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6 章
榆社向南撤到长治一带,司令部设在晋城。以后,又率部跑到河南去了。抗
战期间,河南人有一句口头语:“河南四荒,水、旱、蝗、汤(汤恩伯)”。
可见汤部的纪律是何等之坏。
太原失守后,华北的guó mín dǎng军大部撤到黄河以南去了,在华北以guó mín dǎng
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共
产党八路军的政治影响迅速扩大,成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中流砥
柱。
太原失陷后的第二天,máo zé dōng主席签署了中央军委对八路军的指示,要
求八路军在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和晋西南地区控制一部兵力对日军作战,
大部兵力分散到各要地组织群众武装,在统一战线基本原则下,放手发动群
众,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减租减息,筹办粮饱,实现自给,扩大部队,进一
步发挥独立自主精神,准备充分力量对付敌人向内线进攻。
为加强地方党的工作,北方局将平汉线省委改为冀豫晋省委 (后改称晋
冀豫省委),李菁玉任书记,李雪峰任组织部长,徐子荣任宣传部长,我任
军事部长。省委随一二九师师部活动,当时,中共省委不公开,对外称“一
二九师编辑部”。
根据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一二九师在昔阳县武家庄及和顺县
石拐先后两次召开干部会议,进行坚持华北抗战的动员,传达党中央和毛泽
东主席关于建立以太行、太岳山脉为依托的晋冀豫边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具
体部署开展山地游击战的各项工作任务。一面继续做好统一战线工作,一面
分兵发动群众扩大队伍。石拐会议后,师部移驻辽县 (今左权县)。师的主
力部队分别在同蒲铁路东侧、正太铁路南侧和平汉铁路石家庄至磁县段以西
地区展开。
当时,我们一二九师在晋东南只有3个团。根据开展游击战争的需要,
我提了一个建议:把部队中副职抽出来,搭成团的架子,政治部的领导同志
分别带队,下去搞扩兵。同时也搞点qiāng、搞点钱。当时是个好机会,机不可
失。因为那时群众抗战热情极高,许多热血青年请缨杀敌,报国疆场。另一
方面,guó mín dǎng军队纷纷溃败南撤,散兵游勇很多,散落的qiāng支也很多。搞钱
也不难,有利条件不少,可以同当时的政府一起筹款。因为,抗战开始后,
阎锡山将山西全省划为七个行政区,晋东南地区主要属于第三、第五行政区,
第三行政区主任是薄一波同志,第五行政区主任是戎子和同志。薄一波同志
还担任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简称决死队,又称新军)第一纵队政治委
员,还是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沁县中心区负责人。戎
子和同志是决死队第三纵队司令,牺盟会长治中心区负责人。此外,还有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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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言、周仲英、杨献珍、韩均、徐子荣等十多位同志在那里任政治委员。
师首长采纳了我的建议,派我和师政治部组织部长王新亭、宣传部长刘
志坚,分别率领从部队中抽调一些骨干组成的工作团和步兵分队,到沁县、
武乡、沁源、襄垣、安泽、屯留、长治、平顺、陵川、高平、晋城等地,配
合地方党开展工作,放手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各种抗日组织和地方抗日民
主政权,扩大部队。七七一团政治处副主任赵基梅率该团第三营两个连随我
去晋东南扩兵。这支小部队很快发展成一二九师赵(基梅)涂(锡道)支队。
我去晋东南扩兵时,刘伯承师长、徐向前副师长让我代表他们到晋城去
拜访一下汤恩伯。刘帅、徐帅同他打过很多仗,可以说是老对头了,他们之
间彼此很熟悉。当时是统一战线共同抗日嘛,拜访一下也是很自然的。我去
时穿着普普通通的八路军服装,打着绑腿,带了个警卫员。那时没有军衔,
除了带有“八路”二字的臂章外,也没有其它什么标志。汤恩伯当时是军团
司令。为了进见时通报方便,拜访前临时写了张名片:“宋任穷,国民革命
军第一二九师政训处副主任,湖南浏阳。”
见到汤恩伯时我说:“刘伯承师长、徐向前副师长委托我来看望汤司令。”
他说:“外面有太阳,就在外面坐。”
我们俩坐下后,天上的地下的闲谈了一通。谈得很多,也很随便。我们
闲谈中他问了我一个问题。
他说:“有一点我不了解,你们八路军为什么打仗总打不散,散了也能
够收拢来。我们的部队就不行呢?”
