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9 章

  军正处于大转变时期，部队由分散到全国统一，由单

  一兵种到诸军兵种，由游击队到建立正规化、现代化国防军。在这样一个大

  的转变和发展的形势下，总干部部面临的任务繁重，工作头绪很多。至今印

  象最深、当时耗费精力最多的是授衔和颁发勋章奖章的工作。这方面的主要

  情况是：

  1955年2月8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由máo zé dōng主席下令正式颁布

  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为了适应我军革命化、正规化、现代

  化建设的需要，这个条例专门规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的条件、来源、军

  衔、奖励、权利和义务、预备役等问题。特别是建立军衔制度，是一项既新

  且急需实行的工作。中央军委决定，要在1955年内将现役军官的授衔工作进

  行完毕。

  1955年2月12日，经全国人大会常委会通过、由máo zé dōng主席下令颁布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

  的勋章奖章条例》。军委指示，全部勋章奖章分两期颁发完毕。1955年颁发

  现役军人的勋章奖章，1956年颁发转业、复员和离队军人的勋章奖章。

  这两项工作都由总干部部具体承办、具体组织实施。这正是我刚到总干

  部部以后面临的一项要求高、难度大、时间紧迫的工作。1955年，我大部分

  时间都用到了这两项工作

  上。

  为着指导这两项工作的开展，军委于1955年1月，先后发出了《关于评

  定军衔工作的指示》和《关于颁发勋章奖章工作的指示》，阐明了实行军衔

  和勋章奖章制度的目的、意义，并对评定授予的步骤和范围，评定的标准、

  批准的权限等问题，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总干部部也在1月份召开了全军军

  衔奖励工作会议，就军衔奖励工作中的标准掌握，评定中的若干具体问题和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等问题，经过认真的研究后作了具体部署。各级还专门成

  立了办公室，专管这项工作。

  这两项工作传达到部队以后，引起了干部的普遍关注。大多数干部都有

  比较正确的认识和态度，但也有不少干部担心自己的军衔评低了，面子上不

  好看，因而和别人比高低，有的竟公开向干部部门提出要什么军衔。这就使

  我们意识到，要搞好评衔工作，一方面要尽量做好思想教育工作，纠正一部

  分干部中错误的认识和态度；另一方面要做好平衡排队工作，尽可能评得公

  平合理，既使本人基本满意，又使上下左右都没有意见。因为只有评得适当，

  才能真正达到调动干部积极xìng的目的，如果搞得不好，不但会损害干部的积

  极xìng，还会影响干部之间的团结。

  工作量最大、难度最大的就在于搞好平衡排队工作。这就要求在全面考

  核了解干部的基础上，根据评衔的条件和标准，反反复复地比较，多方面征

  求意见。那时少将以上的军衔由军委直接掌握，所以都由总干部部搞平衡排

  队的工作。我记得那个时候除了处理其它日常工作以外，大部分时间都用来

  搞这个平衡工作。在排队平衡过程中，我们认真研究，反复斟酌。当时在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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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评衔标准方面，除了依据现任职务、政治品质、业务能力、在军队服务的

