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8 章
的共和国”，则英国是现今大国之中最古老的共和国，自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迄今为止，王冠已经传承了三百余年。这个工业革命的先驱，虽已不再像维多利亚时代那样独领风骚，但它仍然是当今世界举足轻重的强国之一。而1776年宣告独立的美利共和国，已立国230余年，自19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是世界头号强国。
三、前述的大国历史经验显示，无论是专制、极权政体，还是共和政体，都不能确保凡是采用它们的国度就一定不会衰落或败亡。
自英国光荣革命以来，专制、极权大国固然不免一一衰亡纳粹德国、日本帝国、苏联等等这些赫一时的世界大国，都已成明日黄花，而奉行共和政体的大国，也未能尽免或衰或亡之忧。纳粹德国的铁蹄踏断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命脉，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崩溃了；二十世纪下半叶的超级大国里，也没有昔日世界头号强国英国的身影，英国衰落了。
共和国的衰落，一是表现在与专制、极权大国的竞争中，竭力赶超的专制或极权大国后来居上。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败给了极权主义的纳粹德国，而勉力应付了纳粹铁拳的英国，在二战后的国力，则远不如能令整个世界为之胆寒心颤的苏联那样雄厚。1958年4月，赫鲁晓夫称：“英国雄狮一声怒吼而震撼一切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话没错。英国已不再像维多利亚时代那样威震全球，数代人苦心经营的日不落帝国，也在战后的短暂岁月里变成了日不落联邦。不过，国力足以毁灭世界的超级大国苏联，如今已成历史，而不再怒吼一声可令世界震颤的英国尚在。
共和国的衰落，二是表现在共和国之间的比较中。随着19世纪末美国在新大陆的崛起，包括英国在内的其他共和政体的大国，它们在国际上的地位相对下降。毕竟，在所有的时代不可能所有的国家同时得第一。况且，不仅是政体，疆域大小、地缘特征、人口多寡、资源丰瘠、科技发展，甚至机缘巧合等等因素，同样也会影响一国的成败兴衰。
不过，英国大国地位的下降只是相对而言，它不再像维多利亚时代那样声威煊赫、格外引人注目罢了，而非从天堂掉进冰窟的绝对衰落或衰败。这是一种别具特色的英国式衰落。诚如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lún1963年5月所言，从绝对意义上说来，英国从未如此繁荣，它的军事力量从未如此强大。直到今天，英国还是世界上最为强盛富庶的国家之一，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依旧举足轻重。就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的数量而言，从1978年到2007年，英国仅次于美国和德国，其中5位英国科学家得过诺贝尔化学奖，8位英国科学家得过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四、因为崛起或一个时期里举世瞩目的繁荣与威势，专制或极权国家易于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护短与自恋倾向，忽视或看轻政体的缺陷及其可能的致命后果。
十九世纪以来，德意志第二帝国、日本帝国、纳粹德国、苏联等国，跟与他们政体不同的英国、美国一样，都曾是盛极一时或称雄一方的世界强国。像德意志第二帝国，从普法战争结束直到一战bào发，长时段处于国力不断上升的繁荣状态。给欣赏普鲁士经验的伊藤博文留下的印象是：“普国之所以能富国强兵，维持和增进国民的幸福与安宁，决不是自由民权的种子所结之果。”德国人也为自己的“特殊道路”沾沾自喜。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平森所言，在威廉二世时期，“德国人的主要感情是对政治和工业成就的自豪感以及对未来的乐观展望”。
当威廉二世在1892年声称“我们肩负伟任，我要带领你们走向美好的时代”；当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在昭和八年（1933年）说“看啊！看啊！昭和日本的前途上真是光焰万丈”；当1961年正式通过的苏共纲领扬言，“在当前的10年内，即1961年到1970年，苏联在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和技术基础时，人均生产总值将超过最强大、最富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是何等自信，哪会认为自己国家的政体含有致命缺陷？倘若谁在1913年预言五年后德意志第二帝国将寿终正寝，或者在1985年戈尔巴乔夫初登大位时，估摸说苏联不到十年就会土崩瓦解，有几人会信以为真？
