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5 章

  ，苦不堪言。巨鹿县因饥饿而死者5000余人，因霍乱而死者

  3000余人。清河县王世公村曾在一天中死亡400余人。垂杨县段芦头镇一个

  集日因饥饿、疾病倒街而死者30人。当时，冀南区饿死的、病死的共有几十

  万人。许多地方几乎是“家家添新坟，村村有哭声”。

  有些老百姓为了糊口，拆了房屋，拿着木料到冀鲁豫、冀中去换粮食。

  那一带比冀南好些。还有不少人为了求生，不得不背井离乡逃荒外地，有的

  村成了“无人村”。往年收成比太行一带好的冀南平原，变得杂草丛生，满

  目荒凉。

  在冀南这段时间，我才真正体会到“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八个字的

  含意。过去多是从字表面上理解这句成语，这次从实践中理解和体会“祸不

  单行”，可就深刻得多了。真所谓“福不双至，祸必重来”。灾害来了，衣

  食无着，身体必然就弱了，生病的也就多了。人生病了，又缺医少yào。天气

  久旱无雨，一旦下雨，又往往出现暴雨，以至泛滥成灾。越是久旱不雨，一

  旦来雨就容易下雹子。“祸不单行”四个字，生动地反映了旧中国老百姓荒

  年的悲惨。

  那时部队吃饭也限量。吃饭时司务长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管了不管

  饱”。我们有的县长饿得竟昏倒在地上。那时的干部和群众是同甘共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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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一点特殊化。有一次我到曲周县一个村庄，正遇到一家fù女生孩子。孩

