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 章

  ，托庇于日本人，过着寓公生活。

  阎锡山外逃后，山西蒋记guó mín dǎng省党部大量通缉、开除阎的骨干分子。他怕离晋日久，军队离心，老巢倾覆，遂于1931年8月5日，在日本飞机护送下回到大同，隐居五台县河边村，控制山西局面。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已无暇顾及阎锡山。其时，汪精卫由法国归国，高唱“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调子，担任了南京guó mín dǎng政府的行政院长。阎锡山为取得其支持，特派员驻南京与汪联系，另又派山西省主席徐永昌到北平，向各方人士请求援助，通过宋美龄的关系，在蒋介石面前疏通。这时，蒋介石也表示“捐弃前嫌，团结御侮”，接受了汪精卫的提议，于1932年2月委派阎锡山为太原绥靖公署主任。不久，阎又恢复了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并当选为guó mín dǎng中央执行委员。从此，阎锡山与蒋介石重新合流，再度统治晋绥两省。

  阎锡山为了乘机发展自己的势力，制定了《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成立“山西人民公营事业董事会”，倡言“经济建设”，扩大官僚资本，把工矿企业统归西北实业公司经营管理。几年之后，使山西形成了一个由采矿、冶金、发电、采煤、化工、军火机器制造、造纸、印刷、皮革、毛织、水泥等初具规模的较完整的轻重工业体系，并修建了同浦铁路，整顿银行，成立了山西实物准备库和山西营业公社。后又成立“经济统制处”企图垄断山西的经济。他还成立“禁烟考核处”，以鸦片制作戒烟yào饼，公开官卖鸦片，几年间获利达2000万元，饱了自己的私囊。

  他又巧立名目收捐派税，居然连农民进城挑粪也要上捐，还美其名曰“讲究卫生”，当时有个名叫刘师亮的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自古未闻粪有税”，下联是“而今只有屁无捐”，横批是“民国万税”，讥讽阎锡山对人民的残酷剥削。

  “一切为了存在”，“在三个鸡蛋上跳舞，踩破哪一个都不行”

  阎锡山早在“九一八”事变前寓居天津时，就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消息传到太原后，山西大学文学院院长张簌曾愤而作书，直接寄阎，内说，“秦桧好当，秦桧的子孙难当”，指责阎出卖国家民族。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北上抗日，到达陕北，陕北苏区日渐扩大，红军势力日益增强。这时，阎锡山首要考虑的中心问题是防共fǎn gòng，搞“军事防共”、“政治防共”、“经济防共”和“民众防共”等。他以地主、富农为核心，成立所谓“主张公道团”，就是实行“民众防共”的一个反动组织。这年8月，阎召集黄河沿岸的从河曲到永济等二十一县的县长开会，决定成立“防共委员会”，办理“防共保卫团”。他说：“晋陕毗连，陕北红军之活跃，实威胁山西之安全”；“剿共必须七分政治，三分军事；而防共更应该是九分政治，一分军事”。他一面派兵西渡黄河协助陕西guó mín dǎng势力“进剿”红军，一面在山西境内筹备防共。

  是年冬，中共中央为了民族利益，发表了停止内战，qiāng口对外的声明，要求阎锡山允许红军通过山西地区开赴前线抗日，但阎锡山置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于不顾，拒绝红军要求，并利用黄河天险，在北起河曲，南至永济的黄河东岸，筑起连绵不断的碉堡线，企图阻止红军东渡对日作战。次年2月，中共中央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和中国抗日红军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东征宣言”。20日，东征红军渡过黄河，直捣三jiāo镇，旋即向同浦路扩展，将抗拒之阎军各个击破，阎锡山遭到惨败后，感到红军声势浩大，老巢太原受到威胁，便急电蒋介石派兵增援。阎锡山因以狡诈jiān猾著称，当时被人称为“九尾狐狸”，自窃据山西军政大权后，闭关自守，蒋介石虽早已图谋把力量打入山西，但总无从下手，此次，阎锡山主动请蒋派兵入晋，可谓蒋之天赐良机，蒋当即派五个师开进山西，实现了图谋已久的目的。阎锡山虽得蒋之支援，但同样被红军击败，中共中央为了珍惜国力，坚决履行“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于5月5日发出“回师通电”，东征红军撤回黄河以西。

