到省外去打”。对于蒋公比较热衷的那个“碉堡战术”,刘甫公很是不以为然,认为“太呆板,要与机动部队配合才能发生效用。”(8)
据时任刘湘部教导师第三旅(旅长郭勋祺)副官长的胡秉章老先生回忆,在中央红军进入黔东南之初,刘湘及所部首脑对其后来战略走向的判断是“要进入四川与徐向前部队会合”,而且提出了5种可能xìng:
第一案:走酉秀黔彭(即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引者注)方面出涪陵,北渡长江与川北的徐向前会师,再由大小川北进攻成都;
第二案:沿川黔公路进攻松坎、綦江,直取重庆,然后与徐向前部会攻成都,但重庆地形艰险难攻,其可能xìng不大;
第三案:沿赤水河出合江,渡长江北上;或经古蔺、永宁出沪州北上,这一案的可能xìng较多;
第四案;经云南昭通,由大关再经老鸦滩、筠连等南六属地区攻叙府(宜宾)、江安、南溪,沿氓江两岸进攻成都,或退入康定,与徐向前部队集结在西康境内,依山据险,建立苏维埃政府;
第五案:若是在处处被阻之后,将渡金沙江经会理、西昌穿越大凉山区,走从前石达开所走过的道路;或据康定,或趋岷山东端,进入陕甘地区。
假设红军是按第五案行动走西康这条道路,那未我们只须用一、两旅兵力扼守大渡河天险,他们就chā翅也难飞越,必蹈昔年石达开的覆辙。(9)
不知是撰文时年事已高记忆紊乱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这位胡老先生的回忆中有诸多错讹(如对所部所历战事的日期时间等)及难以置信之处,采信度并不算高。比如上面这个在中央红军刚入黔东南时便提出的这“5种可能xìng”(特别是四、五两案),似有事后刻意附会之嫌(比如“与徐向前部集结在西康境内”、“渡金沙江趋会理”、“趋岷山东端北出陕甘”等等)。然而从刘湘后来针对中央红军要北渡长江入川会合红四方面军的意图所作之准备和部署及行动决心来看,此公的战略眼光在西南诸侯中当属皎皎者,确非酒囊饭袋。
不惟如此,在西南诸侯中,这位“刘甫公” 的本钱也是数一数二的长江上他有舰队,天空中他有飞机,地面上他还有兵工厂。中央红军由黔东南进至乌江南岸之时,他除了以重兵拱卫重庆外,立即调整部署,一边派陈万仞第五师进驻酉(阳)秀(山)黔(阳)彭(水),防堵红二、六军团及中央红军;一边急调驻泸县、江津、綦江的模范师第三旅廖泽部及边防第二路穆肃中部进入黔北正安、绥阳一线,与黔军协防,要“把战争推到省外去打”。同时以教导师第三旅郭勋祺部、独立第四旅潘佐部集中江津白沙作为预备队以为策应。当中央红军一突破乌江占领遵(义)桐(梓),他又急调廖泽旅转赴川黔大道上的松坎一线,防堵中央红军“由松坎、綦江直取重庆”。随即又任命潘文华为 “四川南岸剿匪总指挥”,提调3路12个旅40余团兵力,在东起宜宾西至江津的长江沿线赶修碉筑垒,其“川江公安舰队”的pào舰及改装的武装商船也来回巡弋于江面,准备阻截中央红军北渡长江(10)。
这一段长江沿线河流很多,水陆jiāo通发达,刘湘排兵布阵很是方便其实也是一张牌。
刘湘“南拒北守”的方略得到了蒋公重庆行营主任贺国光的认可实际上也是蒋公的认可。蒋公的算盘是:以乌江东岸的湘军,长江南北的川军,西来“协剿”的滇军、已“追剿”至乌江南岸的湘军李韫珩部及贵阳一线的中央军共150余个团40余万人的兵力,逐步压缩包围,聚歼“朱毛”于长江以南、乌江西北地区。
所以说,虽然当前形势“稍微缓和”,但蒋公留给中央红军的时间,是不多的。
二
利用这个“稍微缓和”的时机,中央政治局开始了对“失败原因”的讨论。
1月15日,在争论各方经过几天的准备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新城子尹路80号柏辉章公馆中革军委驻地(现名红旗路)召开。除了政治局成员外,会议还扩大到中央红军军委各部和在遵义附近的军团一级军政首长。据许多当事人的回忆、补充,可以确认的与会人员有: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总书记博古(秦邦宪)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洛甫);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陈云;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máo zé dōng;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刘少奇;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共青团中央书记何凯丰;
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