  子已经生下来了，家里什么吃的也没有，大人孩子危在旦夕。见到这种情景，

  我们心中极为难过，送了她3D斤小米，救活了母子俩，她很感激。那个年代，

  军民关系、官兵关系好得很，真正是同生死、共患难，我的二女儿此时出生，

  将她放在邱县南辛店老百姓家中。按照规定，每月留给nǎi妈30斤小米。这

  30斤小米，在当时可解决大问题了，不仅可以养活小孩，也大大接济了房东

  一家三口人。“文化大革命”后，这位房东大妈到北京来看望我们，我们一

  再感谢她收养了我们的女儿，她反过来向我们道谢，说在这灾荒年每月 30

  斤小米也帮助了她们渡过难关。房东家离我们的地下医院很近，我的二女儿

  就拿个碗常到医院，人们见了就给她一勺吃。她就是这样饿着肚子长大的。

  我的三女儿宋适荒放在元城县一位老百姓家里，由于又饿又病接回来没几天

  就死了。那时，不只是寻常百姓家忍饥挨饿，有饿死的、病死的，我们当干

  部的也同样忍饥挨饿，家里人也有被饥荒夺走生命的。

  遇到这么大、这么多的自然灾害，时间又这么长，确是历史上罕见的。

  旱、涝、蝗、雹加上瘟疫，真可谓“五dú”俱全，严重威胁着冀南军民的生

  存。敌人频繁地、残酷地“扫dàng”、“围剿”，使冀南遭受严重损失，抗日

  军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这并不可怕，只要军民团结奋战，同仇敌忾，就

  可以和敌人继续斗下去。日寇是不可能把我们赶出冀南平原的。而我们，不

  管如何艰难困苦，最后却要将日寇赶出冀南。但是，如此严重的灾荒确实令

  人可怕。解决不好救灾度荒问题，我们就有可能被灾荒赶走。已经有不少老

  百姓携儿带女离开冀南，逃往他乡。

  坚持冀南抗战，燃眉之急是解决好生产救灾，度过饥荒，安定人心。饿

  着肚子怎么打鬼子。我们区党委、行署和军区的领导同志，多次开会研究部

  署生产救灾度饥荒的工作。行署和各级政府建立了救灾委员会，领导各地区

  赈济灾民，积极设法发放贷款，调济粮食，救济灾民。我们从冀鲁豫区借了

  粮食300万斤、麦种50万斤运回冀南，一部分救济群众，一部分用来为明年

  生产作准备。其实，冀鲁豫区也并不富裕，也是度过灾荒不久。他们这种高

  尚风格，冀南同志很受感动。

  北方局、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和一二九师十分关心冀南的灾情，积极支持

  冀南生产救灾度荒。 1943年，边区政府先后发放春耕贷款和救济款740余

  万元（冀南票，下同）、贷粮和救济粮64.8万余斤。秋季洪水过后，边区政

  府又给冀南贷麦种190万余斤，发放救济粮326.5万余斤，还有大批食品。

  有了粮食，老百姓的情绪逐渐稳定了。

  我们还开展了借粮活动。号召大家发扬团结抗战、互助互济、共度难关

  的精神。借粮是件政策xìng很强的工作。余粮户基本上都是地主。开展借粮的

  村成立借粮评议小组，通过调查摸底，公允地提出借粮数量。讲清道理，做

  好思想工作，避免出现顶着不借局面，顺顺当当地借出粮食。此外还开展以

  工贷赈，组织各种互助组，挖河筑堤，兴修水利，进行生产自救。根据连续

  旱灾、水灾情况，培修堤岸治理决口，疏浚河道开渠引水。

  冀南军区领导部队一面打击敌人保护群众，一面同冀南人民一道开展抗

  灾救灾，协助地方堵口筑堤，疏河道、开水渠等，据不完全统计总长达460

  余公里，帮助群众打井一万眼。大规模开展捕蝗活动。当时捕蝗的场面是轰

  轰烈烈的。党政军民一齐动手，人山人海。开始捕蝗时，有个别老百姓思想

  还不太通。可能是受封建迷信影响，不愿意打。把蝗虫看作“神虫”，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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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香祈祷，请求“神虫”嘴下留情，不要吞噬庄稼。也有人以邻为壑，主张

  敲锣打鼓将蝗虫轰出本区了事。我们打多了，有些老百姓还不高兴，我们只

  好耐心做工作，思想很快就通了。时代不同了，只要把道理讲清楚，思想认

  识很好解决。军队按单位统计数量，按斤计算上报。地方捕蝗由政府发动各

  村群众联合作战，党政军民大打“人民战争”。有的扫帚打，有的木锨打，

  也有的用木棍钉上鞋底打。男女老幼齐出动，有打的，有喊的，其场面甚是

  壮观。在蝗虫多的地方采取挖沟的办法，沟深2尺、宽1尺，将蝗蝻赶入沟

  内，然后用土埋死。这种办法古人就曾用过。史书记载清朝康熙年间闹蝗虫

  时，老百姓就用过就种办法消灭蝗虫。到了冬天，我们还组织人力将蝗卵挖

  出焚烧，这个办法比土埋蝗蝻的效果还好。据有的书记载，清朝还有一种制

  度，一旦发现蝗灾，即调军队前去助民捕蝗。这本来应该说是件好事。但是，

  老百姓不愿意。因为清军到灾区后，要好吃好喝招待，灾年的老百姓怎么负

  担得起。清军下乡，还践踏庄稼。所以，老百姓宁肯隐匿不报。这些封建军

  队比蝗虫更可怕，与其引来兵灾，不如忍受蝗灾。我军是人民军队，我们助

  民捕蝗非常受欢迎，各地军民联合捕蝗不仅消灭了蝗虫灾害，而且从中体会

  到团结的力量，只要团结一心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

  在冀南最困难的 1943年，平原分局书记黄敬同志到冀南检查、指导工

  作。黄敬同志作风根深入，在路上遇到老百姓，常常停下来同他们聊天，向

  他们作调查。我们招待黄敬同志吃饭，最好的饭是小米饭，最好的菜是辣椒

  酱和芝麻酱，而且每顿饭的菜只能给很少一点。

  1944年麦收后，严重的灾荒基本上过去了。农村生产逐渐恢复发展，形

  势好多了。但是，要使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彻底克服灾荒所造成的困难，

  并不是那么简单。还要很好解决在灾荒中的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特殊问题，

  如赎地问题、非正常婚姻和卖儿卖女问题等。这些问题不解决好，可能影响

  农村生产恢复和发展。在严重的灾荒中，有些农户为了度荒，把土地典卖了。

  灾荒过后，专署发出赎地训令，明确指出：凡1943年以来，因生活所迫而典

  卖之土地，均可照原价赎回。区党委、行署和各级政府大力帮助贫困农民赎

  回灾荒中低价卖出的土地。同时领导群众进行减租减息和增资增佃活动，也

  称“双减双增”活动。目的是减轻农民负担，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非正常

  婚姻是指在灾荒中，有些贫困农民因饥饿妻子再嫁，有的卖儿卖女。为使骨

  ròu团聚，党和政府进行了大量细致调查工作，尽最大努力解决灾荒中妻离子

  散问题。解决好这些问题是至关重要的，不仅有利于安定群众情绪，发展农

  村经济，更有利于进一步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抗战积极xìng。

  依靠群众，扎根群众，

  咬紧牙渡难关

  1942年和1943年两年，是冀南抗战最艰苦的年代。

  敌人疯狂地进攻，“合围”、“扫dàng”、“封锁”、“蚕食”、“治安

  强化”等，敌我斗争极其尖锐、残酷，又错综复杂，有军事的、政治的、经

  济的和文化的等各方面的斗争。冀南抗日根据地被严重分割，容纳大兵团活

  动的地区已经没有了。

  根据地被分割后，根据地村庄距离敌人据点、碉堡近的只有2、3里，中

  间无一村之隔，敌人随时都可以组织进攻和袭击。不只每天，而且每时都有

  可能发生战斗。前一分钟还平静无事，也许在一分钟之后就有一场恶战发生。

  1942年全年共进行大小战斗2400余次，平均每日7次，1943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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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战斗4000余次，平均每日10多次。

