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6 章

  击战争，准备应付更险恶的环境。

  根据斗争方针、任务和斗争形式的变化，组织形式也必须随之改变。实

  行精兵简政，紧缩领导机关，领导机关全部军事化。政权组织，随军行动。

  旅与分区合并，正规军进一步实行地方化，以连、排甚至大班为独立行动单

  位，开展游击战争。

  “精兵简政”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政策，党中央极为重视。 在1941年底，

  党中央就强调指出：敌后抗战能否长期坚持的最重要条件，就是根据地人民

  能否养活我们，能否维持抗     日的积极xìng。假如民力很快消耗，老百姓因

  负担过重而消极，而与我脱离，那不管我们其他政策怎样正确也无济于事。

  中央要求我党政军领导均应深刻了解这一点。我们根据党中央和一二九师“精

  兵简政”的指示，在1942年、1943年两年中，军区进行了六次精简整编。

  整编后，军区司令部只保留4个科，11名干部。军区政治部平时只由刘志坚

  主任带一名秘书负责政治部全面工作。军区直属队总共只有161人。地方机

  关也进行了精简，有的县政府只留县长、秘书2个人，县委也只有3个人。

  部队还减发口粮，严格限定吃饭人数，停发菜金、办公费和各种杂支费，节

  衣缩食，和群众共渡难关。

  在精兵简政过程中，进一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各分区主要领导参加

  地委常委，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县、区委书记兼县、区游击队政委、指

  导员。党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和各区党委、地委，为各地区的最高领

  导机关。各级党委由党政军主要负责干部组成。主力军必须接受所在地区党

  委的一元化领导，“一切服从战争”是统一领导的最高原则。

  许多地区变成游击区或敌占区后，群众抗日情绪受挫。敌人气焰十分嚣

  张，敌特汉jiān异常活跃。为打击敌特的猖撅活动，保护群众利益，激发群众

  的抗日热情，开展敌占区工作，贯彻“敌进我进”的斗争方针。军区和区党

  委经过周密调查和准备，挑选一些熟悉敌占区情况并与当地人民有密切联系

  的干部，组织起20多支精干的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秘密进入敌占区，

  访问当地士绅名流和有影响的人物，宣传我党和抗日政府的政策，开展社会

  统一战线工作。对少数作恶多端、民愤极大的汉jiān、敌特严惩不贷，打击敌

  人的嚣张气焰。杀一儆百，显示我们的威力，为受害的群众撑腰出气。

  我们还把部分部队化整为零，组成了许多分散小部队，由得力干部率领，

  分散到各县开展游击战。小部队和武工队相结合，深入“格子网”，开展敌

  占区、接敌区工作，将敌占区变为游击区，将游击区变成游击根据地，创造

  小块根据地，扩大回旋余地。

  我们还吸取了冀中开展地道战的经验，将用于坚壁、藏身的地洞，逐步

  发展成能藏能打的地道。有些村里的地道户户相通，有的村与村之间也挖通

  了。冀南区开展地道斗争比较好的，是靠近冀中的第五军分区。

  冀南地区还创造了一种“改造村形”的办法和敌人斗争，并将“改造村

  形”和开展地道斗争结合起来，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所谓“改造村形”，

  就是把一个村子内的几个方向的街道口或胡同口堵起来，只留一条出入口，

  并将村内一些院落贯通，在适当地方构筑隐蔽的shè击孔。这样，一个村子就

  变成了一座地上“堡垒”。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我们抗日军民利用房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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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桥、暗堡，村头、街中的挡墙以及村内、村外的地道打击敌人，坚持和发