  1936年7月，日军侵占察北六县后，准备进犯绥远。阎锡山感到日军进窥绥远，已非空口所能拒止，不得不改弦易辙，提出“抱着弱国的态度，守土抗战，踢破经常范围，加紧自强”的方针。在“九一八”事变五周年纪念日，成立了山西统一战线xìng质的抗日救亡群众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薄一波等共产党人由北平回到山西，即负起了领导“牺牲救国同盟会”的责任，提出了“不分党派，不分男女，不分职业，只要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一齐动员起来，积极参加一切救亡运动”的总纲领。这时，全国各地许多进步青年涌向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在薄一波等主持下，成立了军政训练委员会。次年初，又在太原举办了“国民兵军官教导团”，训练进步青年。

  11月，阎锡山看到日军进攻绥远已部署就绪，战火马上就要燃烧起来，便决心收复绥北要地百灵庙，以遂行其“守土抗战”的主张。22日，令傅作义指挥晋军向日军发起进攻，经过激战，将敌击溃，收复了百灵庙。但是，当傅作义拟乘胜收复商都时，阎急予制止，专门派人赴绥密告傅：“商都不属晋绥管辖，与百灵庙原属绥远不同。我们若攻商都，诚恐日方有所借口，会对晋绥不利。”

  “七七”事变后，阎锡山奉蒋介石电召，前往南京参加军事会议，被guó mín dǎng政府任命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晋军改编为第六、第七集团军，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改编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兼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第十八集团军挺进华北前线，与guó mín dǎng军联合抗日。

  8月上旬，日军侵入南口后，战事进入第二战区晋绥两省。阎将部队布防于天镇、大同等要隘，自己到雁门关西面的岭口，布置行营，亲自指挥作战。在这期间，八路军的高级将领周恩来、彭德怀、彭雪枫等经常去行营与他会晤。周恩来根据当时形势，说明目前虽然敌强我弱，但只要我们动员全民，团结奋斗，就可削弱敌人力量，增强我们的力量，打败日本，收复失地，鼓励他坚持抗战。阎要求周恩来为第二战区拟制作战计划，周恩来只用了一天时间即写成，他看了十分惊异，敬佩不已，连声赞叹：“写得这样好，这样快，如能这样打，中国必胜。”此后，他每日早晨约周恩来去办公，并通令晋军全军学习八路军的办法。后来，周恩来提出一个在沦陷区成立“战地动员委员会”的条例，阎先不同意，后经薄一波解说，才同意了。

  不久，平绥路的天镇失守。阎锡山将王靖国、傅作义、李服膺等军，一齐调进雁门关以南，扼守平型关至阳口一线。9月，日军集中了14万人，坦克150辆、火pào350门、飞机300架，由两个方向进攻太原，企图一举攻占山西。阎锡山在共产党、八路军和山西人民支持下，组织了太原会战。25日凌晨，八路军一一五师主力在平型关以东设伏，全歼日军第五师团一个大队及后勤人员共1000余人；在阳口方向的晋绥军高桂滋、刘奉滨、孟宪吉等部队，也与日军展开激战，给敌杀伤甚大。太原会战，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全国的民心士气。

  后来，因敌力量太强，晋绥军之铁角岭、繁峙陂等地很快被敌攻占，整个战线受到威胁。当时保定已陷于敌手，沣源为敌所占；平汉路的日军主力又南下石家庄，直趋娘子关，雁门关一线亦被敌突破，太原部队北上增援困难。基于这种形势，阎锡山遂决定撤退繁峙以东的部队，经五台退守第二道防线－－忻口防线。他在这里集中了8万人的兵力，由卫立煌为前敌总司令，组织忻口防御战役。日军本想一举突破忻口，但遭守军的顽强抵抗。战役一开始就打得十分激烈，守军寸土必争，与敌反复厮杀。军长郝梦龄亲上前线指挥，被敌pào弹击中殉职，官兵战死者不下万人，负伤的也有两万余人，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一天之内在正面三里宽的地段上，竟牺牲十个团的兵力，即每小时牺牲一团人。经二十余日激烈战斗，杀伤日军3万余人。八路军一二九师以一部夜袭阳明堡日军机场，烧毁敌机24架。

  日军在守军的顽强抗击下，一筹莫展，三易指挥官，也未能攻陷忻口。后因平汉线上guó mín dǎng军撤至石家庄以南地区，日军主力川岸师团直扑娘子关，威胁太原，阎锡山被迫放弃忻口，向太原撤退。日军尾随追击，阎军防守太原之部署尚未就绪，日军即已迫近城下。傅作义根据阎之命令，率部在太原城东与日军激战两天，终因力量不支，放弃太原南撤。

  11月8日，阎锡山将部队撤至临汾，进行整军，为了适应当时抗战形势的需要，统一后方工作，加强军民抗战力量，在中国共产党、八路军的建议推动下，阎组织了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动员委员会”。与此同时，还先后成立了四个“抗日决死队”，一个“工人武装自卫总队”和一个“政治保卫总队”，依靠八路军的帮助和指导，成为一支有政治觉悟的坚强敌后抗日部队。但这些组织的活动，一开始就受到阎锡山的限制。