我说:“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的军队每个连都有共产党支部。汤司令
要学的话,我们派些人到你的部队,也在每个连建一个共产党支部。保险你
打散了又可以收拢。”
他听了后哈哈大笑。汤恩伯周围的一些随从见到我这个二十多岁的八路
军年轻军官同他们的司令长官讲话如此随便,感到十分惊讶。
红军、八路军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不管物质生活如何菲薄,战
斗如何频繁,都能上下一心艰苦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
要原因。这一点汤恩伯是理解不了的。
我在晋东南时,彭真同志到沁州,要从一二九师调一个人去沁州帮助薄
一波同志加强新军工作。当时,领导提出让我去。《周恩来选集》(上卷)
中有一个电报,是1937年11月总理从临汾给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人发的,
电报说:“加强各军区的工作。加强晋东南,提议宋任穷、彭真去主持,以
决死队八千人为基础。” (见《周恩来选集》上卷80页)讲的就是这件事。
我到了沁州彭真同志处。后来,中央又取消了这个决定。于是我又回到了一
二九师,彭真同志去了晋察冀中央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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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开辟冀南
1938年春,华北正面战场guó mín dǎng军节节败退,华北主要城市和jiāo通要道
尽陷敌手,日本侵略者趁机抽出大批兵力南下,投入华中战场。企图首先夺
取战略重镇徐州,打通津浦铁路,以连贯南北战场,尔后全力会攻,夺取武
汉。这样,日军在华北战场上的兵力相对减少了。这种态势,在客观上为我
军深入发展华北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敌后平原抗日根据地是个有利时机。
八路军挺进冀南平原
冀南根据地不断扩大
一二九师进入太行山区抗战以来,深入发动群众,积极配合我军作战,
连续取得阳明堡、七亘村、黄崖底、神头岭、响堂铺、长乐村等战斗的重大
胜利,在晋东南山岳地带站稳了脚跟。这就为我军逐步向平原地区发展游击
战争,建立了良好基地,提供了有利条件。
一二九师派兵进入冀南平原之前,冀中平原已经有了吕正cāo的部队。吕
正cāo同志是原guó mín dǎng东北军五十三军六九一团团长,是共产党员。 1937年
10月14日,他拒绝guó mín dǎng南撤命令,率部于河北省晋县小樵镇誓师抗日。
吕部编为人民自卫军,与我党领导的河北游击队相结合,在冀中平原开展游
击战争。这为我们向冀南平原发展也创造了条件。
冀南地方党也几次派人到太行,要求我军尽快派兵东进冀南。
冀南,泛指河北省南部。西临平汉铁路,东接津浦铁路,北边靠沧州至
石家庄公路,南边跨漳河。冀南的地理位置很重要,西临太行,东临山东,
是连接山西和山东两省的纽带和桥梁。冀南向北可达北平(今北京)、天津
等大城市,向南可通中原大地,东西可控制平汉、津浦两条铁路干线,是南
北jiāo通的要害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冀南地区不仅jiāo通便利,而且物产丰富,人口众多。为我军开展游击战
争,创建抗日根据地,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冀南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我党在冀南人民中间有着深刻而广泛的
影响,抗日战争bào发后,冀南地方党根据中共中央和北方局指示,积极地开
展抗日工作。不久,成立了以马国瑞同志为书记的直南临时特委,积极领导
恢复冀南各地党的组织,宣传抗日救国,建立抗日武装,为我军创建冀南平
原抗日根据地在思想上、组织上做了必要的准备。
“七七”事变后,冀南平原沿铁路线的城市很快沦陷敌手。日军所到
之处,疯狂地烧杀抢掠,制造了一起起骇人听闻的惨案。冀南人民生活在腥
风血雨之中。在此国难当
头,guó mín dǎng及其政府理应同人民一道抵御外侮,拯救国家民族于危亡。
然而,guó mín dǎng军一撤再撤,政府官员畏敌潜逃,冀南一时陷入无政府状态。
在此形势下,一些汉jiān趁机四处活动,组织维持会、伪政府。也有些人目睹
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深感国家民族危亡的严重xìng,自发组织武装抗日救国,
像武强、深县一带段海州组织的“青年抗敌义勇军团”,宁晋、赵县一带赵
