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1 章

  许还能救活别人。”说完这话不久，

  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这种壮烈情景，使人感到心酸，令人肃然起敬！数十

  年过去了，还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有一两天，经过一片草地，什么树也没有，我们要带着柴禾行军。

  过草地七天中，我们没有看到一间房子。后来到班佑附近，第一次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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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屎房子，这是用树木架起来，牛屎糊的墙，这是牧民放牧临时住的。右路

  军经过艰苦行军，穿过草地，到达四川西北部的巴西地区。

  我们一些负责同志行军时骑马。看见前面掉队的同志就下来让他们骑，

  一匹马可以骑两个人。许多领导干部都是这样做的。我们红军讲阶级友爱，

  官兵平等，干部关心战士，帮助和体贴同志，这是我们政治思想工作的好传

  统，这比做长篇大论的空洞报告有力得多。抗战时期，我曾在敌后遇到长征

  时干部团的一个学员，他一见到我就问：“你还认识不认识我？”

  我说：“记不得名字了。”

  他很生气他说：“长征时我在于部团，那时我病了，走不动路，还是你

  用马把我驮过来的。”

  我对他说：“同志，这种情况差不多天天都有啊。哪能都记得呢？”

  干部团里只有一位女同志，就是负责司令部总务工作的危拱之同志。长

  征途中的总务工作是很繁重、很辛苦的。部队一到宿营地，拱之同志忙着安

  排大家的吃、住，安顿病号，招呼大家烧热水洗脚等。部队出发前，她督促

  检查同志们打扫驻地，上好门板，归还借来的东西，做好各项善后工作。记

  得在过草地时，我的马丢了，驮在马上的粮食和全部生活用品也随着丢失了，

  拱之同志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从其他同志那里为我匀了一份，帮助我渡过

  了难关。她还在百忙中为我织了一条毛线围巾。拱之同志对干部团其他同志

  的照顾也是满腔热忱、无微不至的。拱之同志缠过足，但是由于马匹少，在

  整个长征途中，她从来没有骑过马，完全靠一双“解放脚”一步一步地走完

  了两万五千里。拱之同志不愧为一位革命女杰。拱之同志一生几经坎坷，但

  始终革命意志坚定，忘我地、勤勤恳恳地为党工作着。一九七三年，拱之同

  志不幸病逝。人民将永远纪念这位革命的老大姐。

  长征途中，我有个勤务员，叫王道全。他是江西人，才十几岁，行军时

  除了背自己的行李、每人必须携带的粮食以及驳壳qiāng和子弹以外，还要提着

  办公用的马灯和脸盆等其他物品，这对于一个年纪不大的孩子来说，负担是

  够沉重的了”但一到宿营地，他就忙着找我们两个人睡觉的门板和禾草，还

  要烧热水洗脚解乏，完全忘了自己的疲劳。第二天出发前，他总是按照部队

  规定的“八项注意”，把借来的门板上好，捆好禾草放回原处，把驻地清扫

  干净。天天如此，从不马虎。他虽然是勤务员，实际上还主动担负着警卫员

  的任务。在工作上，从来不计较份内份外，不论哪位负责同志有事。如当时

  的团长陈赓同志或其他负责同志有事要办，他都主动去干，大家都喜欢他。

  粉碎张国焘yīn谋，

  继续北上，红军胜利到达陕甘宁

  不久，左路军主力也到达四川阿坝地区。前敌总指挥徐向前和陈昌浩同

  志走在前面。张国焘顽固地认为北上不行，主张再过一次草地往南返，到天

  全、芦山一带发展。他到阿坝后就按兵不动。党中央经过讨论，决定还是北

  上。

  张国焘一意孤行，对中央的多次决定拒不执行，擅自命令左路军停止北

  上，并且打电报给中央，荒谬地要右路军也重新过草地南下。党中央曾几次

  去电，指出只有北上才是出路，只有北上才能使红军得到发展，才能在全国

  范围内扭转革命所遭受的挫折，才能推动全国抗日民主运动高潮的迅速到

  来。张国焘却悍然不顾。他还密电陈昌浩，企图裹胁党中央和一方面军全部

  南下。在这个关键时刻，叶剑英同志同张国焘的yīn谋进行了勇敢机智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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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党立了大功。徐向前同志对张国焘的yīn谋很愤慨，说：“天下哪有红军打