  1938年3月初，临汾失陷后，阎锡山的官僚统治集团陷于异常混乱的状态，失败主义情绪以及各种亡国论调，又一次喧腾起来。是西渡黄河逃窜，还是在山西坚持敌后抗战？阎左右的一些高级官员，力图怂恿阎放弃抗战，渡河到陕西逃难。与阎合作抗战的共产党员及共产党所领导的“牺盟会”、“决死队”等进步力量，则纷纷转入敌后，积极发动群众，组织抗战武装，建立敌后政权，发展抗日游击根据地。

  阎锡山看到这种发展趋势，深怕大权旁落，无法掌权，便采取“内部分化”、“制造摩擦”、“派兵监视”等各种反动措施，制造分裂，限制进步活动。他通过所谓“民族革命同志会”，集中旧的封建势力，打击进步势力。这年6月，阎把他的各军、师主要军官召集到古贤村开会。他在会上说：“这次会议，是给你们开追悼会，但是如果你们懂得了道理，也可以说是庆生会。”接着，他把其真意说出来：“你们的作战方法，是同敌人死拼，现在你们的力量，已大大地减少，再这样下去，不到三个月，你们就完了。所以给你们预先开一个追悼会。”他深恐所谓“正规军”军官不懂得运用政治进行反动活动的方法，特选了一批反动的政工人员到各军、师担任政治主任，控制各级军官，用反动理论麻痹青年军官，仇视新军（决死队），制造“正规军”与“决死队”之间的矛盾。

  12月23日，日军进攻吉县，阎锡山仓皇率部西渡黄河，向陕西宜川退避。此时，他对抗日已丧失信心，发出了“不能抬上棺材抗战”的谬论，准备妥协投降日本。当他得悉“东方慕尼黑”正在加紧策划时，便说：“天快下雨（和平妥协）了，我们也要赶快准备雨伞。”当时德国大使出面提出等于要他投降日本的日阎双方谈判条件，他亦准备接受。在遭到山西共产党领导人薄一波的严厉驳斥后，才未采取投降行动。

  在日军政治诱降策略的引诱下，阎锡山决心采取“降日拥蒋fǎn gòng”的路线。1939年3月，他在宜川县秋林镇召集所属师长、独立旅长、各区专员、保安司令以上的军政官员会议（亦称为“秋林会议”），其目的是为他准备降日制造舆论。会上他说：“一切事情都不能做得太绝对了，抗日要准备联日，拥蒋要准备反蒋，联共要准备fǎn gòng”，并美其名曰为“二的哲学”、“惟中哲学”。他还说：“抗战与和平是个政治问题，不能说主张抗战就对，主张和平就不对”，“存在就是真理”，“抗战只是手段”。高喊要“无条件的存在”，“一切为了存在”，“在三个鸡蛋上跳舞，踩破哪一个都不行”。在会议上，新军和旧军（正规军）之间发生了很大的争执与摩擦。阎对“决死队”的负责人劝其“不应以防左的口号排斥了成千成万热心参加抗战的青年”大为不满，说：“我们是讲对错，不分左右。十五的月亮是中，是对，过与不及是左是右。今日中国，应该在‘抗战到复兴’上求十五的月亮，不要找上旬或下旬之右或左。抗战是手段，复兴是目的，求抗战的十五月亮，更进一步求复兴的十五月亮，才是今日对错的标准”。他早已视“决死队”为投降的最大障碍，把“决死队”污蔑为“叛军”，实行讨伐。会后，他迫不及待地传见各区军政人员和“公道团”系统的人员，分别安排摩擦斗争。同时，在“牺盟会”、“决死队”和比较进步的专员、县长中间进行争取和分化。随后，又组织“突击队”、“精建会”等许多反动团体，散布谣言，破坏决死队，打击“牺盟会”，使新、旧军摩擦一天比一天大。10月，他授权第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王靖国和第六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等，准备进攻新军。并把fǎn gòng将领一个一个地找来授意说，共产党、八路军势力日益壮大，再加上“牺盟会”、“决死队”的合作，我晋军将无立足之地，只有消灭“决死队”、“牺盟会”，接受日本所提出的中日提携办法，才能达到生存的目的。他在解散“战委会”，取缔“牺盟会”后，接着又以军队要“正规化”为借口，将“决死队”取消，把新军改编为几个旅，撤消薄一波、戎伍胜、雷任民等“决死队”纵队政委的职务。他的这些行动，受到了共产党员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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