辉楼组织“民众抗日自卫军”等等。还有些人利用群众积极要求抗日的心理,
打起抗日旗号,拉队伍组织武装。一时间,各色各样杂牌武装以及民团、土
匪蜂拥而起,当时组织的各种武装,除我地方党领导的以外不下百余股,人
数多者达数千人,少者十几人。有人形容当时是“司令如毛,土匪遍地”,
也不无道理。确实,有些名为抗日,实则土匪;有的暗中勾结日寇,当了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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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ān。他们各据一方,不断扩充自己势力,进而互相火并。对群众横征暴敛,
鱼ròu乡里,烧杀jiānyín,无恶不作。除了这些拉杆而起的武装,还有些地方势
力的代表人物,利用群众要求安定社会秩序的心理和一些封建迷信思想,趁
机组织起各种会道门,如南宫、枣强一带的六离会,衡水一带的二坎会,平
乡、广宗一带的大刀会,以及什么白极会、黄沙会、红qiāng会、天门会等。参
加会道门的许多群众是为“防匪自卫”、“保家护村”,但其中有些头头暗
中通敌,名为会首,实为汉jiān。
处在外侮内乱极度混乱局面下的冀南广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一夕数惊,鸡犬不宁。田园荒芜,民不聊生,他们翘首盼望八路军出师冀南,
领导他们抗日救国,安定社会秩序。
一二九师首先派往冀南的是由孙继先、胥光义同志率领的挺进支队。孙
是队长,胥是政委。挺进支队是由师教导团抽调的30余名营连干部组成的。
挺进支队出发前,刘师长亲自jiāo待任务:了解情况,帮助地方恢复建立党组
织,宣传抗日救国,建立抗日政权和各级抗日武装。此前,一二九师曾组织
先遣支队,由张贤约率领下太行侦察了解情况。先遣支队没有到平汉路东冀
南地区,只派了冷赤哉(冷后来逃跑了)、熊德如、王金材三同志过铁路到
任县邢家湾和尧山县等地,了解冀南地区抗日情况,后来这三个人留在冀南
了。
1937年12月13日,孙继先、胥光义他们到达冀南隆平(今隆尧县)一
带,受到当地群众热烈欢迎和支持。在地方党的协助下,隆平及其周围一些
县的抗日工作很快发动起来了,建立了“抗日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
委会)。
为了迅速创建冀南平原抗日根据地,一二九师派出挺进支队之后,又组
建“八路军东进抗日游击纵队”(简称东进纵队或东纵)挺进冀南。陈再道
同志任司令员,当时的冀豫晋省委书记李菁玉同志兼政治委员。师首长向陈
再道、李菁玉等同志讲了我军开赴冀南,创建敌后平原抗日根据地的重大意
义并jiāo代了有关的方针、政策等。
1938年1月15日,东纵到达隆平县魏家庄一带,与先期到达这里的挺
进支队会合。会合后,胥光义同志任东纵政治部主任。整个东纵部队人数虽
不多,只有五个正规连,其中三个步兵连、一个骑兵连、一个机qiāng连,另有
20多名干部。但是均系老红军,声势很大。我军进入冀南的消息传开,广大
群众莫不欢欣鼓舞。一些杂牌武装的头头,有的也来找陈再道,要求委任。
再道同志到冀南不久,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经过反复耐心的说
服教育工作,成功地解决了巨鹿县以保安团为一方、土匪刘磨头为另一方火
并的问题,东进纵队胜利开进巨鹿县城。“巨鹿事件”的和平解决,在整个
冀南地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不久,东进纵队即向南宫开进。再道同志率东
进纵队开进冀南后,冀南地区的抗战形势发展很快。
我是继陈再道同志之后,于1938年3月到冀南的。从此,我始终在冀南
地区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八年的日日夜夜,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永远
难忘。
东进纵队开赴冀南不久,根据冀南抗战形势的迅速发展,为进一步加强
军事力量和领导力量,师首长又派我带着一个骑兵团、一个独立支队和一个
机qiāng连开赴冀南。骑兵团是由原红军十五军团骑兵团和陕北红军的部分骑兵
编成的,改编为八路军时是骑兵营,后发展成骑兵团。团长王振祥,政委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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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期间,河南人有一句口头语:“河南四荒,水、旱、蝗、汤(汤恩伯)”。