世事难料，而人又总是难以摆脱预料的诱惑和需要。比如对苏联的命运，美国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克就说：“我认为，也希望过，专制的苏联帝国最终会从世界舞台消失，但它来得如此迅速，则是我始料未及。”于是，一再喊狼来了却总未见狼影的现象，反复出现。在联合国副秘书长任上与苏联决裂的舍甫琴柯曾提到：“多年来苏联经济被描绘成一片yīn暗的情景，每遭受一次新的挫折，就有人出来预言这个制度的寿命有多长以及将来是否可行。”在1985年出版的《与莫斯科决裂》一书中，舍甫琴柯认为，“预言苏联及其帝国即将衰落为时还早。”这位苏联制度的反对者尚且如此估计，对于苏联的拥护者来说，更不会觉得大限将至，预言危机的声音，不免易于被视为危言耸听、恶意唱衰了。
不仅是专制或极权国家的统治集团会不见棺材不掉泪，纵使是国外的旁观者，也容易被这些国家一时的繁荣所蒙蔽。美国《新闻周刊》在1959年发出警告，苏联可能“正走在通向世界经济霸主地位的高速公路上”。即使反了一辈子共的尼克松，到了1980年还在讲，“除非我们迅速行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将是美国和西方危险最大的时期。……苏联将是头号强国；美国将是二号强国”。可是，尼克松有生之年就能看到苏联解体，《新闻周刊》也有机会再报道苏联的崩溃。
五、与过去的专制大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不同，19、20世纪新兴的专制或极权大国自兴起之时，就不得不面对自由民主思想及共和政体国家实践的强烈冲击和挑战，只能在封闭与开放中摇摆、挣扎，直到最后衰亡。
自哥lún布发现新大陆、麦哲lún环球远航以后，世界各国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及至进入到19、20世纪，已经没有任何专制大国能建立起可全凭一己好恶将外来“敌对”或“有害”思想拒之门外的万里长城了。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的那样，“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xìng和局限xìng日益成为不可能”。这意味着，英国《权利法案》、《联邦党人文集》、法国《人权宣言》……或者洛克、孟德斯鸠、杰斐逊……已不只是属于英国、美国或法国，而是属于整个人类。专制或极权大国不得不面对这种冲击和挑战。这种冲击和挑战是致命的，它天然地倾向于颠覆专制或极权国家的制度和观念根基。以致于处于文明劣势地位的专制或极权大国，不得不运用各种可能的方式方法，去应对这种冲击和挑战。
但是，专制或极权国家无论多么强大，经验显示，并不足以使其人民免于统治者所不喜欢的域外文明的“侵蚀”。在对拿破仑的战争中，作为战胜国的俄罗斯，无疑属于强权的一方，可是驻扎在法国的俄国占领军军官，却受到了战败国法国的思想感染，一些人开始从精神上厌恶俄国的农奴制和专制主义。米哈伊洛夫斯基-达尼列夫斯基看到了，“法国人不像俄国人，他们不把君主视为地上的上帝”。十二月党人马特维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则说，“我们是1812年的产儿”。这样的历史，日后又在苏联重演，以致于1946年苏共开展运动“反世界主义”，以抵制“西方”的影响。
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不要说宣传灌输，即便酷烈的刑罚，也不足以消除人们对现实的反思和对自由民主的憧憬。在苏联，矿场机械师科斯佐夫锒铛入狱，是由于“谩骂政府不关心工人，举例说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会组织关心工人的生活”；仓库管理员焦尔诺夫说美国工人的生活要比苏联工人好，“在美国生活得非常自由，可以批评政府，那里存在着几个党派”，这也成了他的罪证；而在一家医院当科室副主任的阿韦季索夫受到指控，则是他说过，“在美国，人们甚至可以批评总统，而在我们这里，甚至对警察局的局长，也不允许说什么”。
由于极权国家没有公正而又自由的选举等政治技术来准确地测度和反映民心的向背与民意的变化，也没有自由选举、司法独立、弹劾等等手段构成的“政治结账”机制，它高度依赖高压、隐瞒、欺骗和信息封锁，无法知道到底有多么招人喜欢或惹人嫌恶。国内的强权政治背后，是一种极度的制度心虚或者说制度自卑，既不敢让国民自由表达，也不敢让国民自由获取资讯。舍甫琴柯自1949年9月进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到1954年本科毕业，他说自己“从未看过诸如《纽约时报》或《世界报》之类的‘资产阶级报纸’。这些报纸只允许研究生看。看的时候也有许多限制。至于收听外国电台广播，那是会受处分的犯罪行为”。即便如此，专制或极权大国也做不到彻底封死自己的国门，绝不跟他国来往，同时它再怎么防民之口，也还是多少需要国民能向它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愿，然而缝隙稍开，总是易成冲决溃堤之势，于是乎，专制、极权大国就呈现出一种不断地在封闭与开放之间或大或小、或强或弱敌摇摆的态势。