  经历和对革命事业

  的贡献以外，还适当照顾到各个方面军干部的相对平衡，照

  顾到少数民族干部和起义将领，同时还要考虑到已在地方

  工作的干部与军队有历史联系或与某一地区有联系的代表

  人物的授衔问题。比如从部队调到外jiāo部当大使的和在地

  方工作的，有的也提出要军衔。好在中央和军委领导都很关

  心重视这项工作，能够及时听取我们的汇报，及时给我们指示。有些高

  级干部的思想工作，中央军委领导同志还亲自出

  面去做。这就使我们的工作好做多了。

  毛主席坚决不要大元帅军衔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谢授元帅衔

  这里要特别说说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不要元帅军衔、不要勋章的一些

  情况。根据军官服役条例和勋章奖章条例，按照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历

  史功勋和在部队的任职情况，是应该给他们授衔和授勋的。在初步方案中，

  毛泽

  东主席为大元帅，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为元帅，李先念、谭震林、

  邓子恢、张鼎丞等为大将，máo zé dōng主席等中央领导

  同志也列入了授勋名单。但毛主席坚持不要大元帅军衔，

  不要勋章。这事，在一次人大常委会上还引起热烈讨论，包括不少民主

  人士在内的常委会委员纷纷发言，认为máo zé dōng等领导同志，是人民解放军的

  缔造者和创建者，指挥过许多重大战役，为军队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

  献，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都享有崇高的声誉。应该给他们授衔授勋。尤

  其是毛主席功劳最大，应该授予大元帅，授三个一级勋章。

  主持人大常委会议的刘少奇委员长知道毛主席不要大元帅、不要勋章的

  态度，因此他在会上表示，我也不能作结论。其中有位民主人士说，人大作

  出决定，他有什么办法！少奇同志当时讲，人大可以作决定，但他是国家主

  席，还需要他下命令才行呀，他不下命令又怎么办？最后少奇同志只好表示：

  你们不是经常见毛主席吗？你们见面后当面去说服他，争取他的同意，这次

  会议不作决定。

  以后有一次，我和赖传珠同志随彭德怀、罗荣桓同志去向毛主席等中央

  领导同志汇报授衔援勋工作，由当时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同志和

  罗荣桓同志主谈，汇报了我们提出的初步方案。

  毛主席听完汇报后说：你们搞评衔，是很大的工作，也是很不好搞的工

  作，我这个大元帅就不要了，让我穿上大元帅的制服，多不舒服啊！到群众

  中去讲话、活动，多不方便啊！依我看呀，现在在地方工作的，都不评军衔

  为好！他问少奇同志：你在部队里搞过，你也是元帅。少奇同志当即表示：

  不要评了。他又问周恩来、邓小平同志，你们的元帅军衔，还要不要评啊！

  周、邓都摆摆手说：不要评了，不要评了。毛主席又转身问几位过去长期在

  军队担任领导工作，后来到地方工作的邓子恢、张鼎丞等同志：你们几位的

  大将军衔还要不要评啊？这几位同志也都说：不要评了，不要评了。

  以毛主席为首的一些中央领导同志主动提出不授衔，对全军干部是个很

  大的教育，也解决了评衔工作中的许多矛盾。原来一些自认为评低了的同志，

  也从思想上想通了，这就大大地推动了授衔工作的顺利进行。最后评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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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大家都知道的：没有评大元帅，只评了10个元帅，10个大将，55名上将，

  175名中将，802名少将。还有2名上将、2名中将以及一部分少将，是在1956

  年以后授的。除了赛福鼎、乌兰夫、谢富治、韦国清、叶飞、阎红彦等少数

  几位因特殊情况授予军衔外，其他已转到地方工作的同志，包括驻外大使，

  都没有授予军衔。首批授衔授勋仪式，是在1955年国庆节前夕，9月27日

  在中南海隆重进行的。首先举行授衔仪式，由毛主席授予元帅军衔；由周总

  理授予将官军衔。授衔仪式后，着上礼服，接着举行授勋仪式。元帅和将军

  的勋章，都是由毛主席授予的。各大军区、各总部、军兵种、院校，随后也

  举行了授衔、授勋仪式。

  授予军人军衔，是为了确定军人在军队中的地位，便于识别和指挥，也

  是给军人的一种荣誉。颁发勋章奖章，是对在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表彰，

  是历史总结xìng的奖励。军衔制度的实施和勋章奖章的颁发，都表达了党和政

  府以及全国人民对军队的关怀，这对于鼓励广大军队干部的上进心，激发他

  们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以至于对推进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