  展冀南的游击战争。

  刘邓首长看到我们冀南太艰苦了，牺牲的干部太多了，为了保存干部，

  来电报征求我们的意见，把区党委和军区领导机关，搬到平汉铁路以西办公。

  这是刘邓从战略上考虑的。我们几个领导开会讨论是搬还是不搬。师首长这

  样关心冀南，大家心里都热乎乎的。讨论结果，都表示不能搬到路西去，留

  在原地咬紧牙关坚持斗争。群众对我们很熟悉，如果我们走了，对干部和群

  众的情绪有影响。只要我们留在冀南，不讲话也没有关系，在群众中走几趟，

  老百姓看到我们，同群众见一面，就是对群众的鼓舞，就有一种政治工作的

  作用，就能坚定大家的信心。老百姓看到我们的马，就知道这是某某的马，

  就知道陈再道、宋任穷和其他领导人还在这里。

  我们在群众中深深扎下了根，现在和我们刚到冀南时相比，大不一样。

  那时，冀南的老百姓还不了解我们。到了老百姓家里。大姑娘们都藏着不敢

  见面，躲着我们。经过一段群众工作，对我们了解了，就开始露面了。以后

  时间长了，彼此就更了解了，亲热得像一家人一样。我们同老头几、老太太、

  姑娘、媳fù，都住在一个院子里，好房子腾出来给我们住，而他们全家宁可

  挤在一起。那时的军民关系真是水rǔjiāo融。如果我们离开些日子的话，回来

  一进门，老百姓见了就说：“啊，又回来了。”他们好像是盼了很久似的，

  非常高兴地出来迎接我们。这虽然是一句普普通通的话，却包含着对子弟兵

  的深情厚意。这是经过多少工作之后，军民凝成的感情得到的一句话。我们

  进了院子，原来住哪间房子，还住那间房子，真像回到了自己家里一样。

  我们讨论的结果报告师部后，刘邓同意了我们的意见。我们领导机关没

  往路西搬，和广大军民一起，不管多苦、多难，一直在冀南坚持斗争。

  后来，中央考虑到冀南的回旋余地大小了，把冀鲁豫的三分区所辖之堂

  邑、冠县、濮县、清平、朝城、临清六县划归冀南，改成冀南第七军分区，

  赵健民任司令员，肖永智任政委兼地委书记（肖永智牺牲后由许梦侠接任），

  专员周持衡。我们跨卫河地区，活动余地就大了。实在困难时，可以跳过卫

  河休息一下。

  为了减轻发生严重灾荒的冀南人民的负担，1943年将骑兵团、七七一

  团、十团、二十团和二十一团等主力团，先后调出冀南。为了保存干部，抽

  出一批干部上太行、上延安。陈再道、刘志坚、范朝利、钟汉华等同志去了

  延安。徐深吉调太行后也去了延安。后来他们都作为代表参加了党的第七次

  全国代表大会。王宏坤同志也到北方局党校参加整风。还有一大批冀南的党

  政军干部到偏城参加整风抢救运动，称后梯队。在抢救运动中，出现了“左”

  的做法，伤害了不少同

  志。

  在冀南留下少数干部就地坚持，称“咬牙干部”。冀南地区留下王任重、

  朱光、王蕴瑞和我，机关和直属队的人数很少了，不足二百人，区党委、行

  署以及军区的后勤机关都转入了地下。那时我身兼四职。困难时期我们都穿

  便衣。发现敌情就分成两股，王蕴瑞指挥一坨，我指挥一坨。到一个地方，

  干部、战士都睡在一个房子里，不管是官、是兵，还是炊事员，都打地铺。

  狗叫，容易暴露目标。为了保密，我们开展了打狗运动。那时保密工作非常

  好，一股住村东头，一股住村西头，谁也不知道谁。天亮后，一见面原来都

  住在一个村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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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渡过难关，我们不但帮助群众搞生产自救，我们自己也组织生产自

  救。我和任重、蕴瑞、朱光同志，在邱 （县）北就拉犁种过地。那时没有牲

  口，只好组织人拉犁。即使有了牲口也不行，没有粮食喂，人还没有吃的，

  哪里还有牲口吃的。我们四人加上警卫员八个人拉一张犁，每天种3亩地。

  开始的时候，还觉得轻松，有说有笑，还有唱的，感到干这样活儿很新

  鲜。可是，过个把钟头，情形就不同了，说笑之声听不到了，唱的就更没有

  了，谁都累得不想说话了。等到天快黑了要收工的时候，人简直一步也走不

  动了。有时警卫员和我开玩笑说：“政委，你把绳子拉弯了。”