（二）政体与大国崛起
一、三百余年来，存在过不同政体类型的世界强国。强调只有搞专制、极权政体才能强国，和坚称共和政体才是强国的不二法门，同样缺乏历史根据。
在过去的三百年里，如果仅就国家强盛而言，一些国家是在不同的政体下走向强盛的。
一是在同一个时代有不同政体的强国。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意志第二帝国、日本帝国和英国、美国，虽然政体不同，但同时跻身世界强国之列。政体差异更明显的纳粹德国、苏联和美国，则是20世纪30年代末最为强大的三个国家。二战之后，苏联和美国政体迥异，却同为争雄世界的超级大国。值得一提的是，以为共和政体的国家奉行分权制衡、司法独立、地方自治、法治、表达自由、自由市场经济等等，不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实属无心误读或有意曲解。其实，共和国与专制、极权大国之间，只是确定要办什么“大事”和如何办“大事”的机制有别罢了，否则，要是共和国不如专制极权国家那样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美国何以能够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二战后的联邦德国和日本何以能创造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
二是同一个国家在不同政体下都是引人瞩目的世界强国。
君主专制的沙皇俄国和一党专政的苏联，君主专制的德意志第二帝国和极权主义的纳粹德国，都曾是世界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强国。
二战之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日本国经过了民主化改造，迅速崛起成为经济大国。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世界就在谈论“德国奇迹”这个话题了。日本从1952年到1973年，国民生产总值以10%的速度迅速增长。迄今为止，这两个国家的经济总量依然位居世界前列。
格外值得一提的是，在20世纪，相对于自己所处的时代而言，日本在两种不同的政体下，都是一个有着世界影响的大国。德国自从俾斯麦时代以来，无论是德意志第二帝国、纳粹德国，还是联邦德国，也都是有世界影响的大国。
三是不同政体的国家都可能找到未能崛起的案例。
在1840年以后的清帝国，许多中国人富强梦的破灭，是与君主专制政体联系在一起的。而对魏玛共和国时代的德国人来说，无论是否巧合，经济萧条，财政崩溃，则是跟一个民主的德国臭ròu连皮。
二、对世界文明的某些方面，不同政体的大国，都有可能做出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创造xìng贡献。说只有民主共和才能造就文化强国，才能滋养出创新型科技强国，跟称只有专制极权才能成就文化强国，才能建成创新型科技强国一样，缺乏历史经验的支撑。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要能成为“大国”，总得有些出类拔萃之处。即使像明治之后的日本帝国，虽然在科技和文化方面不像德意志第二帝国那样出色，也有诸如池田菊苗从海带里提取出味精、汤川秀树提出介子理论之类骄人成就。而德意志第二帝国，则堪称创新型的文化强国、科技强国的典范。在19世纪乃至20世纪初，德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科学活动中心。日本史家汤浅光朝据1965年版《科学和技术编年表》作过统计：从1851到1900年，意大利、美国、法国、英国的科学成果数分别为8项、33项、75项、106项，而德国高达202项。在21世纪，从1901年到1914年，总共42个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里头就有14个是德国人。在文化教育领域，德意志第二帝国同样表现非凡。“一战”前共有14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其中德国占4位，位居列国之首。德国教育之发达，则如一位经济史家所说，到1914年时，“不仅建立了世界前所未见的一流综合大学体系，而且也建成了世界前所未见的最好的技术与商业教育体系”。仅美国去德国留学的人，在1914年之前的一百年里，就有大约一万人。