  都有重要的作用。

  全面加强部队建设

  做好六个方面工作

  除了授衔和颁发勋章奖章工作外，总干部部还进行了其他方面的工作，

  主要有：

  一，选调大批优秀干部建立和充实军委各总部和军、兵种机关。那时共

  有八大总部，其中总军械部、训练总监部、武装力量监察部和总财务部都是

  在1954年底和1955年内相继建立的。已有的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干部

  部、总后勤部和军、兵种机关，也都需要充实干部。一下需要那么多干部，

  都从哪里来呢？当时，时值中央决定撤销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

  西南六大军区，主要都从这六个大军区选调干部。六个大军区撤销后，组成

  了十二个军区，即：沈阳、北京、济南、南京、广州、武汉、成都、昆明、

  兰州、新疆、内蒙古、西藏军区。 1956后又增设了福州军区。那时选调干

  部不但数量多，而且要求质量高，任务非常繁重。在选调过程中，认真贯彻

  了党中央和毛主席一贯倡导的搞五湖四海和任人唯贤的路线，破除了论资排

  辈的资历观念，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大胆提拔年轻优秀的干部，如总干部

  部的每个二级部，都提拔了三十三、四岁的副部长。事实说明，这些干部提

  起来以后，增强了干部队伍的活力，对部队的发展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二，从军内外选调一大批适合做学校工作的人才组建各类军事院校，培

  训干部。战争年代，我军就很重视培训干部，建国后更加重视这项工作，特

  别重视办学校培训干部。如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高级步兵学校、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等一批高级指挥、政治、后勤和技术院校，都是在那个

  时期先后建立的。针对当时工农干部较多的情况，为提高干部的文化素质，

  还建立了一批文化速成中学。办学校的干部，要求有更高的文化、科学知识。

  除了从部队选调一些适合做学校工作的以外，相当多的教学人才是请地方大

  专院校支援，特别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差不多都是从地方上选拔的尖子

  人才。总干部部不仅要负责选调办学干部，而且还要协同有关部门制定教学

  计划，考核学员学习成绩，分配毕业学员，还包括选派留学生进苏联军事院

  校学习等一系列的工作。这为全面提高我军干部的素质，加强我军革命化、

  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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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还有必要说一说关于1955年选调工农战斗骨干入学和1956年初提

  出大胆提拔干部的方针的问题。抗美援朝作战结束后，1955年将有80万战

  士要复员。我同总干部部其他领导同志研究后一致认为，为了有计划地培养

  我军基层干部，增加干部的储备，应该从有战斗经验的战士中特别是从参加

  过抗美援朝作战的战士中选拔一批优秀战斗骨干到军事学校学习后提拔为干

  部。为此，我到各位元帅处一家一家地登门拜访，汇报总干部部的这个想法。

  他们都表示同意。军委遂发出了关于部队复员时注意保留工农战斗骨干问题

  的通知，要求从部队（尤其是参加过抗美援朝作战的部队）的战士、班长特

  别是战斗英雄模范以及副排级干部中，将政治纯洁、工农出身、具有战斗经

  验、年龄在23岁以内、身体强壮的优秀分子选拔20万人左右，有计划地送

  入学校培养。总干部部根据军委的指示，把这项工作列入了1955年的重要工

  作之一，实际上选拔了将近14万人。这本是加强我军干部队伍建设的一项重

  要措施，但当时在处理上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在不能一下子都送入学校培养

  的情况下，过分地强调了要按计划调入学校培养，不适当地把这批骨干冻结

  了起来，以至当基层干部有了缺额时，也不让提拔这些骨干，结果使一些优

  秀的有战斗经验的骨干未能得到及时提拔，甚至作了复员转业处理。虽然在

  1956年初已对此作了纠正，但已经迟了一些，这是很可惜的。

  总干部部在1956年1月召开的全军任免组织工作会议上，针对当时在职

  干部缺额数很大的情况提出了大胆提拔干部的方针。由于贯彻执行了这一方

  针，在同年3月底以前基本上按编制配齐了干部。这个方针的提出，起了一

  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在提法上和执行过程中都有缺点。只强调“大胆提拔”

  有一定的片面xìng，如果提“大胆而稳妥地提拔”就比较全面了。执行过程中

  出现的问题，主要是少数干部提拔不当和提拔干部过多造成干部超编。这些

  都与我们提出的方针不够全面和对实际工作指导不够有关，这是应当引以为

  训的。这件事，我在1957年初向彭德怀同志和军委写过信，承担了责任。信

  的全文是“德怀同志并军委：关于一九五六年军队大胆提拨干部问题，这一

  工作我是主持者和积极参加了的，出了很多主意，同时在总干部部就是由我

  管理干部任免工作（因徐立清同志病）。如果在贯彻执行大胆提拨干部这一

  方针发生了偏差和错误，当然我应负主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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