  在战斗如此频繁、激烈的情况下，又偏偏遇上历史上少见的严重自然灾

  害，旱灾、水灾、雹灾、虫灾接踵而来。灾害种类之多、受灾范围之广、时

  间之长都是空前的。加之，伴随自然灾害而来还有传染病流行，严重威胁着

  抗日军民的生

  存。可谓天灾人祸，苦不堪言。这两年的日子确实不好过，熬时间，“看

  着表不走，看着太阳不动”，这个滋味没经过当时实践，是体会不到的。

  “四二九”大合围后，中共中央北方局任命我为冀南区党委书记兼军

  区政委，受命于危难之际。当时我还是冀南行署主任，集党政军领导于一身，

  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我们紧紧依靠党的正确领导，依靠上级首长和人民群众

  的支持和拥护，坚持斗争，坚持根据地。

  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对冀南的严重形势非常关心。5月初，

  刘邓首长就明确指出：“四二九”受挫后，在干部和部队中必然会发生失

  败情绪，甚至怀疑今后平原能否坚持，地方也会有这些问题。指示我们必须

  提高部队与地方的斗争信心与勇气，充分认识形势的严重xìng和斗争的残酷

  xìng、长期xìng。

  6月下旬，北方局也提醒我们：冀南正处在严重危险之中，此种严重局

  面还在发展，要求我们在困难和危险面前，克服悲观情绪，提高坚持冀南抗

  战的信心，要保护群众力量。号召冀南区“全党、全军与冀南千百万群众共

  存亡”。

  我们遵照北方局和刘邓首长指示，根据冀南区被敌人分割的严重形势，

  1942年10月初，召开了区党委扩大会议，冀南党政军主要领导同志都参加

  了，大家深入分析了冀南区斗争的严重形势，进一步研究了坚持斗争的有利

  条件和当前困难的程度。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立足冀南，励精图治，坚持斗争，

  坚持根据地，不管环境多么困难，斗争多么残酷，决不离开冀南平原。“县

  不离县” （是指县委、县政府和县游击队的活动不离开本县，在本地区坚持

  斗争），冀南党和八路军始终和冀南人民在一起，决心与冀南人民同呼吸、

  共命运，生死与共。

  区党委根据扩大会议精神，作出《关于渡过今冬明春艰苦局面的决议》。

  今冬明春的严重形势和艰苦局面，不会有所减轻和改变，一切工作必须从最

  严重、最困难、最艰苦的局面着想。巩固思想阵地，长期打算，积蓄力量，

  以待时机。冀南抗日军民通过各种方式表示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决心。

  为适应当时斗争形势，我们对不同地区确定了不同的斗争方针、任务和

  斗争形式，以继续坚持斗争、坚持根据地。

  在敌人统治较久、较巩固的地区，坚持“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的方针，

  着重加强党的秘密工作，开展社会统一战线工作，开展伪军伪组织工作。同

  时也不放松团结基本群众，指导其日常的合法斗争。所谓合法斗争，就是采

  用“革命的两面政策”，利用敌人统治范围内很少的一点合法为掩护，以积

  蓄抗日力量，保护人民利益。采取这种策略的村庄，各种组织形式，在表面

  上完全是伪组织的一套，但实质则是抗日的，也就是所谓“白皮红心”。

  在接近敌人主要jiāo通线和主要据点但其统治却都比较弱的地区，一方面

  坚持秘密工作，一方面团结和组织群众，进行隐蔽的武装斗争，扩大抗日政

  府和抗臼军队的政治影响。这种隐蔽的斗争，要注意及时而动、适可而止。

  在敌占优势的游击区，则广泛开展群众游击战争，配合革命的两面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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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群众利益，摧毁伪政权，进行反“蚕食”、反“维持”斗争，牵制与消

  耗敌人，阻止与迟滞敌人向我根据地推进。

  在我游击根据地，积极进行武装建设，从保卫群众日常斗争中发动群众、

  改造村政权，团结社会各阶层，加强群众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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