而实行共和政体的美国，自18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bào发之际，远不及实行专制政体的德意志第二帝国那样出彩。不仅在建国之初，美国像法国神父雷纳尔（1713-1796）所说的那样，“至今尚未产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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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述的大国历史经验显示，无论是专制、极权政体，还是共和政体，都不能确保凡是采用它们的国度就一定不会衰落或败亡。
自英国光荣革命以来，专制、极权大国固然不免一一衰亡纳粹德国、日本帝国、苏联等等这些赫一时的世界大国，都已成明日黄花，而奉行共和政体的大国，也未能尽免或衰或亡之忧。纳粹德国的铁蹄踏断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命脉，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崩溃了；二十世纪下半叶的超级大国里，也没有昔日世界头号强国英国的身影，英国衰落了。
共和国的衰落，一是表现在与专制、极权大国的竞争中，竭力赶超的专制或极权大国后来居上。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败给了极权主义的纳粹德国，而勉力应付了纳粹铁拳的英国，在二战后的国力，则远不如能令整个世界为之胆寒心颤的苏联那样雄厚。1958年4月，赫鲁晓夫称：“英国雄狮一声怒吼而震撼一切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话没错。英国已不再像维多利亚时代那样威震全球，数代人苦心经营的日不落帝国，也在战后的短暂岁月里变成了日不落联邦。不过，国力足以毁灭世界的超级大国苏联，如今已成历史，而不再怒吼一声可令世界震颤的英国尚在。
共和国的衰落，二是表现在共和国之间的比较中。随着19世纪末美国在新大陆的崛起，包括英国在内的其他共和政体的大国，它们在国际上的地位相对下降。毕竟，在所有的时代不可能所有的国家同时得第一。况且，不仅是政体，疆域大小、地缘特征、人口多寡、资源丰瘠、科技发展，甚至机缘巧合等等因素，同样也会影响一国的成败兴衰。
不过，英国大国地位的下降只是相对而言，它不再像维多利亚时代那样声威煊赫、格外引人注目罢了，而非从天堂掉进冰窟的绝对衰落或衰败。这是一种别具特色的英国式衰落。诚如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lún1963年5月所言，从绝对意义上说来，英国从未如此繁荣，它的军事力量从未如此强大。直到今天，英国还是世界上最为强盛富庶的国家之一，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依旧举足轻重。就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的数量而言，从1978年到2007年，英国仅次于美国和德国，其中5位英国科学家得过诺贝尔化学奖，8位英国科学家得过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四、因为崛起或一个时期里举世瞩目的繁荣与威势，专制或极权国家易于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护短与自恋倾向，忽视或看轻政体的缺陷及其可能的致命后果。
十九世纪以来，德意志第二帝国、日本帝国、纳粹德国、苏联等国，跟与他们政体不同的英国、美国一样，都曾是盛极一时或称雄一方的世界强国。像德意志第二帝国，从普法战争结束直到一战bào发，长时段处于国力不断上升的繁荣状态。给欣赏普鲁士经验的伊藤博文留下的印象是：“普国之所以能富国强兵，维持和增进国民的幸福与安宁，决不是自由民权的种子所结之果。”德国人也为自己的“特殊道路”沾沾自喜。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平森所言，在威廉二世时期，“德国人的主要感情是对政治和工业成就的自豪感以及对未来的乐观展望”。
当威廉二世在1892年声称“我们肩负伟任，我要带领你们走向美好的时代”；当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在昭和八年（1933年）说“看啊！看啊！昭和日本的前途上真是光焰万丈”；当1961年正式通过的苏共纲领扬言，“在当前的10年内，即1961年到1970年，苏联在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和技术基础时，人均生产总值将超过最强大、最富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是何等自信，哪会认为自己国家的政体含有致命缺陷？倘若谁在1913年预言五年后德意志第二帝国将寿终正寝，或者在1985年戈尔巴乔夫初登大位时，估摸说苏联不到十年就会土崩瓦解，有几人会信以为真？
