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8 章

  以上的干部和群众的规定，与我们前一段运动中

  的思想是比较合拍的。

  随着运动的进展，从得到的信息中我逐渐感到，中央有些领导同志对形

  势和农村阶级斗争现状的估计上有了变

  化。 1964年5月我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会议讨论社会主义教育

  运动问题已不是去年讨论《后十条》时强调团结两个95％的那种气氛了。毛

  主席在会上说：全国有三分之一的基层单位的领导权不在我们千里。刘少奇

  同志说：四不清不仅下面有根子，上面也有根子，而危险xìng在于上层。当

  时与会同志也都同意这样的估计。都作好了城市农村社教要搞4、5年的

  思想准备。中央工作会议之后，主席和少奇同

  志连续对社教运动作出指示，强调领导干部要下去蹲点，提

  出四清不只是经济方面的问题，而是经济、政治、思想、组织

  四个方面的问题统统要搞清。并要求省、地委集中搞一个县。

  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东北地区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从7月开始全面

  展开。全区农村第一批进行系统社教的

  有12个县，另5个公社、4个大队。城市开展232个单位。

  各县成立工作团，公社成立工作队。工作团有省委领导同志

  任团长，东北局、省、市、县都抽调了大批干部组成万人工作团。我带

  东北局农委、财委的部分同志到辽宁省金县三十里堡公社蹲点。马明方同志

  到沈阳五三厂、顾卓新同志到沈阳七二四厂蹲点，黄火青、吴德、强晓初同

  志也都到农村蹲点。9月18日中央发出《关于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

  一些具体政策舰定的修正草案的通知（简称第二个《后十条》）。这个第二

  个《后十条》对形势估计更加严重，认为“敌人拉拢腐蚀干部建立反革命的

  两面政权”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这次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

  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强调有些地

  区还要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工作。这个文件改变了前一个《后十条》中依靠

  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规定，明确提出对农村基层组织和干部要在扎根串

  连、调查研究以后，分别情况区别对待，可以依靠的就依靠，不能依靠的就

  不依靠，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因此，运动一开始“左”的倾向就较为

  突出，运动中温度不断升高。9月1日以后中央连续转发了《关于一个大队

  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即《桃园经验》）、《关于社会主义教

  育运动夺权斗争的指示》和谢富治在沈阳冶炼厂蹲点的报告等文件，这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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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对促使运动向“左”发展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个时期，东北地区的

  “四清”运动搞得也比较“左”，各工作队（包括我蹲点的地方）把基层干

  部的问题看得都很重，把干部甩在了一边。

  年末，中央政治局召开工作会议后，中央发布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

  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二十三条》虽然提出

  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当时我们对于这个提

  法还只是一般地理解，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我们倒是感到《二十三条》

  中要求尽早解放一批干部、关于经济退赔的规定等都很符合我们的想法。那

  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我们多数同志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已开始感

  觉到对基层干部整得过火了，整的面太大，问题看得过重。另一个是彭真同

  志讲话对我们的影响。当时，彭真同志在北京的干部会议上有个关于“四清”