可见汤部的纪律是何等之坏。
太原失守后,华北的guó mín dǎng军大部撤到黄河以南去了,在华北以guó mín dǎng
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共
产党八路军的政治影响迅速扩大,成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中流砥
柱。
太原失陷后的第二天,máo zé dōng主席签署了中央军委对八路军的指示,要
求八路军在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和晋西南地区控制一部兵力对日军作战,
大部兵力分散到各要地组织群众武装,在统一战线基本原则下,放手发动群
众,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减租减息,筹办粮饱,实现自给,扩大部队,进一
步发挥独立自主精神,准备充分力量对付敌人向内线进攻。
为加强地方党的工作,北方局将平汉线省委改为冀豫晋省委 (后改称晋
冀豫省委),李菁玉任书记,李雪峰任组织部长,徐子荣任宣传部长,我任
军事部长。省委随一二九师师部活动,当时,中共省委不公开,对外称“一
二九师编辑部”。
根据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一二九师在昔阳县武家庄及和顺县
石拐先后两次召开干部会议,进行坚持华北抗战的动员,传达党中央和毛泽
东主席关于建立以太行、太岳山脉为依托的晋冀豫边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具
体部署开展山地游击战的各项工作任务。一面继续做好统一战线工作,一面
分兵发动群众扩大队伍。石拐会议后,师部移驻辽县 (今左权县)。师的主
力部队分别在同蒲铁路东侧、正太铁路南侧和平汉铁路石家庄至磁县段以西
地区展开。
当时,我们一二九师在晋东南只有3个团。根据开展游击战争的需要,
我提了一个建议:把部队中副职抽出来,搭成团的架子,政治部的领导同志
分别带队,下去搞扩兵。同时也搞点qiāng、搞点钱。当时是个好机会,机不可
失。因为那时群众抗战热情极高,许多热血青年请缨杀敌,报国疆场。另一
方面,guó mín dǎng军队纷纷溃败南撤,散兵游勇很多,散落的qiāng支也很多。搞钱
也不难,有利条件不少,可以同当时的政府一起筹款。因为,抗战开始后,
阎锡山将山西全省划为七个行政区,晋东南地区主要属于第三、第五行政区,
第三行政区主任是薄一波同志,第五行政区主任是戎子和同志。薄一波同志
还担任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简称决死队,又称新军)第一纵队政治委
员,还是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沁县中心区负责人。戎
子和同志是决死队第三纵队司令,牺盟会长治中心区负责人。此外,还有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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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言、周仲英、杨献珍、韩均、徐子荣等十多位同志在那里任政治委员。
师首长采纳了我的建议,派我和师政治部组织部长王新亭、宣传部长刘
志坚,分别率领从部队中抽调一些骨干组成的工作团和步兵分队,到沁县、
武乡、沁源、襄垣、安泽、屯留、长治、平顺、陵川、高平、晋城等地,配
合地方党开展工作,放手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各种抗日组织和地方抗日民
主政权,扩大部队。七七一团政治处副主任赵基梅率该团第三营两个连随我
去晋东南扩兵。这支小部队很快发展成一二九师赵(基梅)涂(锡道)支队。
我去晋东南扩兵时,刘伯承师长、徐向前副师长让我代表他们到晋城去
拜访一下汤恩伯。刘帅、徐帅同他打过很多仗,可以说是老对头了,他们之
间彼此很熟悉。当时是统一战线共同抗日嘛,拜访一下也是很自然的。我去
时穿着普普通通的八路军服装,打着绑腿,带了个警卫员。那时没有军衔,
除了带有“八路”二字的臂章外,也没有其它什么标志。汤恩伯当时是军团
司令。为了进见时通报方便,拜访前临时写了张名片:“宋任穷,国民革命
军第一二九师政训处副主任,湖南浏阳。”
见到汤恩伯时我说:“刘伯承师长、徐向前副师长委托我来看望汤司令。”
他说:“外面有太阳,就在外面坐。”
我们俩坐下后,天上的地下的闲谈了一通。谈得很多,也很随便。我们
闲谈中他问了我一个问题。
他说:“有一点我不了解,你们八路军为什么打仗总打不散,散了也能
够收拢来。我们的部队就不行呢?”