世事难料，而人又总是难以摆脱预料的诱惑和需要。比如对苏联的命运，美国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克就说：“我认为，也希望过，专制的苏联帝国最终会从世界舞台消失，但它来得如此迅速，则是我始料未及。”于是，一再喊狼来了却总未见狼影的现象，反复出现。在联合国副秘书长任上与苏联决裂的舍甫琴柯曾提到：“多年来苏联经济被描绘成一片yīn暗的情景，每遭受一次新的挫折，就有人出来预言这个制度的寿命有多长以及将来是否可行。”在1985年出版的《与莫斯科决裂》一书中，舍甫琴柯认为，“预言苏联及其帝国即将衰落为时还早。”这位苏联制度的反对者尚且如此估计，对于苏联的拥护者来说，更不会觉得大限将至，预言危机的声音，不免易于被视为危言耸听、恶意唱衰了。
不仅是专制或极权国家的统治集团会不见棺材不掉泪，纵使是国外的旁观者，也容易被这些国家一时的繁荣所蒙蔽。美国《新闻周刊》在1959年发出警告，苏联可能“正走在通向世界经济霸主地位的高速公路上”。即使反了一辈子共的尼克松，到了1980年还在讲，“除非我们迅速行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将是美国和西方危险最大的时期。……苏联将是头号强国；美国将是二号强国”。可是，尼克松有生之年就能看到苏联解体，《新闻周刊》也有机会再报道苏联的崩溃。
五、与过去的专制大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不同，19、20世纪新兴的专制或极权大国自兴起之时，就不得不面对自由民主思想及共和政体国家实践的强烈冲击和挑战，只能在封闭与开放中摇摆、挣扎，直到最后衰亡。
自哥lún布发现新大陆、麦哲lún环球远航以后，世界各国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及至进入到19、20世纪，已经没有任何专制大国能建立起可全凭一己好恶将外来“敌对”或“有害”思想拒之门外的万里长城了。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的那样，“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xìng和局限xìng日益成为不可能”。这意味着，英国《权利法案》、《联邦党人文集》、法国《人权宣言》……或者洛克、孟德斯鸠、杰斐逊……已不只是属于英国、美国或法国，而是属于整个人类。专制或极权大国不得不面对这种冲击和挑战。这种冲击和挑战是致命的，它天然地倾向于颠覆专制或极权国家的制度和观念根基。以致于处于文明劣势地位的专制或极权大国，不得不运用各种可能的方式方法，去应对这种冲击和挑战。
但是，专制或极权国家无论多么强大，经验显示，并不足以使其人民免于统治者所不喜欢的域外文明的“侵蚀”。在对拿破仑的战争中，作为战胜国的俄罗斯，无疑属于强权的一方，可是驻扎在法国的俄国占领军军官，却受到了战败国法国的思想感染，一些人开始从精神上厌恶俄国的农奴制和专制主义。米哈伊洛夫斯基-达尼列夫斯基看到了，“法国人不像俄国人，他们不把君主视为地上的上帝”。十二月党人马特维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则说，“我们是1812年的产儿”。这样的历史，日后又在苏联重演，以致于1946年苏共开展运动“反世界主义”，以抵制“西方”的影响。
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不要说宣传灌输，即便酷烈的刑罚，也不足以消除人们对现实的反思和对自由民主的憧憬。在苏联，矿场机械师科斯佐夫锒铛入狱，是由于“谩骂政府不关心工人，举例说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会组织关心工人的生活”；仓库管理员焦尔诺夫说美国工人的生活要比苏联工人好，“在美国生活得非常自由，可以批评政府，那里存在着几个党派”，这也成了他的罪证；而在一家医院当科室副主任的阿韦季索夫受到指控，则是他说过，“在美国，人们甚至可以批评总统，而在我们这里，甚至对警察局的局长，也不允许说什么”。
由于极权国家没有公正而又自由的选举等政治技术来准确地测度和反映民心的向背与民意的变化，也没有自由选举、司法独立、弹劾等等手段构成的“政治结账”机制，它高度依赖高压、隐瞒、欺骗和信息封锁，无法知道到底有多么招人喜欢或惹人嫌恶。国内的强权政治背后，是一种极度的制度心虚或者说制度自卑，既不敢让国民自由表达，也不敢让国民自由获取资讯。舍甫琴柯自1949年9月进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到1954年本科毕业，他说自己“从未看过诸如《纽约时报》或《世界报》之类的‘资产阶级报纸’。这些报纸只允许研究生看。看的时候也有许多限制。至于收听外国电台广播，那是会受处分的犯罪行为”。即便如此，专制或极权大国也做不到彻底封死自己的国门，绝不跟他国来往，同时它再怎么防民之口，也还是多少需要国民能向它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愿，然而缝隙稍开，总是易成冲决溃堤之势，于是乎，专制、极权大国就呈现出一种不断地在封闭与开放之间或大或小、或强或弱敌摇摆的态势。