  那时搞生产，干部参加劳动，不是一天，一个礼拜，走一走形式，而是

  一干就半个月或者更长些。其它什么工作不做，有仗打仗，没仗就同老百姓

  一起种地，自己也生产一点。军队里面不论是司令员，还是政委，地方上不

  论专员，还是县长，个个都脚踏实地地干，不打一点折扣。

  抗战期间，在冀南最困难时期，我们就是这样咬紧牙关，与天斗，与地

  斗，与敌人斗，粉碎了敌人的“围剿”、“扫dàng”，战胜了天灾，渡过了灾

  荒，赢得了胜利。

  争取瓦解敌伪军

  成功抢救刘志坚

  冀南的敌伪军工作受到过八路军总部、北方局和一二九师的表扬，彭副

  总司令和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同志都说过冀南的敌伪军工作做得好。最

  初确是逼出来的，不做不行，非做好不可。后来就逐渐运用自如了。

  敌军工作是为武装斗争的胜利服务的。当时的主要做法是：摸清敌人的

  活动情况，有针对xìng地搞好对敌宣传，实行攻心战；掌握敌人行动规律，抓

  住有利时机，消灭敌人；利用敌伪关系，有效地保存自己。

  军区政治部没有敌工部，专门做敌伪军工作。当时的敌工部长是张茂林

  （现名张友萱），敌工部的几位科长也都精通日语，有的是大学生，他们对

  敌斗争的经验都很丰富。全军区专职敌军工作人员1000多人，从上到下有一

  套完整严密的组织系统。

  当时的瓦解敌伪军工作搞得有声有色，灵活多样，很有成效。

  一种是开展宣传攻势。“传条”、“传话”是当时效果很好的一种宣传

  方式。所谓“传条”。就是有的县开干部会时，每人写一张宣传小条，会后

  动员小学生抄成上千上万张，通过内线关系带进据点，在大街上、伪县公署、

  新民会和伪军宿舍等处散发张贴。这种小宣传条内容简单明了，但针对xìng很

  强，指名道姓说某某如何如何，攻心作用很大。

  除了这种手抄的“传条”，还印刷一些内容较多的传单向伪军散发。通

  过传单向伪军宣传抗战的形势和我们的抗日政策，向他们讲解抗日道理，指

  明出路。告诉伪军、伪组织人员要“身在曹营心在汉”。有的还在传单上印

  上关云长的画像。

  还有一种叫武装宣传，也叫给伪军上夜课。组成武装宣传队，夜晚到敌

  人pào楼前喊话，联系据点或pào楼内的具体人和事，表扬好的，痛斥坏的。

  开展记“黑红点”和“良心大检查”运动。这是冀南在对敌斗争中的一

  个创造xìng的活动。我们对伪军、伪职人员宣传时说：八路军有你们每个人的

  “善恶录”、“生死簿”，谁干了坏事就画上个黑点，干了好事就画上个红

  点。到头来，对红点多的就宽大处理，对黑点多的严厉惩罚。

  记“黑红点”运动的开展，对伪军和伪职人员震动很大，黑点多了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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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路军算总帐、点名 （qiāng毙）。通过开展记“黑红点”，进一步开展“良心

  大检查”运动，叫伪军们要有中国人的良心，争取多点红点，给自己留条后

  路。

  当时，我们差不多同所有伪组织都进行了谈判，对可能做工作的伪军都

  进行了工作。伪军、伪组织都怕将来与他们算总帐，就不敢闹了。伪军为了

  给自己留条后路，急着做好事，多点红点，给我们通风报信的人越来越多。

  如果日军要出来“扫dàng”的话，一般情况下，我们头一天就能得到消息。在

  工作基础好的地区，我们的基层干部晚上还可以进到日伪军碉堡所在的村

  落，待日军“扫dàng”返回后才离开。

  由于我们敌伪军工作做得好，成功地抢救出刘志坚和李定灼等同志。

  1942年10月，冀南区党委作了《关于渡过今冬明春艰苦局面的决议》。

  我们军区几个领导同志分头到各分区、地委传达贯彻。再道和我到一、三分

  区，王宏坤同志到二、四分区，刘志坚和区党委组织部长张策到五、六分区

  去传达。10月16日夜晚，刘志坚他们到了枣强县恩察东大师友村。17日天

  刚亮，突然一阵qiāng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鬼子进了村。志坚同志骑着马向

  外冲杀时，右腿被敌人子弹打断，从马上摔下来，被敌人俘虏，同时被俘的

  还有艾大炎、胡景云等同志，他们被关押在大营据点。

  我得知刘志坚同志被俘后，当时军区几个领导都在下边，我立即用电报

  同再道、宏坤同志商量抢救办法。同时，向师首长作了报告。刘、邓指示要

  想一切办法，把刘志坚同志抢救出来。

  六分区易良品、文建武同志立即进行武装抢救的准备。易良品想调集部

  队强攻大营据点，拿下据点救出刘主任。这时，正值二十团奉命从五分区向

  一分区转移，副团长楚大明率该团第四、第六连去军区后方机关领取棉衣，

  路过此地。因此，决定楚大明所率部队先执行抢救刘主任的任务。

  军区敌工部长张茂林同志，原本就是跟着刘志坚一起        行动的，

  正好在这里就地坐镇指挥情报联络工作。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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