我说:“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的军队每个连都有共产党支部。汤司令
要学的话,我们派些人到你的部队,也在每个连建一个共产党支部。保险你
打散了又可以收拢。”
他听了后哈哈大笑。汤恩伯周围的一些随从见到我这个二十多岁的八路
军年轻军官同他们的司令长官讲话如此随便,感到十分惊讶。
红军、八路军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不管物质生活如何菲薄,战
斗如何频繁,都能上下一心艰苦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
要原因。这一点汤恩伯是理解不了的。
我在晋东南时,彭真同志到沁州,要从一二九师调一个人去沁州帮助薄
一波同志加强新军工作。当时,领导提出让我去。《周恩来选集》(上卷)
中有一个电报,是1937年11月总理从临汾给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人发的,
电报说:“加强各军区的工作。加强晋东南,提议宋任穷、彭真去主持,以
决死队八千人为基础。” (见《周恩来选集》上卷80页)讲的就是这件事。
我到了沁州彭真同志处。后来,中央又取消了这个决定。于是我又回到了一
二九师,彭真同志去了晋察冀中央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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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开辟冀南
1938年春,华北正面战场guó mín dǎng军节节败退,华北主要城市和jiāo通要道
尽陷敌手,日本侵略者趁机抽出大批兵力南下,投入华中战场。企图首先夺
取战略重镇徐州,打通津浦铁路,以连贯南北战场,尔后全力会攻,夺取武
汉。这样,日军在华北战场上的兵力相对减少了。这种态势,在客观上为我
军深入发展华北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敌后平原抗日根据地是个有利时机。
八路军挺进冀南平原
冀南根据地不断扩大
一二九师进入太行山区抗战以来,深入发动群众,积极配合我军作战,
连续取得阳明堡、七亘村、黄崖底、神头岭、响堂铺、长乐村等战斗的重大
胜利,在晋东南山岳地带站稳了脚跟。这就为我军逐步向平原地区发展游击
战争,建立了良好基地,提供了有利条件。
一二九师派兵进入冀南平原之前,冀中平原已经有了吕正cāo的部队。吕
正cāo同志是原guó mín dǎng东北军五十三军六九一团团长,是共产党员。 1937年
10月14日,他拒绝guó mín dǎng南撤命令,率部于河北省晋县小樵镇誓师抗日。
吕部编为人民自卫军,与我党领导的河北游击队相结合,在冀中平原开展游
击战争。这为我们向冀南平原发展也创造了条件。
冀南地方党也几次派人到太行,要求我军尽快派兵东进冀南。
冀南,泛指河北省南部。西临平汉铁路,东接津浦铁路,北边靠沧州至
石家庄公路,南边跨漳河。冀南的地理位置很重要,西临太行,东临山东,
是连接山西和山东两省的纽带和桥梁。冀南向北可达北平(今北京)、天津
等大城市,向南可通中原大地,东西可控制平汉、津浦两条铁路干线,是南
北jiāo通的要害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冀南地区不仅jiāo通便利,而且物产丰富,人口众多。为我军开展游击战
争,创建抗日根据地,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冀南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我党在冀南人民中间有着深刻而广泛的
影响,抗日战争bào发后,冀南地方党根据中共中央和北方局指示,积极地开
展抗日工作。不久,成立了以马国瑞同志为书记的直南临时特委,积极领导
恢复冀南各地党的组织,宣传抗日救国,建立抗日武装,为我军创建冀南平
原抗日根据地在思想上、组织上做了必要的准备。
“七七”事变后,冀南平原沿铁路线的城市很快沦陷敌手。日军所到
之处,疯狂地烧杀抢掠,制造了一起起骇人听闻的惨案。冀南人民生活在腥
风血雨之中。在此国难当
头,guó mín dǎng及其政府理应同人民一道抵御外侮,拯救国家民族于危亡。
然而,guó mín dǎng军一撤再撤,政府官员畏敌潜逃,冀南一时陷入无政府状态。
在此形势下,一些汉jiān趁机四处活动,组织维持会、伪政府。也有些人目睹
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深感国家民族危亡的严重xìng,自发组织武装抗日救国,