  问题的讲话，调子比较温和，特别强调了要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问题和

  抓紧生产斗争的问题。彭真同志讲“破坏生产运动就是破坏我们的整个事业，

  那非追究不可。……在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时候，同时抓紧生产，千万不

  可放松生产。”东北地区放了彭真同志讲话录音后产生了好的影响。（这件

  事，在“文化大革命”中也被作为对抗中央，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罪状进行

  了批判）因此《二十三条》传达后，各地开始纠正了前段运动中存在的一些

  “左”的做法。很短时间即解放了大多数干部。工作队和基层干部、群众思

  想上都觉得很满意。 1965年2月我在金县工作团队长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

  确要求工作队要依靠群众和干部的大多数，“要把解放干部大多数作为一条

  方针。对犯错误干部的问题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结论要实事求是”。在

  政策上对经济退赔要求既不能马马虎虎，又要合情合理；关于划阶级问题，

  强调要严格按照中央过去的规定办。5月，东北局根据三省省委和重点县社

  教工作团对农村社教运动中关于经济退赔、清理阶级成份、地主富农浮财和

  房屋处理、不反社员群众、团结中农、组织处理等八个问题的意见搞了个规

  定发到各地。我在东北局书记处会议上再次强调：抓对青少年教育的问题；

  强调在四清新铺开的公社“一进村就要搞三结合”，要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

  五。这都反映了《二十三条》下达后在实际工作中发生的一些变化。

  我在金县三十里堡蹲点八、九个月，当时化名叫张坦。我们确实坚持了

  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住在三十里堡公社的供销社，吃饭同职工一样排

  队买饭。我除经常到生产大队参加干部群众会听情况，还经常参加一些大田

  和果树的劳动。当时参加劳动不是摆样子，而是真干，一干就是半天，与群

  众混得很熟。群众同我们讲话也很随便，什么话都讲。有些群众还当面问我

  “你是大干部还是小干部？”，有的群众看到经常有人到我的住地汇报情况，

  便猜测说“肯定是个大干部”。 1965年春我们栽种的树木，现在已经成材。

  在金县“四清”期间，我们还特别强调作好地富子女的工作。富农女儿

  孙云杰入党很说明这个问题。孙云杰是金县亮甲店公社葛麻大队一个富农的

  女儿。她是大连机车厂子弟小学的教师，1962年她响应号召回乡参加农业生

  产。她思想进步，劳动积极，表现很好，要求入党。大队党支部和工作队想

  发展她入党，又有些拿不准。辽宁省委书记处书记、金县工作团团长王良同

  志征询我的意见。我考虑到这样做符合当时中央关于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

  重在政治表现，对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要给出路等指示精神，当即表示

  同意。不久孙云杰被批准入党。“四清”结束后，她被调到县里任团县委副

  书记。这件事当时国内有的报纸作了报道，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后来阿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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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尼亚、越南等国有的青年也来信询问。现在看来，这件事做得还是对的。