  红军的道理，怎么说也不能打。”máo zé dōng、周恩来同志知道这个情况后，立

  即在巴西召开紧急会议，采取果断措施，率领一、三军团和红军学校连夜出

  发，继续北上，避免发生武装冲突，迅速脱离险境。

  不少同志对张国焘的罪恶行径憋了一肚子气，为了团结，强忍住没有发

  作。我对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同志和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刘少奇

  同志讲：北上一定要把我们红军学校特科团带上，否则，我们开小差也要北

  上，那时候可不要因为开小差而开除我们的党籍。

  红军学校特科团在凌晨三时左右接到北上的命令，韦国清同志和我马上

  集合全团学员准备出发。出发前，我们简要地向学员们讲了当前面临的情况：

  现在有两条方针，一条是向甘肃、陕北北上抗日；一条是回过头去向南，再

  一次过草地，大家看怎么办？

  我们还明确地告诉大家：北上是中央的方针，南下不是中央的方针。愿

  意北上的跟我们走，不愿北上的可以留下”

  “赞成哪一个方针？”我们问大家。

  “我们要北上！”

  “我们要北上！”

  “要北上，不要南下！”

  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

  于是，特科团出发了。这时李德和我们同行。他是第三国际派来的军事

  顾问，德国人。他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在遵义会议以前的长征中，一直推行

  王明错误路线，这时他也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行为不满，向我们说：我

  同你们中央一直有分歧，但在张国焘分裂的问题上，我拥护你们中央的主张。

  红军学校的政治委员何畏，原为四方面军第九军军长，积极追随张国焘，

  后来在延安批判张国焘的错误时逃跑了。在长征路上，他一得知红军学校北

  上的消息后，便立即去报信，于是张国焘下了停止前进的命令。

  我们摸黑走了大约二十多里路，天快亮了，忽然从后面传来命令：传令

  兵通过，部队原地停下。

  这是陈昌浩同志派人送来的张国焘要南下，不准北上的命令。红军是很

  守纪律的，虽然大家对此命令异常不满，但部队还是就地停了下来。

  这时候，máo zé dōng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走在红军学校前头，在半山坡

  上一块很小的平地上停了下来。王稼祥、洛甫、叶剑英、杨尚昆等同志也到

  了这里。我们都赶到máo zé dōng同志跟前。张国焘的追随者、红军学校教育长李

  特，这时持qiāng带着几个人从后面追到这里。李特问máo zé dōng同志：现在总部政

  治委员张国焘同志来了命令要南下，你们怎么还要北上？

  跟随李特的几个警卫员，手提驳壳qiāng，指头按着板机，气势汹汹，气氛

  十分紧张。

  面对李特的无礼威胁要挟，máo zé dōng同志从容不迫，镇定自若地同往常一

  样，从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出发，对李特晓以大义，语气平稳、庄重，耐心

  他讲明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指出在当时情况下我军只能北上，万

  万不能南下。

  máo zé dōng同志冷静而坚定地说：这件事可以商量。大家分析一下形势，看

  是北上好，还是南下好。现在只有北上一条路可以走，因为南边集中了国民

  党的主要兵力，而陕西、甘肃的敌人比较薄弱，这是一。第二，北上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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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树起抗日的旗帜，南下是没有出路的，是得不到全国人民拥护的。

  máo zé dōng同志严肃地正告李特：彭德怀同志率领的三军团就走在后面，彭

  德怀同志是主张北上，坚决反对南下的，他对张国焘同志要南下，火气大得

  很哩！你们考虑考虑吧！大家要团结，不要红军打红军嘛！

  máo zé dōng同志的严正警告，使李特不敢轻举妄动。因为彭德怀同志在红军

  中享有能征善战的声威，他们不能不有所顾忌。

  最后，máo zé dōng同志恳切地对李特说：请你向国焘同志转达我的意见。根

  据对当前政治形势的分析，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面的敌人力量很大，再过

  一次草地，在天全、甘孜、芦山建立革命根据地是很困难的。我相信，只有

  北上才是真正的出路，才是唯一正确的。我相信，不出一年你们一定会北上

  的。你们南下，我们欢送。我们前面走，给你们开路，欢迎你们后面来。我

  们前面走，欢迎你们后面来。

  最后一句话，接连讲了三遍。máo zé dōng同志这一番话，语重心长，给我们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不少同志还清楚地记得。