像武强、深县一带段海州组织的“青年抗敌义勇军团”,宁晋、赵县一带赵
辉楼组织“民众抗日自卫军”等等。还有些人利用群众积极要求抗日的心理,
打起抗日旗号,拉队伍组织武装。一时间,各色各样杂牌武装以及民团、土
匪蜂拥而起,当时组织的各种武装,除我地方党领导的以外不下百余股,人
数多者达数千人,少者十几人。有人形容当时是“司令如毛,土匪遍地”,
也不无道理。确实,有些名为抗日,实则土匪;有的暗中勾结日寇,当了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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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ān。他们各据一方,不断扩充自己势力,进而互相火并。对群众横征暴敛,
鱼ròu乡里,烧杀jiānyín,无恶不作。除了这些拉杆而起的武装,还有些地方势
力的代表人物,利用群众要求安定社会秩序的心理和一些封建迷信思想,趁
机组织起各种会道门,如南宫、枣强一带的六离会,衡水一带的二坎会,平
乡、广宗一带的大刀会,以及什么白极会、黄沙会、红qiāng会、天门会等。参
加会道门的许多群众是为“防匪自卫”、“保家护村”,但其中有些头头暗
中通敌,名为会首,实为汉jiān。
处在外侮内乱极度混乱局面下的冀南广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一夕数惊,鸡犬不宁。田园荒芜,民不聊生,他们翘首盼望八路军出师冀南,
领导他们抗日救国,安定社会秩序。
一二九师首先派往冀南的是由孙继先、胥光义同志率领的挺进支队。孙
是队长,胥是政委。挺进支队是由师教导团抽调的30余名营连干部组成的。
挺进支队出发前,刘师长亲自jiāo待任务:了解情况,帮助地方恢复建立党组
织,宣传抗日救国,建立抗日政权和各级抗日武装。此前,一二九师曾组织
先遣支队,由张贤约率领下太行侦察了解情况。先遣支队没有到平汉路东冀
南地区,只派了冷赤哉(冷后来逃跑了)、熊德如、王金材三同志过铁路到
任县邢家湾和尧山县等地,了解冀南地区抗日情况,后来这三个人留在冀南
了。
1937年12月13日,孙继先、胥光义他们到达冀南隆平(今隆尧县)一
带,受到当地群众热烈欢迎和支持。在地方党的协助下,隆平及其周围一些
县的抗日工作很快发动起来了,建立了“抗日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
委会)。
为了迅速创建冀南平原抗日根据地,一二九师派出挺进支队之后,又组
建“八路军东进抗日游击纵队”(简称东进纵队或东纵)挺进冀南。陈再道
同志任司令员,当时的冀豫晋省委书记李菁玉同志兼政治委员。师首长向陈
再道、李菁玉等同志讲了我军开赴冀南,创建敌后平原抗日根据地的重大意
义并jiāo代了有关的方针、政策等。
1938年1月15日,东纵到达隆平县魏家庄一带,与先期到达这里的挺
进支队会合。会合后,胥光义同志任东纵政治部主任。整个东纵部队人数虽
不多,只有五个正规连,其中三个步兵连、一个骑兵连、一个机qiāng连,另有
20多名干部。但是均系老红军,声势很大。我军进入冀南的消息传开,广大
群众莫不欢欣鼓舞。一些杂牌武装的头头,有的也来找陈再道,要求委任。
再道同志到冀南不久,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经过反复耐心的说
服教育工作,成功地解决了巨鹿县以保安团为一方、土匪刘磨头为另一方火
并的问题,东进纵队胜利开进巨鹿县城。“巨鹿事件”的和平解决,在整个
冀南地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不久,东进纵队即向南宫开进。再道同志率东
进纵队开进冀南后,冀南地区的抗战形势发展很快。
我是继陈再道同志之后,于1938年3月到冀南的。从此,我始终在冀南
地区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八年的日日夜夜,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永远
难忘。
东进纵队开赴冀南不久,根据冀南抗战形势的迅速发展,为进一步加强
军事力量和领导力量,师首长又派我带着一个骑兵团、一个独立支队和一个
机qiāng连开赴冀南。骑兵团是由原红军十五军团骑兵团和陕北红军的部分骑兵
编成的,改编为八路军时是骑兵营,后发展成骑兵团。团长王振祥,政委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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