  这一时期的城乡四清，按中央打歼灭战的方针，中央机关派出34位负责

  同志和2800多名工作人员到东北地区参加城乡“四清”蹲点（其中95％在

  城市蹲点）。我记得公安部谢富治、严佑民在沈阳冶炼厂，jiāo通部孙大光和

  刘亚雄在大连港务局，中央监委马国瑞在辽宁金县大连湾；一机部段君毅和

  周子健在长春第一汽车厂，石油部康世恩和徐今强在大庆油田。从当时中央

  机关派出大批干部参加四清蹲点，也可以看出中央对搞好四清的决心是多么

  大！

  金县“四清”结束前，1964年6月4日，我同三十里堡公社党委、镇委

  两个新的领导班子开了个座谈会。因这天正是农历端阳节，东北局办公厅的

  同志把座谈记录整理为《端阳话四清》。这次座谈的话题，是从新领导班子

  怎样巩固和发展四清运动成果，如何做好领导工作谈起的。我鼓励他们脑子

  里要时时刻刻想到群众，今后要坚持“三同”；上边来人不搞吃喝招待；不

  要让群众称“官衔”，手脚干净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我还要求他们要有朝

  气，有闯劲，不要做“量不了米，也丢不了口袋”的领导。后来这篇《端阳

  话四清》还转发到全区各社教工作团队。

  金县“四清”结束后，在金县农村政治工作会议上，发现了一个能正确

  对待运动的干部衣春枝。衣春枝是金县杏树屯公社柳家大队fù代会主

  任。她在运动中能正确对待群众的批评，即使受到误解时，也毫无怨言，不

  泄气。我于1965年11月3日，写了一篇《关于推荐衣春枝同志讲话的建议》，

  建议在全区已经结束和正在进行四清的各县、各企业单位，组织干部和党员

  学习衣春枝同志的讲话。

  1964年3月间，我到辽宁省盖平县（今盖县），听了该县太阳升公社何

  屯大队党支部书记李铭新关于培养接班人问题的汇报。我当时感到培养接班

  人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农村党支部书记能思考这个问题，并且有具体的

  计划和行动，确实很有政治远见。营口市委将这个大队培养接班人的做法向

  省委和东北局写了报告。我于5月13日就这个问题给中央和毛主席写了一封

  题为 《关于农村支部培养接班人问题汇报一个有政治远见的党支部》的

  信。5月18日毛主席将这封信连同营口市委的报告一并指示印发正在召开的

  中央工作会议。我的这封信和何屯大队培养接班人的材料，后来还转发到东

  北地区各级党组织。

  东北地区第二批“四清”运动从1965年7月陆续开始。农村开展30个

  县、7个城市郊区，另90个公社，派出工作队21万多人。这次开展的单位，

  多为重点产粮区、“小三线”地区和边海防县。城市开展1950多个单位，很

  多是大型骨干企业，同国防、战备有关的或准备内迁的企业以及问题较多的

  较大单位。第二批“四清”，根据毛主席和中央军委要求军队干部参加地方

  四清的指示，沈阳军区抽调军区部队和代管单位共3万余人，分别编入各工

  作团队。

  第二批“四清”，我到辽宁省海城县牌楼公社下房身大队蹲点化名孙云，

  马明方同志到辽宁省营口县官屯大队蹲点。因为有第一批试点的经验，这批

  运动进展较快，我们在指导上也略感从容一些。虽然总的还是按《二十三条》

  精神办，有些工作队开始把干部的问题看得过重，但比第一批纠正的要快一

  些。干部解放的快，建立领导核心比第一批抓得早。对运动中的有关问题的

  处理上也更强调“准”字。我在1966年1月东北局召开的“四清”工作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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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话中要求：核实定案要讲究实事求是，不要怕翻案，不要追求“千字号”、

  “万字号”。划成份问题，对漏划的地主富农，不一定一律划回去，可划可

  不划的不必划，要区别对待，即使非划不可的，也只能划本人。不提倡挖金

  银财宝，小量的即使本人主动jiāo出的也不要收，大量的收不收要经工作团党

  委批准；小开荒、自留地超过标准的，按《六十条》办，比规定超过稍多一

  点的不要收回，个别超出过多的，收回时要经工作团党委批准。虽然第二批

  四清运动总的指导思想还是很“左”的，但在具体问题的对待上比第一批略

  微松动灵活一些。

  我们在总结第一批“四清”工作时，各地都反映存在运动和生产结合的

  不够紧的问题。我们研究在第二批运动中应该解决这个问题。在海城蹲点时，

  就这个问题我征求了海城县委书记高路宾的意见并同鞍山市委第一书记王鹤

  寿同志jiāo谈过。后来听了鞍山农村社教工作团郭延俊同志的汇报，又参加了

  1个公社的片会，我发表了关于揭生产斗争盖子的意见。我说在运动中群众

  最担心最关心的问题，一是能不能建立起一个好的领导核心，一是经过运动

  生产能不能上得去，因此，在揭阶级斗争盖子的基础上，要拿出一段时间，

  集中地揭生产斗争盖子。通过放手发动群众，学习大寨精神，以大寨为样板，

  揭问题。找差距，查原因，进一步激发干部和群众的积极xìng，使运动更好地

  落实到坚持思想革命化，开展以八字宪法为内容的农业技术改造和科学实

  践，改进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以及农村各项建设上来。这个问题我是想了很久

  的。有一次在杭州开会讨论《前十条》时，我问过毛主席，现在这样强调阶

  级斗争，为什么还把生产斗争放在阶级斗争的前面，生产斗争在三大革命运

  动中占什么样的位置，主席说：在人类历史上阶级斗争是短暂的，生产斗争

  是永久的。我当时理解生产斗争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忽视抓生产斗争是

  不对的。不久，我给顾卓新、喻屏、强晓初同志写了一封信，建议三省都能

  在运动中增加揭生产斗争盖子的内容。东北局转发了我的信和我在海城的讲

  话要点，要求点上的四清单位和面上的都要开展揭生产斗争盖子的工作。我

  在海城看到经过揭生产斗争盖子，工作队、公社和大队干部都敢抓生产了，

  长远的规划也得到了落实，确实解决了农业生产和农村建设中存在的一些问

  题。这个问题本来当时也未跳出阶级斗争的窠臼，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

  也难逃厄运，被当作唯生产力论而横遭批判。

  东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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