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16日离会赶赴刀靶水前线);
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红三军团政治委员杨尚昆;
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
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
红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
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
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化名“华夫”);
翻译伍修权。
会议由张闻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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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侯之担的赤水兵工厂产品,一次可装填9发子弹。俗称“九响pào”,红军战士戏称为“九响棒棒”。
第二章 抉择(上)
赛跑完成,蒋公还要“适宜调配”/“南拒北守”,甫公要保往自己的“粮仓”/“北渡长江”,仓促出案研判不足/“讨论失败原因”,遵义会议名垂史册/重摆沙盘,体验中革军委抉择艰难/衔尾穷追,甫公要“把战争推到省外去打”/初战受挫,川军与黔军不一样 /诱伏不成,“郭莽娃”确非等闲之辈/红军勇猛,干部团是中央红军一枝花/变化计划,新领导临机措置灵活果断
一
中央红军进占遵(义)桐(梓)地区后,面临的形势的确是“稍微缓和”。
这首先是因为薛岳一进贵阳,蒋公及麾下诸侯又有了一番忙活。
先说薛岳,一进贵阳,他马上就作了一番铺排:吴奇伟部从9日起以第五十九师韩汉英、第九十师欧震两师继续向西,循狗场、清镇之线,限1月10日内进至清镇、镇西卫(今卫城)各地,筑碉警备,并派出一部进至乌江上游鸭池河及其北岸筑碉,征集渡河材料,确实保卫渡河点之安全,与黔西黔军联络,第九十二师梁华盛、第九十三师唐云山两师则留贵阳附近警卫;而周浑元部第五师谢溥福、第九十六师肖致平两师,从9日起循龙里、贵阳之线于1月11日到达贵阳以东贵遵大道上的扎佐、修文各地,并派出一部进至六广、黄沙河各地筑碉,征集渡河材料,确实保持渡河点之安全,并与黔西黄沙河黔军取联络,周浑元率第九十九师郭思演部循谢、肖两师后进,至贵阳北部警备,第十三师万耀煌部则自10日起,以主力控制贵定,以一部进至贵定与贵阳之间的龙里警备(1)。
这个铺排很有来历和说道,它至少透着这样几个算计:防桂军由都匀出贵定来争贵阳,防黔军由黔西、黔东南来要贵阳,防“朱毛”沿贵遵大道来取贵阳。总而言之,薛长官眼巴前儿最为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巩固与“小诸葛” 在上一轮长跑比赛中刚赢得的胜者地位。对于“朱毛”,则暂取守势而非攻势虽然守中也有攻的架势和准备,比如周浑元部的谢、肖二师,在巩固防务后,即可跨过乌江,出刀靶水、螺蛳堰(今三合镇),与从鸭溪、白腊坎方面威胁镇南关(老君关)、刀靶水的吴奇伟部韩、欧二师配合,分进合击,袭取遵(义)桐(梓)。但这在薛长官的脑袋中,是稍微靠后的问题了。
薛岳这个铺排的来头是蒋公,“朱毛”入黔后,蒋公的对“朱毛”的主要顾虑是恐其沿“肖克故径”入湘与“贺肖”合股,而这一点他自信cāo有胜算,所以才有让薛岳与桂军赛跑,将战略重心向“攫取黔政”偏移的计较。据时任蒋公侍从室中将主任的晏道刚将军回忆,入黔之初,蒋公就信心百倍地对其“文胆”陈布雷称:“川、黔、滇三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还好。川、滇为自救也不能不欢迎我们去,更无从借口阻止我们去,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机会,今后只要我们军事、政治、人事、经济调配适宜,必可造成统一局面。(2)”
赛跑完成了,进行军事、政治、人事、经济的“适宜调配”,当然也就要跟上来了。
当然这并不是说蒋公不想一笔勾销“朱毛”了,他做梦都在想。各路诸侯蒋公都不怎么往眼里放,惟有共产党才是他心中的真正大患。薛岳进贵阳的次日(1935年1月8日),他一边急电“云南王”龙云催调兵力“开赴毕节,相机联络川、桂、黔军,极力堵匪西窜”(3),一边又督促何键以“追剿军总司令” 的名义颁布《第三期追剿计划书》,准备以薛岳兵团并“联络黔粤桂友军,务期蹑匪穷追,将窜匪歼灭于乌江西北地区。(4)”