  红军学校特科团的干部都是一方面军的，招收的学员主要来自四方面

  军。李特看威胁右路军南下无望，便对máo zé dōng同志说：根据张国焘同志的命

  令，红军学校的学员要南下。

  máo zé dōng同志说：可以，红军学校的学员回去跟四方面军南下吧。我们特

  科团的干部要北上。

  máo zé dōng同志顾全大局，为着团结，让四方面军的学员回去。当场命令韦

  国清同志和我，集合特科团全体同志。máo zé dōng同志对学员们讲了话，讲话的

  内容同前面讲的大体相同。máo zé dōng同志在讲话结束的时候反复强调说：南下

  的路是走不通的，你们将来一定要北上的。现在回去不要紧，将来还要回来

  的。你们现在回去，我们欢送，将来回来，我们欢迎。

  máo zé dōng同志高瞻远瞩，坚持原则，坚持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粉碎了张

  国焘妄图挑起红军打红军的一场yīn谋。

  四方面军的学员走了以后，特科团只剩下我们几十个干部了。我们到甘

  肃俄界宿营。甘肃军阀鲁大昌师在腊子口堵住了我们的去路。腊子口形势险

  要，突不破这一关，就打不开通向陕甘的路。我们的先头部队从侧面攀登上

  去，夺取了腊子口，大部队顺利通过。到达甘肃哈达铺，部队休整了几天，

  进行改编。因为当时兵分左右两路，朱德、刘伯承、罗炳辉、董振堂等同志

  在左路军。我们右路军只剩下几千人了，便改编为陕甘支队。彭德怀同志任

  司令员，máo zé dōng同志兼政治委员。下辖三个纵队，一纵队司令员林彪、政治

  委员聂荣臻；二纵队司令员彭德怀兼，政治委员李富春；三纵队司令员叶剑

  英，政治委员邓发。我们特科团改为随营学校，属三纵队，校长是陈奇涵，

  我任政治委员。从哈达铺开始，以后打仗不多，但是敌人的骑兵对我们威胁

  很大。到了吴起镇，就到陕北革命根据地了，大家都很兴奋。接着，我们到

  了瓦窑堡，这里是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政府所在地，大家更高兴了。以后随营

  学校和陕北的红军学校合起来，又改为红军学校，周昆任校长，我任政治委

  员。不久，我调到红二十八军工作，由原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接任红军

  学校的政治委员。

  陕北窑洞做新房

  新婚数日上前方

  我和钟月林同志是1935年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在瓦窑堡时结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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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红军历尽千难万险走完了两万五千里，行军打仗，发动群众，

  整整一年时间，颠沛流离。到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如同回到了自己久别

  重归的故土，从此红军又有了自己的根据地，自己的家了。队伍到了陕北，

  才算是安顿了下来。不少的同志相继结婚。当时，我自己还没有考虑到那么

  多。袁国平同志的夫人邱一涵大姐是个十分热心的人，她张罗着给我找对象。

  那时，红军队伍里的女同志不多。她提到的三个女同志的名字，其中就有钟

  月林。我在长征路上就见过她，虽然了解不多，但对她的印象很好。

  在长征途中，陈赓同志带着几个女同志到我们干部团来玩时，向我介绍

  过她。她是当时我们长征队伍里30个女      兵中最小的一个。长象没有什么

  特别，普普通通的，一个小女兵，听说她家是贫农，家境贫寒，当红军以前

  是个童养媳，地地道道一个苦孩子出身，可我觉得她很实在，外貌很质朴很

  善良。于是便同意与她结婚。

  贺子珍同志先把这件事告诉了钟月林。没几天，邱一涵同志陪她到了我

  这里。那天是12月12日。这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楚，因为一年后的这一天发

  生了“西安事变”。

  那个战争年代，一切从简。结婚不举行什么仪式。我的宿舍一切都没有

  变化。一间不到8平方米的窑洞，一张单人士炕，一套我原来自己的铺盖。

  地上烧着一个火炕炉子。一切生活用具都没有新添置。只是多了一个人便成

  了一个家庭。结婚后，我拿出仅有的两三块钱，请蔡畅、邓颖超、贺子珍、

  邓六金等几位大姐们及红军学校的几位同志一起吃了一顿饭。那时候结婚，

  就这么简单。

  我们结婚后没几天，周恩来副主席找我谈话，说组织上决定派我到刘志

  丹同志任军长的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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