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9 章

  的江南、江北，由于占领的面积大，必定要分散兵力。敌人要想进行大规模作战，只能抽出一半兵力，而且持续作战的时间也不会太长。如想消灭敌人主力，最好采取且战且退的战法，将敌诱至衡阳一带歼灭之。他还认为，如果在衡阳一带歼敌，我军驻幕阜山、九岭山的部队西进，驻湘北以西的部队东进，即可截断敌人陆上jiāo通和水上退路。而且，我军驻武汉以北的第五战区、南昌以东的第三战区，可以配合进行牵制作战。

  薛岳的主张却不同，他认为在湘北地区作战为好。他的理由是：一、我军在湘北有15个军兵力可参战，第五战区不需要参战，仅自己的九战区投入，兵力就足够对付；二、我军熟悉湘北的地形，可进可退，行动自由；三、湘北水多山多，敌人机械化兵团行动受限，相反，衡阳是平原地区，适合敌人机械化兵力作战，同时广州的安藤利吉的第二十一军部队，可以北上衡阳，直接配合南下的敌人与我作战。

  就在白、薛二人发表意见时，陈诚久久地盯着地图，一边听他俩的分析，一边思考着。最后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同意薛岳的方案，还为这个方案总结为八个字，这就是：后退决战，争取外翼。

  白、陈离开长沙后，薛岳看到了一份来自武汉地下工作者送来的情报，情报说日军第十一军司令部准备在9月底进攻宜昌。经过周密的思考和反复的论证，薛岳认为这是敌人搞的声东击西yīn谋。但是，为了以防万一，在部署兵力时，他还是作了适当的准备。湘北、鄂南、赣北都要兼顾，重点放在湘北。他的作战指导大纲定为：

  （1）湘北方向逐次抵抗，诱致敌于长沙附近地区，包围歼灭之；

  （2）赣北方面及鄂南方面侧击或围攻敌军而击破之，以利于我主力方面作战。

  在兵力使用上，将第十九、第三十两集团军，部署于赣北的高安、奉新、靖安、武宁、修水地区；将第十五、第二十七两集团军，部署在岳阳以南的新墙河和湘鄂、赣边界的幕阜山区，及汨罗江南北两岸；将第二十集团军部署在湘江以西洞庭湖以南地区；将第七十军放在长沙附近，作为战区机动部队。

  方案上报重庆，不料重庆的回电要薛岳放弃长沙。电报说，保卫武汉，武汉没能保得往，保卫南昌，南昌也丢了，所以，长沙是保不住的。与其空提口号欺骗人，不如放弃长沙，将主力放在铁路两旁，敌进攻时逐步抵抗，逐步后退，退至株洲、浏阳、醴陵地区。

  十分自负并自信的薛岳，掂量着代表蒋介石意图的这份回电，考虑后拿起电话，与陈诚通了电话，说出自己的意见，他强调说：“我的方案部署是根据任务、敌情、我情、地点、时间五行确定的，我是有充分理论根据的。俗话说，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我还是那句话，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你叫我当第九战区司令官，我就要凭我的脑袋办事，指挥打仗。别人的脑袋毕竟是别人的，代替不了我薛岳。如果我整天用别人的脑袋说话办事，那还要我薛岳干什么呢？一个人的精华在脑袋，在灵魂，没有脑袋就没有灵魂，没有灵魂的人算什么人？长沙不守，军人的职责何在？”

  陈诚明白，重庆的这份回电，多半代表了白崇禧的意图，是他说服了蒋介石接受了他的意见才发的这份电报，于是说：“其实，你的方案也兼顾了重庆的意图嘛，兵力放在武汉以南以西，处在可东可西可南的机动位置，是以静观动，以不变应万变的方案，我看可以拭目以待。”

  薛岳本来就对自己的方案充满了自信，听了陈诚一番话，心如铁、意如钢的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看法，他准备在湘北同敌人大干一场。

  日军在攻占南昌以后，国内政局发生了变化。平沼内阁仅执政了七个月就垮台了。阿部信行内阁上台后，希特勒以闪电战术进攻波兰。接着，英法宣布与德国进入战争状态，阿部信行利用欧洲战争全面bào发之际，狂称要全力解决中国事件。为了达到此目的，阿部信行同陆军部协商，撤销了原华中派遣军番号，在南京成立了中国派遣军司令部，西尾寿造任总司令，坂垣征四郎任总参谋长，由中国派遣军司令官统一指挥在华日军的行动。西尾寿造和坂垣征四郎分别从日军教育总监和陆相的位置上下来，他俩提升后，都有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决心，都想打一个大胜仗向天皇报喜。他们想打的这个大胜仗就是进攻长沙。两人联合向冈村宁次下达了《江南作战指导大纲》，明确规定第十一军出动三个师团，于赣北牵制，两个师团及两个支队向湘北进攻，要求在9月底占领长沙，控制四川门户，年底将中国军队压迫至川黔边境。