何键的这个计划书大概是捧着蒋公意旨硬着头皮给弄出来的,总的特点就是没用的话比有用的话多。有用的话可大致概括为:刘健绪的第一兵团主力进出川湘黔边的铜(仁)松(桃)思(南)石(阡)酉(阳)秀(山),沿乌江东岸布防,“锁匪之东窜”,而薛岳的第二兵团在“匪窜过乌江,北窜湄潭、遵义,有暂停喘息之企图”之时,“应亟与黔粤桂友军,协定追剿路线,蹑匪穷追”。
再简而概而言之:何键手中的部队不出乌江东岸,而薛岳所部要与之“呼吸相应”,穷追不舍。
这“有用的话”其实也没什么用,薛岳一到贵阳,就已经摆出了一副不受何键节制的架势,把由何键编组的那个“追剿军第二兵团”的头衔扔在一边儿,重新捡起 “进剿”中央苏区时那个“第六路军总指挥”名头,耀武扬武地发号施令起来。军中要务他俱向蒋公请示定夺,只给“何总司令”通报情况以为敷衍(5)。现如今他奉了蒋公意旨要首先搞定“黔政”,就是想动一时半会儿也动不了,当然也就暂时顾不上何总司令那个“蹑匪穷追”了。
何键那头不想动,薛岳这头动不了。得便宜的,那就只能是“朱毛”了。
其实这当口还有两位也很积极地要“蹑匪穷追”。
一位是远在天边的陈济棠,他慷慨激昂地念叨着“敌忾同仇,义无反顾”,派出张达一军人马,出广州,进柳州,要“协同友军,继续追剿,以期剿灭,宁我邦家”。(6)然而这轰隆隆震天响的雷声毕竟响得太远,雨点儿要浇过来,也不知道是什么时辰,所以蒋公也好,“朱毛”也好,现在也就只可能拿它当响器听着玩玩儿。
再一位就是马上就要过气连诸侯身份都快没了的王家烈。“王主席”虽然还贵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中将军长兼贵州省政府主席”,可现在周浑元的第九十九师郭思演接管了贵阳城防,郭成了“贵阳警备司令”,从前在贵阳一跺脚地皮子都要颤三颤的王主席王军长,现如今却连进出贵阳城门都要受到中央军一个少尉排长的随意刁难。反客为主,反主为客,两相比较,“王主席”自然是倍感凄凉,不知道在心中买了多少次后悔yào,买来买去也就生出了返回桐梓老家找地盘求生存的念想来(7)。
“返回”那是扯淡,那地界儿现如今在“朱毛”手中哩,要回只能“打回”。虽然“王主席”对打“朱毛”信心不大,但一想到如今这个窘境,也勃起了些许“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试想,要不硬着头皮自己给自己划拉地盘,而今往后又怎么办?遵(义)桐(梓)一带比较富庶,要是当地民团的qiāng都被“朱毛”搜光了,再想恢复,那可就更作难了。……
王家烈横了横心:打回去。万不得已,再向川滇黔jiāo界地区去另找地界儿生存。打定主意后他把何知重、柏辉章二人找来说道了一番,这二位因利害相同也很同意。大家商定王家烈负责筹集给养,何柏二人率所部8个团从乌江上游黄沙渡、六广渡一带过江,出刀靶水去“收复遵义”。
然而那毕竟是几杆烟qiāng,吐不出什么浓烟烈火,对“朱毛”来说,其威胁大致可以忽略。
倒是有一个威胁不容忽视,但暂时还是潜在的。
那就是川军的刘湘。
刘湘的头衔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中将军长兼四川省政府主席”,那时他刚将其族叔刘文辉逐出川西平原,统一了川政,正处于财大气粗踌躇满志的状态。虽然也有川北“徐张匪部”让他时常睡不好觉,但毕竟还没有威胁到他屁股下坐着的川西平原这片最富庶的粮仓。对于“赣匪西窜”以来的动向,他一直就非常关注,其原因当然是唯恐“朱毛”入川与“徐张”合股,在川西平原再弄出个“苏区”来,最后端了自己的吃饭锅。
中央红军由湘桂黔边进入黔东南后,刘湘的决心是“南拒北守”,即对北面的“徐张”取守势,而对南来的“朱毛”取攻势。他认为,过去川军对“徐张匪部”作战太被动,现在对“朱毛”作战应该取攻势,在其未入川前就将其堵住,并且“一定要把这场战争推到省外去打”。对于蒋公比较热衷的那个“碉堡战术”,刘甫公很是不以为然,认为“太呆板,要与机动部队配合才能发生效用。”(8)
据时任刘湘部教导师第三旅(旅长郭勋祺)副官长的胡秉章老先生回忆,在中央红军进入黔东南之初,刘湘及所部首脑对其后来战略走向的判断是“要进入四川与徐向前部队会合”,而且提出了5种可能xìng:
第一案:走酉秀黔彭(即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引者注)方面出涪陵,北渡长江与川北的徐向前会师,再由大小川北进攻成都;
第二案:沿川黔公路进攻松坎、綦江,直取重庆,然后与徐向前部会攻成都,但重庆地形艰险难攻,其可能xìng不大;
第三案:沿赤水河出合江,渡长江北上;或经古蔺、永宁出沪州北上,这一案的可能xìng较多;
第四案;经云南昭通,由大关再经老鸦滩、筠连等南六属地区攻叙府(宜宾)、江安、南溪,沿氓江两岸进攻成都,或退入康定,与徐向前部队集结在西康境内,依山据险,建立苏维埃政府;
第五案:若是在处处被阻之后,将渡金沙江经会理、西昌穿越大凉山区,走从前石达开所走过的道路;或据康定,或趋岷山东端,进入陕甘地区。