（二）政体与大国崛起
一、三百余年来，存在过不同政体类型的世界强国。强调只有搞专制、极权政体才能强国，和坚称共和政体才是强国的不二法门，同样缺乏历史根据。
在过去的三百年里，如果仅就国家强盛而言，一些国家是在不同的政体下走向强盛的。
一是在同一个时代有不同政体的强国。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意志第二帝国、日本帝国和英国、美国，虽然政体不同，但同时跻身世界强国之列。政体差异更明显的纳粹德国、苏联和美国，则是20世纪30年代末最为强大的三个国家。二战之后，苏联和美国政体迥异，却同为争雄世界的超级大国。值得一提的是，以为共和政体的国家奉行分权制衡、司法独立、地方自治、法治、表达自由、自由市场经济等等，不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实属无心误读或有意曲解。其实，共和国与专制、极权大国之间，只是确定要办什么“大事”和如何办“大事”的机制有别罢了，否则，要是共和国不如专制极权国家那样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美国何以能够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二战后的联邦德国和日本何以能创造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
二是同一个国家在不同政体下都是引人瞩目的世界强国。
君主专制的沙皇俄国和一党专政的苏联，君主专制的德意志第二帝国和极权主义的纳粹德国，都曾是世界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强国。
二战之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日本国经过了民主化改造，迅速崛起成为经济大国。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世界就在谈论“德国奇迹”这个话题了。日本从1952年到1973年，国民生产总值以10%的速度迅速增长。迄今为止，这两个国家的经济总量依然位居世界前列。
格外值得一提的是，在20世纪，相对于自己所处的时代而言，日本在两种不同的政体下，都是一个有着世界影响的大国。德国自从俾斯麦时代以来，无论是德意志第二帝国、纳粹德国，还是联邦德国，也都是有世界影响的大国。
三是不同政体的国家都可能找到未能崛起的案例。
在1840年以后的清帝国，许多中国人富强梦的破灭，是与君主专制政体联系在一起的。而对魏玛共和国时代的德国人来说，无论是否巧合，经济萧条，财政崩溃，则是跟一个民主的德国臭ròu连皮。
二、对世界文明的某些方面，不同政体的大国，都有可能做出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创造xìng贡献。说只有民主共和才能造就文化强国，才能滋养出创新型科技强国，跟称只有专制极权才能成就文化强国，才能建成创新型科技强国一样，缺乏历史经验的支撑。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要能成为“大国”，总得有些出类拔萃之处。即使像明治之后的日本帝国，虽然在科技和文化方面不像德意志第二帝国那样出色，也有诸如池田菊苗从海带里提取出味精、汤川秀树提出介子理论之类骄人成就。而德意志第二帝国，则堪称创新型的文化强国、科技强国的典范。在19世纪乃至20世纪初，德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科学活动中心。日本史家汤浅光朝据1965年版《科学和技术编年表》作过统计：从1851到1900年，意大利、美国、法国、英国的科学成果数分别为8项、33项、75项、106项，而德国高达202项。在21世纪，从1901年到1914年，总共42个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里头就有14个是德国人。在文化教育领域，德意志第二帝国同样表现非凡。“一战”前共有14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其中德国占4位，位居列国之首。德国教育之发达，则如一位经济史家所说，到1914年时，“不仅建立了世界前所未见的一流综合大学体系，而且也建成了世界前所未见的最好的技术与商业教育体系”。仅美国去德国留学的人，在1914年之前的一百年里，就有大约一万人。
而实行共和政体的美国，自18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bào发之际，远不及实行专制政体的德意志第二帝国那样出彩。不仅在建国之初，美国像法国神父雷纳尔（1713-1796）所说的那样，“至今尚未产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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