  冈村宁次接到命令，要求进攻长沙的第一○一师团、第一○六师团，在洞庭湖举行半个月的登陆演习。

  薛岳又胜了(3)

  9月中旬，在冈村宁次的指挥下，第一○一师团、第一○六师团由南昌附近、赣江东西岸及武宁、张公渡方向，逐次向靖安、安义、奉新集结后，向铜鼓、浏阳日夜蚕食。

  几乎同时，鄂南、赣北的日军配合第一○一师团、第一○六师团的进攻，积极向当面的守军攻击，造成全面开花，达到迷惑中国军队的目的。

  9月15日，日军第一○一师团从司公山至大路王一线，疯狂向守军第三十二军、第五十八军攻击；第一○六师团在桥下向守军攻击，第一次长沙会战首先在赣北打响了。

  双方开始接触，不停地打pào。pào击以后，日军以联队为单位发起冲锋，中国军队利用断墙、壕沟进行阻击。子弹打光了，便与敌人个顶个地拼刺刀。由于中国军队刺杀功夫差一点，上去两批拼刺刀的士兵都阵亡了。战至16日晚，守军第五十八军、第三十二军退守若头岭、缺夫岭。会埠方向中国守军打得艰苦，因力量单薄，与阵地共阵亡，日军占领了罗坊。

  冈村宁次同薛岳的情绪如同跷跷板，初战冈村宁次先发制人，占了上风，一直冰封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此时失败的薛岳一脸忧愁。他急令第一八三师由靖安以北南下，夹击罗坊之敌，命令第七十四军由分宜向上高推进，阻击第一○六师团西进。

  17、18日的战斗十分惨烈，敌人的pào弹铺天盖地，落在守军第六十军的阵地上。pào击过后，第一○六师团几乎倾巢而出，扑向第六十军阵地。第六十军禁不住如巨浪般的冲击，整个军被打得七零八落，出现了军长找不到师长，师长找不到团长，士兵找不到长官的混乱场面。接着，第五十八军阵地也被突破。日军一个师团编制相当于中国军队一个师的编制，由于武器装备和官兵训练质量的不同，中国军队两个军六个师顶不住日军一个师团。17日这天，薛岳心急如焚，头上大汗淋漓，手心也湿漉漉的。总体的败势已定，不服输也得服。他决定调整战术。23时，他下令放弃富安，全线后退。第四十九军、预备第九师守备锦江右岸原阵地，第一○五师退至雷公岭、牛毛岭；第三十二军退至锦江右岸；第七十四军退至泗溪、官桥、棠浦一线；第一集团军自行jiāo替掩护，后退至宜丰。

  全线后退后，薛岳召开作战会议，向各师的长官打招呼，强调后退不是为了再后退，而是为了站稳脚跟，继续前进。并说，要发挥人多的优势，采取轮番作战。他要求各师做好反击准备，请他们为每个官兵带足干粮和子弹。接着又向各师下达了战斗任务。

  会议结束后，各师的师长们迅速赶回部队。

  19日晚，薛岳下令反击，当晚全线出击。日军占领高安及锦江北岸，以为中国军队伤亡过大，无力再战，放松了警惕，当晚召开篝火晚会，为庆祝胜利弹冠相庆。正当他们欢呼雀跃之时，中国守军杀了过来，日军措手不及，仓促应战。战至22日拂晓，中国军队收复了高安，向马形山、斜桥推进，高安日军被肃清。中国军队在鄂南、赣北的反击也同时获得成功，收复了原来日军占领的地区。

  日军虽然装备良好，但数量有限，尤其是兵力补充受限，人员伤亡后越战越少。薛岳分析敌我情况，决定乘胜前进。他指挥第十五集团军在汨罗江南岸运用诱敌深入战术，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一次就消灭敌人2000余人。

  这一下，忧愁的跷跷板重心倒向了冈村宁次。他苦着脸思考着对付中国军队的良策，越想越觉得拖下去凶多吉少，伤亡会更大。原因是他认为自己此次出征作战，碰到的是一个硬钉子，这个对手不好对付。因此，他决定撤退。10月5日，全线撤退的命令下达后，日军慌张后退。这一切，被手持望远镜的薛岳看得清清楚楚。他立即下达了全线追击的命令，首先采用大pào袭击撤退的日军。一阵阵撕破天宇的pào击，给日军致命的打击。日军后尾的部队被打得死伤大片，幸存的东逃西散，一片狼藉。中国军队奋勇直追，越战越勇，他们扫dàng了长寿街、龙门厂一带残敌后，又攻占了平江县城，还渡过湘江，攻克了夏营田、湘yīn、新墙、杨林街、荣家湾等地。10月9日，薛岳这才鸣锣收兵，停止追击。