假设红军是按第五案行动走西康这条道路,那未我们只须用一、两旅兵力扼守大渡河天险,他们就chā翅也难飞越,必蹈昔年石达开的覆辙。(9)
不知是撰文时年事已高记忆紊乱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这位胡老先生的回忆中有诸多错讹(如对所部所历战事的日期时间等)及难以置信之处,采信度并不算高。比如上面这个在中央红军刚入黔东南时便提出的这“5种可能xìng”(特别是四、五两案),似有事后刻意附会之嫌(比如“与徐向前部集结在西康境内”、“渡金沙江趋会理”、“趋岷山东端北出陕甘”等等)。然而从刘湘后来针对中央红军要北渡长江入川会合红四方面军的意图所作之准备和部署及行动决心来看,此公的战略眼光在西南诸侯中当属皎皎者,确非酒囊饭袋。
不惟如此,在西南诸侯中,这位“刘甫公” 的本钱也是数一数二的长江上他有舰队,天空中他有飞机,地面上他还有兵工厂。中央红军由黔东南进至乌江南岸之时,他除了以重兵拱卫重庆外,立即调整部署,一边派陈万仞第五师进驻酉(阳)秀(山)黔(阳)彭(水),防堵红二、六军团及中央红军;一边急调驻泸县、江津、綦江的模范师第三旅廖泽部及边防第二路穆肃中部进入黔北正安、绥阳一线,与黔军协防,要“把战争推到省外去打”。同时以教导师第三旅郭勋祺部、独立第四旅潘佐部集中江津白沙作为预备队以为策应。当中央红军一突破乌江占领遵(义)桐(梓),他又急调廖泽旅转赴川黔大道上的松坎一线,防堵中央红军“由松坎、綦江直取重庆”。随即又任命潘文华为 “四川南岸剿匪总指挥”,提调3路12个旅40余团兵力,在东起宜宾西至江津的长江沿线赶修碉筑垒,其“川江公安舰队”的pào舰及改装的武装商船也来回巡弋于江面,准备阻截中央红军北渡长江(10)。
这一段长江沿线河流很多,水陆jiāo通发达,刘湘排兵布阵很是方便其实也是一张牌。
刘湘“南拒北守”的方略得到了蒋公重庆行营主任贺国光的认可实际上也是蒋公的认可。蒋公的算盘是:以乌江东岸的湘军,长江南北的川军,西来“协剿”的滇军、已“追剿”至乌江南岸的湘军李韫珩部及贵阳一线的中央军共150余个团40余万人的兵力,逐步压缩包围,聚歼“朱毛”于长江以南、乌江西北地区。
所以说,虽然当前形势“稍微缓和”,但蒋公留给中央红军的时间,是不多的。
二
利用这个“稍微缓和”的时机,中央政治局开始了对“失败原因”的讨论。
1月15日,在争论各方经过几天的准备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新城子尹路80号柏辉章公馆中革军委驻地(现名红旗路)召开。除了政治局成员外,会议还扩大到中央红军军委各部和在遵义附近的军团一级军政首长。据许多当事人的回忆、补充,可以确认的与会人员有: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总书记博古(秦邦宪)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洛甫);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陈云;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máo zé dōng;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刘少奇;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共青团中央书记何凯丰;
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
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16日离会赶赴刀靶水前线);
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红三军团政治委员杨尚昆;
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
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
红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
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
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化名“华夫”);
翻译伍修权。
会议由张闻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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