  第一次长沙会战，以日军的失败而落下了帷幕。

  伯陵防线(1)

  由于日军内部出现人事变动及兵力上的不足，第二次长沙会战与第一次长沙会战的时间，相隔了两年之久。

  日军在进攻南昌时，冈村宁次没有采纳大本营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的意见，一意孤行地使用第一○一师团和第一○六师团，令闲院宫载仁大为不快，对他耿耿于怀。此次长沙失利，旧仇新恨令他一怒之下下令将冈村宁次调回了日本，担任军事参议官。军事参议官是日军

  高级职务中咨询和顾问xìng质的职务，位尊而无权，俗话说，是个闲差。

  闲院宫载仁派青木担任第十一军副参谋长，本来是要他监督冈村宁次的行动的，结果青木到任后，不但没能达到他的要求，反而倒向冈村宁次，时常在同僚们中间散布对闲院宫载仁的不满情绪。隔墙有耳，这些都一一传到了闲院宫载仁的耳中，此次长沙失利，他乘机撤了青木的职务。

  新任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和副参谋长木下勇，接任后必须有个熟悉情况的过程。

  这一年，日本国内发生了罕见的旱灾，粮食普遍歉收，有的地区颗粒无收，政府不得不花钱从国外购进大批粮食。由于农业歉收，产生了一系列的副影响，工业和商业同时受累，电力不足，煤矿倒闭，通货膨胀加剧。军工生产难以维持，坦克、大pào几乎停止生产。战场上缴获的装备由于口径不一，一般不好使用。此时，日本与美国的矛盾加剧，《美日通商条约》废除，进口数量骤减，使日本原本萧条的经济雪上加霜。因此，日本政府提出削减军队，减少军费开支。大多数的军人听到这个消息，提出反对意见，政府与军人之间的僵持局面一时难以打破。

  令日军更为头痛的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敌后大发展，他们频频出击，弄得日军在华北、华中无法招架，不得不采取分割、封锁和“扫dàng”等手段，轮番对各抗日根据地进行“肃清作战”，企图实现由“点”、“线”占领，扩大到“面”的占领。八路军针对敌人的战术，以三个师的主力挺进冀鲁平原，挫败日军对冀中、冀鲁和鲁西北等地区的大“扫dàng”，巩固与扩大了抗日根据地。新四军在华中连续举行棋盘岭战斗、马家园战斗、袭击官陡门、芦家庙战斗、东湾战斗、狸头桥战斗、谢家垄战斗、夜袭虹桥机场等一系列著名战斗，华北、华中大批日军被牵制，使日军无法从华北、华中抽调兵力增援湘北。因此，湘北前线的日军面临诸多矛盾，只得由进攻转为防御，等待时机复苏。

  蒋介石很珍惜这一短暂的停战机会，在中国共产党的协助下，在南岳举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提高官兵军政素质。中共中央派叶剑英带领一部分干部和工作人员，参加了训练班的教学工作，训练班主任由蒋介石兼任，白崇禧、陈诚兼副主任，汤恩伯任教育长，叶剑英任副教育长。训练班的成员来自各战区营以上的军官和高级司令部的参谋人员，他们毕业后回原部队再举办训练班，层层办，一直训练到连、排长，目的是使训练的军官学会游击战争。汤恩伯是第三十一集团军司令官，他对教育长一职不感兴趣，很少管事，教学工作落在叶剑英身上，他几乎每天都有课，重点讲人民战争大纲及游击战争概论。每次两小时上课中，学员们听得入神，常常提出延长时间。下课后，学员们将他讲的每一句话都仔细认真地回味，深深地印在脑中。学员们十分钦佩叶剑英的才华，议论他才智过人，是游击战的专家。游击训练班共培养了3500名学员，他们结业后，如春天的种子，撒向三湘四水，播向长江两岸及鄱阳湖边，为后来发生的长沙会战胜利打下了基础。

  1941年9月，日军第十一军阿南认为，经过两年的调整和准备，进攻长沙的条件业已成熟。便同木下参谋长及岛村作战室主任筹划后，确定了攻势计划，并将计划定名为“加号作战”。计划从9月18日展开攻势，击溃新墙河、汨水之间中国军队，同时做好由长乐附近向汨水下游一线推进的准备。汨水右岸地区得手后，再向汨水左岸推进，重点歼灭这里的守军第四军及第九十九军。汨水左岸得手后再向栗桥突击，围歼栗桥以西至湘江的第九战区主力。

  阿南一直在大本营机关工作，来到前线对能否打胜这一仗，心里一直没底，他想在计划方案上报大本营没有回复前，先让少量部队出征练练兵，目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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